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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估价当前新闻出版的形势，驾驭好这项生机勃勃而又错综复杂、气象万千的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社会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探索，再发展、再探索，使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的出版产业体系逐步现出端倪，新闻出版业对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是我国新闻出版工作当前的总体形势，也是主流和本质。
估价形势要坚持两点论，看形势要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趋向；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新闻出版事业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政治倾向不好、格调品味不高的书报刊不时出笼，严重干扰着新闻出版的健康发展。
当前在估价形势上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正面评价、宣传和肯定新闻出版战线的成绩不够，主要表现在：肯定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新闻出版工作的指导作用不够；肯定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不够；肯定新闻出版管理在难度很大的情况下管到目前这种程度不容易不够；尤其是对新闻出版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地出现的问题不能全面地、辩证地、客观冷静地作出分析和判断，有时甚至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倾向不纠正，带来的副作用，不仅会挫伤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淡化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闻出版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伟大成就，不利于增强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驾驭这一错综复杂、气象万千事业的信心。
二、实现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的转变，促进新闻出版事业的更大繁荣。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到本世纪末，基本完成从以规模数量的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实现这一转移是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取得更大繁荣，以崭新的面貌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战略之举。
实现由规模数量向质量效益的转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解决一系列问题。当前，核心的问题是要抓出版物质量的提高，只要把出版物的质量抓上去，这种转移就会有实质性进展。近年来重点是强化精品意识，形成精品生产线，有了自己的一套做法。狠抓优秀图书的出版，每年都能不失时机地以出版优秀图书为龙头来求得转移的实质性进展，成效明显。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大辞典》； 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后，为宣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先后出版了《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邓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事典》；配合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出版《廉政建设大辞典》；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全书》；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并把我们的图书打入世界图书市场，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三十六计》。大批优秀图书的出版，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有效地把出版工作者的注意力引向了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的转移，使转移的目标和要求深入人心，并把这种要求变成了实际行动，使转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总之，转移要综合性地做许多工作，但突出的是要抓出精品，在繁荣上有所作为。
三、处理好“两个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
新闻出版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新闻出版事业沿着健康、繁荣的道路前进，在管理上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归纳起来讲，重点是必须认真研究处理好两个关系：
强化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经济手段——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从目前的出版管理来看，当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搞出版的那一套办法已经被冲垮，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搞出版还没有上轨道，我们面对的是精神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工作难度很大。在承认出版物是商品的同时，更要看到其特殊的属性。我国出版物在文化、意识形态及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方面的特殊属性，要求在管理上也要有相应的，能够引导和保证出版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特殊经济手段。显然，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明显欠缺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上没有很好地体现出这一鲜明的特殊性，还是停留在当年的政治要求上，开会、通气、打招呼，或当面批评，多是政治上的要求，尚缺乏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是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的。落后就被动，落后就会被人钻空子，落后就容易出问题。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出版管理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要体现其对精神产品生产全过程实施管理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强调政治纪律的同时，务必要采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管理出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沿用过去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还应该研究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管理出版。这是遵循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部门无可回避的、必须做出回答的一个问题。
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来管理出版，关键是要建立正确的导向。这种导向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使出版优秀读物的出版单位和个人得利，使出坏书者受到经济上的惩罚，直至破产倒闭，真正把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体现在出版业的市场经济运行之中。这是出版改革必须解决的要害问题。
我们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好书好刊出不起，卖不出去，出好书刊要亏损的现象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而出版和倒贩坏书坏刊者则聚敛暴发，这个问题必须认真解决。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出版管理来说，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大经济手段的力度。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版战线的职工是党的舆论宣传者，同时从事出版也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我们必须给出版优秀图书者以更多的实惠。出版管理不应只是行政管理，还应配以法律的、舆论的、经济的手段。我认为，当前，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出版管理难题更为现实，效果会更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经济手段的出版管理方式就越有可为，也越能奏效。这是我们应该探索的一个重要改革课题。通俗的说，这种改革要使出版优秀读物的单位和个人环环得利，总体实惠；要使出版坏读物的单位和个人层层受罚，最终倒闭。这就是采取经济手段的模式。
形成以能有效管理为前提的放开搞活的生动局面——正确处理放开搞活与严格管理的关系。
出版事业大规模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出版再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和行业，出版活动越来越成为广泛的社会活动。当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整套管理办法已不适用，必须研究新思路、制定新办法，实施全面的、宏观的有效管理。当前，应着重研究解决好放开搞活与严格管理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出版事业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围绕培育市场，规范市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目标来深化改革。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市场的开放性、竞争性，这样才具有活力。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新闻出版事业的某些环节必须放开搞活，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统死、管死的方法不仅不能发展，甚至会窒息出版事业。
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有序的、法制的，特别是出版事业面对的是特殊的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生产，不应该也不能简单套用物质产品生产的管理方式。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放与管的问题。我们在哪些方面什么环节上应该放，什么条件下放，放到什么程度，由谁来放，都要有十分清晰的思路和很强的宏观调控意识。在宏观调控上要特别注意出版物是精神产品这个属性，凡是放开的环节都要有能管住的措施，既能放开又要能管住，放开而管不住的不放。作为精神产品，必须有别于物质产品，放开搞活必须以能实现有效管理为前提，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所决定的。因此，我建议要一项一项地研究，真正做到有效控制下的放开搞活，否则要重新修改。只有这样，才能把精神产品置于党和政府的宏观控制之下。同时，放开搞活要在管理上“三管”齐下，即思想教育、依法管理、奖惩分明，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有效管理体系。
四、超前解决，综合治理，依法管理，探索“扫黄打非”新思路
“扫黄打非”是新闻出版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扫黄打非”与完成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以”任务，与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的转移，与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与实现出版的有效管理，从本质上讲是统一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年来开展的“扫黄打非”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出版领域邪恶的东西。实践已经证明，有力地打击非法，就可以有效地保护合法，没有“扫黄打非”斗争就没有今天出版事业的繁荣局面。可以说，“扫黄打非”在特定的条件下立下了历史功绩。
同时也应看到，“扫黄打非”我们搞了多年，无论是经常性的还是集中性的行动，在做法上没有太多的变化，这就必然会使对手掌握、熟悉我们的做法，千方百计地逃避打击。我们既要看到它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但也有“挂一漏万”的缺憾。所以我认为，目前，有必要对“扫黄打非”几年来的情况进行深入总结，积极探索新思路，研究新办法。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我们应当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制定新的斗争策略。“扫黄打非”在思路上应坚持走防患未然，超前解决，综合治理，依法管理路子。我们应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研究，每一个环节形成一道防线，使其在形不成气候时就被制止。制定出这么一套办法来，就是从根子上“扫黄打非”。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办法。如果今后的“扫黄打非”能逐步变为依法管理的执法行为，我们的管理水平就大大提高了一步，“扫黄打非”的实际效果也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