论唐代落第举子“再次取解”制度的存在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意义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1)04-0128-08
唐代的科举考试，就组织管理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中央(朝廷)和地方(包括县和州府)两级。以往的研究偏重中央一级，地方考试制度言之不详，导致后者存在的一些现象长期被忽视，这甚至影响了我们对中央考试制度的全面认识。比如说，唐代的乡贡举子需先经由“州府取解”获得荐送资格，才能参加中央礼部考试。由于录取名额的有限，多数举子必然落第。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再次应试自是必然。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是直接拥有再试礼部的资格，还是必须重新经由州府获得新的资格呢？本文的写作，便拟论证唐代乡贡落第举子“再次取解”制度的存在以及它对唐代整个科举系统的意义，并尝试分析这一制度在后世消亡的原因①。
唐代科举按照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制科由皇帝临时下制诏举行，常科则是常年举行的科目。就常科来说，《新唐书·选举志》对应试举子的来源作了区分：“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②所谓的“学馆”，特指唐代的官学，大致分成地方和中央官学两个类别。地方官学主要有州学、县学两级。中央官学主要指国子监七学和弘文、崇文两馆，国子七学中较重要者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凡隶属以上官学学习者，唐人称之为“生徒”。官学之外，是地方乡学和私学，由此出身而参与科举者，唐人称之为“乡贡”，它和“生徒”成为唐代应试举子的两大主要来源。
乡贡举子的应试分成县、州府、朝廷三级，韩愈在《赠张童子序》一文中有详细描述：
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于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③
可知，三级考试中需先后经过四层考试机关：县——州府——尚书省礼部④——尚书省吏部(铨选)。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章虽然讲的是乡贡明经(“明二经”)的考试程序，但同样适用于常科中的乡贡进士等。《唐摭言·统序科第》就说：“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⑤另外，就乡贡科目而言，一般仅指常科中的进士、明经、明法三科⑥。至于参加制科的举子，也有通过地方荐举入京者，其性质类似“乡贡”，我们权且别称为“乡贡制举人”。
常科中的乡贡举子，需先经过县级考试，合格者再参加州府考试。州府考试合格者，方能获得州府荐送的资格，从而参加中央考试。由州府荐送举子的过程，唐代习称为“解”。如《唐摭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所记：“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⑦
相对而言，唐人更多地将州府荐送举子的过程称为“解送”。《唐摭言·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所宜贡之人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⑧同书卷二又列有《京兆府解送》、《海述解送》两目专述州府荐送之事。
由州荐送，称为“州解”；由府荐送，称为“府解”。宋初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七八《贡举一》下就分列《府解》和《诸州解》两目。
就应试举子方面而言，他们列名州府，以求获得州府荐送资格，唐人将此类行为称作“取解”，意即“谋取或取得解送(资格或文书)”。《全唐诗》卷三七四载中唐诗人孟郊《湖州取解述情》一诗，题中的“湖州取解”即指孟郊为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先要从湖州有关贡举机关获得荐举资格。
经由“州府取解”获得荐送资格后，乡贡举子便分别参加礼部明经、进士等科考试。如果考试失败，他们自然可以选择再次应试，这就必然涉及落第举子的“应试资格”是否需重新取得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全面认识唐代的分级考试制度，因而不容忽视。
由于唐代士人崇尚进士科，造成目前所存“州府取解”材料大多属于“乡贡进士科”，故笔者暂以“乡贡进士取解”为例论述落第举子“再次取解”的存在，进而对这项制度存在的范围做一大致推测。
宋人现存典籍中，较早涉及“再次取解”现象的为宋人钱易所撰《南部新书》：
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人忙。”⑨
此处所述，前段本于中唐李肇《唐国史补》：“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⑩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下篇》又援引之，并在“夏课”后注云：“亦谓之秋卷”。后段本于晚唐五代李绰所撰《秦中岁时记》，云：“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后，复献新文求拔解，故语曰‘槐花黄，举子忙’。”(11)
