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父母知觉的儿童人格结构及其发展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觉论文,人格论文,父母论文,结构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8.6
1 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有关成人期五因素人格结构（FFM或Big Five，“大五”）的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并通过词汇学和人格问卷两种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被试群体中得以证实[1-3]。那么，这个内涵广泛的五因素人格结构在儿童期是怎样的呢？该人格结论是如何从儿童期逐步发展起来的？更重要的，在儿童期是否存在类似成人“大五”的一致性的人格结构呢？有必要对儿童期的人格结构进行探索性研究。
此外，目前研究比较多的儿童气质尚缺乏一致性。并且，有关气质结构的一致性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广泛争论的学术论题[4]。最近20年来，发展出很多的儿童气质理论结构和测量工具，甚至到了“失去控制”的程度[5]。很多彼此独立的理论同时存在，每种理论都有自己的测量方法，用于测量各自的维度，以致于不同的研究结果之间很难相互比较，因为赖以获得这些结果的研究工具和研究理论互不相同。这种过分自由化的无序状态已经阻碍了人们对在儿童发展心理学中起重要作用的儿童气质和人格的深入认识。而且，大多数气质和人格的量表都来源于美国，后来翻译到其它国家，其假设是：北美有关儿童气质的个体差异的观点和其它文化背景下儿童气质的观点是类似的。然而，这种显而易见的不适用性又引发了心理测量工具在跨文化应用时的公正性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考虑到了其本国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尤为迫切，迄今为止，本土性较强的关于儿童气质或人格的研究在我国还很少见，其中，许多概念、理论和方法均是照搬美国或西方的，这种状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儿童人格和气质的研究质量。
因此，为了尽快结束目前国际上儿童气质和人格研究领域的混乱状况，寻找出一个类似成人人格的整合性的人格结构，以及对于成人五因素模式发展的连续性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稳定性，开展儿童人格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到。直到不久以前，Dig-man等人[6]的研究还是唯一涉及五因素维度在青春早期及后期表现的工作，而在儿童期则尚未有研究涉及。随后，于1991年在荷兰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NIAS)召开的有关儿童气质与人格研究一致性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对该领域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不久就成立了由七个国家的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关于五因素人格结构发展基础的跨文化国际合作研究组。这个研究组分别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步骤，在各自国家对本国儿童的人格结构进行研究。其中，研究方法采用家长或教师对儿童的人格特点进行自由描述的语词，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人格问卷。根据父母描述对儿童人格进行研究的主要思路如下：
(1)基于字典的词汇学方法明显不适用于儿童人格和气质差异的研究，因为很难判断字典中哪些人格词汇是描写成人的，哪些是描写儿童的。并且，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也很难从现有的用于测量儿童个体差异的问卷、Q-Sorts及其它工具中选择项目。在John等人[3,7]运用自由描述方法对“大五”人格理论进行效度研究的启发下，该研究组决定采用自由描述的研究途径，即以现在人们正在使用着的大量的、描述儿童特点的词汇为基础，研究儿童人格的基本维度。其主要依据是：某一社会中正在使用的描述儿童特点的自然语言，是该社会背景下语言发展的长期积累的结果，故应该包含所有的描述儿童特质所需的概念。某种个体差异越是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描述这个特点的词汇就会越多。因此，用该种方法选择得到的儿童人格词汇将类似于五因素模式的成人人格描述语词。
(2)对年幼儿童来说，由于言语表达上的不足，不可能由他们自己提供这些语词，所以，考虑由最了解他们的家长提供。此外，由于这些词汇是某个社会背景中的人经常使用的，因此具有很大的文化特异性，所以，这项研究采用了特则性(Emic approach)研究途径，即它既希望产生不同文化背景下相似的人格特点，也希望看到各自文化所独有的人格特质。“在每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独立的人格概念的分类系统，并且允许那些与文化相关的人格维度独立出现，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更为可信的、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人格维度的结构”[7]。
