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整体化趋势的方法论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哲学论文,趋势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逻辑实证主义为肇始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本质上是对科学及其整体结构作方法论分析与把握，并对科学发展模式及规律性所进行的方法论反思与重建。在追随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哲学逐渐凝聚和确定了自己独有的传统和范围，并展现了自觉而明显的发展指向：即对应于现代科学整体化过程的显现和推进，科学哲学也日益流变出自身的整体化趋势和运作，并以其构成为自己发展的目标和手段。
科学哲学的整体化表现为：观点纷呈、形态各异的科学哲学各流派逐渐超越相互对立、相互抵触的状态而走向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的层面，从而演生出一个结构完整的科学哲学思想网络；各流派共具的概念、语言和方法逐渐形成，流派之间的通约性逐渐扩大；任一流派的理论成果能够迅速地反映和转移到其他流派之中，成为影响和带动其他流派生存与发展的能动因子；任一流派都只能在与科学哲学整体思想网的紧密联系中寻求其发展的契机和领域；对科学作单面考察和片断分析的方法论操作已很困难，单一流派单科独进的局面不复存在。它表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已内在地形成出自己的整体建构，各个流派都只能作为科学哲学整体结构的有机部分或层次而存在，只能在科学哲学整体建构的背景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标示了科学哲学的理论发展已经开始从整体化的内在结构要求出发，开始把科学置于其整体化的理论视野之中，系统整合各流派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论手段，从而对科学的结构和功能作出整体性的反思和重建。
因此，如果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出发，即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特殊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把其发展视为一种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前提、方法论原则和方法论运行相互衔接贯通的整体历程，从科学哲学内在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方法论特征入手，寻求和整理其生成流变动态轨迹中的整体化趋势和面貌，将可能为我们提供一幅别开生面而意蕴漫溢的科学哲学历史画卷。
一 方法论前提：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相互冲突与融汇
运用特定的方法论原则观照和整理科学发展及其整体结构，必须以某种信念为其价值基础和前提预设。科学哲学也不例外，它也必然要以某种信念作为自己考察科学的方法论运动的价值基础和逻辑前提。由于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力量和实证的方法在帮助科学摆脱信仰主义和宗教神学束缚而不断进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牛顿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作为人类理性和实证事业典范的坚实基础，因此，科学哲学也必然在追随和反思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身方法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前提。可以看到，大多数科学哲学家都倾向于把理性和实证的信念注入到自己认识活动的方法论前提之中，注入到对科学进行方法论重建的价值理想之中，并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与成果维护着科学是一项理性实证事业的形象。
逻辑经验主义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第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它的发展在其方法论的哲学前提上最明显地体现了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价值和理想。逻辑经验主义兴起的科学背景是经典物理学的全面胜利和数理逻辑的长足进步，究其哲学实质而言则是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凯歌行进。因此，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统信念和价值必然映射在逻辑经验主义理论活动和方法论的前提预设之中，同时也铸就出它哲学特征的理性和实证特色。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特征表现为：它坚持哲学是科学的逻辑，科学哲学应该通过对科学命题或理论的逻辑分析和语言批判为科学整理出一种明晰的秩序；它坚持实证主义的立场，认为一个科学命题的意义在于证实它的方法的性质，在于其能否被经验所证实。由此可见，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特征中，最明显和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坚持了方法论上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信念和前提，并从逻辑和经验的原则出发，消除了形而上学的影响和陈述。他们高举理性和实证的方法论大旗，用纯粹的逻辑语言、公式和符号的操作划定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摒弃了科学研究中非逻辑、非理性和非实证的因素，怀疑和否定直觉等非理性形式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并因此而约化了科学认识发展的复杂运行机制。艾耶尔曾指出：“对于一个人在直觉上是确定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个人是值得怀疑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的。所以，除非可能提供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可以来决定相互冲突的直觉哪一个是确定的，则检验一个命题的标准只诉诸于直觉是没有价值的。”①这种用确定原则反对直觉的倾向实际上体现了艾耶尔在其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前提上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执著。因为相对于理性而言，直觉等非理性方法形式及运作毕竟是比较不确定和不可靠的，而科学则被要求能为人们提供确实的可检验的关于真实世界的图景和信念。因此，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要求对于科学哲学而言是不言而喻且必不可少的方法论预设和前提。
