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现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9月16日至19日在长春举行。出席会议的中方学者118人，日方学者及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等共16人。会议收到论文71篇，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4个方面，与会学者亦分为4组，分别以“日本联合政权与中日关系”、“日本经济现状与中日经济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关系”和“中日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为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对于中日关系上的许多问题点取得了共识，指出了值得注意的倾向，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示出这次会议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参加政治组讨论的中日学者一致认为，在冷战结束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下，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日益重要。中日双方要为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倾注更大的力量，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各自国家的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日本政局无论发生何种变化，日本政府不应改变对华政策。至于当前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则应以坚持原则、友好协商、求同存异、明智合理的办法解决。当前日本政府尤其要根据既有原则处理好与台湾关系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要“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关系的“前事”，即包括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煽动民族利己主义侵华侮华，中日友好被严重破坏的教训，也包括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平等相待，互相依赖，维护大局，互相促进，中日友好得到发展的经验，概言之，即“和则共荣，斗则俱伤”。在当代，“和”可理解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是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准则。然而应该看到，近代日本的皇国史观和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理论支柱的民族扩张主义和侮华思想，在战后并未被彻底批判，以致今日仍不时有日本的政界要员和学者发表不承认侵略的言论，甚至因感到侮华不成而又制造、宣扬“中国威胁论”。这类不利于中日友好的错误言行在日本国内也是极不得人心的。我们要注意批判其错误言行，但要看到欲使这极少数人改变思想很难，不能让其错误言行影响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方向。
学者们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今后要大力加强对日本年轻人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战败前的日本首先是加害国，然后才是受害国。这样做才能使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有牢固的社会基础。为此，日本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应注意吸收邻国的意见，真实地反映历史。
关于日本政局，日本资深政治家、东海大学教授河上民雄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日本的1955年政治体制形似一个椭圆，自民党和社会党则是这个椭圆的两个焦点。社会党讲理想，而现实问题由自民党处理。自民党以社会党反对为由抵制美国的部分要求，执行相对独立的政策。村山政权成立后，政治体制由椭圆形变成圆形，圆心则是自民党和社会党的联合。这个圆形体制是否稳定，要看联合政权执政是否成功。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要进行地方选举、参议院评论员改选和大选，要解决税制改革、日美摩擦、朝鲜核问题、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等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社会党和联合政权的前途是危险的。从日本财界来看，经团联对自民党、社会党联合政权有好感，但日经联、商工会议所支持新生党一方。在各宗教团体中，创价学会支持新生党、公明党一方。因此，河上对明年大选后日本政局走向的估计是，在小选举区制下，第三党势力很难发展，但也不能肯定就是两党制。也有可能是三党制或多党制，但由于目前各党的内外政策主张已相差无多，故无论将来政局如何变化，日本的内外政策都会保持连续性，不会一刀切断。
对于中国学者提出的日本将成为政治大国的观点，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如果这是指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政治大国，是可以理解的，若是指霸权主义的政治大国，则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认为，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日元不断升值，但日元的力量仍非常软弱。如果日本既当经济大国，又当政治大国，日本就危险了。石桥湛山先生在20年代就主张，只有小日本主义才能导致日本繁荣。战败后的日本，从吉田茂到宫泽喜一，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才使日本得以繁荣。但现在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一代人对此不理解，提出要把日本变成“伟大的国家”，但小泽很怕美国。他的主张是否对日本有利，很值得怀疑。
参加经济组讨论的中日学者一致认为，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关系，不仅对中日两国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亚洲能否崛起。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对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及中国，其实，发展中日经济关系对日本比对中国更为重要。中国缺少资金，技术相对落后，但可以从其它经济发达国家引进，而日本若不在东亚建立稳定的基地，至下个世纪则很可能落伍。对于如何促进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提出首先应选择合理的合作模式，如“雁行模式”。这一模式以高科技领域合作为头雁，资金密集型领域合作为中雁，劳动密集型领域合作为尾雁，形成众雁齐飞的格局。这种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而又包含一部分水平分工内容的多层次合作模式是互惠互利的，可以为中日双方接受。还有学者认为，发展中日经济关系首先要选择好结合点、合作点，应先发展地区间、企业间的合作，然后再向深度、广度推进。有的学者主张，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关键是：变目前以贸易为主的合作关系为以投资为主的合作关系。1993年日本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为13.2亿美元，与过去相比虽有较大增长，但仅占外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总额的5.1%，反映出日本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的速度仍很低。日本作为投资大国，在扩大对华直接投资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如日本扩大对华投资，将使日本对华出口和中日双边贸易额出现较大增长。当然，中国在吸收外资方面应有计划、有重点，而且要完善立法。
