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消费市场如何启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人们预期的汽车和住宅两大新的消费热点未能有效形成；商业销售额增长率和商业利润存在着下降趋势。由此引发人们对1998年市场及消费形势的担心，“宏观经济是否偏冷”的疑问不断提出。回顾1997，前瞻1998，我国市场与消费的热点与难点何在？现根据我们对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和中长期政策的研究，对此发表一点看法。
消费结构中远期消费比重加大是一种良性化趋势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基本判断。人们的储蓄倾向提高，手中的货币，或说新增收入部分较少地实现为商品，这一趋势究竟是否是一种值得担忧的趋势？不是。应当明确地说，远期消费比重加大是一种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消费结构良性化的趋势。从发展看，这一趋势意味着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从改革看这一趋势意味着人们对市场经济、对打破终身“大锅饭”的新体制的心理认同程度的提高和对国家依赖期望的减弱。“寓富于民”是我们多年欲求而不可得的局面。对市场、对消费的研究应当坚定不移地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还可以把观察的视野放得更开一些。一方面，只有当人们普遍有权力、有能力用货币对消费或投资的选择“投票”，对产品结构“投票”，对社会生产结构“投票”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决策”失误的风险才真正有可能避免，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产业结构才能真正实现调整；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以存量形态存在的强大货币购买力与不断扩张的社会生产能力相对垒，生产与行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等价交换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就没有实现的基础条件。
居民收入与支出预期恶化是阻碍消费的主要障碍之一
肯定消费结构长期向好并不等于说当前市场与消费形势不存在问题。从消费者方面看，市场销售增长与人们收入增长呈现不平衡状况的短期原因之一是在改革深化过程中社会的收入和支出预期均明显恶化。
从收入预期看，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和大量国有企业效益状况改善缓慢。从支出预期看，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改革不断推出，且所有这些方面改革带来的支出增长速度均远高于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当清醒、冷静地看到，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80年代初、中期那种社会的所有层面都能从改革中普遍受益的局面已难以重现，当时“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利益关系调整就可以皆大欢喜的局面已难以重现。取而代之的是“剥离企业的社会及冗员负担”、“化解银行不良债权和鼓励直接投资”、“启动消费以支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等方面对4万余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指向的高度同一。 不能指望流通领域的局部努力能够改变这种全局性的利益格局重组局面。不能寄希望于某种金融或消费政策可以普遍说服消费者改变对收入或支出的预期。
启动新的消费热点需要进一步的政策配合
尽管在改革和社会利益格局重组中存在着不利于市场与消费扩大的重要因素，但人们的消费结构在变化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潜在的消费需求是一个明显的客观存在。然而为什么以汽车、住房为代表的新的消费热点迟迟难以启动？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策存在缺陷。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普遍争论于房价是否过高、归咎于地方政府各种加价政策限制了汽车消费、呼吁于健全与完善物业管理和售后服务。与此同时，一个被忽略的重要方面是：住房、汽车等新型消费品的购销过程不可能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商品交换方式完成。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汽车等是要求具备多次流通的社会条件才能被普遍接受的新型消费品。从住房看。一方面住房不仅是消费品，而且是投资对象。它的价值增值只有在再流通中才能得以判断并获取实现机会。另一方面，作为住房价格重要构成部分的级差地租及其不断变化只有在不断流通中才能趋于合理定位。这是规律。从汽车看。一方面汽车的消费过程经常不是在一个消费者手中完成的，在不同消费能力的消费群体中不断转手实际上可以使汽车在其技术寿命范围内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得到更为充分的实现。另一方面，依托于汽车的许多政策加价不仅在我国实际上不可避免，而且为国际上许多国家所通用，例如牌照限量竞买政策。当二级市场发达时，这类政策加价就由单纯的消费成本增加转换为资金占用性质，政策阻滞消费的副作用可以被大为减轻。这也是规律。就是说，启动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热点，一定要赋予它们反复加入流通过程，反复地被买和卖的社会条件才有可能。
