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会是中国吗？——英国《经济学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经济学家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部世界近年来所考虑的问题都与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有关：一个更为富有的中国会不会构成一种威胁？这样一个国家能否被很好地容纳到地区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当中？向十亿更为富有的中国人出售商品能够赚多少钱？从十亿具有同样生产力的人民那里进口产品将会使我们失去多少工作？但现在，我们关注的焦点应当有所转变了。今天，问题已不是中国将变得多么强大而是她现在有多么的脆弱。经济崩溃的危险正在增加。这种崩溃将直接危及亚洲，同样也将损害世界其它国家。但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否会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中国所下的全部赌注都将血本无归。
会发生这种情况吗？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1998年和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8%。中国政府向所有的人表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它都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迹象，中国政府实施了一个向基础设施投资的庞大计划。中国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此信心坚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由于敢讲真话，愿意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告诉任何想提出抱怨的人，尤其是保证不将人民币或港币贬值而在国际上大受欢迎。此外，中国的工人特别善于忍耐。在经历了30年的灾难和痛苦后，他们的生活水平至少在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提高，面对经济上刚刚出现的困难局面，他们当然不会上街抗议。
现实的力量
为了正确评估中国的形势和理解它在更广阔范围里的重要性，我们的分析应当从它那些具有很强忍耐力的工人开始。不可否认，过去的二十年为中国的城市居民带来了新的机会、自由和财富，至少对沿海地区来说是如此。这一点在其它国家，尤其是在俄罗斯，也是如此。有关那里会出现骚乱的预言都与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去甚远。实际上，尽管面临严重的生活困难，普通百姓还是不愿意上街抗议。
中国可能也会是一样，但领导层对这一点缺乏信心。从表面上判断，中国在1997～1999年间最需要的应当是经济调整。此前，中国刚刚经历了五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间房地产业兴起，投机盛行，对国有企业和银行的体制改革尚未大规模进行，此时的重心应当转移到改革上来。去年，江泽民主席宣布将进行这样的改革，1998年三月，刚刚上台的朱总理也作了同样的表示。这种改革必将是痛苦的，因为它会导致企业关闭、合并、私有化和失业。但现在却似乎失去了这种勇气，国企改革被推迟了。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失业看起来有着令人无法承受的风险。至少不敢寄希望于中国的工人有着多么坚强的忍耐力。
看起来，政府认为经济增长迟缓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担心是有道理的。创造繁荣是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如果这一点受到威胁的话，则只有依靠民族主义了。1998年夏天，在经历了三年较为开放的政治氛围后，舆论导向又回到了老一套上：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洪水和亚洲金融危机。8%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使大家团结一致的联结点。
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官方的统计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但仅从官方公布的1998年前九个月7.2%的经济增长率来看，要实现这一计划，1998年最后三个月的经济增长率（按年度计算）就必须要达到10.4%。但情况却是，出口下降，通货紧缩，库存商品大量增加。尽管有大量增加的公共支出，全年实际经济增长达到5%看起来更为可能。
1999年的预期也同样不好。有关外部环境的争论只是形势会变得比现在稍稍坏一点，还是会更加急剧地恶化，不管怎样，出口都将再次面临压力，外国公司一直在削减它们的新的投资计划，而外国银行出于对最近拥有24亿美元债务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盘一事的担心也正在减少对华贷款。虽然中国的内债问题较外债问题更为严重，但它的外债却比看起来的更多。对这些外债的担心是中国政府决定不将人民币贬值的重要理由。
难以达到的光明未来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认为中国具有光明的未来。由于中国人所特有的企业家式的活力，中国经济中所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变成机会。仅仅通过更换管理者，任何一个破产的、低效的或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都可能变成一家潜在的盈利企业。国家财政部门大量浪费资金的现象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如果仅仅对资金加以妥善利用就可能会产生多么大的变化。在管理不善的条件下都能如此高速地发展，那么如果管理改善了，中国将怎样？
