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及其时代启示
●贺 明
[摘 要] 为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1966年至1970年间上海向福建搬迁了11个工厂（车间），涉及轻工、化工和手工业等工业门类。基于福建工业基础、实际需求和承受能力等因素，上海支援福建规模较小，地域分布集中；支援采取车间企业整体搬迁形式；搬迁企业以民用为主，满足民生需求导向明显。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推动了福建山区开发，向福建输入了一大批技术管理人才，形成了上海支闽小三线建设精神。
[关键词] 上海；福建小三线；工业迁厂；三线精神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60至80年代我国一项国防和后方工业建设运动。福建省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本省的小三线建设。在此过程中，上海对福建进行了支援。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对福建特别是闽西北工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学术界在这一课题上研究成果较少。①上海对福建的支援包含着以先进带后进，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战略思想，对当下经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在档案梳理和文献互证的基础上，厘清这一时期上海支援福建的历程和特点，总结其历史成就和时代启示，以求深化此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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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历程回顾
三线建设始于196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后方基地和工交建设战略。1964年5月—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二线也要发展军事工业。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和部署，福建省开始了本省的小三线建设。
发展内地工业，生产军用、民用产品是小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福建一直处于战备前线，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使得福建工业投资较少，产品品类不全，无法满足军民发展需要。虽有本省沿海企业内迁，但还是难以改变现状。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拥有大量工厂和雄厚资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担负着“支援全国”的任务。如1956年上海企业分别迁往福建等地区，其中较大的工厂在1960年迁至福建后，随迁的技术人员就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段沪闽两地合作迁厂经历为上海支援福建提供了经验。
1965年6月23日，福建省计委与上海市经委联合向华东局计委、国家建委、福建省委、上海市委提出关于从上海迁出11个厂支援福建的报告。1965年底国家建委召开迁厂会议，表示具体工作分别由搬迁企业归属的纺织、化工、轻工三个局进行。[1]当年10月，福建省就成立迁厂办公室，并确定福建省委迁厂计划。计划将上海迁往福建的11个厂全部建在山区三线，以“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为建设方针。
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11个企业在福建生根壮大，在推动福建山区建设上起着重要作用，支援工作的实施对福建省山区开发和福建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针对迁厂工作零碎复杂的特点，各厂成立了筹建机构。筹备处成员除福建当地人员外，每厂邀请相对应的上海工厂派1至2人参加，以便更好地共同研究解决问题。[3]1966年2月，福建省轻工业厅分别成立龙岩绢纺厂、锦昌染织厂、华光被单厂迁厂筹备处等四个筹备处，人员共55人。[4]筹备处的成立加快了福建当地新建厂房和福利建筑的进度，提高了沪闽两地的沟通效率，有效推动了上海迁厂入闽进程。
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是三线建设中地区协作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上海支援福建的迁厂规模、工业门类和支援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主要特点。
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率(1.33%)明显低于对照组(9.33%)(χ2=4.7535，P<0.05)。见表3。
