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发言选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座谈会论文,选登论文,学术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于7月24日联合召开学术座谈会，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指导思想问题，展开讨论。在京中国近代史专家刘大年、李文海、汪敬虞、龚书铎、沙健孙、丁守和、耿云志、杨天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近代史研究》主编曾业英等40余人与会。张海鹏主持座谈会，他说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很多意见，其中有很好的，也有令人忧虑的，如有人公开宣告要“告别革命”；还有些过去本很清楚的问题，现在却变得模糊了，如关于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有人公开表示“欢迎侵略”，有人认为不平等条约应该“信守”，有人对“反侵略史观”提出异议等等。这些观点，带有殖民史观的痕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必要进行讨论，明辨是非。他希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多做扎实研究，多出成果，同时多发表文章，对错误的理论观点开展批评，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刘吉副院长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说，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理论开展讨论，是历史学研究获得发展的机会。有挑战，有应战，这不是坏事。为此要创造一个好的学术讨论的环境，坚持党的“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通过平等讨论，开展批评与反批评，在讨论中辨明真理，闪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他指出，要回答问题，迎接挑战，就要认真进行研究工作，首先要弄清史实，摆事实，讲道理，有些人往往抓住一些片面的材料做文章，出现种种错误的观点，而唯物辩证法则要求全面掌握事实，历史是靠事实来说话的。在史学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前有必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教育。刘吉还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界也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对此要进行深入思考，通过研究与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会学者中，汪敬虞、张国辉、张振鹍、王晓秋、陶文钊、刘克祥等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发表了意见，他们分析了这一错误理论观点产生的原因及种种表现，指出其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颠倒了是非，蒙骗了青年，对此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澄清是非，辨明真理。刘大年、李文海则分别以《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和《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为题发了言。沙健孙着重谈了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创新，批驳了所谓“告别革命”的观点。程
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两种回顾发表了看法。郑师渠强调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刊特从与会学者的发言中，选择几篇，刊载如下。
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
说一点感想，欢迎反驳。
中国近代有110年的历史，人们认识历史要跟随时代，历史过去了再回头看，站在今天的高度，往往看得更清楚。近代史110年过去了，但历史运动过去了没有呢？我理解有这么几点。
一、110年的历史运动是什么？我以为基本的运动是民族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有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这110年的斗争，总的说就是这两件事。这两个问题不能相互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但两个问题又是联在一起，不能分开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问题的内容是变换的。我们说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中国所有的阶级，没有一个不参加民族斗争，不卷入民族斗争的。中国近代史上最突出、最频繁的事件是战争。首先是鸦片战争，清政府参加了，接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至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直到蒋介石政权参加抗日战争，可以说，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参加了民族战争，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民族压迫和反民族压迫的问题，也就是外国侵略不许中国民族独立，中国则要求民族独立。还有一种战争，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些战争好像不是对着外国的，但实际上都是在外国侵略、压迫的背景下出现的。太平天国，马克思讲过，首先是因为英国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反教会斗争等等，也都是来自外国的干涉、压迫。维新运动，外国的背景非常清楚，要不，为什么要“救亡图存”。辛亥革命把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了，就是反对“洋人的朝廷”，即反对外国侵略压迫中国的工具清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反帝是最后的、最基本的内容。当然，对外对内两种战争或运动，直接针对的对象与参加者是不同的。前者是各阶级联合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后者是人民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同盟进行革命，那个同盟的盟主正是帝国主义。两种战争或运动来回改变的只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哪个为主为次，暂时哪个最尖锐，而不是改变民族独立的目标，不是改变民族矛盾的存在。所以说中国近代的历史运动，归结起来是一个民族运动。整个民族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要求改变社会落后，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开始有近代工业。到辛亥革命后，近代工业发展反映了国内社会的进步。但是中国总是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们早就提出要自强，希望民族振兴，但总是自强不起来，振兴不起来，走不上近代化道路。为什么？就因为有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使中国遭受民族压迫，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下，就因为那种统治秩序所竭力保护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中国新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中国实现近代化。道理很简单，帝国主义天天侵略你，强迫中国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纷纷在中国抢占势力范围或占领中国领土，其中日本除了先后占领台湾、东北，“七·七”以后更占领半个中国达8年之久，你还搞什么近代化呢？又怎么能够同时实现近代化？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要使新生产力得到发展，实现近代化，必须先争取民族独立，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即解决生产关系问题。所以近代化问题与民族独立问题是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的民族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是不是更加切合历史实际一些。我们不能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简单化，拿一个代替一个，但半殖民地表明了民族矛盾是最后起作用的。是否如此，请大家考虑。
二、110年的民族运动引出了什么历史结局，应该作出怎样的历史判断？换言之，历史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还是原地踏步？现在有人说激进主义把中国搞坏了，还是保守主义好。我们应该追问一下，把中国搞坏了的激进主义在哪里？都是些什么？就说百日维新，有人认为它的失败是由于太激进。它一没有反对帝国主义，二拥护皇权，连兴议院也不敢正式提出，不过宣布了些谁也不曾认真对待的诏书，激进主义在哪里？辛亥革命据说激进罪过更大了，它一开始就宣告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压根儿没有触动农村封建统治秩序，最大的成功是废除了帝制。难道中国人必须永远头上顶着一个皇帝来生活，才算非激进主义吗？国共合作发动第一次大革命，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这当然有点激进，但是中国人就只应该听凭军阀混战，列强宰割，不应该有任何作为来改变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力吗？蒋政权十年剿共内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当然与激进主义沾不上边，但是日本“九·一八”占领东北，然后又“七·七”全面进攻中国，这又是什么主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呢？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确实推行过激进主义，确实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是后来由它自己纠正了。而且那笔帐，显然应该与后来的历史发展、与旧中国如何走向新中国连起来一起算，才会得出全面认识。