(3)采用自由描述法获得人格材料并进行深入分析是人格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虽然父母提供的这些描述语词部分依赖于他们子女本身所具有的人格特质，部分来源于他们对子女特殊的期望，部分取决于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哪些是重要的儿童特质的一般信念，但是，也的确从儿童父母的角度反映了儿童人格的真实特点。
此外，当父母描述儿童的人格特点时，如果某个词汇出现的频率很高，那么，我们就会推测这个词所描述的人格特质可能十分重要。所以，词汇出现的频率是父母提供的儿童人格特点是否典型的重要指标。
根据美国和荷兰研究人员的初步工作，这个研究组形成了一个一般性的儿童人格研究的编码系统[8]。运用该编码系统可以对有关儿童人格的描述语词进行归类。该系统的前五个因素为成人的五因素人格维度，且每个因素都分别包含三个子类别。此外，还有另外八个因素作为可能的儿童人格维度。14个因素中前13个均包含“正向”、“负向”或“中性”的不同性质的分类。因此，这项研究并不排除五因素维度之外，还可能发现其它维度的可能性。
本研究是该项跨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主要对我国儿童的人格特点和人格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1)根据国内外对成人“大五”模式及对儿童气质和人格的研究结果，探索我国3到12岁儿童的人格结构是怎样的？(2)该人格结构从3岁到12岁年龄组是如何发展的？(3)儿童人格的维度与成人“大五”人格维度有何类似性？(4)我国儿童的人格结构组成与其它国家儿童的人格结构相比有哪些特异性？
2 研究的方法
2.1 被试的选择
为了与家庭访谈阶段更好地衔接，问卷阶段的被试同样在北京和福州两个城市选取。分别在这两个城市中随机抽取了两所幼儿园、两所小学和两所中学。每所幼儿园或学校中分别选取两个普通班作为测查对象。其中，幼儿园阶段（3至5岁，平均年龄为3.86岁）的儿童共有199人（男99人，女100人）使用三岁组问卷。共有79位父亲、117位母亲和3位祖父母填写了问卷。其中，31.1%的家长具有初中毕业以下的低等教育程度，30.7%的家长具有高中毕业的中等教育程度，38.2%为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程度；小学一年级（6至8岁，平均年龄6.42岁）共有189人（男99人，女90人）使用六岁组问卷。共有79位父亲、101位母亲和9位祖父母填写了问卷。其中，52.4%的家长为低至中等教育程度，47.6%为高等教育程度；四年级（9至11岁，平均年龄9.37岁）共有167人（男86人，女81人）使用九岁组问卷。共有93位父亲、65位母亲和9位祖父母填写了问卷。其中，19.2%的家长为低等教育程度，44.3%为中等教育水平，36.5%为高等教育程度；中学一年级（12至14岁，平均年龄12.49岁）共有222人（男115人，女107人）使用十二岁组问卷。有108位父亲、109位母亲和5位祖父母填写了问卷。其中，18.9%的家长为低等教育程度，33.3%为中等教育程度，47.8%为高等教育程度。
2.2 问卷的编制
以北京和福州的231名幼儿园和小学儿童作为家庭访谈对象，共进行了401次家庭访谈（对家长询问的主要问题是：您认为您的孩子的典型特点是什么？）。获得了儿童父母对他们子女的人格特点进行描述的语词或短语，并对这些关键词进行编码，使内部涵义相似的语词或短语形成不同的组别或类型。问卷项目的编制标准是这些描述语词或短语在父母谈话中的出现频率和在每个组别中内部涵义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根据以上标准分别确定了四个年龄组儿童人格的四份问卷的项目，并运用五等级量表的形式要求儿童父母对其子女的人格特点进行评价。总的问题是：“您认为您的孩子是这样的吗”？五个等级是：完全不是这样-1，有点是这样-2，是这样-3，大多是这样-4，完全是这样-5。每份问卷所包含的项目数为：三岁组为174个，六岁组是224个，九岁组228个，十二岁组为232个。
2.3 项目选择过程
在进行数据处理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了项目的选择：(1)首先考察每份问卷中所有项目的出现频率，看其是否分布均匀。(2)运用Obli-min旋转对每份问卷的前五个类别分别进行因素分析，六至十二类做一个因素分析。(3)考察因素负荷数值的大小，一般来说保留负荷值大于40的项目。(4)计算每份问卷所有项目的Z分数[Z＝倾斜度(Sknewness)／倾斜度标准差(S.D.Sknewness)]。(5)考察Z分数的值、选择Z分数值较小、倾斜度较小的项目。(6)根据项目的内部涵义，剔除内容重复的项目。(7)根据描述语词出现的百分数，决定每个类别应该有多少个项目（每份问卷共有100个项目）。(8)完成每份问卷100个项目的选择过程。(9)运用Varimax旋转对100个新项目再次进行因素分析，然后，根据Ca-ttell的陡阶检验法(Scree Test)及各因素的内部意义确定该年龄组儿童人格的因素结构。
3 研究的结果
根据上述的项目选择过程，分别确定了3、6、9、12岁年龄组的因素结构。为了更直观地表示每个因素（维度）与“14项人格分类系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明我国儿童的人格结构组成，分别计算了每个因素（维度）中出现的各个项目按照“14项人格分类系统”的子类别进行分类、所获得的因素负荷绝对值的平均值。该平均值的高低可以说明每个因素中所包含的不同子类别的分布情况，进一步提示该儿童结构的组成成分。此外，每个因素的命名是根据高负荷的子类别出现的次序、其可能的内部涵义，并参考编码手册而确定的。
