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开发研究院’95中国宏观经济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综合开发论文,研讨会论文,研究院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取得较大成效，国民经济在持续、稳定增长中度过了八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更准确地判断我国的经济形势，日前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特邀请京、沪、穗的有关专家、学者、官员在深圳召开了’95中国宏观经济研讨会。现将研讨会的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对95年的经济形势，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各项指标基本上按照年初所定的计划实现，物价全年控制在1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回落，增长约17.6%，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虽然11月份增速回落，全年外汇储备突破700亿美元。在消费市场上，由于农村居民购买力有了恢复性增长，今年的消费比去年稳中上升。总之，今年的宏观形势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
与会代表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不存在93年二、三季度所出现的经济过热的状况，相反，经济运行的状况表明，总需求不足的信号已经出现，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由于总需求乏力而出现国民经济衰退的局面。与会代表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以上论点：
1.从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偏差情况看。目前我国的实际增长率已经与潜在增长率大致相当，总供求处于大致均衡的状态。和1993年我国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的13.5%的过热形势相比，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是适度的。在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28个月间，我国的基础原材料工业、交通、通讯等有了很大的改善，总供给的能力有了提高。由于投资需求放慢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还出现了某些基础产业供给能力过剩的迹象。从这个角度上看，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客观地从紧缩总需求转向防止经济衰退和保证总供给的持续增长。
2.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目前处于消费需求滞后。1978-1994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消费需求从62.2%下降到57.3%，下降4.9个百分点，投资需求从38.3%上升到40.8%，上升了2.5个百分点，出口需求从4.7%上升到22.4%，增加了18个百分点。在整个消费中居民消费从48.9%下降到44.5%，下降4.4个百分点。公众消费从13.3%下降到12.8%，下降30.5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1993年的消费结构中，我国政府公共支出占GDP9%，低于低收入国家（12%）的比例。我国个人消费占GDP51%，低于高收入国家（63%）、中等收入国家（64%）以及低收入国家（81%）的比例。从消费不足的状况看，刺激我国的有效需求有利于经济增长。
3.从居民货币收入结构变动以及投资的结构变动看，也反映出总需求不足，我国居民自90年代后呈消费倾向递减、储蓄倾向递增的趋势。1994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83，比上年同期减少0.02，而平均储蓄倾向增加到0.17。居民储蓄以及购买各类债券、股票等投资性支出有较大幅度增长。居民货币收入的结构性变动表明，居民储蓄的增长是自愿性的，那种传统体制下的非意愿储蓄的状况已经改变。自愿储蓄增强，意味着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地位下降而投资需求上升，一旦投资被压缩，则意味着有效总需求不足，我国就处于这种情形。从投资的结构变动情况看，如果把固定资产投资看成是意愿性投资，库存视作非意愿性投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高还是底，库存水平都始终高居不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非意愿投资上升，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投资增长视作总需求膨胀。
4.从总体经济运作状态看，我国总需求的四大块（即出口、投资、公款消费和居民消费）目前都处在下降收缩状态。从出口来讲，去年和今年都在30%以上的增长率，估计明年会下滑一半以上。现在投资也在下降，从外商投资到位和企业自筹资金的能力看，明年的投资能维持今年20%的增长速度也不易；公款消费也在疲软，从国有企业、国家财政和银行的财务状况看很难有公款消费的高涨；居民消费也有下降的趋势。近两年，由于粮价调整和涨工资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维持了这两年总体上讲还是增长的消费品市场，但从今年第四季度以来，居民收入下降，消费品市场明年有可能疲软，很难维持今年10%的增长。从这个角度上看，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
与会代表对近年来我国出现高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其结论也从另一方面支持了上述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代表普遍认为，1993年以来我国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一年和一年不一样，总体上来说，1993年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过热造成，1994年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总量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因素。对于1994年的结构性因素的判断，与会代表方法不同大致有二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1994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渐进式改革模式所产生的内生性价格冲击而引起。所谓内生性价格冲击是指体制因素而产生的价格调整在一定时期的集中爆发。造成94年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是农产品收购价格及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调整，汇率调整及税制改革引起的价外税的出现。上述因素的影响对当年物价上涨的总体影响在70%以上。其中，农产品价格调整及农业减产的影响为5.5%左右，汇率调整为13%左右，价外税的影响为6%左右。此外，公务员工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严格说来也是一种价格冲击。
另一种意见认为，用价格冲击来描述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应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但94年通胀的成本推动因素主要不是农产品价格，而是工资调整引起。94年由于通胀所增加的GDP约为6500亿元左右，对应着16000亿元的社会总产值，其中全社会工资性收入共涨出10000多亿元，占整个通胀性社会产值的一半以上；其次是汇率调整，推动成本2000亿元；再次是除工资、汇率以外的价格调整，其中粮食、棉花提价共推动成本400亿元。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与会代表对94年通胀成因的分析只是在不同因素的推动作用大小上有不同的意见，对总体的判断，即非总需求膨胀而是结构性上涨这一因素上看法还是一致的。在此判断基础上，与会代表引发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较为乐观的看法，认为明年的经济如果政策得当，在我国高达40%的储蓄率、外资投入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的份额不变，那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维持在10%左右，通货膨胀率降低在8-10%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国民经济可以说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
