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本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大致可分为复原性整理和汇校性整理两类，前者包括辑佚和一般性的校勘、注释等，后者主要指出汇校本。现代文学作品出汇校本，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截止到1991年，共出有5种，即《〈女神〉汇校本》（郭沫若著，桑逢康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文艺论集〉汇较本》（郭沫若著，黄淳浩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棠棣之花〉汇校本》（郭沫若著，王锦厚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死水微澜〉汇校本》（李劼人著，龚明德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围城〉汇校本》（钱钟书著，胥智芬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等。2008年之后又出了《女神》校释本（汇校本兼注释本，陈永志校释，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9月版）、《边城》汇校本（沈从文著，金宏宇、曹青山汇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版）等两种。而从1991年到2008年17年间，没有出过汇校本。为何中断了17年？有一个原因就是《围城》汇校本引出了1993年的一场官司和一场论争，之后没有出版社敢出了。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总共只出了7种汇校本，还惹出一场官司和论争。这说明了出汇校本的困难。汇校简单地说只是汇校异文的活动，实际上却汇聚了多方面的矛盾和异见；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出版事件，它是一种由作家及其亲属、出版社、汇校者和其他学者几方博弈的出版事件和学术事件。归纳起来讲，作家及其亲属在这种事件中，考虑的是著作权、修改权和最终意图等问题；出版社则顾虑版权、销量及这种工作方式的定性问题；一般学者会认为它只是普通的校对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只有少数汇校者和一些深谙学术之道的学者真正认可它的学术价值。所以，做汇校本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其实，这几方的博弈可以出现共赢的结果。版权、利益等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关键是让各方对汇校本有一种价值认同。为此，笔者想就为何要做汇校本，其价值如何，出什么样的汇校本等问题谈点拙见。
一
谈到为何要出现代文学汇校本的问题，我们应重提一下1993年的那场官司和讨论。官司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钱钟书为一方状告四川文艺出版社及胥智芬，结局是出《围城》汇校本的后者败诉。这主要是一场版权官司，但其实，出版法并没有禁止出汇校本。在打官司过程中，一群学者和作家也围绕此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论争中，支持钱钟书的黄裳，其实并不反对汇校本，而是认为出汇校本要等作家作古之后。施蛰存则反对出汇校本，主要是基于维护作者版权的考虑。其他如陈思和、朱金顺、何满子等都支持出汇校本。但为何要出汇校本，他们并没有从学理上深入地去阐发，这正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现代文学作品要出汇校本首先是由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版本和文本衍变史所决定的。现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名著往往具有初刊本、初版本、修订本、定本等各种版本，如果手稿本还保存着，也应算上。许多名著都有好几种版本，《家》甚至有10个版本。这些版本绝不是图书版本学意义上的版本，而是由大量异文构成的异本。所以这些不同版本其实就是不同的文本或同一文本的不同的变体。这些异文有的是由编辑、手民（排字工）、作家亲属或其他人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由作家本人的修改造成的。而这些修改既有艺术性的考虑，更有思想性或内容性的修改。这尤其是跨时代的与时俱进的修改。新旧中国的政权更替带来了国家意识形态、文学规范以至语言规范的改变，更有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乃至政治运动，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作品的修改和重版。解放后出现的多次普遍性的旧作新改、旧作新选浪潮，正是对这种时代变革的具体回应。所以说，现代文学作品的异文无不隐含着作家灵魂搏斗的信息，现代文学作品版本的变迁必然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这样一来，现代文学的一部（篇）作品可能就有一个版本谱系或是一个文本丛，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版（文）本衍变史，而且是有着深刻蕴含的衍变史。这是文学史的事实，要把这样的历史事实完整而集中地呈现出来，就必须出作品汇校本。