顾名思义，“过夏”就是过夏天。我们知道，古人按夏历纪月，正月至三月为春季，四月至六月为夏季，七月已入秋。唐代进士科发榜时间，据现存材料，有正月的，有二月，也有三月的，通常情况则在二月(12)。“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的一层意思是：到六月，落第者尚未出京，自然是在长安过的夏天。此外，还有另一层意思是：落第者出京，应在六月前，此后便不出京了。这是为什么呢？唐代规定，州府荐送举子入京必须在十月左右完成，否则无资格参加随后的礼部试。古代交通不发达，边远举子往返京城与家乡两处，前后需几月。举子省试落第后，时间已将近春末，若打算再应次年科举，自然不会返乡，怕误了取解期限。除去交通因素外，举子不回乡取解而在长安“过夏”，还要考虑到京兆取解的特殊性。据《唐摭言·京兆府解送》所载：“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夸诧，车服侈靡，不以为僭”(13)，可知京兆府取解者，往往意味着省试登第，京兆府的特殊取解地位因而凸显出来，这从现存“府解”资料多数是关于京兆府的就可得到证明。
“过夏”的目的是为了“夏课”，因为是“作新文章”，也就称作“新课”，“新课”在入秋(七月)后投献，所以“亦谓之秋卷”(14)。“秋卷”的投献目的是什么呢？傅璇琮先生在比较“秋卷”和“行卷”的区别时说：“所谓秋卷，实际上并不是进士科举人在礼部试前投呈之作，而是士子为获取京兆府或州府的荐送而向名公贵仕呈纳诗文”，“这是不属于行卷的范围的”，“因为唐代的所谓行卷，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诗文向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呈献，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礼部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在这里，行卷者是州府试合格的举子，其目的是获得礼部试及格即进士登第，而求拔解则不过是获得举子资格的一种手段，二者是有区别的。”(15)“夏课”的目的既然指向州府取解，而且是发生在落第后，这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再次取解”才能应礼部试呢？显然，单凭此处的记载，我们还不能作出肯定回答。
首先，通过分析唐人部分礼部试诗和州府试诗，可以证明唐代落第举子“再次取解”制度的存在。
据《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三所考，郑谷登光启三年(887)进士第，其年礼部试诗题不详(16)。此前，郑谷多次应举，《文苑英华》卷一八三载其《奉诏涨曲江池》诗一首，原注云：“乾符丙申岁春。”乾符丙申，为乾符三年(876)，是年未第，所以此诗当是试而未第之作。《文苑英华》卷一八一又载其《京兆府试残月如新月》诗，据《唐摭言·置等第》所记：“乾符四年，崔淯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17)，可知此诗为乾符四年(877)京兆府所试。郑谷乾符三年参加进士考试，说明乾符二年秋他已取得州府解送资格，乾符四年又经由京兆府取解，说明乾符二年的州府解送资格已经失效。由此可知，落第举子确实需要“再次取解”才能赴礼部应试，即乡贡举子的应试资格是暂时性的，一次取解资格只适用于一次礼部科举。
又据徐松所考，张籍登贞元十五年(799)进士第，其年礼部试《行不由径》诗，张籍诗存，《文苑英华》卷一八九收录(18)。《文苑英华》卷一八五另录张籍《反舌无声》诗，《张司业集》卷四、《全唐诗》卷三八四录此题上有“徐州试”三字。据孟二冬先生所考，“徐州试”当作“汴州试”，此诗为韩愈贞元十四年主持州府取解时所试(19)。可知，张籍于贞元十四年在汴州取得解送资格后，参加次年礼部科举，一举登第。《英华》卷一八六又载其省试诗《罔象得玄珠》一首，应作于贞元十四年前，为省试不第之作，那么张籍贞元十四年汴州取解的性质，同样属于落第举子的“再次取解”。
其次，晚唐人李郃、卢肇的科举事迹也可佐证“再次取解”的存在。
李郃应举经过，唐人李鄠《唐故贺州刺史李府君(郃)墓志铭并序》有详细记载：
府君生五年，能念诗书。……廿七年，举进士。文压流辈，敌乞避路。再试京兆府，以殊等荐。会礼部题目有家讳，其日径出，主司留试不得。明年就试，主司考弟，擢居弟一。后应能直言极谏，天子读其策，诏在三等。时友生刘蕡对诏，尽所欲言，乞上放左右贵幸，复家人指役。……会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殁于贺州刺史宅，年卌五。(20)
由会昌二年(842)享年四十五，推知李郃生年为公元798年。二十七岁初举进士不第，在穆宗长庆四年(824)。其后又说他“再试京兆府，以殊等荐”，知其进士不第后再次取解州府获得礼部进士科的参考资格。具体而言，“再试京兆府”在敬宗宝历元年(825)。礼部试一般在每年正月举行，则宝历二年(826)正月左右，李郃应试，因避讳，中途告退。其后所谓的“明年就试”，指的自然是公元827年，即文宗大和元年。而李郃恰为大和元年进士科状元，《登科记考》已列之，可相参证(21)。
关于卢肇，《唐摭言》记载的两则材料值得注意：
卢吉州肇，开成中，就江西解，为试官末送。肇有启谢曰：“巨鳌屃赑，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某昨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凂，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一座闻之大笑。(22)
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23)
卢肇为袁州人(今江西宜春)，故开成年间(836-840)就江西取解，所获名次居末：此为初次取解(“初举”)，已获礼部应试资格。又，《文苑英华》卷一八九载有卢肇《江陵府初试澄心如水》诗一首，性质为府试，知卢肇曾于江陵府取解，联系其江西取解事，此次自当为省试落第后的“再次取解”，目的是重新获取州府的解送资格。