本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突起，宣告了经典物理学统治地位的结束，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科学背景和发展契机。在新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传统的归纳方法不再适用，经验验证和逻辑分析也不再万能，相反倒是直觉和灵感等非理性方法形式在科学发现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就给科学事业的理性和实证形象蒙上了一层非理性的色彩。应和着这种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科学哲学也开始了自己新的历程：波普提出了用证伪原则取消证实原则的方法论要求，从而在科学哲学方法论前提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库恩把科学共同体的集团思维方式和集团价值取向置于逻辑和经验的方法论准则之上，把社会学和心理学因素引入对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分析之中，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否认了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合理性事业的要求；拉卡托斯批判了“即时理性”即认为通过判决性实验即能确定研究纲领是否退化的观点。他指出：“即时理性”是传统认识论的标记，它建立在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按照我的考虑可以看出，即时合理性的观点是乌托邦。……合理性的到来比多数人易于想象的要慢得多，而且还是可错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出来。”②费耶阿本德则更尖锐地指出，科学并非总是遵循理性的原则，科学较之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所预定的方法论设想是“更不严格”和“非理性”的。等等。这一系列批评和见解严重动摇了科学哲学方法论上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前提和信念，并最终形成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思潮。在这种非理性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运动中，科学哲学家们提出了科学发展是一种双轮推动即既为经验论证亦为理论论证所推动的新科学观。由此中心命题出发，他们指出：科学资料既由经验通道也由理论通道、既由理性通道也由非理性通道传输（拉卡托斯）；经验的承诺并非仅以实验证据为基础（波拉尼、拉卡托斯）；科学理论的阐发在常规时期是独断论和水平向的，而非怀疑论和垂直向的（库恩）；科学信念的转变仅当具备了其他理论承诺从而足以应付经验变化时才会彻底发生。这诸种命题和结论由此就把科学哲学安置在了非理性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和前提之上。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科学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发现和科学发展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体现理性和实证的特征，也包含了非理性和后实证的因素。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理性和实证的水平与标准也将发生变化。因此，试图在对科学作方法论反思和重建的价值前提中预设一种绝对的、单一的理性和实证的信念和标准，并希冀由此能合理性地重构科学发展的真实面目和历史进程，就不仅严重偏离了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也必然在科学哲学自身内酿造出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相对立和冲突的成份。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与非理性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思潮对立交锋的背景下，科学哲学的理论发展自身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自觉和进步：在对待其方法论的前提预设时，科学哲学家们不再有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痴迷与偏重，也不予非理性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以过份的尊崇和向往，而是在不断扩大理性和实证前提的努力下，为非理性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留出合适的范围和领地，着重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交流融汇中建构一种新的互补化的方法论前提信念。