此外，对于问卷所包含的各个因素的信度检验是通过其内部一致性（即Cronbach's α值）的考验来评定的，如果这些项目测量的是同种类型的内容，那么他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应该比较高，α值也应该比较高，说明这个测验的内部一致性较好，比较可靠。由表1-4可知，3、6、9、12岁组问卷中因素的α系数均较高，说明这些因素所包含的项目测量的是同样的内容。此外，由于因素分析的结果产生了五个因素，而且，组成这五个因素的项目均可以用“14项人格分类结构”的有关维度来解释，因此，该因素结构与设计这些问卷的构想一致，可以依据这个构想来解释和分析测验分数所表示的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人格特点。所以，这些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4 分析与讨论
自从人格特质理论的鼻祖Allport开始对人格特质进行有系统的研究以来，至今已经60年了。这60年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并没有对儿童的人格特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在人格方面似乎人生来就是成人，很少有人对儿童特有的人格特质以及成人的人格特质是如何从婴儿和儿童期发展到成人的过程感兴趣，只是最近才有一些人格心理学家开始对成人期人格的连续性进行研究。在儿童气质研究领域，从1963年英国精神病学家Rutter建议Thomas和Chess用“气质”一词代替他们的“主要反应模式”以来，根据Thomas和Chess的九维度气质结构已经衍生出大量的儿童气质测量工具，然而，对这些气质量表的测量结果进行因素分析均产生了为数较少的因素。即使其他心理学家发展了一些不同的气质模式，这些儿童气质和人格的个体差异也缺乏相互之间的一致性。对于我国儿童气质的研究来说，大多都是直接翻译Thomas和Chess以及Carey的儿童气质量表，很少有真正适合我国儿童实际情况的测量工具。运用这些本身还有争议的国外气质量表对我国儿童进行测量，其结果是否真能体现出我国儿童的气质结构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对儿童了解最多的父母们是怎样看待和区分孩子的个体差异的呢？我国3至12岁年龄组儿童的人格和气质都有哪些主要维度呢？儿童人格在不断发展，不同年龄的儿童人格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4.1 智力
上述结果表明，随着儿童年龄从3岁到12岁逐渐增加，他们的人格维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然而，在这些维度变化的同时，却有一个维度的变化始终很小，并且一直占据着所有维度中最主要的部分，这就是“智力”维度。这个结果再次证明了我国儿童父母对子女在“智力”方面的重视程度，这也符合我国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除了“智力”作为独立维度出现之外，还应该注意“智力”在儿童人格结构中与其它维度的关系。
首先，在有关成人“大五”人格的研究中，人们对于智力应否属于人格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对“大五”因素结构中第五个因素的解释（即为“智力”还是“开放性”）存在一些争论。这种分歧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在本世纪之前，古典气质理论的体液说，没有将认知特质看成人类主要的心理特点。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以Cattell和Eysenck为代表的人格理论中，又将人的认知差异划归专门从事智力研究和智力测验的心理学家，造成人格测验的发展与智力测验完全脱节。只是最近二十多年，人们才注意到情绪和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大五”人格的研究，将智力直接归入五因素人格维度中，使人格和智力之间的人为藩篱逐渐消失。最近，有关人格的很多文献都强调情感及意愿结构(will)和智力之间的关系，例如，Braden[9]指出，一些传统的心理结构，如人格中的坚持性(Persistence)，动机中的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和气质中的活动水平等等都对人类的学习产生影响。在成人“大五”的研究中，通过词汇学途径获得的人格结构，第5个因素为智力(Intellect)，而问卷研究的途径则将第5个因素确定为“开放性”(Opennessto Experience)。但是，在儿童的人格结构中是否存在“智力”抑或“开放性”这样的单独因素呢？本研究通过对我国3到12岁年龄组儿童人格的研究结果初步证实，“智力”应该属于儿童整体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并且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此外，本研究四个年龄组的人格维度在“智力”因素中的子因素分布中，最重要的是大脑反应速度和能力方面的项目，如“脑子反应很快”，“脑子很灵活”，“言语表达能力强”等属于“14项人格分类系统”中第五类别的第三子类别“智力”，而在这个维度中有关“开放性”的项目出现的平均负荷相对于“智力”来说则略低些，表明“智力”比“开放性”能较好地表现儿童在这个维度上的特点。此外，有关“开放性”问题也许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一项对我国被试感觉寻求人格特质的研究发现，我国被试，特别是男性被试在寻求新异体验方面要低于英美被试[10]。因此，对于我国儿童来说，“智力”似乎比“开放性”能更好地解释这个维度的真正意义。