再次，五代官方奏敕中曾明确提及落第举子的“再取文解”和“免取文解”问题，由于五代制度多承袭唐代，这有助于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全面认识。
据《册府元龟·贡举部》记载，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六月，中书门下曾就本年新及第进士所试诗赋的复审结果上奏帝王：
今后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其卢价等七人，望许令将来就试，仍放再取文解。……其郑朴许令将来就试，亦放取解。(24)
据此奏文，卢价等七人诗赋多有违格处，应“不得放及第”，不过“许令将来就试，仍放再取文解”。所谓“再取文解”，指的正是举子落第后，若要再试礼部，必须重新取得解送资格。
长兴三年(932)，明宗诏令废除“再取文解”制度：
(长兴)三年正月诏曰：“贡举之人，辛勤颇甚，每年随计，终日食贫，须宽奖劝之门，俾释覊栖之叹。今后落第举人，所司已纳家状者，次年便付所司就试，并免再取文解。兼下纳文解之时，不在拘以三旬，但十月内到者，并与收受。”(25)
鉴于举子每年应试奔波之苦，明宗建议自长兴三年的落第举子，无需“再取文解”，可直接参加次年礼部试。这实际证明了“再取文解”为此前的常规制度。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九月，朝廷诏令恢复“再次取解”制度：
(清泰二年)九月，礼部贡院言：“……长兴二年正月诏：‘每年落第举人，免取文解。’今欲依元格，诸科并再取解。以十月二十五日到省毕，违限不收。……其月，举人张洞而下，以去年落第人各于乡里取解，以试期近，来往不及，乞今年且徇旧例。”从之。来年即勒本州取解。(26)
礼部原拟本年九月即恢复“再取文解”制度，但距十月下旬赴省的期限已近，张洞诸人(去年落第，今年予再试)临时回乡取解恐“来往不及”，故朝廷诏今年且“免取文解”，待来年则仍旧要“再取文解”。可见，短暂的废除后，“再取文解”制度从法令上得到再次确认。
综上所论，五代时落第举子“再取文解”的制度，实承袭唐代而来，即“再次取解”实为唐五代科举中关于落第举子应试的一项常规制度。
那么，“再次取解”制度的实施，对于唐代科举系统有何实际意义呢？这可从州府取解人数上做一番分析。《唐摭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详细记录了晚唐会昌五年(845)政府对国子监以及各地所送乡贡明经、进士的人数，现节录于下：
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涂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27)
傅璇琮先生据此年举格所载学校与各州府所送人数，统计出“凡明经一千三百九十人，进士六百六十三人，总计为二千零五十三人”(28)，这个数字是会昌五年规定的上限，此前可能超过了这个数目，这样每年应进士、明经两科的人数约有二三千。以进士科而言，唐代取人远较宋代为少，平均每年也就录取二三十人。明经科录取人数大约是进士科的十倍，两者合加起来大约三百人，于是每年单这两科落第者就有二千多人。假设两科落第者不需要再次取解就有资格再次应试，那么第一年落第的二千多人再次应举，加上本年新由州府荐送的举子二三千人，那么这两科理论上可以应举人数将达到四五千人。依此类推，三年后，两科应礼部试的人员就会超过万人。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它将造成长安物资的紧张(29)。另外，作为一项成熟的科举制度，它必须使每年应试长安的人数维持在一定规模上。于是，“再次取解”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因为，落第者必须再次取解，而州府取解人数每年是有限定的(和录取人数保持一定规格一样，州府取解人数也应维持一定数目上)，这样保证了每年有资格应试长安的人数是大体平衡的。
虽然以上可以证明“再次取解”的材料限于进士科，但从“再次取解”对于科举系统的意义上来看，可以推测：乡贡的“再次取解”应该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其他科目经由州府取解参加中央考试而失败者，为参加其后的考试，可能同样需要再次获得荐送资格，即整个“州府取解”都可能存在“再次取解”情况(30)。这本该是唐代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定，令人遗憾的是，唐代相关典章中未能如五代那样保留下此类奏敕。
“再次取解”既然是唐五代科举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一制度的存在始末，同样值得关注。限于材料，想完整描述它的发展和消亡过程，是极其困难的。笔者仅从其存在基础，尝试分析其消亡的可能原因。
上述分析，我们已明确了“再次取解”的存在基础——“乡贡”，如果“乡贡”消失，那么“再次取解”自然随之消亡。所以第一个原因，可以从乡贡和生徒的互动来看。
唐代举子“再次取解”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荐送资格，即再次成为乡贡举人。如前所述，常科应试举子另有“生徒”一源，即官方在校学生，他们可经由学校系统之选拔，被荐送礼部应举。那么，落第举子是否能改从生徒荐送呢？据《唐会要·学校》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通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色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31)根据这条诏令，落第举子可以进入国子监所属的四门学，成绩优秀者可依次升入太学、国子学，最后经由选拔得到国子监荐送礼部科举的资格。可见，从制度上看，落第举子可避开“乡贡再次取解”一途。