在迁厂流程上，福建省组成迁厂工作组，勘测设计工作除一部分由福建省轻工业厅、省化工局设计院负责外，还请上海迁厂单位的技术人员及上海纺织设计院担负纺织印染方面工艺设计及一部分土建设计工作。为了更好了解上海方面要求，及时进行沟通，福建方面积极商请上海纺织管理局等单位派出人员到福建会同踏勘厂址，共同研究迁厂方案。在沪闽两地政府和企业的分工上，双方商定在迁厂基建工作基本完成之前，上海方面做好职工迁移安排的思想动员工作以及拆迁、包装、运输等迁移工作，福建具体安排人员接收安置等有关问题。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11个工厂（车间）陆续迁入福建，并更改厂名。1966年10月，上海永昌五金厂和立丰染织厂迁入三明市郊台江和三明列东，分别更名三明无线电元件厂和福建省三明印染厂。同月，上海勤余织造厂迁入南平安丰大沟，更名南平针织厂。同年11月，上海曙光锁厂迁往南平东坑乡，并入福建无线电厂（8400厂）作为一个车间。华光被单厂迁入龙岩溪南地区，更名龙岩被单厂。桃浦化工厂合成樟脑车间和上海化工厂的敌百虫设备也于1966年迁入福建，分别组成建阳化工厂合成樟脑车间和三明化工厂敌百虫车间。1967年4月，上海泰昌胶合板厂迁入三明城关，更名三明胶合板厂。1969年，经昌染织厂（时名上海色织29厂）迁龙岩溪南，并与先期迁来的华光被单厂组建龙岩染织总厂，9月，上海锦新丝织厂（时名上海丝绸16厂）迁往邵武鹤林坪村，更名邵武丝绸厂。1970年10月，上海静安棉纺织厂（时名上海国棉26厂）迁往三明列东，更名福建省三明纺织厂。
至此，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11个迁厂项目历时四年正式完成。两地在国家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开展紧密无间的合作，成功完成了这项物件繁多、类型多样、工序严格、关系错综复杂的迁厂任务。
二、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特点及原因
在“交通方便，具有一定工业生产条件”的选址原则指导下，1965年12月，福建省建委召集迁厂选址工作组和上海各迁来厂的领导共同研究厂址安排情况，次年5月，各厂厂址尘埃落定。上海迁来的11个企业中，静安厂等5个工厂车间设置在三明地区；勤余厂定在南平，曙光锁厂并入福建无线电厂，桃浦化工厂合成氨设备并入建阳化工厂，锦新厂选定在邵武；锦昌染织厂和华光被单厂则搬迁龙岩地区。[2]各厂厂址的选择在做到执行选址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满足企业生产和提供职工生活便利。
在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在经济发展、民主法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面对日益复杂而多样化的公众诉求与福利期待，行政权的职能内容已不只是消极地应对公共安全与秩序稳定，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增进公共福祉、实现全民幸福而提供多样化的供给与服务。随着给付行政内容的逐渐增加，公物管理不再被视为行政主体的内部行为，因为其通过对公物使用规则的制定或重置而实际地影响着公民使用人权利的实现，故这一利益相关性便要求公物上行政权的行使应受到法律的规范与控制。
（一）支援规模较小，地域分布集中。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企业共11个，投资额2195万元[5]，在当时全国各省大建后方工厂的背景下，规模较小。从地域分布来看，上海迁往福建的工厂基本位于闽西北地区，以南平、三明为中心，企业分布集中。特别是迁往龙岩的经昌厂和华光被单厂，由于距离接近，以至于后来两厂供水、供电、染纱等建筑都合并修建。[6]
这种分布格局是由福建地理区位和当地工交条件共同决定的。一方面，福建省内闽中山带将福建分成东西两部分，因山脉之隔居于内陆的南平、三明、龙岩等地，在战备条件下成为福建小三线建设的重点。从1965年规划以来，三地就承接不少沿海内迁企业。另一方面，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本身就是考虑补缺福建当地工业的不足，完善福建工业体系。在上海迁厂到来之前，南平、三明等地就已经在进行三线建设，如1965年底前就搬迁了福州电线厂等到南平地区，搬迁泉州蓄电池厂等到建阳。由此，上述地区前期形成了一定的建设基础。
目前，空气动力性噪声都是依靠在排气口安装消声器进行降噪，但必须使这种消声器的阻力小，降噪量大，安装方便，造价合理，寿命长。国外也有采用排气口直接通入齿轮的隔罩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于排除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和油，所以消声器降噪的结构一定要耐水和油。机械压力机离合器-制动器排气消声器，降噪量可达38db（A），可在实践生产中推广使用。
（二）多民用工业，产品主要满足民间需求。上海迁入福建的工厂除并入福建无线电厂的曙光锁厂，其他都为民用厂，主要生产民用产品。其中6个为纺织、印染企业，2个化工项目也是服务农业。静安棉纺织厂迁至三明后，“工厂生产价格低廉的棉毯，供应城乡居民，满足群众所需，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7]三明胶合板厂开发当地林业资源，产品供应省内做茶叶出口包装，运输至上海市做家具和各种包装箱，同时还生产一部分胶合板出口供应国际市场。[8]除纺织、化工企业外，两个手工业工厂也都不同程度地生产民用产品，满足物资匮乏时代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
大比例输入民用企业是综合考虑建设需求和规模的安排。在建设需求上，1960年代的闽西北地区民用工业还不能满足当地发展需要。以三明为例，1957年鹰厦铁路通车以后，三明等工业城市才先后出现。[9]随着开发的进行，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另外，福建军工和配套企业当时已趋于饱和，对外部引进的需求较弱，在迁厂资金总体有限的情况下，福建只得考虑多引入民用企业来满足产业急需，缓解民用产品供求紧张局面。
（三）支援采取企业整体搬迁形式。不同于支援其他地区采用的包建形式，上海对福建采用企业整体搬迁，人员随厂迁移的支援方式。在支援过程中的事务管理上，两地分工类似于“福建的归福建，上海的归上海”。福建负责项目在本省的一切工作，如勘查定址、安置迁入职工及家属等；上海方面则对在沪事宜进行统筹管理，包括接待福建商谈人员、做好迁厂动员等。在资金上，福建承担在闽建设和搬迁企业的所有开销，上海则对企业在上海产生的花费进行填补。如在三明敌百虫项目中，双方协定企业化工专用设备的补套，由福建省化学工业厅向承制单位另立合同，一切费用由福建负担。[10]双方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完成搬迁任务。