说白了，指责激进主义把中国搞坏了，目的本来不在谈历史，无非找个由头，表示出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在这里讨论历史，其实是多余的。我们看到，历史上就是两条，一是要求改革，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封建统治秩序；一是主张保存外国压迫、封建统治秩序。斗争的结果，历史是前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独立问题解决。近代化虽没有实现，但是打开了一条道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搞近代化了。毛泽东说，夺取政权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搞近代化。110年来这个历史的前进是如何来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推动的？是外国的力量？是中国哪个阶级的力量？外国不是推动中国前进的力量，它搞殖民地半殖民地，搞武装占领，压迫中国。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各阶级都参加了斗争，不能说没有起过作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当它们抵抗外国侵略的时候，保卫政权与保卫民族利益是一致的。那时它们的参加是不可缺少的，是有重要作用的。看不到它们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等于看不见民族矛盾，不能全面解释历史。但是它们谁也没有和人民一起，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而是在感到对侵略者的力量难以抵拒或者与人民的矛盾加深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与侵略者妥协、结合起来反对人民，保住自己的政权。抗日战争中的蒋政权是唯一例外。那是由于它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反而就难以保住政权的结果。所以归根结底，最后还是各革命阶级起了作用。其中有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它的号召者、领导核心，前面是资产阶级及其领袖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后面是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总之，110年的历史，其前进与落后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是落后，而人民力量兴起，改变半殖民地秩序的力量兴起，这是历史的前进。民族运动的结果，产生了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的前进，这个前进是哪里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来的，你不承认，中国现实承认，世界现实承认。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在遭受了上百年的屈辱压迫以后获得了解放。这是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是过去了，还是没过去？新中国诞生后，民族独立问题解决了，150多年前开始的中国民族运动的重点发生了变换。如果说在新中国诞生前的110年里，民族独立问题是占第一位的问题，那么现在近代化的问题变成了占第一位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的变换。也就是说历史由以解决生产关系为中心，进到以解决生产力为中心了。但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这两个问题，或者没有完全过去，或者完全没有过去。新中国4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还存在着110年历史的两个继续。头一个继续，是集中全力推动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的进程。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要走的路程还很远，还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去奋斗。另一个继续是不断增强我们民族独立的地位，捍卫民族尊严，保证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4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没有死心，还在破坏中国的民族独立，还在企图阻止中国民族的发展。我们还存在保卫民族独立问题的斗争，存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新中国刚成立，就爆发朝鲜战争，美国侵朝的目标是中国。美国在朝鲜失败了，不甘心，东边不行，还要从西边来，从南边来，后来发生越南战争。当然，朝鲜、越南都是美国侵略的目标，但最终的目标是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说民族独立问题解决了，但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没有尾巴了，香港收回了，还有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不是民族独立的遗留问题？恐怕不能说不是。因为台湾问题的存在，是由于美国插手、干涉的结果。我们要收复台湾，它的航空母舰就来了。台湾当局的陆委会说大陆不要用民族大义压我们。要我们不讲民族主义，但台湾当局为什么那么喜欢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为什么把自己的活动同外国战车绑在一起呢？可见民族大义到底是中国人的大义！
四、关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从现在来看，近代史研究中所反映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什么？是近代史上的民族独立问题和近代化问题在今天的继续。我们的斗争是这两个继续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就是如何维护民族独立，保证中国的近代化，我们应该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来看。民主革命时期或者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讲近代史是什么？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这个概括是完全准确的，现在不能改变，也改变不了，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现在对如何进行近代史研究有种种看法，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大格局里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还在干涉我们的问题，我们还要进行保卫民族独立，保卫我们的近代化的斗争。今天的中国社会制度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之上，依靠现实经济、政治制度的总体合理性存在和运转。但它要有自己的精神灵魂，在思想理论上，它主要地或者直接地靠两个支柱，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正确认识。这两个支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是意识形态，它是可以由人们选择的，也还是变动发展中的。一个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它是人们只能接受，只能面对，既不能选择，也不能改变的。但是在我们当前的生活中，它们又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那就是它们能够分别告诉我们、或者至少强有力地启发我们客观地认识现实，并展望未来。两者缺一不可。而且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我们认识中国的环境条件，进行改造社会，从事革命斗争，是久经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否定了历史，也就否定了今天。现在一些人极力否认歪曲中国受侵略、受压迫的历史，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要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自己的话，现在往往没人相信，那我们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摩尔根著《古代社会》时并没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最后结论说，财富是人创造的，但现在的人受财富的支配，如果说历史进步是人类社会前进的规律，而且将来这个规律也不会改变的话，那么人为财富而生活，这绝不是人类的归宿。这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归宿，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美国人类学家的认识。再看今天非洲的革命领袖、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说的话，有人问他社会主义这个东西还有没有用，还有没有价值？穆说，过去苏联人让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切照他们的主意，我们上了他们的当，他们骗了我们，但社会主义的价值没有过时，照旧有效。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决不是一个合理的国家、合理的社会。这话是深刻的。那么苏联为什么垮了呢？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很有思想，他说，西方的意识形态没有理由来控制我们，苏联的垮台，不是你们美国的将军、外交家的功劳，而是你们工人阶级的功劳，你们的工人阶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苏联不搞这些，它落后了，所以它垮掉了。我看这是不错的。苏联自己不是也承认停滞吗？二次大战苏联取得那么大的胜利，起了英国、美国所无法起的头等重大的作用，丘吉尔的回忆录、罗斯福的文献历历可查。但是后来农业没有前进，工业没有前进，只有军事科技有前进。所以社会主义还是要有物质的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这根支柱，还有历史这根支柱。历史是不能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改不掉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坚持下去，实实在在讲出来，不为别的东西所左右。西方对我们的进攻是从各个方面来的，美国人也承认，它在政治上扼制你，今天搞一个西藏问题，明天搞一个台湾问题，或者搞个人权问题，那么思想理论上，其中一个内容就是企图重新解释历史。我们写书写文章的人不见得都和它有联系，但是有的人很难说同那种影响就绝缘。所以我们把历史讲清楚就是捍卫民族独立，就是要把我们的近代化坚持下去。如果不讲这个历史，要把历史所谓重新写过，那我们的近代化就会发生不小问题。远的事情不说，“六·四”以前思想理论界的那种混乱，否定历史，骂共产党，骂中国文化，谁骂得多谁就是优秀理论家，谁就是天才，结果一些人思想动摇，看不清前途。“六·四”事件对我们的近代化的破坏是不小的，香港问题英国方面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就是“六·四”事件的干扰。如果我们思想理论界再出现混乱，我们的近代化还会出问题。为了我们的近代化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就要客观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运动说到底是一个民族运动，认为民族运动中的两个主题今天还或者局部地或者基本上没有成为过去，还存着两个继续，并非虚言。近代化的成就最后要取决于物质建设的成就，这是谁都知道的。我这里是讲严肃的、人们寄予希望的近代史研究者要积极挑起自己的担子，而不是想要过甚其词。两个继续需要持续多久，那是要由近代化的速度和成就回答的问题。科学研究摒弃宿命论态度。