然而问题却是如何跨越这一步。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最为关心的和外国人所担心的问题。中国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就需要将国有企业和银行私有化，通过取消户籍制度使劳动力能够更为自由地流动和就私有财产进行立法等等。这些措施都将引起经济和社会的痛苦。不管怎样，中国将马上出现1800～2000万失业者。与此同时，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化，这使得人口爆炸时期出生而自己又缺少子女的一代人为未来而担心。
最近以来，对中国的忧虑集中在中国政府是否会将人民币贬值及其将在东亚引起新一轮的恐慌上。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是否正在放缓或干脆停滞不前，它所引发的失业是否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或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这是否会导致中国走向更为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的方向。情况会是这样吗？从目前的情况看，确实有这样的可能。
红色警报
中国也许会同日本一起染上相同的病，其结果不仅会损害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还将引发爆炸性的政治后果。
目前人们的担心是，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增长疲软的危险时期。拨开官方统计数字的迷雾，实际上的增长率可能只有3%到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混乱的国家来说，速度减缓这么多已造成了实际上的衰退，并威胁到中国为减少因国有企业不景气造成的不断增长的失业大军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也威胁到中国为每年新进入劳动大军的年轻人提供工作的能力。这为中国更令人担忧的前景埋下祸根。而整个银行体系资不抵债、国内通货紧缩加剧以及地区间的贫富悬殊，无疑是雪上加霜，从而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稳定。今年许多地区首脑都在赞扬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明确立场。这些赞扬并非都是出于私心。当然，一个不稳定的中国是其邻国最担心的事情，因为这影响到他们自身经济的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今天正面临着许多一百年前曾面临的问题。从1949年至今，共产党实现了内部秩序，至少要比1949年以前的情况好得多。现在，在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支持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最大的区别是，在过去20年内，中国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其摆脱贫困人口的规模迄今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
但中国觉醒需要的时间太长。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生在一篇新发表的论文中估计，1820年到1952年之间，世界总产值增长了8倍，而中国的人均产值却下降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重从1/3税减到1/20。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值下降到世界平均值的1/4。这一历史的分析很重要，正是过去的耻辱到今天还在驱动中国不断追求高速增长。
自1978年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比除韩国之外的任何亚洲国家都要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平均值的1/4上升到1995年的1/2，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重已提高了一倍，占世界总量的10%。根据一些使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衡量标准的方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但重要的是，这种发展能持续多久。麦迪生先生估计，即使未来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降到5.5%（由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在可比同期的增长率都高于这一数字，因此对于中国是有可能实现的），到2015年她的GDP总量就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那时，中国的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们通常认为一个融于世界的中国可能对自己、对邻国都更为宽松，因此，这一结果应该是受到欢迎的。
但中国眼前面临的挑战的确令人生畏。首先，中国看起来正处在长期衰退的边缘，尽管政府不承认这一点。经济增长已从1992～1994年高峰期的13.4%下降到1998年目前为止的7.2%，使政府不断重复的宣言，即能够实现朱总量1998年三月大张旗鼓“保证”的8%的增长率，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这其中的差距看来要靠对那些极不准确的数字的摆弄了。但要创造那些关键性的就业机会，中国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根据粗略的估算，GDP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就增加500万。目前，在中国的城乡，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城市，约有7000万人在从事着不创造利润的工作，几乎相当于整个德国的人口。北京的经济学家胡鞍钢预测，明年中国的城市实际失业人口将达到1800万人（注：应为1500～1800万人，详细分析见《就业与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正是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迫使江泽民主席及其同僚自夏季开始以来一直急于刺激经济增长，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长期的结构改革计划。