将白菜与非十字花科植物进行轮作、间作，可以减少次年的初侵染来源进而降低病害发生的几率。种植白菜时合理布局，适当增加行宽和株距使植株通风透光良好，避免因种植过密引发病害发生。加强田间管理，清洁田间卫生，秋季生产完成后及时清理田间残留病叶，减少次年初侵染源。合理的灌溉方式也是确保植株健康的前提，大水漫灌容易对植物造成伤害形成微伤口，微伤口是病原菌侵入的有利途径，目前采用的滴灌方式可以有效降低病害的发生。
这种支援方式是从福建工业基础和承受能力出发的。福建的工业基础较好，有更多建设资金，搬迁企业数量和规模也小，这些都使得福建能够负担得起迁厂产生的人力、物力成本。同时，考虑到上海对福建支援企业数量不多，需投资的资金规模也在福建可接受范围之内，两地才采取了这样的支援方式，这种方式还最大程度保证了双方工作的独立性和决策科学性，为工厂的选址和建设提供了相应保证。
式中： DLS为狗腿严重度，(°)/30 m；L为两测点弯曲段长度，m；α1为第一个测点顶角，(°)；α2为第2个测点顶角，(°)；θ1为第一个测点方位角，(°)；θ2为第二个测点方位角，(°)。
三、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成就
在迁厂企业类型上，据统计，上海搬迁至福建的11个企业中，有轻工业迁厂项目7个：静安纺织厂、立丰染织厂、经昌染织二厂、上海勤余针织厂、华光被单厂、锦新丝织厂、上海泰昌胶合板厂。化工迁厂工程项目2个：上海农药厂敌百虫车间、桃浦化工厂合成樟脑车间。手工业迁厂项目2个：永昌五金厂、曙光锁厂。项目计划预计总投资1657.40万元。搬迁企业车间的规模大小不一，随迁职工数几十、上千不等。建设规模最大的上海静安纺织厂，预计搬迁职工人数1800人。小型的如永昌五金厂，职工人数只有97人。搬迁而来的车间企业产品多样，这些企业的迁入能够提升福建经济产能，对满足群众需求大有裨益。
（一）推动山区建设，促进福建经济发展。以三明、南平为代表的福建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受制于山区地理位置和闭塞的交通条件，工业基础薄弱。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全省工业布局过于集中于沿海的局面，促进了闽西、闽北工业的发展。以纺织工业为例，从上海迁来后的三明印染厂使用全新的印染技术，对福建印染业的发展起了示范作用。到1992年，三明地区成为福建省纺织工业的重要基地，纺织业成为三明市主要支柱工业之一。[11]上海曙光锁厂并入福建无线电厂，开启了南平的通信工业，改革开放后，又为福建电子工业创立了导航工业。[12]至1982年福建省工业生产总产值达87.6亿多元，比1950年的2.4亿多元增长近35倍，全省轻工业产值达55亿多元，比1950年增长22倍多。[13]上海迁来的小三线厂在不断发展中壮大并提高了企业形象，极大地改变了闽北工业落后的状况，也为福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工业基础。
（二）为福建输入培养了大量人才。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时期，一大批上海工厂的知识分子、管理人才、熟练技工也随厂迁往福建山区。他们的到来短时间内向闽西北地区注入了大量人才，给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他们熟悉生产、通晓技术、善于管理，改进了产品制造工艺，还在福建山区引入上海先进管理方式。更重要的是，上海迁入人员通过技术培训等方式将所知所学传授给当地职工，为当地后来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成为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据统计，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仅纺织工业就有4200余名职工来到山区。此外，随着企业扩大，这些工厂又从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大批工人。[14]上海迁来的干部、工人在生产实践中以老带新，答疑解惑，为福建工业领域源源不断提供智力支持。
卧倒门为实腹式双主梁对称结构。闸门运行转速相对较低(卧倒门启闭时间为90 s)，可将它近似为一刚体平面运动系统[7]，根据M动力=M阻力，该系统平衡方程为：
（三）形成了上海支闽小三线建设精神。闽西北地区物资保障、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都难比上海，但沪厂职工们都怀着奉献祖国的一腔热血，踏实苦干，奋不顾身。邵武丝绸厂的班组长骨干“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不仅自己去，而且要带爱人、子女全家都去支援山区建设”[15]。当地基础设施差，职工就自己动手搭盖宿舍、汽车库、厕所。迁厂过程中工序繁杂，条件艰苦，可职工们一心只有生产。三明纺织厂工人杨厚泽“在搬运东西时腰扭伤了，看到任务紧急，不愿休息，一心想早一天装好车，早一天让机器开动”[16]。不仅是生活上自力更生，在生产上职工们也敢于创新。1970年4月，三明印染厂职工进行技术革新，成功地创造坯布染色“一步法”新工艺。[17]据统计，上海迁厂职工总数超4300人，平均年龄39岁，勤余针织厂666名职工平均年龄才37岁，[18]建设者们都正值生命中的黄金岁月，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在条件艰辛、生活困难的环境下用青春和汗水绘就了福建山区的工业画卷，形成了以爱国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为核心的上海支闽小三线建设精神。
降雨和径流可以在裸露的分散性土边坡引起严重侵蚀。侵蚀在边坡上导致严重的斜向滑移和冲沟，进而造成堤防内部缺陷[18]。主要破坏型式如图1所示。
四、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时代启示
扎根福建几十载，在瞩目于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的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些对当下建设有益的启示。