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
自从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关于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艰难而执着的探索。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被提了出来，又逐个无情地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碰壁。不过，每一个救国方案的破灭，都为下一个具有更多现实合理性的新方案的出台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成为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这种探索同人们对中国国情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的一步步深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对国情的认识达到了真正合乎实际的时候，救国方案也就被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于是，历史的行程就表现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结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当然，这已经是新的性质和新的意义上的探索了。
就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而言，中国人民对于国情的认识，应该说是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合乎实际和合乎科学的了。
但是，近几年来，在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中，对本已由实践作了结论的有关中国近代国情的若干重大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讨论，并形成了一套完全相反的体系。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
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征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有的文章批评建国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强化了我们研究的感情色彩”。有的主张要“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传统的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观点，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照这位作者看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封建中国的“超稳定系统”，“不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的拓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有的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还有的说：“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使命，是对中国闭关锁国、因循守旧政策的一种必然回应，它是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使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总之，按照这种观点，逻辑地得出的结论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二、封建主义的统治能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些论著对这个问题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有的论著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中断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向现代化的机会；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难得的机遇，可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走向现代化的机会。“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与此同时，一大批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从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直到慈禧太后，纷纷被戴上“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之类的桂冠。当然，对所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采取简单化的一律骂倒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确实在历史上起过某种积极的作用，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是，不加分析地一律把他们称之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却也是一种新的简单化的做法。一味讴歌曾国藩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是可以挽救中国的”；甚至认为“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则未免颠倒了历史的实际。至于说把袁世凯推行的政策评价为“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称赞他的教育思想“是前无古人的”，甚至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文化大师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都归因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开明”统治的结果；把徐世昌吹捧为“推翻旧世界的先行者”等等，则似乎很难说是什么认真的学术见解了。
三、革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既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起了那样积极的作用，既然封建主义能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那末，逻辑的结论自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是搞错了，搞糟了。有的文章也确实是这样来看待和描写革命的。在他们看来，即将过去的20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犯了“革命崇拜”症。据他们说：革命有很多“弊病”，“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在革命的扫荡下，“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而填补这种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总之，“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是一种幼稚病”，“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他们提醒大家，应该充分注意“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并力主把“革命神圣”这个“大案”“翻一翻”。
四、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一段时间，文化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曾一度十分流行。一些文章鼓吹，“对传统文化要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并且主张，“传统不要以精华、糟粕来区分。传统是极端的偏见，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因为“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最理想的人性是自觉的奴性”。有的文章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面前，简直一无是处，只有俯首称臣。他们问：“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在他们看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再也“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所以“它要衰落的时候就该让它衰落”。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有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鼓吹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靠儒学作为其“动力源”；新文化的重建实际上应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充实、转型和更新的复兴过程”；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在文化思想上的出路就在于“瓦解、解构正统形态”，“消解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实现整个“中国文明的复兴”。