其次，对于“智力”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来说，有些研究者已经就这个问题对大学生或成人被试进行了研究。例如，Bond[2]使用Norman的形容词词表对香港的大学生被试进行测查，结果证实了“大五”人格结构中的四个因素：外倾性、宜人性、认真性和情绪稳定性，其中，“智力”主要在认真性上有较高的负荷，而不是第五个因素。Bond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智力”与道德上的诚实和社会责任感是分不开的，而后者则属于“认真性”的范畴，所以“智力”与“认真性”相一致。然而，在另一项对台湾大学生被试的测查中[11]，“智力”因素（智慧文雅—浅薄粗俗），即多才的、智慧的、文雅的、迷人的、敏锐的、文静的、理智的，与第1个因素“外倾性”有更高的相关，而不是因素5。那么，在儿童人格结构中是怎样的呢？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的人格结构具有不尽相同的特点：3岁组儿童即使仅处于学龄前期，在父母的观念里就已经开始关注他们的智力了。对于学前儿童的父母来说，开发孩子的智力就变成迫切的要求，对孩子智力方面的关注也成了儿童所有人格维度中最重要的内容。
此外，6岁组和9岁组人格结构的第1个因素中，负荷最高的均为“智力”(Vc+)，而3岁组和12岁组有些差别：3岁组的第1个因素中的最高负荷为“独立性”(VI)，随后才为“智力”(Vc+)，这是由于学龄前儿童尚处于学习独立、自主地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属于Piaget的自我中心阶段。所以，在家长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中，除了“智力”之外，还掺杂了一些“自主性”(VI)方面的项目，这也是很自然的，符合这个时期儿童的年龄特点的。到了12岁时，第1个因素的最高负荷为“个性强”、“争强好胜”等竞争性的项目，而“智力”和“开放性”则略微退后。其原因在于，当儿童结束小学阶段的学习走入中学，进入了青春早期，随着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增多、身体的成熟，使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主、象成人那样生活，但是又难以摆脱希望家长为他的行为实际负责的孩子习惯，所以很容易使他的行为带有一定程度的叛逆性，使家长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喜欢争强好胜。此外，通过与家长们的实际接触，感到这个阶段的儿童家长也很担忧他们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因为将来的社会越来越商业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将很难在未来的社会中有所成就。
4.2 认真性
在本研究的儿童人格结构中，“认真性”维度是在6岁开始出现的，并且从6岁组直到12岁年龄组都是一个独立的维度。与“智力”、“外倾性”等因素不同，“认真性”在这三个年龄组里一直都是负面的，其中主要项目都涉及儿童的学习，如“学习不用心”，“作业比较粗心”，“贪玩儿”等等。该结果和张雨青对我国儿童气质的研究一致[12]。在对我国儿童用Thomas和Chess的家长评价量表进行测试，并对结果进行因素分析后，获得的第1个因素就是“任务倾向”(Task Persistence)，其中主要因素的内涵均与“认真性”有明显的关系，比如，“他喜欢从事一些安静的活动，如做手工、看书或看电视等”，“当他做一件事时（如画画、搭积木、解题等），能不停地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完成为止”，“会安静地坐着听大人讲故事、读书或唱歌”。由于Thomas和Chess最初从儿童精神病学角度出发，主要考虑到婴幼儿的偏离行为，故该量表很少涉及儿童认知能力和好奇心，但是，在我国儿童气质结果的因素分析中，与“认真性”有很大关系的项目组成了第1个因素，充分说明了我国儿童父母对该因素的重视程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对3至12岁年龄组人格问卷的测查结果与第一阶段的家长访谈所获得的家长自由描述语词出现百分数的分布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即我国的3岁组儿童在“认真性”上获得的描述语词百分数很少，到了六岁组时就突然增加了很多，9岁和12岁组又有一些增加；在问卷研究中，3岁组人格结构中并没有“认真性”这样一个独立的维度，但是，到了6岁组时就开始出现了，并且一直保持到12岁组。这个结果一方面说明了“认真性”这个维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形成之后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儿童在上学前与上学后存在着巨大的心理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父母的养育观念及我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有关。到了进入小学的年龄，大人们对孩子的态度忽然会有所改变。小孩子们开始接受较严格的训练。在家里，父母要对其严加管教；在学校，老师也告诫要听话，要用功，这与5、6岁前被宠爱、放纵的情况大有不同[13]。