要确切地了解情况糟糕到什么程度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总是被夸大至少一个百分点。现在人们越来越可以相信，中国的GDP数字几乎已经完全失去意义了。尽管根据政府数字，1998年工业产值增长健康，但电力产出（通常被认为是工业产值的替代数字）却几乎没有增长（编注：约2%，大大低于往年增长率）。另外，官方声称的1998年头9个月消费增长6.3%的数字与通货紧缩3%的数字以及不变甚至下降的货物总量不相吻合。值得怀疑的还有，根据有关报告，1998年第一季度国有企业利润下降82%，但1998年10月16日，在没有给出任何原因的背景下，利润统计又被大幅调高。
1997年，当中国的国内需求呈现出疲软的迹象时，是20%的出口增长弥补了这种需求弱势。1998年出口的势头起初看起来很强劲，但因受亚洲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现在出口的增长速度已大大下降。许多出口商开始内销其出口产品，加上近期又出现了新一轮从亚洲市场进口的风潮——许多商品系走私入境，这给专门从事国内市场生产、销售的企业造成压力——其中大多数是国有企业。目前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仅被利用一半左右，但仍有企业在不停地生产，从而导致库存商品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的一份杂志——《中国分析家》(China Analyst)认为，如果剔除因库存商品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一因素，中国今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年率可能会降至2%。
尽管中国目前处于一个迥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她现在的境遇让人想起日本在90年代的情形：公司利润因过度投资而剧跌；同时，两国的银行深受坏帐的困扰。中国的银行因90年代初期向国有企业和房地产投机大量贷款而背上沉重的包袱后，现在不敢轻易放贷；加上近期又出台了一批惩罚银行盲目贷款的法规，更促使银行只向国家指定的项目贷款。
同日本一样，中国的领导人未能及时地认识到通货紧缩的威胁，从而尽早地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现在的实际利率水平仍维持在10%左右）（注：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或加上通货紧缩率，这一估计数过高，但目前实际利率水平已创新高却是事实。），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国内的储户会因利率下降而恐慌。因此，采用了转而求助于外汇的办法——尽管资本项目帐户项下的交易已实际上被停止。相反地，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1998～1999两年的投资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5%，然而，这场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将只不过形成一些短期利益。它将迎风而立，而这种压抑国内需求的风势很猛。
许多中国和海外的经济学家却很乐观，他们一直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但经济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已令政府无能为力。老百姓因担心失业或一些曾经由企业承担的社会性开支（养老金、孩子上学及医疗的费用）上涨而对花钱变得小心谨慎——这同日本的情况一样。
中国如象日本那样低速增长几年——更不用说发生经济衰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这将会使人们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设想产生极大的怀疑；将威胁政府的领导地位——而政权的稳固性是建立在能带来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的；也会促使引发一场金融危机——这使得在日本发生的危机相形见绌。
跨越分水岭
历史学家罗斯·墨菲(Rhoads Murphey)曾写到，天津作为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虽然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比与中国内地的联系还要密切，但那里的外国人也还只是局外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官僚体系阻碍了独立的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历史上，中国统治阶层的官僚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不创造财富，只消耗财富，他们是坐享其成的统治者。
今天，向外国投资打开大门的东部城市几乎完全是那些过去按照条约对外通商的口岸。迅速增长的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改变了沿海地区，那里变得富裕、开放并且都市化，成为国际联系网络的组成部分。但是，老问题仍然存在：西方投资、科技、管理和市场营销技巧还没有传播到沿海城市以外的地区，沿海地区与中国的其他部分已出现明显的脱节。
西方人谈论中国经济时往往只注意到沿海地区的发展。但还应考虑到外国在华投资所起的作用：累计27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确改变了中国的对外贸易。1996年，中国47%的对外贸易中含有外国投资成分，而十年前，这个数字仅为5.6%。目前，大约12万家外国企业或合资企业在华雇佣1700万人，相当于中国城市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但是，根据一家名为"A.T.Kearmey"的管理顾问公司统计，在华一半以上的跨国企业并不赚钱。