以上这些，实际上涉及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的理论是非和历史是非，当然不能说是无谓的争论。虽然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属于已经过去的那个历史阶段的事情了，但谁都清楚，重新提出并讨论这些问题，翻这些历史的“大案”，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试想，如果过去我们的前辈和先烈们走过的路统统都错了，今天后继者们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前进方向还能对么？最近，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又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让人们了解的是一部歪曲了的历史，如果给人们提供的历史镜子是一面照出来形象扭曲的镜子，那末，人们从中了解到的现在和展望着的未来，从历史借鉴中得到的孰兴孰替的经验教训，还会是正确的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认真的而不是马虎的，说理的而不是粗暴的，尊重历史而不是主观武断地把这些是非讨论清楚，对于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
我就这次座谈会主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现在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倾向，就是对以往许多传统的结论和观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去年北京史学会为此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新出现的一些看法，有许多是对过去“左”的影响的反弹，带有“矫枉”的性质。其中不少论者作了扎实的研究，有比较充分的根据和说服力，反映了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应该加以肯定。但是也的确有一些让人们不能接受、至少是矫枉过正、值得商榷的观点。在近代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外经济关系方面，这种情形比较突出。我个人看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军事和政治、经济、文化分开，认为近代中国饱受了外国的军事侵略，这是近代中外关系中的负面影响，但在军事以外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外国人“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引进了新的社会因素”，“在中国实行了改革”。也就是说，产生了正面影响。这种看法，在新的论点中占多数。另一种看法则更进一步认为：不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军事战争，也对中国产生了正面影响。拿鸦片战争来说，它既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又是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对于桑榆暮年的封建王朝的战争，有进步意义的一面。从这一点着眼，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认为鸦片战争如果来得早一点，中国的面貌就不至像后来那样落后，也不至于遭受后来那样的屈辱。这种看法，我个人认为是值得讨论的。我们不妨引用将近百年以前，也就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之际，上海一家外国报纸社论中的一段话，加以对照，问题就看得很清楚了。这篇社论说：“中国的被发现，晚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上海不是在1842年，而是在1742年就被占领，那么，今天就不会有义和团，不会有对外国人的大屠杀，不会有过去几个月里面中国所蒙受的永恒耻辱。”（1900年9月11日《字林西报》社论）在这篇社论作者的眼中，发现中国和占领上海的西方入侵者，无疑是处在上升阶段的先进地位。中国的被发现，上海的被占领，都意味着先进对落后的拯救。而中国之所以仍然保持如此落后的面貌，只是先进的西方动手晚了一点。两相对照，我认为这是很发人深思的。
当然，这样的看法，现在是比较少了，但是在当今的论坛上，持上面第一种看法的却不在少数，而且探讨的面越来越广。不但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如此，政治方面也是如此。这里仅举租界一例，作同样的对照分析。
租界和租借地、割让地一样，是近代中国耻辱的象征。那里的公园中国人和狗不准进入。那里有一种外国巡捕，“他的专门职责就是保证凡是留给外国人踩的地方，不许中国人去踩”。（1898年4月18日《北华捷报》）中国人民从大革命时期就轰轰烈烈展开了收回租界的行动。解放以后，租界已成为旧中国的历史陈迹。但是，几年前人们就开始看到这样的议论：“租界特权是有依据的”，“它让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在此共同创造一种新生活”，西方人士“筚路蓝缕，值得同情，始创之功，应重新评价”。这里同样可以引一段近百年前一位要求扩充上海英美公共租界的英国人说的话，他在内部对美国人说：我们两家“需要的，简单得很，就是共同行动，以保卫每个国家的各自利益，就像上海公共租界已经采取的步骤那样”。但是转过来，面对中国人则大事宣称上海租界是“深受中国人称赞的西方国家型的政府”。（1901年1月9日《北华捷报》）这种自我揭露，让人们一眼就能看穿问题的实质。想不到时隔百年的现在，这种论调却又在我们的学术论坛上得到呼应。
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称赞”的论调就更多，用不着一一列举。但是外国人在这方面的自我揭露还是值得征引一二的。这里我想集中谈一点外国银行在中国的活动，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价的。
在1923年6月23日，上海汇丰银行新厦落成典礼上，作为贵宾的英国驻沪舰队司令致辞说：英国的海军和贸易是联在一起的，“舰队力量的存在使这里的公众有了安全感，而汇丰银行的存在，又使舰队感到安全”。（Frank 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3,p.140,1988年版）无独有偶，在1926年天津英国另一家大银行麦加利新厦落成之际，英国驻华大使夫人在揭幕式上的致辞，则径自把麦加利银行形容为“一艘巨大的金融战舰”。（C.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P.263,1954年版）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80年间，英国对中国由炮舰政策进到金融炮舰政策。今天，时间又过了近80年，在我们的学术论坛上，这个界限却又模糊了起来，“金融战舰”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外国银行在旧时代中国政府所谓“利用外资”上的正面效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
当然，我们并不是不加分辨地拒绝西方文明的引进，更不是盲目地否定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我们需要的是有区别地进行具体的分析。在这里，“有区别地”应该加上重点号。比如，租界是西方文明，但中国人民从根本上反对加以引进。银行也是西方文明，对于外国银行在旧时代中国的活动，我们也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指出以下三点，加以界定，也是必要的。
第一，就西方银行整体而言，现代资本主义银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现代银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从非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无货币经济到货币经济，这是一个时代的跨越。而高度集中经营货币，充分发挥货币职能的现代银行的产生，又是时代继续前进的举步，也是一个时代的跨越。不能否认它在这方面的进步作用。
其次，就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在本国产生的环境和条件而言，它最初的破土而出，也是一个时代的突破。最先进入中国的英国银行，在摧毁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一直到麦加利银行东进的19世纪50年代，这一行动还被认为是对“专横”的东印度公司“死刑的执行”（Punch,1857年8月15日）。这家银行的创建人是谷物法的坚决反对者，他的活动代表着当时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发展自己的强烈要求。它代表着时代的进步，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既有一付掠夺中国的野心，又有一套开拓自身经营的本领。香港汇丰银行以250万银元起家，今天它的资产总值达到23000亿港币的天文数字。（汇丰银行1995年上半年营业报告）这当然是众多外国在华银行中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但是，作为一个总体而言，他们的确有一套开拓发展自我天地的经营手段，他们有新的离岸金融市场，新的投资方式，新的支付工具，新的金融技术，新的银行管理方法。所有这些，对于今天已经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管理方法、提高效率以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应有其借鉴的价值，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否定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负面作用。外国银行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中国，而不是帮助中国，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它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现实。