（一）坚持经济发展为改善民生服务。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为满足人民需求服务。从福建山区群众生活物资供给不足的实际出发，向闽西、闽北输入急需的纺织、农药、轻工企业。这些企业满足了群众的生活需求，改善了群众生活质量。当前，我国处于新时代这个全新的历史方位，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多个国家重大项目有条不紊地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19]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鼓励企业健康发展，着重在发展中改善人民生活，使发展成果更多地成为人民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便利，让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鼓励引导资源向后发地区流动。闽西、闽北地区原是工业基础薄弱地区，但在小三线建设过程中，福建沿海和上海迁闽企业都在这里扎根，短时间内把两地建设成了产业完整的工业新城。今天，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加紧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我们要积极引导市场资源向后发地区流动，建设更完备的公路、铁路网。与此同时，扶贫攻坚也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我们要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不仅是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扶志、扶智。国家要制定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可行性的扶贫标准和执行细则，脱贫攻坚地区也要创新资金引入方式，推动互联网+产业扶贫工作，使年轻人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地方政府还应创造更好更宽松的条件吸引优质资源进入，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领域，引导优秀师资、医务工作者等各领域人才流入扶贫地区，让扶贫成果不仅能在当下见效，还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经济建设要坚持系统规划，考虑长远。上海迁至福建的企业适应当时的闽北、闽西地区发展状况，集中安置，与本地企业相互联系，紧密协作，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帮助其他企业生产，持续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特别是纺织业更做成了产业集群，形成了规模效应。在现代经济的背景下，产业发展需要协作，这就要求城市建设要坚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从中长期考虑，为产业发展预留空间。要着力推进交通功能完善、功能布局优化，强化产业布局统筹，使企业可以融合发展。招商引资时要着重考虑企业存活能力，对引入的项目要进行严格论证，把一个企业、一个项目的发展纳入到地方整体建设的蓝图上来，系统规划，统筹考虑。对引入的建设项目要注意管理和保护，对其中有活力、有发展潜力的项目重点关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使企业“引得进、立得住、走得远”，使招商引资工作不仅有益于当下，还能形成规模效益，使其能在发展中为城市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要大力弘扬上海支闽小三线精神。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三线建设者们接力奋斗出来的，他们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来到福建，将青春奉献给了福建，形成了上海支闽小三线建设精神。“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20]三线建设者们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创造了福建经济建设的奇迹。在今天，我们弘扬上海支闽小三线建设精神，就是要挖掘三线建设事迹，保护三线遗产，讲好三线故事。政府部门和相关研究单位要积极采用口述、拍摄纪录片等多种手段留存亲历者的历史记忆。同时，要注意到三线精神与其物质载体的关系，保护好有留存价值的三线工业遗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三线精神的社会传播。要建立三线建设主题展览馆、博物馆，设立体验区和互动项目，加强舆论传播力。组织群众积极参展，在丰富的实物和讲解下回顾三线历史、激发建设激情。让三线精神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精神动力。
注释
①代表性论著有谢忠强：《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66-172页；叶青、黄腾飞：《福建小三线建设企业布局及其特点刍议》，《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6卷第1期，2019年1月，第138-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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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6-0039-06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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