推崇理性主义的波普和拉卡托斯尽管仍然坚持其科学方法论的理性主义核心前提，如坚持科学是逼近真理的过程，存在有形式上的合理性标准等，但却在用证伪取代证实的方法论原则的规范下，适当放宽了理性主义的严格要求，淡化了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绝对性。波普认为，在科学发现中归纳法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③在对待知识的来源上，他认为“我们的探索常常为灵感激发”④，“灵感的激起和释放的过程……是经验心理学要研究的，而不是逻辑要研究的”⑤，“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在Bergson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⑥在对待科学目标的问题上，他认为科学不能认识真理，只能探索真理。拉卡托斯以精致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取代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力求尽量拓展和细致探求其科学方法论的理性主义前提和范围，但同时却也保留了某些非理性和后实证的因素。他认为在科学研究纲领的选择上没有合理性的确切标准，科学探索客观实在的任何方法论形式和行动都是可行的。他把评价研究纲领进步或退化的标准转换为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对科学理论的选择采取事后验明的方式，因而实际上也放松甚至放弃了科学实践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要求。相反，与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大相径庭的库恩在其非理性和后实证的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前提中却承认了科学的合理性性质。他指出，尽管科学家在选择理论时没有共同的模式和标准，但在科学共同体的层次上却能凝聚一个公认的范式，从而依靠范式的合理性引导科学的发展并保证科学活动的合理性。“科学团体是通过规范改变使解决了的问题的数量和精确性达到最高的最有效的工具。”⑦具有极端非理性主义倾向的费耶阿本德也并非彻底舍弃其科学方法论前提中的理性主义要求和实证倾向。尽管他认为“一切方法，甚至最明显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⑧，并进而提倡所谓“反对方法”的非理性主义取向，但当他把其理论多元主义扩展到方法论多元主义时却并未一概反对任何方法。他认为他的立场只在于：所谓绝对规则和条件规则都是有限度的，不能绝对服从；任何方法对于科学都是有用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其中当然不排除具有合理性的实证方法形式。
由上可见，尽管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诸流派在其方法论的前提预设上各不相同，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背景下都努力调整着各自哲学前提中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极端取向，并力求建构一种既适应科学发展实际状况，又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于一统的整体科学观，从而拒斥了传统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那种在方法论前提上预设的、单一的、绝对的信念。这就溶化出了当代科学哲学整体化趋势得以显现的科学观上的认识基础和价值底蕴。
二 方法论原则：终极规则的理想化与多元构架的世俗化相互影响和渗透
纵观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主题是诸种方法论原则的不断涌现：从证实原则到证伪原则到研究纲领，从范式论到“怎么都行”到研究传统，绵绵不绝，此伏彼起。透过这场方法论原则继替迭起历史运动的表象，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科学哲学的表象底层和信念深处，凝固着一种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即追求各种方法论原则的终极意义。
现代科学哲学肇始，它就鲜明地表露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和价值目标，即不再接受形而上学的体系和陈述，拒绝在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中作超越科学发展实际的终极关怀，只强调对科学语言或科学理论的结构作精细的逻辑分析和解释。的确，在科学活动中，观察事实的获取是一个明晰可见的现象或常识，心灵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必然性的，科学的前提也正在于此。因此，科学哲学由此出发轻而易举地就避开了传统哲学在方法论原则上为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所纠缠和困扰的窘境，转而去考察科学理论本身的结构及其发展的机制和条件。但是，无论科学哲学怎样表达自己严格的逻辑分析和语言批判的方法论特征和立场，在其信念深处我们仍可发现，追求方法论原则的终极意义仍然构成了科学哲学方法论运动的理想，只不过它是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实在或终极真理的方式，去转而追求一种方法论原则上的绝对精确和永恒中立。可以认为，科学哲学方法论原则建构的实质是，以为科学描绘一种逻辑上绝对清晰的方法论蓝图为理想。
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蓝图可以这样表述：这种方法论蓝图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中立规则和先定构架，通过这些规则和构架的操作则可为科学建立一种确定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科学活动的各种形式和成果获得了清晰的逻辑通道和适宜的说明方案，科学发展的诸种方法论原则最终也获得了各自的合理性，从而确保了科学事业的真正进步。因此，追究这种方法论蓝图的本质，可以看到，尽管科学哲学用语言批判取代了先验批判，用逻辑整理取代了形而上学，但其方法论蓝图建构的过程正体现和表达了一种追求终极方法和终极秩序的特质和方向的理想化倾向。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以真实的科学模式为基础，必须在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中寻求自己的依据和原型，因而科学发展的历史特征就决定了企图建立一种终极性方法论原则的科学哲学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也应看到，对于这种不可逾越的方法论原则上的终极困难，科学哲学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自觉性质，从而逐渐脱出了传统哲学形上的方法论立场和终极性壁垒，并导致了科学哲学方法论原则多元建构的世俗化趋势。