另外，我国儿童在“认真性”上的这种特点与同年龄的西方其它国家儿童是非常不同的。在家庭访谈阶段的研究中，我国家长提供的关于“认真性”的描述语词比西方六个国家的家长高很多[14]。Stevenson等人[15]用数学成套测验测查了北京和Chicago的一至五年级小学生的数学成绩，结果表明：不论是在数学应用题还是单纯的数学计算的测验成绩，我国儿童均显著高于美国儿童。而且，在同时进行的对两个国家儿童父母的调查中发现很大差别，美国母亲对子女的数学能力给予很高的评价，有35%的美国母亲认为自己孩子的数学能力“非常好”，而中国母亲中只有13%回答“非常好”。并且，中国家长持更加批评的态度，只有不到50%的家长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满意，20%以上不满意，但是美国父母对孩子学习的满意度却很高。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儿童的这种差异来源于家长的不同期望值，美国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持有的低标准和高满意度明显是造成美国儿童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本研究来说，从儿童人格角度进一步对这种文化差异提供了很好的证明。儿童对学习的兴趣和态度常常受家长和教师期望的影响，因为儿童会把这种期望内化成为他们自己的期望。如果家长和教师期望儿童获得较高的学习成绩，他们便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家长对子女的“认真性”一直保持很高的期望，对我国培养更高素质的下一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3 宜人性
本研究有关“宜人性”的因素在不同年龄组具有大致相同的表现，均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因素维度。然而，一个明显的区别是3岁组和以后的三个年龄组有很大的差异。其中，3岁组的“宜人性”内容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容易管教”(IIb)这个子类别来表现的，并且全部是负面的描述，比如“很任性”、“爱发脾气”、“有时和父母顶嘴”等等。这个结果说明，学龄前儿童的家长更多地抱怨孩子不太服从管教的一面，即“宜人性”的负面，体现了当前为人父母者的忧虑。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养育思想相一致的。要求学龄前的小孩从小服从家长的管教是中国传统孝道的基础，而孝道则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基础，无论孝道的态度和行为，都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学习而来[16]。现在的家长要求孩子从小就要接受管教，要听话，应该说是传统孝道在养育观念上的体现，也是我国儿童社会化的首要内容。
到了孩子上学以后，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点有所转变，本研究从6岁组到12岁组的“宜人性”维度则主要是通过“助人为乐、合作”(IIa)和“诚实”(IIc)这两个子类别代表的，而且均为正面的描述，比如“尊敬长辈”、“关心同学”、“听话”、“诚实”等等。这个结果说明，对于学龄期的儿童父母和社会来说，主要是关注和强化孩子学习如何“顺从”环境，具有一个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这同样反映了我国传统养育观念强调和谐、自制的思想。
4.4 外倾性
在“外倾性”方面不同年龄组之间有一定的差别。3岁组的“外倾性”主要是通过“社会性”(Ia)和“活动性”(Ic)两个维度来体现的，主要项目有“不认生”、“愿意和人交往”、“容易接触陌生人”及“好动”等项目。其中，由于这个阶段的儿童处于逐渐脱离家庭、进入幼儿园的阶段，因此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变化，需要接触新的老师和小朋友们，有的还需要克服自身“躲避性”的气质特点，所以，孩子“不认生”、“容易接触陌生人”是这个阶段比较重要的“外倾性”维度。另外，由于运动技能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精力又比较充沛，所以“好动”、“一天到晚总也安静不下来”可以较好地描述该阶段儿童的这种状况。
对于6岁组儿童来说，“外倾性”则表现在“和人交往时主动热情”(Ia)、“喜欢领导别人”(Ib)等项目上，9岁组主要是“容易和人相处”、“随和”(Ia)等项目，12岁组主要是“比较活泼”、“开朗”、“社交能力强”(Ia)等“社会性”项目。这些结果说明，家长主要关注的是，孩子上学以后如何与别的同学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由于我国现在的城市儿童大都是独生子女（本研究中独生子女占全部被试的92%以上），而独生子女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四二一综合症”等等。这样的儿童在进入幼儿园或学校时会遇到明显的交往困难，因为同伴是不会理会你的家长是多娇惯你的，大家都是独生子女，都是各自家庭的“小太阳”。