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几乎已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年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但是，麦迪逊先生认为以上数字是按当前汇率计算的，认为这有一定迷惑性。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出口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这不仅可反映外国投资进入中国的程度，还能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完全属于私人的企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例还不足10%。农业仍然代表了国家最大的经济构成，剩余部分是其他不同形式的国有和集体企业。
在许多沿海之外的地区，阻碍自由企业发展的仍然是坐享其成的官僚体系。这种体系代表着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的由公有制企业构成的工业系统的利益。弗朗索瓦·吉普洛先生(Francois Gipouloux)在《中国观点》(China Perspectives)中，将陕西、贵州、宁夏和新疆等内陆省份称为“政府计划部门的特别储备”。在这些地区，政府控制着60%～80%的工业产量。那里污染严重，产品质量低劣，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几乎没有私人投资可言。
即便北京从官方角度欢迎外国或中国其他地区的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那里有数里巨大的僵硬古板的国有企业，遏制着建立现代企业机制所必需的要素的发展，如合同分包、灵活的工作安排以及竞争等。在这些地区，关于发展的辩论几乎成了涉及中国与外国主权的争论。在吉普洛先生看来，内陆地区居民都是失败者。
中国两种互不兼容的发展模式间的明显分歧越来越成为令领导人头痛的政治问题。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几年间致力于改革国营企业和清理国有银行。由于银行承担了企业亏损的负担，因而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领导人缺少贯彻他们意志的财力，以税收为例，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大幅度下降，1989年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目前只有12%。
除此之外，改革的着眼点仍放在提高国有体系的社会主义“效率”而不是全面实行资本主义。重工业、通讯、能源和银行的私有化根本不予考虑，哪怕只是很小的企业。对自由企业的法律保障，尤其是适当的财产权和司法公平，在沿海和内陆地区都仍不完善。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企业拒绝改革。为响应中央政府提高效率的号召，大批工人被辞退，更有上百万的职工被打发回家，仅发给很低的工资或没有工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经理以及他们在地方政府的庇护官员有机会将数不清的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有人把这场国有企业改革称之为“利润私有化，亏损社会化”。在改革的20年间，按照政府保守的统计，国有企业亏损增加了20倍，达740亿人民币（约100亿美元）。改革尝试面临迅速上升的失业率、疲软的国内需求、积压产品增加和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等种种挑战，政府很难有所作为。
对于长期重视国家统一和控制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沿海地区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中国有1亿流动人口在到处寻找能赚钱的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吸引到沿海地区，并在逐步脱离政府的监管。例如，上海有大约300万流动工人不受政府控制，但是他们的日常需求对该市却已形成难以承受的压力。
还有地方政治权力斗争的问题。北京时刻警惕着沿海地区任何脱离中央的苗头，保持对广东这一中国发展最快的省份的控制一直具有挑战性。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说明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地方“军阀主义”对于中央领导人来说是个挑战，虽然其严重程度还不如本世纪初时那样。
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异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这让人们回想起早些年代，那时中国不能有效地对抗武器装备优良的西方国家的挑战。尽管当时中国有许多改革派人物积极推进，但中国政府仍未能借鉴吸收西方创造财富的技术和技能。除传教士外，在中国的外国人一律居住在“租界”——所谓在东部沿海的按照条约对外通商的口岸。
资金的去向
对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通常是指关闭）一再推延，其代价已在当今中国的银行体系中表现出为。1984年以来，当政府说要将金融企业与中央计划分开时，国有公司一直在向银行借款。根据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的统计，1988年时，国有公司的资本负债率为82%，到了1995年，这一比率已升至570%（注：该数据估计过高，这与中国未能公布相关数据有关。）。如果可以得到数字的话，今天的比率肯定还会更高。
这就意味着，即使不把资产和存货的过高估值以及没有资金来源的养老金负担考虑在内（世界银行认为这部分价值为GDP的50%），中国企业的债务也比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沉重。如此沉重的债务使中国企业在经济衰退时变得异常脆弱。但不论经济滑坡与否，中国的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财富的高效摧毁者。即使把所有的企业都关闭，而继续给工人支付工资，代价也比现在要低。