另一方面，出汇校本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文学研究是不重视版本的，版本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知识盲点。即便是有唐弢等少数学者了解和重视，但他们的观念往往受制于古籍版本学或图书版本学，缺乏深入的批判性的思考。比如概念上就不能精确化和细化。在这方面，西方版本学和校勘学值得我们借鉴。在英语中表示“版本”概念的有两个词：“edition”和“version”。“edition”表示因编排、刻版、装订、传抄等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本子，“version”可指因作家修改而造成的同一个文本的不同变体，可译为“变本”，相当于不同的“text”（文本）。而英语中的“校勘学”正是“textual criticism”，《大英百科全书》将它解释为“将文本尽可能接近地恢复其原始形式的一门技艺”，汉译为“校勘学”，但其中的“criticism”含有“鉴别”、“考据”、“批判”的意思，故又可译为“文本鉴别学”、“文本考据学”或“文本批判学”。英语中的“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又分为“lower criticism”和“higher criticism”。前者可译为“初级校勘”，后者可译为“高级考据”，胡适将后者译为“考据学”。所以，英语的“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比汉语的“校勘学”在内涵上多了一层“考据”、“批判”的意义。①然而，这些概念的细化和区分其实是不必从西方版本学和校勘学著作中获知的，只要我们去认真读一下一个汇校本就可能会引发这些思考的。一个汇校本就汇聚了不同“版本”中的异文，汇聚了一部作品的不同“变本”或不同的“文本”。汇校的工作虽是一种“初级校勘”，但其实已包含了对版本构成、版本谱系等内容的“考据”和“批判”。一个汇校本会启发现代文学研究者去探究作品版本与文本的关系，还有校勘、考据与阐释之间的关系等等。可以说，出汇校本是促使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
反过来说，现代文学的研究也需要凭借汇校本。一个完整的汇校本，不但让我们知道一部作品的版本衍变情况，而且是众本备具。让研究者省去到处搜寻版本之苦和多次对校异文之累。汇校本帮我们完成了韦勒克《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为我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准备。许多严谨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坚持“一定要以初刊本为起点，再兼顾以后的各种版本。”②这说明他们已具有汇校意识。事实上是每出一个现代文学汇校本都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同和利用。这也说明了汇校本对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出汇校本还是现代文学文本整理工作的必然结果。现代文学作品的整理除了辑佚、考据、注释、复原性校勘等工作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作品异文的汇校，或者说汇校是校勘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更完备的校勘。既然作品存在异文、异本，既然这是文学史的事实，研究者必然会把它发掘和呈现出来。尽管有少数作家反对这样做，反对出汇校本，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阻止研究者出校读记的。只是校读记不可能像汇校本那样完备、客观地呈现异文和异本。目前还在版权期限的作品出汇校本是可以通过协商来实现的。一旦作品过了版权期限，谁也不能阻止出汇校本。所以现代文学作品出汇校本是时间的问题，迟早会有人来做这样的整理工作。有人甚至把出汇校本说成是研究者的义务和权利。“汇校是研究者的本分工作，是公民劳动权利中的一种权利。作者有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但修改过的作品一经出版……已经是社会公器……研究者就有进行比较、校读和汇校的权利”。③
也正是在现代文学的研究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了汇校本这种形式。唐弢的《晦庵书话》谈到很多版本、出版等方面的问题，就是没有谈汇校本。汇校的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才提出来的，是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的副产品。人们在研究这两位大家的时候，发现了他们的作品存在修改和异文，而这对于研究他们的思想发展、写作艺术等是有用的。这才做起了汇校工作。最早出现的是关于鲁迅作品的两种校读记，即同在1982年6月出版的孙用的《〈鲁迅全集〉校读记》、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真正的汇校本出现在郭沫若研究领域，那就是论文开头提到的三种汇校本。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汇校及汇校本问题的出现一开始是不自觉的，是从属于作家研究的。真正有意识地把汇校本当作一项文本整理工作，当作一种特殊的版本来做的是龚明德。他出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及《死水微澜》、《围城》的汇校本。不管怎样，现代文学的汇校本终于出现了。英国古典学家豪斯曼曾说：“校勘家是天生的，不是教会的。”④笔者要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迟早会被校勘家弄出来，因为“天生的”他们必然要做这项工作，他们有依靠“本子”，善用“脑子”，坐得住“凳子”（有人嘲笑古籍整理者是“不用脑袋做学问，用屁股做学问”）的“天生的”品质。