大家都知道，外国在华银行都有在中国发行纸币的特权。绝大部分的在华外国银行都在中国发行过纸币，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认为，这对中国币制的改良有示范的作用。既然如此，英国为什么不在它强占的中国领土上让其他银行“示范”一下呢？为什么香港殖民当局一直到1895年还只授权汇丰和麦加利两家银行发行纸币，而禁止其他银行发行呢？为什么到了1913年又进一步颁布禁止外币流通条例呢？可见他们的论调是不攻自破的。面对这种论调，我们应该明确起来，这是对中国币制的破坏，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还可以拿外国在华银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作为一个例子：国家之间的相互借贷，属于正常平等的经济交往。但是，在旧时代的中国，外国向中国政府的贷款，也成为列强相互争夺的一项权益。因为一项贷款权的取得就包含着其他许多权益的攫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贷款优先权”的提出，就是一个明证。这一权利，在19世纪的70年代就已开始出现，1874年汇丰银行对中国政府的借款，就有过类似的规定。1895年的俄法借款，也规定半年以内，不许中国再借别国之款。到1911年的币制借款中，则明确规定，中国如续办借款，应“先与[本借款中之贷款]银行续借所需之款”。（《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1959年版，第709页）此后在1912年的克利斯浦借款，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中，都有同样的规定。贷款优先，渐成惯例。这成了捆在中国政府身上的一根绳索。更为离奇的是：一般借款，贷款人耽心的是怕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借款，而在旧时代的中国，到期不还，固然不行。而提前归还，也在不准之列。例如甲午战争后的两次英德借款，都规定，中国不得“加项归还”。这也就是不许中国提前“还清”。这种离奇现象本身，就表明着贷款的特权性质。总之，这种借款，是一种“灾难性”的借款，它“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边缘”。（LO Hui-min: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Vol.2,p.303,1978年版）这句话是82年前的一个英国人说的。尽管说话的人也是一个与外国对华贷款脱离不了干系的人物，但他却一语破的，道明了真相。而所有这些借款，都是经过外国银行之手的。在54年前出版的一部有关中国银行的西文著作中写道：“外国银行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国的不幸之上而不是幸运之上的。”（Frank M.Tomagna: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p.118,1942年版）说这句话的是一位银行专家，这更是一语破的。
以上分析，仅涉及金融一个方面。不言而喻，其它方面，如外国在旧时代中国的工矿、铁路、航运等方面的活动，基本上都可以适用，时间关系，不多说了。
什么是历史科学的创新
近现代史研究近年来的进展是明显的。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近现代史的研究纳入了科学的轨道；运用“古今中外法”对近现代史开展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取得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在近现代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等过去研究不够的领域也都有很大的进步；广泛开展历史资料的征集、整理、考订、编纂工作，大量档案资料、回忆录陆续公开问世；并且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其中有的属于开拓性的，是科学的创新；也有的是对以往正确观点的深入论证或是对以往某些片面观点的纠正；有的见解虽然需进一步推敲，但它们的提出，对于活跃思想，推进研究工作，也是有好处的）。这些情况，我以为是代表了近现代史研究工作的主流。
在肯定近现代史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感到，我们也还不应忽视这个领域里出现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有的论者企图从根本上改写中国近现代史。他们否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事实，否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否定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进步性。他们打起反对激进主义的旗号，攻击革命只是“百年的疯狂和幼稚”，鼓吹“告别革命”论。鼓吹这种观点的人自己也讲得很明确，他宣传反对激进主义等等的目的是为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亦即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异种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生命丧失了安立的场所，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重兴儒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取得正统地位。我认为，这些观点，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问题了。实际上，他们是在表达一种政治观点，一种政治意见，一种政治情绪。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历史科学的前进丝毫无补，而在政治上却十分有害。试想，如果革命从根本上要不得，那么，革命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要得要不得呢？
由于一些人否定革命的观点，从否定林则徐抗英到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些观点，都是在创新的名义下提出来的，所以我想对有关创新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毫无疑问，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创新也就无所谓科学研究了。就历史科学而言，历史本身也总是要被不断认识的。因为当人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回顾以往的历史道路时，对一些问题就可能比过去看得更准确更深刻。经过一段时间，当历史运动的矛盾充分展开之后，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会比过去更清楚。同时，许多文献资料陆续被挖掘整理出来，也使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对过去的历史做出更加接近实际的判断。所以，历史科学是需要创新的。胡乔木讲过，历史没有最后的一页。不光历史本身没有最后的一页，就是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也不能说有最后的一页，因为还是要不断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但是历史科学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创新？我觉得第一条，还是要遵循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第二条，我们并不是在平地上起高楼，不是把现有的东西简单地都推倒。我们还是要在前人研究的积极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进。第三条，我们尤其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应该通过研究事实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要知道，新和旧本身并不是判断是非的一种标准。新的观点是否就一定对？旧的观点是否就一定错？新和旧本身不是辨别真理的标准。认识是否属于真理，要看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我们所以要创新，就是希望把我们以往的认识里面那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改掉，或者把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加以认识，并不是说观点只要新就是好，只要旧就是坏。过去党中央有一个文件，专门讲我们不能用新旧的范畴来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我认为这是很对的。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有些人的所谓创新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他们的历史观本身就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比如有人讲，革命是绝对的坏，改良是绝对的好。我们能不能用这种标准来判断历史呢？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量变和质变这两种状态的交替。在一种情况下，改革和改良起着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社会矛盾达到极度尖锐的程度，不推翻旧制度，社会就不能前进了，那个时候就必须要革命。所以究竟应当革命还是改良，这不能有先验的标准，要看当时在什么历史环境之下，哪种方法和手段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前进。现在有人无条件地否定革命，而把改良绝对化，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完全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上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他们以为只要把他们的公式套到历史上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在从根本上取消历史研究。显然，这种所谓的“创新”是不值得提倡的。
第二，他们也不是尊重前人，尊重以往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不是从已经达到的高度出发再向前攀登，而是用一个简单判断把以往的研究成果一概否定，然后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而被他们否定的观点，实际上在当年倒确实大都是属于创新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根据充分的史实，在批判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和西方殖民主义者鼓吹的有关观点之后提出来的。现在有人把被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的观点又拣起来了，还说这是他们的创新。其实他们并没有为历史科学增加什么新东西，他们不过是回到了过去被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的观点上去罢了。这又算得是什么发明创造呢？