一种是较为悲观的看法，即认为95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1）通胀的势头下降了，但失业率上升和经济效益下降比往年更加严重；（2）第一产业增长幅度大些，但二、三产业的增长放慢；（3）中部地区增长较快，但沿海地区增长放慢；（4）存差增加了，但资金使用效率下降；（5）外贸持续增长，但外资进入放慢；（6）货币投放减少，现金流通加快；（7）宏观调控取得成效，但负效应开始显现；（8）95年政策的短期效应很明显（比如通过行政手段限制调价等），但长期效应却很难说。总之，原有的一些经济支撑点削弱了，结构性的一些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而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因而对96年的经济增长持谨慎乐观态度，尤其是对96年的物价控制持不乐观态度。
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针对95年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和对96年的分析，与会代表从金融、企业、产业结构、农业等方面入手提出许多政策建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9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关键是要在发展中促进两个转变，而在两个转变中的第一个转变即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又起决定性作用，在体制转变中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二个转变呢？
1.适当调整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向，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防止国民经济陷入衰退局面。
与会代表指出，经济紧缩政策的实施不仅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会产生影响，亦会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影响。广泛的国际经验证明，当宏观经济紧缩政策的力度过大，实际增长率迅速下降，并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时，不仅会引起经济衰退，且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启动后，实际经济增长率往往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幅度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引起新的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从中国的实例看1992年—1993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是1989年—1991年经济过度紧缩政策的滞后反应。
与会代表认为，1993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已经有效实现了总供给与总需求间的均衡。目前，仍存在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主要源于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的边际调整，对一些部门，如农业已经开始了较大幅度的基础价格调整，这是一种使总供给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的供给型政策。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从紧缩总需求转向防止经济衰退和保证总供给的持续增长。
2.为了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防止并减小由此而出现的负面影响，应加强综合配套的改革，尤其是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大家认为，目前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调控作用已经刚性化，其职能严重削弱。金融政策中贷款规模作为宏观调控的杠杆有帮助，但在结构上的调控存在很大问题：一是对传统资金渠道有影响，但对非传统的资金渠道影响不大；二对传统资金渠道的影响主要是国有企业，而对非传统资金渠道的非国有经济无效。综合来看，贷款规模控制对部分企业有用。同时，利率作为一种调节杠杆对国有企业影响最大，对非国有企业影响最小。但国有企业中很多属资不抵债企业，贷款规模或利率对这类企业都无影响。与会者一致认为，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应从规模控制转向价格控制即利率市场化。因此，应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在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方面也应加快步伐，从而增加调控的有效性。
3.加大体制改革的力度，打破行政垄断的格局，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
与会代表指出，我国目前形成了一种三重二元经济相互交错的格局。三重二元指死活经济二元、内外经济二元、城乡经济二元。死活经济二元中还夹杂了灰经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习惯于站在死经济上解决问题，结果为了维持死经济的勉强远转，压了活经济，降低了社会吸纳就业能力，也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矛盾，形成了经济的恶性循环。明年的经济要调整结构，实现良性循环，关键是要打破垄断，否则就会出现只提价不提高效率、不提高服务质量的问题。垄断不破，价格的轮番涨价也难以遏制，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因此要加大此项改革的力度。
4.刺激有效需求，广辟投资渠道，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与会代表指出，明年的经济政策应研究如何将沉淀的资金盘活，减少资源的浪费。同时要通过有效的居民需求引致储蓄转化为新的产业、行业的投资，从而形成新的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机制的企业投资主体。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不仅能缓解银行沉重的利息负担，而且为国企改革创造更多的收购、兼并、改组、改制的机会。在我国产业结构已经从80年代的轻型化向90年代开始的重化工业阶段升级的过程中，通过启动市场刺激有效需求也是产业结构转型提出的新要求。与会代表建议，通过住和行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的带动，可以形成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相匹配的新的增长点。
5.进一步地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
与会代表指出，1992年以后我国之所以能进入持续的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外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前几年世界经济的调整时期，我们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因而有了较快的发展。自去年以来外资进入的速度放慢了，有一部分想进入中国投资的企业甚至已经进入的企业转投到东南亚等其它国家，这好的业绩和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预期在国外掀起了“中国概念股”的浪潮。但在今年，上市公司普遍业绩不佳。H股的股价跌落许多，中国B股市场也很不景气，国外投资基金对中国市场的表现呈现信心不足信号。因此，如何进一步地扩大开放吸引外资，是我国经济政策制订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6.加大国企改革的步伐，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使国有资产在走向市场中增强、搞活。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如何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是我国今后改革和发展中的重点也是难点问题。大家对“抓大放小”的思路基本上是赞成的，认为可操作性较强。与会代表指出，抓国企改革，核心是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因此在研究国有资产如何走向市场的同时，也要加快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
7.采取切实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增进农产品供给，为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目前我国的农业基础还相当薄弱，农业中出现的问题，有流通体制不畅的问题，有比较利益低影响农民收入的问题，也有农业投入不够影响农业基础的问题。总之，国家要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建立有效的农产品价格国家保护制度；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建立农民对土地具有永久使用权和处置权的农地制度，稳定农民长期预期。
（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郭万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