国有四大银行4/5的贷款是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这四大银行的现状反映了国有企业的可怕状况。这些银行共拥有15万分支机构和170万员工，在过去的12年中，其公布的利润却下降了六分之五，资产收益率也仅为0.3%（汇丰银行为1.6%）。
真实的情况肯定更为黯淡。根据中国松弛的会计制度，不良贷款的未收利息通常被算作利润。拉迪认为，根据普遍接受的会计标准，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至少已有三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如果对坏帐进行恰当的登记，其总额可能在2700～3600亿美元之间，占GDP的30%～40%（注：这一数据估计过高，但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尚未按国际通行标准公布相关数据。）。对日本银行坏帐率的最差估计为30%，但如果以中国的标准，日本银行的资本还算相当充足的。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崩溃，那也是因为中国高达40%的储蓄率保障了其金融体系的稳定。居民储蓄大幅增加，从1980年占银行全部存款的18%上升到今天的60%左右。银行拥有6000多亿美元的居民储蓄，而银行体系的这笔负债是与其大量毫无价值的资产相匹配的。对巨额资金如此低效的运用，实际上意味着国有经济部门从城市，特别是农村家庭手中骗取了大量的财富。除非进行认真的改革，否则有一天要终尝苦果——要么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摆脱债务，要么让国有银行倒闭，或者两者都会发生。
大陆和海外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抨击与本文观点类似的文章的作者是“危机传播者”。他们会问：“有政府为存款提供担保，怎么会发生银行信用危机呢？另外，以前也发生过危机，如90年代初的高通货膨胀，银行体系不是也安然度过了吗？”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种假设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银行危机，即使是隐藏的银行危机，已经使经济付出巨大代价；向不值得发展的部门提供资产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就业创造能力。更有甚者，用不了多久，中国的存款人就会对银行体系失去信心。目前，当存款人被告知因没有事先通知而不能提款时，已经十分不满了。
没有人知道中国离爆发全国的国内银行危机还有多远，但是，国家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下滑将使这一天离人们更近，中国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和外债规模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几乎所有的外国银行已经停止向中国借款，而这可能就是将对经济长期的疑虑转变为一场危机的小小动力。
听话听音
在描绘中国领导人决心使人民币不贬值时，社论作者用的是“具有政治家的风度”一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曾说应该为中国的大公无私记上一功。人们担心如果人民币贬值，亚洲将会开始又一轮贬值浪潮，甚至会把港币拖垮。事实上，中国所做的一切是在维护其自身的利益，显然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
当然，中国国内有些人正呼吁人民币贬值，例如中国的造船业，由于韩国及日本货币的下跌，他们已损失惨重。另外，一些外国观察家也认为通货紧缩的压力使得贬值不可抗拒，因为低廉的出口价格有助于竞争。此外，今年资本流失日益严重，黑市上人民币看跌，这些现象均表明政府不一定能挺得住。
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今年可能超过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不会让人民币贬值。现在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对中国外债问题的担心。由于拥有24亿美元外债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近来被关闭，该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公司仅是众多信托投资公司中的一员，这些公司大部分属省政府所有，它们承担着超过100亿美元的外债，并都有滥放投资的历史。现在，中央政府决定要关闭更多此类的公司。这使得国外贷款人更加紧张，以致大部分贷款人都完全停止了新的借贷。货币贬值会使他们更为焦虑，因为这将严重削弱中国公司的偿债能力。
依照官方统计，无论是中国还是它的贷款人都不必过分担心。中国的负债率——外债和外汇收入的比率——大约为75%，令人宽慰，这远低于警戒线100%。而且，外国直接投资占到中国所有资本流入的4/5。中国不像其邻国那样依赖短期外债。
但是，人们根据以往15个月的经验，都清楚官方对外债的统计数字无疑是非常保守的。问题是实际的数字比统计的1200亿美元要多多少，初步猜测要多一半。有几种借款并未包含在官方数据中，如未计入外国银行在中国大陆的分支机构的贷款，这在1998年年中数额就已高达270亿美元。
还有，“红筹股”——大陆各级政府在香港注册并上市的公司——的借款。严格说来，这些公司不能算作大陆的机构，但其筹措的资金很多都投到了中国，所以其债务中的一部分应纳入中国外债风险之内。另外，一些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港资，实际上是变相的贷款。在某些大陆基础设施项目中，贷款人有外汇还款的担保：这实质上就是外债。
显然，中国不断增长的外债已引起政府的忧虑。今年早些时候，他们加强了对大陆公司借款数额的限制。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一系列填补中国资本项目项下漏洞的措施。一位官员估计经常项目项下外汇流出中有1/4实际上是资本流失：通过伪冒发票、非法外汇交易及其它违规行为而付出的美元。鉴于资本流失和外国投资流入基本相当（每年350～450亿美元），该官员称能堵住外资流失的一半就是重大胜利。
另外一些不良贷款还会出现。但是人民币的贬值将使中国的外债问题更加严重。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华丽词藻也有其实在的一面，至少这一次是的。
（改革开放论坛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