第三，这些观点不是在充分研究了事实以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先有结论，然后找例子来证明。过去曾经轰动全国的《河殇》，对于中国历史、外国历史，说了一大堆胡话，并在一段时间里受到过广泛的称赞。但是我听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无论老年教师、中年教师、青年教师，并没有什么人对它表示赞成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老师是研究历史的，他们了解并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现在鼓吹“告别革命”的那几个人的情况与当年《河殇》的作者相近。他们什么都敢议论，但他们无论对中国革命史或外国革命史，其实都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他们论证问题的方法，主要是举例子。确切一点说，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方法，距离科学研究，何止十万八千里！列宁早就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玩弄实例，这不过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总之，个别人提出的所谓“创新”的观点，根本不是什么学术创新。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加以如实指明。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帝国主义侵略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有进展，思想活跃，但有些观点确实令人不能接受，如关于殖民主义问题，太出格了。我曾参加了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写作，这书第一卷出版时，我写了一篇评介，兼谈如何评价帝国主义侵略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针对这些错误言论而发的。这些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言论主要有这么几个观点：
一个观点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从社会发展看，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侵略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那么反侵略就是落后反对先进。现在学术界有一流行的说法，叫做近代史研究中的情与理，说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从民族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从理的角度则应该接受，因为我落后，我应该被你侵略，我反对你无理。另一个观点是尽可能淡化帝国主义侵略的破坏作用，强调其所谓建设性的作用、客观的进步作用，说对帝国主义侵略要一分为几，过去我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只讲破坏性、残暴性，而不讲建设性，这是片面的。而且，破坏也是革命的，因为破坏的是封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建设的是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它的破坏是革命的，它的建设同样是革命的。结果一分为几，变成了完全肯定。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帝国主义侵略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进步的，那么，不止中国，还有亚非拉美的反帝斗争都是错误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民族自决权原则。还有一个观点，说对于被侵略国家，即使遭遇再残酷，但是最后得到的总是要比失去的多，说“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残酷野蛮手段，所得到的不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财富，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得到的却是西方式的近代物质基础的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体制、整个结构的变迁和进步”。这就把帝国主义侵略美化到了极点。他们还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说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这里的战败者指的还是殖民地，胜利者指的是殖民主义者，但他们把恩格斯的话断章取义了。恩格斯的全文是这样的：“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这里恩格斯讲的“更多”有很多限制性的条件，讲从前可能完全被毁灭，是讲无产阶级革命以前，而恩格斯讲这话的时候是1890年，其时已经是巴黎公社以后，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而且恩格斯讲的是“各大民族”而不是弱小民族。这里还有一个“最终”，这就是说战败者要转变为胜利者，你不战胜殖民主义，你不获得民族独立，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也说过：“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这就是说，殖民地要想获得社会进步，就要推翻殖民统治。但是现在流行的一些观点却相反，主张不要去反抗殖民统治，认为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和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步的，这等于说，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要自觉地殖民地化，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之日就是近代化实现之时。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反的。甚至有人说中国要当300年殖民地，说别国可能当100年，中国国土大，当100年不够，要当300年殖民地才能实现近代化。
殖民地化到底能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长达109年，从中国新式企业出现算起，也有七八十年，这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得到顺利发展。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成为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而且中国在半殖民地殖民地条件下，也不会有足够的资金用来发展新式工业。因为这些资金都进了外国侵略者的腰包。仅赔款一项，自鸦片战争至清王朝覆亡，就将近13亿两白银，比甲午战争前的1885—1894年10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总和还多4亿两。如果用这些赔款来办企业，洋务派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可办2400家，洋务派最大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也可办220多家。帝国主义的烧杀破坏、掠夺盗窃以及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等，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算。如此巨大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主义的腰包，中国还有多少资金可用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呢？宣扬上述观点的人有一论据，就是现在有一些国家经过了殖民地阶段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是这样。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国家都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移民的资本主义，是白种人的资本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地区上的扩张，而不是在不同人种和民族间的传播。当地的土著居民享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果实没有？没有。土著民族要么被杀绝，要么被赶进深山老林和贫瘠地区，继续落后，美国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都是如此。凡是仍以土著民为主的原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不论沦为殖民地的时间长短，几乎都没有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菲律宾和非洲、拉美等前殖民地国家至今不是仍然落后吗？历史证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落后民族的政策，从来就是杀戮、残害、驱逐和奴役，决不会把他们一同带入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宣扬中国可以通过殖民地化实现近代化观点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幼稚无知。中国成了殖民地，炎黄子孙不但不再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甚至连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的权利也会被剥夺，西方侵略者在它们强占的中华大地上插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东北把当地人民赶出家园，圈占土地，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人，成立“满洲拓殖公司”和“满鲜拓殖公司”，等等，就是明证。中国人在这种当亡国奴的情况下，能享受到他的资本主义果实吗？退一万步说，就算被殖民统治者带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你也只能受压迫受剥削。打一个比方，都登峨嵋山，有坐滑杆的，有抬滑杆的，真正游山玩水的是坐滑杆的。想当殖民地、亡国奴进入资本主义“天堂”，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抬滑杆登峨嵋山。现在有人看香港很繁荣，我每年去探亲三个月，时间一长，就发现真正富裕的也是少数人，大部分人不得不为基本生活而整天奔波、劳累。一般人虽然不愁吃穿，但房租、房价高昂，住房十分拥挤和困难，一个商店售货员的工资还不够支付一套两居室的房租。许多人就被迫打两份工，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老年人的生活更是孤单凄苦。今年春节期间香港气温较低，几天之内就冻死70多人，全是老年人。这件事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资本主义不是天堂。所以要全面地看问题。
对殖民主义观点，确实要引起我们重视，当然，如前面的同志所说，一本书不可能把共产党推翻，几本书十几本书也不可能，但是要注意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表明，帝国主义的武装颠覆不可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危险是和平演变。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青蛙放到开水中，它马上就跳出来了，没有死。可是把青蛙放在凉水中加微火，慢慢提高温度，等青蛙感觉受不了时，已经跳不出来了。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策略就是如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两种回顾 程