从作家或作家亲属的角度看，其实也应该支持出汇校本。既然一部作品有异本，有版（文）本衍变史，我们就不能忽略、掩埋或阉割这种历史，汇校本恰恰可以完备地呈现和保存这种历史。这对完整、公正、历史地评价作品及作家是有益而无害的。同时，汇校本汇聚众本，应该是一部作品真正的“善本”，甚至可以说它促成了作品的经典化，能提高作品的文学史地位，能避免研究者只依据某一个版（文）本片面地评价和叙述作品。从经济角度说，它也可以使作品成为长销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研究价值。
二
勒内·韦勒克等在其《文学理论》中说：“一个版本几乎包括了每一项文学研究工作……每一版本，都可算是一个满载学识的仓库，可作为有关一个作家的，所有知识的手册……”⑤这是说版本研究的价值，这更适用于评论汇校本。汇校本备具众本，是作品的异文大全，是作品版本史和文本史的浓缩，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首先，汇校本是综合的动态的史料载体，是丰富的文献文本。可以说，校勘整理其实就是历史整理，汇校尤其是如此。西方校勘学家说：“校勘整理与其说是要复制某个特定的过去的文本，不如说是要用一个文本为读者重新构建作品的全部历史。”⑥汇校本复制的是一部作品的众多文本，更是在构建它的全部历史。一个正确的汇校本必然弄清了作品的版（文）本谱系，考证出了版（文）本之间的递进、逆转，并列、合并等源流关系，所以它提供了作品版本史、文本史的史料。一个完备的汇校本不仅会汇校其所有版本中正文本的异文，还会汇聚其不同版本中的序跋、扉页引语等副文本及其异文。所以它能提供作家思想、美学观点以至人格、心态方面的研究史料。如从《女神》汇校本里，我们能弄清郭沫若是何时把《匪徒颂》中所歌颂的哲学家“罗石尔”（“罗素”）、遗传学家“哥尔恫”（“哥尔栋”）改成了“马克思”和“恩格尔斯”（“恩格斯”）以及人物译名的变化。又如何把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发现”改为“鼓动”。这对研究郭沫若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汇校《家》，我们也会发现巴金在《家》的不同版本的序跋中对高家定性问题的说法不同，即从“资产阶级家庭”改成了“封建地主家庭”。这些内容都是作家研究的具体史料。同时，汇校本更会提供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作品的成长史或衰退史、作品的分合、调整及具体内容的修改、润色等等史料。如《棠棣之花》汇校本就揭示了郭沫若在20多年间对该剧的整合、增删过程及其与时代的应和关系等丰富的作品研究史料。
汇校本还是促进作品阐释和理解的比较文本。异文的汇聚为作品的深入阐释提供了比较材料和不同的角度。如从《女神》汇校本中我们看到《凤凰涅槃》一诗有大量异文，其中诗作的副标题“菲尼克司的科美体”，有些版本有，有些版本删去。“科美体”是英文“comedy”的音译，是“喜剧”的意思。有此副标题我们会将诗作往“喜剧”或“喜庆的戏剧”方向阐释，无此副标题我们可能关注诗作的悲剧或悲壮的一面。这涉及诗作的种类(genre)问题。作品的种类或类型是阐释的基点，有了种类或类型的框架（如喜剧或悲剧），作品所有的细节材料就会纷纷归就。这正是异文带来的阐释差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一书将原著的异文汇校比较，我们看到第三十三章张裕民评价农民的“败阵”事件时说了一句话，初版本是“庄户主还没有翻身啦”，后来的版本皆把其中的“翻身”一词改为“翻心”。这一处异文虽小，却影响读者对作品思想深度的理解。从“翻心”的角度无疑能更深刻更完整地把握这部土改小说的主题。“翻身”只是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土地、农具等生活和生产资料，政治上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等。“翻心”才是其思想上、精神上真正的解放、觉悟和更新。“翻心”意味着克服奴才心理、宿命论观念、小农意识、变天思想等精神弱点。不“翻心”，农民只能在地主面前“败阵”，干部们无法摆脱个人顾虑和自私心；不“翻心”，富裕中家顾涌们只能“顾虑如涌泉”，贫农侯全忠们依然会把分到的地契还给旧主子。所以土改运动不只是土地、财产的重新分配和权力、地位的重新变易，更是一场农民阶级心灵深处的“翻心”革命。⑦“翻心”是对作品主旨的凝炼概括。“翻身”与“翻心”的异文比较引发了对作品的深入阐释。甚至副文本中的异文也会导致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和不同阐释。如《日出》的扉页引语，有的版本有8则（其中7则引自《圣经》），有的版本只有《道德经》那1则，这种异文会使我们对作品的意蕴作出差异很大的阐发。总之，异文不仅会引发作品文类、题旨的解读差异，也会导致作品人物、结构、叙事技巧等的全面改变。存在有机关联的异文或重大增删的异文自然会使作品面目焕然翻新，一处很小的异文也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全书改观。异文会使作品不同的版本变成不同的文本，在相互比较和对比中，能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