不过，相对“乡贡取解”而言，生徒荐送实际并无优势，原因大略有三。第一，开元、天宝后，尤其是经过安史之乱的破坏，官学教育处于衰颓状态，乡贡成为主要途径。虽然部分时候，学校教育重新得到重视，如武宗会昌五年(845)诏令，规定乡贡不得于京兆府、河南府取解，应由国子监解送(32)，但时局使然，官学的颓势已无法挽回。第二，官学的教学内容和进士科考试内容存在冲突。盛唐以后，尚文之风大行于世，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士子竞相应试之科目。然而，唐代官学的授课内容始终以儒家经学为主，已不能适应进士科需要，乡贡及第者远远超过生徒及第者，故举子竞趋州府取解，“重乡贡轻学校”愈演愈烈。第三，由学校荐送，需要经由一系列课试及选拔，如入学考试、旬试、升学试等(33)，考试次数之多和程序之繁琐甚至超过了乡贡取解。这些因素，使得落第举子热衷再次取解州府(34)。
唐代“生徒”相对“乡贡”的劣势，使得“生徒”渐渐被纳入“乡贡”。不过，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必由学校，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逐渐合一，使得这个趋势发生逆转(35)。当时考生必先考入府、州、县学为生员(秀才)，然后历经乡试、会试、殿试的三层选拔。此时的“乡试”大略近于唐宋的州府取解，不过明清乡试的参试人员按照规定为在学生员，和唐宋允许自学或私学出身的“乡贡”参试有异，可以说“乡贡”已被纳入“生徒”。“乡贡”举子既已变为生员举子，州府取解也成为另一系统的乡试，那么“再次取解”自然消亡。
第二个原因是，伴随州府解送试转变成乡试，乡试及第者除去获得会试资格外，还能获得独立出身，有资格进入官僚队伍。“资格”既然已代表一种身份，那么不再如唐代那样是暂时的，因而“再次取解”也失去了存在意义。
我们知道，唐宋应试举子经由州府取解，只是获得参礼部试的资格，并未获得出身，不被授予官资，还不能直接进入官僚阶层。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元史·选举志》所载，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正式将州府取解改称为“乡试”。其后又载乡试及第者参加会试落第后的相关待遇：
若夫会试下第者，自延祐(1314-1320)创设之初，丞相怗木迭儿、阿散及平章李孟等奏：“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受省札，后举不为例。今有来迟而不及应试者，未曾区用。取旨。”帝曰：“依下第例恩之，勿著为格。”泰定元年(1324)三月，中书省臣奏：“下第举人，仁宗延祐间，命中书省各授教官之职，以慰其归。今当改元之初，恩泽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不愿仕者，令备国子员。”(36)
此段叙述，可以和《元史·仁宗纪》所载相参证：“(延祐二年)夏四月……辛丑，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从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馀并授山长、学正，后勿援例。”(37)可见，从元代开始，乡试及第举子已经取得了独立出身，能被授予官职。
进入明清，乡试及第者习称“举人”，有了一定之名，既取得了参加会试的一种资格(同于唐宋)，同时也取得出身，是一个独立的人才等次，这点同于元代。不过，元代乡试及第者一般仅担任学官，而明清举人可被任为推官、知县，其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38)。至此，乡试及第者获得的不只是一种暂时的应试资格，更重要的是取得一种长期的身份地位。甚至在身份地位的影响下，所谓的应试资格也具有长期有效性了。从这个角度看，以取得新资格为目的的“再次取解”自然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从唐至清，历经千年，制度上的更迭本属自然，唐代乡贡举子的“再次取解”，便是在唐代特有的制度基础上产生的，随着这一基础的变化，“再次取解”消亡了，似乎历史掩盖了它曾经存在的事实。不过，当我们重新发现这一制度，并将它置于历史的全局中去把握时，却又得到更加明晰的认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
注释：
①“再次取解”之外，“拔解”是地方考试制度中被忽视的另一现象，详参拙文：《唐代科举中的“拔解”——兼论“拔解”概念的演变》，《文史知识》2009年第9期。
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1161页。
③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250页。
④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贡举归礼部前，职权属尚书省吏部考功司。以下为行文方便，统称为“礼部科举”，不再一一注明。
⑤王定保撰，丁如明、李宗为等校点：《唐摭言》卷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6页。
⑥参看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三章第三节所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⑦《唐摭言》卷一，第1577页。
⑧《唐摭言》卷一，第1576页。
⑨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乙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22页。