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在日本对华投资问题上正面临着新的急待解决的问题。近二三年日本对华投资增长速度过猛，规模过大，是否超过的中国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否与中国的国力相适应，值得考虑。引进投资必须具备必要的配套资金、基础设施、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以及相应的人才配备等条件，才能对其形成有效的消化吸收能力并带来预想的经济社会效果。但当前中国与引进外资配套的人民币资金缺口过大，成为消化吸收外资的“瓶颈”。中国需要外国投资，但须与国内资金维持平衡，否则消化不了，会引发多种矛盾。其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向同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的矛盾日益突出，即日本对第三产业、下游产业投资多以求短期内收回投资，但对中国急需发展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不多。因此，尽管日本投资规模可观，中国亦为此付出很高代价，但这些投资对实现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的作用相对不大。再次，中国为吸引外资，实行许多优惠政策，甚至以限制国内企业的生产条件来保证外资需求，必将使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下降，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为此，对引进外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应适当控制，并根据产业发展战略的需要控制投资的结构和方向，同时创造内外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条件，促使二者长期协调发展。
与会学者认为，为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关系，中日两国保持政局稳定十分重要。中国只有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才能扩大与日本的合作面、接轨面，才能增加吸引外资的魅力。扩大经济合作要靠凝聚力，而不能靠乞求。“经济伙伴”可以互利互惠，互不伤害对方，甚至互相提供某些优惠条件和政策，但不能要求对方进行不赚钱的投资，从事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技术贸易，也不能因此伤害与其他伙伴的合作关系。“经济伙伴”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竞争，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日本应调整其经济政策，将经济合作的重点由美国转向亚洲近邻，同时还要调整嫌贫爱富（需要美国照顾）的指导思想，调整一切追随美国的战略，调整与经济发达国家不相称的具有封建色彩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还应改造产业结构，发展高新产业，解决“空洞化”问题，只有提高产业技术含量才能不惧怕“飞去来器效应”，不怕对方领先。仅靠控制对方发展以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其目的最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中日经济关系的未来，与会学者认为，中日双方发展经济关系的愿望都有所增强，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总趋势是不会逆转的。但也有学者指出，中日经济关系近期取得较大发展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日美关系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政策受美国影响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经济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形成。欧美与日本的经济矛盾近年有所发展，但还没有达到迫使日本另谋出路的程度。
参加历史组讨论的中国学者首先对日本国内极少数人不承认二次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进行了批评，并列举事实说明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和残酷掠夺，例如，在南京大屠杀前就曾有计划、有预谋地在吉林省舒兰县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1000多人。日本只有承认侵略并认真反省，才能使中日友好关系建立在牢固的思想基础之上，稳定持久地发展下去。关于钓鱼岛的领土归属问题，与会中国学者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位于东海大陆架的边缘。大量历史文献证明，早在15世纪，钓鱼岛已归中国管辖，中国与琉球的国界在赤尾屿与姑米山（现冲绳久米岛）之间的“黑水沟”（现称“冲绳海槽”）。日本一些人称1895年已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实行未完成正式手续，即未向国外公布，亦未树立标桩，而是在甲午战争后将其窃取的。1945年日本投降，按照波茨坦公告，理应将钓鱼岛与台湾一并归还中国。学者们还认为，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虽有分歧，但可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提之下，先开发、利用钓鱼岛附近海域资源，主权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不应对中日友好的主流产生影响。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吉田茂的当代中国观和吉田内阁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探讨。学者们还建议，今后中日两国学者应多开展面对面的、开诚布公的讨论，共同编写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教科书，以避免今后再次出现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参加文学组讨论的中日学者，围饶中日诗歌、戏剧、小说、翻译、语言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中国学者多取宏观把握，日本学者多采微 观分析。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日文学、文化交流渊源深厚，今后继续加强这方面的交流对发展各自民族文化、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稳定、持久地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