其次，在短期内社会购买力与价格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存在。例如继续寻求降低住房价格的余地已经很小，而广大潜在消费者对商品住宅的价格仍难以企及。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是已经住在房子里的。就是说，这些消费者在其个人购买力之外还实际占有着一定量的社会资源。他们的购买能力和他们实际占有的社会财富价值不是一个等同的量。一方面是大量的社会资金资源被新房占压，另一方面是具有极高级差地租收益价值的城市中心地带土地被危、老、旧房及其住户占压。这种状况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就是资产置换的可能。可以作一个假定，如果通过政策组织，由房管部门和住户共同把新房产权买下，其中房管部门以旧城区土地和新房的开发商进行资产置换；在此条件下，开发商一步完成了售房和取得新土地及新的开发条件这两个过程，并从住户手中收回了部分现金外；消费者以部分付款提前开始了消费过程；消费者购买力不足部分变成了房管部门的债权；房管部门从形式上拥有房屋及土地资源而实际上为维持老旧房屋不断亏损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变成了新房物业管理的垄断经营者和对消费者的信贷提供者。不仅如此，更大的受益者是社会。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利用效率被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与住房相关的建材业、装修业、社会服务业等将同时被迅速扩大的需求拉动。
再次，没有一个国家的住房与汽车等新型消费品的市场扩张不需要信贷资金的配合。1997年下半年汽车分期付款对销售的促进作用已经非常明显。现在的问题是提供信贷资金的职能主要被留给了生产厂家。而产业资本是不可能长期、大量承担这一本来应当由金融资本承担的职能的。从深层次上说，我国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没有按照工业化一般规律走向紧密融合是我国新型消费品市场迟迟难以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策，需要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组织者的政府有所作为。
迫切需要建立与现代化城市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流通系统
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启动还与我国城市流通系统存在明显缺陷有关。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我国原有体制下适应“配给”方式的消费品流通系统已经被打破。但取而代之的是以自发性、流动性、小规模、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小商小贩为主体的流通系统。这种小商品经济方式的流通系统实际上与大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与现代城市经济并不相容，不仅其服务质量、服务成本以及在扰民、污染、妨害交通、影响规划等方面的弊端已经明显显露了出来；而且这种内在质量的流通系统也绝无可能承担起社会商品销售额持续快速增长和启动新的消费热点的战略任务。这一趋势实际上使我国第三产业与流通业的发展立足于了一个低起点、低质量的基础之上。建立与完善真正与现代化城市经济相匹配的社会化、专业化流通与服务系统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商业企业要更多介入高收入需求弹性的商品领域
1997年的社会商品销售额增幅下降，商业企业也有责任。
社会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人们普遍注意到的事实。但消费结构变化与收入增长的关系则并未为人们所普遍认识。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众多商家仍在收入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构成中过度竞争；包罗万象的大型百货店群雄并起，服务日常生活的仓储式商店一拥而上。以致舆论不断出现探讨城市中商业网点是否过多的声音。而收入需求弹性最大的商品、在消费上没有自然限度的商品实际上并未得到有效开发。
在特定社会收入水平上，不同商品的收入需求弹性（需求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之比）是不一样的。换言之，人们新增收入中主要投向的商品就是收入需求弹性高的商品。在我国现有的城市收入水平提高阶段，可以断言，人们在包罗万象的百货上的平均支出增长率、在食品等日常生活消费品上的平均支出增长率注定要不断低于收入增长率。因而这类商家总体上的销售额增长注定要慢于社会收入增长。这样一种显然的前景决定，仅仅依靠上述类型的商业企业规模扩张不可能实现社会商品销售总额的持续稳定增长。而服务于人们新增收入主要指向的专门店的总体销售收入增长一定会快于社会收入增长。启动新的消费热点和实现社会销售额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任务将依赖于商业企业构成的调整与转换。
顺便指出，收入需求弹性状况不是可以从价格讯号中直接获取的。市场与消费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有义务为商业领域的发展提供这方面确切的数量分析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