波普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指出，在科学中设立一种单纯的证实主义方法论原则是不符合科学实际的，科学史上还存在着大量通过突变形式来体现的发展环节，据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证伪原则和证实原则相抗衡，并揭开了科学哲学方法论原则多元建构世俗化运动的序幕。库恩以其“范式不可通约”的纲领明确宣布了建立终极性方法论原则理想的破灭。他指出，在不同的范式时期，科学共同体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很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在它们各自的时期，不同的范式均能为科学提供某种可以获取进步的工具和方法，并维持着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和运行。因此，任何方法论原则都不是价值中立和一劳永逸的，成功的范式都只能作为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纽结而存在。费耶阿本德则从更极端也更开放的立场上提出了“反对方法”和“怎么都行”的口号。他激烈地抨击了科学中的沙文主义现象和权威主义规范，断然否认任何方法论原则的终极意义，强调了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取向。他指出，对所谓普遍方法和绝对规则的突破，是实现科学进步所必须的；现代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正在于没有受到某种被认为是普适的、终极的方法论原则的约束。与此同时，劳丹的研究传统、夏皮尔的信息域理论以及邦格的具有综合性质的系统主义原则也相继出现，展现了当代科学哲学方法论原则多元建构世俗化趋势的繁荣景象。
可以认为，科学哲学追求其方法论原则的终极意义，在某种含义上是西方哲学传统中追求终极实在的倾向在科学哲学方法论运动中的历史积淀和投射。由于任何一种哲学不仅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对人类文明传统的转接起承，因此，科学哲学在追随现代科学发展、弘扬现代科学精神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在方法论原则上理想化的终极性回归，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然而，作为“一种可以从科学研究的历史记载本身浮现出来的科学观”⑨，科学哲学对其自身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反省性质，即通过对自身缺陷的不断批评和纠偏而努力克服着终极性的方法论困难或障碍，并不断造就着自己方法论原则建构的多元主义的世俗化趋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一种新的趋势，即融哲学传统和现代科学特征为一体的整体化趋势。
三 方法论运行：科学发展模式更迭的分化与综合相统一
方法论前提的设定和方法论原则的建构，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特征和必备环节，它构成了科学哲学的静力学和类型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维度。与此同时，科学哲学也有着动力学和发生学的一维，即以其具有特色的方法论规则为基础去建立诸种把握科学发展内在特征和规律性的动态模式，从而以科学发展模式为核心呈现其方法论运行的历时态机制和整体面貌。
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运行是以静态的方法论原则去透视和演绎科学历史发展的逻辑程序和动态机制，它本身构成了科学哲学整体流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科学发展模式则是这个环节最直接最本质的体现。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逻辑经验主义利用证实原则建立了第一个科学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科学是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科学成果一旦获得经验证实的认可，便将作为真理之一部分而进入科学的范围；通过这种科学真理成分的不断积累，科学认识将逐渐深化，科学事业也会不断发展，从而最终达到客观真理的全体和本质。很明显，这是一种渐进累积的科学发展模式，它否认了科学发展中革命和渐进中断的事实，把科学发展的过程完全当作一种线性单向增长的形式。波普则刚好相反，他从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出发，提出了关于科学发展的“四段图式”。他以猜测和反驳作为这个图式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环节，明确指出科学发展是跳跃性的不断革命的历史，知识的增长只能通过大胆猜测和无情反驳来实现，从而表达了和逻辑经验主义针锋相对的革命性倾向。可以认为，这两种模式的对立和交锋体现了科学哲学在其方法论运行这个环节上相互分化的趋势，也构成了科学哲学方法论运行的一个主要特征。其实，在科学的历史中，既有渐进累积的发展形式，也有跳跃突变的发展形式。而上述两种模式由于只固执于它们各自所着眼的那一种科学发展的形式，片面推崇其渐变或突变的单面性质，故不免失之偏颇。两种模式分化对立的实质其实正体现了科学发展实际中渐进发展和突变革命两种科学模式相互分立并存的原貌。
在上述两种模式分化竞争的基础上，库恩则提出了一种具有综合性的科学发展模式。库恩模式的特征在于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社会学相结合，着重考察科学发展的动态社会历史结构。他既批评逻辑经验主义证实模式的归纳主义倾向，也反对波普的证伪模式的直觉主义倾向，他以含义极为广泛的范式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科学共同体为基础构筑了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科学发展模式，即前科学——常规科学（范式及科学共同体）——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模式。可以看到，在库恩模式中，实际上包含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的科学发展模式的特征，只不过库恩是把它们结合在一个完整的动态历史结构之中，通过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交替运行展现了一种更为全面而合理的科学发展图景。但是，在库恩模式中，由于他竭力追求一种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性质，其结果反倒夸大了范式的绝对性和不可通约性，把科学革命的过程当作受非科学因素制约的科学共同体观念和规范跃迁的产物。