在历史即将迈进21世纪的前夕，对中国在此前一个多世纪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回顾，自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中国悠久的史学研究传统，赋予人们以论析往事的习惯，以总结经验的自觉和追根溯源的愿望。回顾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从中总结其成败得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智慧，更好地联结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无疑，这种回顾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可以这样讲，目前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以往100多年的历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回顾方式，或者说有两种相异乃至相反的态度、立足点和历史评判标准。
就中国史学界中的多数研究者而言，尽管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具体问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有分歧的看法，但至少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前提，那就是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换言之，就是尊重中国近代史上无数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历经艰苦奋斗而开拓的历史道路，尊重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客观历程和既成结果，包括尊重前人对于这条道路及其成果所作出的并为史实证明是正确的史学概括和总结。这样讲，绝非意味着史学研究只有继承而没有开拓。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过程是不会穷尽的，这不仅是新史料的挖掘、新史实的发现，会修正以往认识上的偏差，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者的历史感受力的提高，还可以从常为人知的史实中获得新的启示，转换和深化研究的视角。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以往的史学研究虽然把握了近代国情和近代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但对近代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各个门类的具体过程和具体规律，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乃至从头开拓。不这样做，对中国近代大趋势的反映，仍然是不够全面和明晰的。就拿近几年一些学者比较关注的近代社会史来讲，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很多，比如人口、人才、教育、伦理、科技、民俗、灾荒、流民、正常的和非正常的社会组织等等，探索这些不同领域和门类的史实、问题和具体规律，取得科学的认识，都是可贵的历史资源，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和依据。
然而，现在也有那么一些研究者，着手于一种可以说是不尊重历史、脱离近代历史的基本史实的历史“回顾”，或者说是形成了一种几乎近于时尚的“议论史学”。比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应该是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当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化。按此主题和道路，有人肯定帝国主义的征服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唯一良机；肯定清王朝作为形式仍有保留的意义；诸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被讥为超前的、“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按照这种议论，不仅中国近代史应当重写，就是中国近代刚刚走过来的道路似乎也应当重新走过。
这类议论，有三个特点：
其一，这些看法、观点和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历史进行假设的基础上的。比如：假设不是戊戌维新中断了洋务运动，不是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立宪，或不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打断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中国就有可能更顺利地迈上现代化。这类假设未必仅出于某一位研究者，研究的出发点也未必一致，但将其联系起来，又确是构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一种至少在某些人中是趋于流行的学风。从这种思维中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假设性的观点，往往又是出于对此前并不存在而且在当时也不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假设的推演。历史研究虽然给人们留下某种假设和遐想的余地：“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但是这类对具体的人和事的可变性假设不能违背历史的基本史实和规律。中国近代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杜绝了先进的中国人进行温和渐进变革的一切可能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日益恶化的国情迫使人们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去，以便开创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可以也应当在既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地评判各种历史事变的功过得失，包括对当时的先进人物和反映历史趋向的事件中所包含的缺陷的一面进行恰当的批评，但不可以也不应当根据自己的反历史的臆测和情绪，去重新假定历史发展的道路，要求前人一定要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
其二，为了证明这类假设，有的应该说是比较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有意无意地回避乃至曲解基本的历史事实，并据此对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不公正的、颠倒性的评价。比如，有人讲洋务运动是被戊戌变法中断了的，而历史事实却恰好相反，正是由于李鸿章们的事业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外部的阻力而办不下去了，戊戌维新才应运而生，并且企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发展资本主义。只要读一读维新志士们当年的著作，这段历史的因果关系应当是最清楚不过的。其他的所谓中断论，即革命运动、爱国运动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失去近代化良机的理论，大体上也是这样推出来的。这样一来，中国近代史上本来已经没有多少分歧看法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要被拉出来重新评价。再认识、再评价，本来也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如果对反帝反封建的人物和事件一味嘲弄和调侃，而于那些应该对阻碍中国近代化负有责任的统治集团中人相当宽容，就远离了科学的认识。中国近代为什么迟迟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民族危机和政治腐朽，而有的研究者却将其归结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缺乏出现现代化的内在动因，表现为政府决策单一化和地区之间多样性的矛盾，归结为管理和政策上的失误。更有那么一位作者力图证明袁世凯的活动要比孙中山更“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些说法，是不可能服人的。
其三，以上说法，大抵是以“新思维”、“新视角”、“新观点”的姿态出现的，而把不赞成这类说法的人，说成是“教条”、“左”或没有“理性色彩”。其实，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一些貌似新鲜的东西，恰好是历史上早已有过而随着岁月流失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当年，流亡在海外的保皇派就曾经渲染过革命的种种恐怖，并在中华民国初元时把革命说得一团糟；当年的立宪派也曾竭力保持过清王朝这个形式，想逼它变得开明和自强。但中国近代史毕竟没有按照他们的预设去运转，其基本原因就是他们这种努力没有反映因而也不可能左右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道路。
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基本前提，应当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中去把握历史的规律。违背了历史的议论，尽管原因复杂，尽管也有的研究者是出于服务于现实的愿望，但会在不熟悉历史的人们中造成思想混乱，于民族，于学术均无裨益。
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郑师渠
近些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思想之活跃、研究领域之广泛与深入、学术成果之丰富，都是空前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学术研究最为繁荣的时期。但毋庸讳言，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由是，我想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其内涵当主要包括有三：