所以，要在将来的社会中立足，取得事业的成功，首先就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中国人是最讲这种关系的。因此，家长对于上学以后孩子的期望主要在“外倾性”中的“社会性”方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4.5 其它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3到12岁年龄组儿童测查结果的因素分析，四个主要因素最稳定，即“智力”、“认真性”、“宜人性”和“外倾性”，并且，这些因素在不同年龄的出现具有相应的年龄和文化特点。除此之外，“情绪稳定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三岁组的学龄前儿童身上，而且主要表现在“怕黑”、“怕鬼”、“怕老鼠、蟑螂、小虫子”等等的“焦虑，害怕”(IVc)项目上。除此之外，其它三个年龄组中几乎均有“怕父亲”、“怕老师”这两个项目，而这些在西方六个国家的父母访谈中是极少见到的。那么如何解释我国儿童这方面焦虑的实际涵义呢？三岁组儿童的恐惧大都集中于不可知的“黑暗”，或听大人说的或自己臆想的“鬼”，或本身可以给人带来恐惧的“老鼠、蟑螂、小虫子”方面，说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自己生活的客观世界仍然处于不断认识的过程中，具有其特定的年龄局限性。
然而，对于学龄期的孩子来说，就很少有这方面的忧虑对象了，取而代之的是“父亲”和“老师”。而这是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息息相关的，《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可能是造成学龄期儿童惧怕父亲和老师的最佳解释了。在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父亲可能是个很喜欢抱他们，经常和他们一起游戏的大玩伴，然而，当孩子到六七岁入学年龄之后，父亲就较少象过去那样和他们玩了，反而要故意和孩子保持距离，以使孩子对自己心存畏惧。和父亲相反，在本研究的访谈阶段中，曾经出现过一些“不怕母亲”的描述语词，大多是母亲描述自己的孩子“怕父亲，但是不怕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许更多地源于我国的传统养育观念，“子女有什么事，都找母亲；母亲常是一家人的重心。中国家庭，在制度上看来是父权家庭，但从情感生活的角度看来，母亲却是家庭的重心”[15]。至于怕老师，也许是现今我国绝大多数学生的通病了。而这些都说明当前的家长和老师仍然毫不放松对儿童的教育，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注重教育、注重成就的教育思想。
此外，由于本研究主要通过父母来评定他们子女的人格，因此，除了儿童本身的人格特质之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期望和社会赞许的影响，这是运用父母评价法导致的必然结果。至于我国儿童的“真正”人格特质，还有待运用同样方法调查教师对儿童生活的另一重要场所——学校或幼儿园的行为表现，以及大年龄儿童的自我评价研究获得结果的进一步探索。
5 结论
本文的问卷研究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3至12岁四个年龄组人格问卷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各年龄组的人格维度均具有较强的年龄特异性，并且能够较好地用来表现我国儿童所特有的、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人格特点。具体来说，3岁组的“自主性”最强，但没有出现“认真性”的维度。从6岁组开始出现“认真性”。9岁组的因素结构基本上与6岁组类似。12岁组的“竞争性”表现最突出。此外，“智力”在四个年龄组的人格结构中都是最重要的维度，表明智力的确属于人格的研究范畴，过去将智力与人格的研究人为地割裂开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2)我国3至12岁年龄组儿童的主要人格维度有“智力”，“认真性”，“宜人性”，“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和“自主性”。这六个维度和“14项人格分类系统”中的前六个类别（或子类别）一致，并且，前五个因素与成人“大五”人格结构（或子因素）相一致。这个结果对成人“大五”人格结构的存在及其发展过程从我国儿童的人格发展角度提供了的支持。并且，大样本和小样本的因素结构基本上是符合的，虽然在个别次级因素有微小的变化，总的来说是能够证明该结构的。此外，“智力”是四个年龄组中最稳定的维度，其次是“宜人性”、“外倾性”和“认真性”。“情绪稳定性”在我国儿童人格维度中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维度。这些维度中的绝大多数在大样本测查中表现是比较稳定的。
致谢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作者谨在此衷心感谢两位导师：北京大学心理系陈仲庚教授和荷兰Leiden大学心理系G.A.Kohnstamm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荷兰皇家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本课题的资助，并感谢参加本课题的所有儿童和家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