然而应该肯定的是，尽管库恩模式存在着上述不足之处，但库恩所开创的建构科学发展模式的综合化取向，却开启了科学哲学方法论运行的新指向：继库恩之后，拉卡托斯、劳丹等人都努力从综合的方向上提出更具说服力和包容性的科学发展模式，从而建构出了科学哲学方法论运行的又一个主要特征。
同时也应看到，在科学哲学方法论运行的环节中，科学发展模式的建构工作还体现了一种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与综合相统一的趋势。逻辑经验主义和否证论强调科学发展在认识结构上变化的特征，否认科学发展的社会功能，把科学发展限制在纯粹的逻辑结构中，因而其科学发展模式体现了一种追求结构主义特征的方法论取向。历史主义则从科学发展的社会过程出发，强调范式的解疑功能和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作用，弱化科学在知识发展上的内在逻辑结构，体现了其科学发展模式的相对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特色。其实，科学本身即是一种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它的发展既有内在逻辑结构的调整，也有外在社会功能的进化，并体现为其结构和功能内在统一的进步过程。上述两派各自坚持科学发展的一维而忽略另一维的合理性，虽不免有其片面性，但却表达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运行在结构和功能上相互对立和分化的明显特征。然而，如果从总体上观照科学哲学方法论运行的整个环节及演化，则无疑又可明显地看到，由于诸种科学发展模式的相互批评和竞争以及调整与适应，却导致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运行在结构和功能两个维度上分化与综合相统一的趋势和流向。在这方面，邦格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他强调指出，在建构科学发展模式的工作中，既要分别考察科学内部和科学外部、科学结构和科学功能，又应把它们统合起来作整体性的研究。他广泛使用了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种系统方法同他的系统主义本体论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科学发展模式在结构和功能的综合化方向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可以认为邦格的见解较为清楚地展示了科学哲学方法论运行上以综合为主、分化与综合相统一的特征和趋势。
四 结语
上述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轨迹和演变特征。可以看到，在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各种流派在其方法论的前提、原则和运行上都既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又在不断适应科学发展的理论竞争的过程中调整着自己的理论内涵。可以认为，科学哲学其方法论前提的理性与非理性及实证与后实证的相互对立与融汇、方法论原则的终极化理想与世俗化建构的相互抵触与渗透、方法论运行模式上分化与综合的相互对立与统一，不仅作为科学哲学方法论运动的基本环节而各自内在地形成统一的整体，且具也从逻辑上日益呈现出相互联结与演进的态势，这就表征了科学哲学结构整体化的特征和实质，并在理论上建构出了科学哲学整体化的形象。应该强调的是，我们所指称的科学哲学的整体化，并不意味着各种学说本身的特征已经消失在抽象的科学哲学整体框架之中，而是建立在各种学说既高度分化又相互调适基础上的结构整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科学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以科学结构的各个侧面和科学发展的诸种环节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各流派也必然存在着相互贯通、相互整合的钮结和链条。随着科学哲学反思科学能力的增强，科学哲学的整体化是势在必行的。
科学哲学的整体化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精神，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现代科学发展在综合基础上分化与综合相结合发展的潮流，并以这种整体化构成为自身发展的目标指向和手段形式，从而显示了其明晰的时代感和蓬勃的生命力。可望预见，科学哲学的整体化趋势必将导致其建构一种更加开放有序同时也更具包容性、凝聚性的问题域，在这个领域中各种学说和思想将能够更加直接地交流、竞争、冲突、分化与融汇，从而为科学哲学自身结构的发展和功能的放大提供一种更具认知视野和反思功能的整合性工具和中介。
注释：
①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0页。
②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0页。
③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第1页。
④波普：《猜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2页。
⑤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第5页。
⑥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第6页。
⑦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40页。
⑧Feyerabend: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London,New Left Books,1975,P32。
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页。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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