⑩李肇撰，曹中孚校点：《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93页。
(11)叶廷珪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卷一九《文学部下·应举门》“槐花黄”条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70页。
(12)参看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一章《进士发榜与宴集》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1页。
(13)《唐摭言》卷二，第1585页。
(14)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认为“秋卷”是“七月后所作新文”，似与原文意思不符，见第263页。
(15)参见《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章《进士行卷与纳卷》，第263页。
(16)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995页。按，徐松原定郑谷登乾符三年(876)进士第，实误。
(17)《唐摭言》卷二，第1586页。
(18)《登科记考补正》卷一四，第607页。
(19)孟二冬：《孟二冬文存》(下)所收《唐代进士试年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20)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166页。
(21)《登科记考补正》卷二○，第827—828页。
(22)《唐摭言》卷二《恚恨》，第1591页。
(23)《唐摭言》卷一二《自负》，第1685页。
(24)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贡举部·条制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7694—7695页。
(25)《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贡举部·条制第四》，第7696页。按，此事又见于《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第五》，第7591页。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三《缘举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3—284页。《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十九·明宗纪第九》，第587页。
(26)《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贡举部·条制第四》，第7698页。按，所谓“长兴二年正月诏”，有误，据前引，当作“长兴三年”。又，此事又见于《五代会要》卷二三《缘举杂录》，第284—285页；《旧五代史》卷四七《唐书二十三·末帝纪中》，第652页：二书即作“长兴三年”。
(27)《唐摭言》卷一，第1576—1577页。
(28)《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三章《乡贡》，第49—50页。
(29)唐代曾有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同时举行科举的情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分散应举人数，避免西京物资紧张。
(30)上引后唐清泰二年(935)礼部奏文中，称：“诸科并再取解”，既云“诸科”，则“再取解”不仅限于进士科，唐代情况应同此。
(31)王溥：《唐会要》卷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34页。笔者按，此事又见《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亦听。”系于开元七年之后，开元二十四年之前。
(32)《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第1382页。
(33)《文苑英华》卷一八九载薛能《国学试风化下》诗，又载喻凫《监试夜雨滴空阶》诗，卷一八七载刘得仁《监试莲花峰》诗，皆属此类课试。
(34)现存文献中，关于唐代举子“再次取解”的事例甚为稀少。马戴今存两首州府试诗，黄滔存三首，李频存四首，但这并不能证明“再次取解”的存在，因为这些可能是试而未第之作，即他们只是多次取解州府为获得荐送资格，而不是有荐送资格者落第后再应州府取解。
(35)参看王炳照、徐勇主编：《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第六章《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第四节相关论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253页。
(36)宋濂：《元史》卷八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26—2027页。
(37)《元史》卷二五，第569页。
(38)参看杨智磊、王兴亚主编：《中国考试管理制度史》第九章《明代考试管理制度的完善》第二节所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9—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