其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多种多样，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在内的当代西方众多的学术流派的理论和方法，无疑都需要我们去吸收与借鉴。但是，它们毕竟又都无法与具有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的历史唯物论相提并论。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研究近代史，在我国已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建立起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并取得了初步的繁荣，厥功甚伟。尽管已有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尚多不尽人意，例如，在很长时间里，因受“左”的影响和对唯物论的片面理解，近代史研究仅局限于所谓“八大事件”，突出“三次革命高潮”，使本来生动丰富的近代历史显得偏枯等等，然而，近代史学科体系所赖以确立的历史唯物论的指导及其本学科内含的基本理论框架所具有的巨大的合理性，是不应当动摇的。两年前我们为教学需要重新编写近代史教材，曾收集了解放前出版的和当今台湾“部颁”的有关教材作参考。我们发现二者都缺乏科学理论的整合，满足于史实的堆砌，后者且充满着政党的偏见，倒是大陆出版的教材显得更好些。它努力彰显历史自身的逻辑，有一以贯之的唯物论指导，充满着科学理论的魅力。最后我们编写的教材主要是充实了文化史的内容和吸收了某些最新的学术成果，整个近代史的框架并未“突破”。我想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的学识有限，尚无法超越前者；二是已有的近代史框架确有自己的科学性，不容轻易否定。但是近年来在近代史研究中，忽视甚至于违背唯物论指导的倾向是存在的。这可以近代文化史研究为例。近代文化史研究是近年来成绩斐然的一个热门领域，但宣扬“文化决定”论的“文化史观”却也有所抬头。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与经济。恩格斯曾批判“文化史观”说：“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第423页）一些论者无视这一点，他们把文化视为超时空的东西，再以此去解说中国近代历史，自然得出了模糊甚至颠倒是非的判断。有的论者将近代中西矛盾都归结为中西文化的冲突。近代“教案”是西方殖民侵略的产物，这本是清清楚楚的，但有人却硬将之说成是愚昧的中国民众反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无谓之举，问题的本质被掩盖了。同样，辛亥后两次复辟帝制是反动的复古思潮的顽强表现，这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真相，但经有的论者从文化角度“重新审视”的结果，事情却变成了康有为、袁世凯体察“国情”，为重建权威、恢复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尽管结果并不成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正确指导，近代史研究有步入误区的危险，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应当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本质的把握。前些年曾有过一场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线索问题的争论，众说纷纭。这里可不置论。但是鸦片战争以降，民族危机日亟，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的进步，前仆后继，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它构成了时代的主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是近代历史发展的脊梁。它不仅使得帝国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灭亡中国，而且直接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变化，使得中国社会最终摆脱了封建羁绊，走向今天的社会主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近代史固然应当作多角度的研究，诸如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问题、社会结构变动问题等等的研究，但是，如果对于上述近代历史的本质缺乏自觉的宏观把握，那么我们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历史感和难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之讥了。当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仅突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且一味拔高农民革命，贬抑资产阶级，存在着片面性。近些年对这方面的弊端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是对的。但对问题还须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当年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努力凸显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将被中外资产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仅有力地鼓舞了刚刚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且实际上也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自身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是近代中国的发展，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深化近代历史业已揭出的时代主题，即维护民族独立与谋求国家富强。惟其如此，自觉把握近代历史的本质不仅为近代史研究本身所必需，而且也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助益现代化建设所必需。江泽民同志所以反复强调中国近代史教育的重要性，其立足点也就在这里。现在有少数论者自觉不自觉地淡忘、漠视甚至于公开否定上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这集中表现有二：一是宣扬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有些人公然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文明”。鸦片战争打晚了，若能提前到明末清初，中国早就现代化了。他们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以为“中国要当300年殖民地才好”；二是极力否定革命而颂扬改良。革命与改良是社会发展兼而有之的两种方式，其本身并无高低之分。一定的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其发展采取革命抑或改良的方式，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近代中国所以发生革命，是因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这同样本是清楚的问题。但有的文章却说，革命只能造成流血破坏，改良则有益于社会稳定发展。辛亥革命破坏了社会秩序，使好容易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其消极的影响大于积极的影响。有的人干脆认为，若由清政府继续推行新政，中国可能早已平稳地实现现代化了。按照上述论者的逻辑，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简直是一种罪过了。如此，近代历史岂不是又被颠倒了过去！
其三，应当有良好的学风。近年来近代史研究中所以存在上述不良的倾向，原因固然不一，但缺乏严谨的学风，是显而易见的。史学研究是无穷尽的发展过程，随着史学家学识的增进、视野的开拓，以及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手段的延伸等等，史学研究的领域将获得不断扩展与深化，已有的某些结论也将得到补充、修订或完全改易。这些都是正常的。史学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原因盖在于此。但史学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非一切从头做起，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借鉴和吸收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它有赖于扎实的工作、独立严谨的思索，而非短平快式的标新立异、人云亦云。近年来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折饼子”现象，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都有人做“翻案”文章，引人注目。因受“左”的影响，学术界过去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不甚准确和需要修正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做“翻案”的文章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做法有两点不正常，使人不好理解：一是厚此薄彼。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等受到贬抑，而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等却是褒扬有加；二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例如，以前全盘抹杀曾国藩不恰当，现在的一些文章却又无异于视曾为圣人，为此不惜为尊者讳。曾处理天津教案，一味残民媚外，引起时论的哗然，曾也自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但有人却硬说曾处理天津教案“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了民族的最大利益”。这显然是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代替旧的形而上学。至于有人将慈禧说成是晚清近代化运动的最大保护神，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人们很难相信这些“新论”是扎实研究的结果，会有什么生命力。我们应当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坚持严谨的学风。
中国近代史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不仅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与海外同行的研究相比又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色。面对21世纪，展望近代史的发展，我以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便是史学工作者应当坚持上述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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