汇校本更是一种统合文本。一个汇校本是文本丛，它以一个版本或文本为底本，把其他版（文）本的异文汇聚其中，实际是把几个版（文）本统合为一体了，故可称之为统合文本。我们固然可以从中看出从一个版（文）本到另一个版（文）本的衍变，比较不同版（文）本之间的优劣，但是作为一种统合文本，它整合了不同的优劣异文，让我们可以有从中根据自己的好恶或特定的标准来选择的可能。如果从艺术性的标准来看，作家弄出的每一个版本或文本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一个细节在甲版本中可能处理不当，在乙版本中可能处理得当；而另一个细节则可能反之。这样我们就有选优的可能了。汇校本保全了这种选优的可能。汇校本可以让我们在同一个细节、同一处描写、同一处语言等的异文中选优。如，《雷雨》有初刊本、初版本、开明选集本、“剧本选”本、“戏剧二版”本等众多版本。在这众多版本中，相对而言，其初版本是最好的版（文）本，但它并不是处处完美，也存在失误、矛盾、生硬等问题。其他版（文）本的修改，可能整体上是失败的，但也并不是一无可取，有的甚至修复了初版本的“硬伤”。如，其初版本中，警察镇压工人时掉了一支枪，大海把它带回家，又把这支枪交给周萍，后来周萍用这支枪自杀，这种安排过于巧合。“剧本选”本里有两支枪。周萍自杀的那支枪是他要去矿上时周朴园送给他用来自我保护的，与大海所持的那支枪没关系。又如“戏剧二版”本中鲁大海这个人物修改得比较得体，曹禺认为总算把自己心中的一个“疙瘩”去掉了。其他版（文）本还有许多从艺术性角度看是较好的修改。我们不可能把这些更好的艺术处理文字整理到初版本中去。但汇校本这种统合文本却能把这些异文保全，既展示了曹禺精益求精的修改过程，也满足了读者追求艺术完美的阅读心理。
从另一个角度说，汇校本这种统合文本为多重阅读或多义性的阐释提供了可能。通常我们对一个文本的多重阅读或多义性阐释是需要我们从不同角度或更新研究方法去进入，而汇校本却能通过自身的异文给我们以启发和引线。甚至可以通过异文完成解构性的阅读。西方校勘学就提供过类似的文本。“1984年加布勒对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整理，采用了‘对观本’(synopticedition)的形式：右边是正文，左边是作为‘对观文本’的‘前文本’……其对复数文本、文本的不确定性的强调，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挑战英美文本整理模式’的一次重要的尝试。”⑧应该说，汇校本是一种“综观本”，比这种“对观本”汇聚了更多的复数文本，更适合于后结构主义的阅读。比如，如果《屈原》有汇校本，从异文中我们会发现屈原的不同形象。在一个版本中，有屈原“抚琴”、“佩陆丽之长剑”的描绘，是一个“剑胆琴心”的诗人形象。而另一版本中，屈原依然佩剑，但不是抚琴，而是抱一条黄狗（金猊）。⑨佩剑而抱狗，这就成了无厘头版的屈原形象了。这正是异文带来的颠覆效果。作家当年对作品的“修改”与今天人们对原著的“重写”、“戏仿”等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
最后，汇校本是多种人文学科多个分支学科共享的研究资源，为它们提供了材料、证据等方面的便利和启发。汇校本本是版本学、校勘学的研究成果，也与目录学、考据学有关联。同时更是现代文学版本研究和文本研究的一种形式，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空间。它对异文的汇聚将使现代文学作品研究以及作家研究等更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汇校本对其他学科如语言学、修辞学、观念史学、传播学和接受学等学科也都有研究价值。汇校本提供的异文是语言学的直接材料。不同的版本异文保存了不同时代的语言特色，也显示了方言向普通话的转变过程。这对研究语言的时代性、现代汉语的规范化等都是很好的例证。通过对异文的考察，修辞学则可以从中展开比较修辞的研究、修辞格的变化研究等。如《围城》汇校本就有助于用典、比喻等方面的研究。有些修改涉及一些核心观念的“革命”、“天命”、“性”、“爱情”等，这些关键词在不同时期的意义滑变及产生的相关异文，正是观念史学的研究对象。作品版本的衍变、异文的产生也与出版机构、传播体制、把关人（编辑）、接受者（读者、评论家等）等也有关联，所以，汇校本也可以成为传播学、接受学研究借助的材料。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文本发生学或渊源批评、演进批评也关注作品异文，这些方法如果引进用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汇校本也能派上用场，为其提供研究的便利。
三
出什么样的汇校本也是应该讨论的问题。1993年那场讨论只涉及要不要出汇校本的问题，出怎样的汇校本还不在讨论之列。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还缺乏总结，其技术和理论问题也还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目前出的几个汇校本都是一种尝试，因此各自的形式与做法都有些差异。如《〈女神〉汇校本》和《〈棠棣之花〉汇校本》都采用在每首诗末或每一幕结尾作尾注的形式，阅读时不便对观。而且它们都存在版本不全的问题。前者没有把初刊本纳入，后者汇校至《棠棣之花》的第一个全本为止，此后的版本也未纳入。《〈死水微澜〉汇校本》和《〈围城〉汇校本》用每页脚注的形式，注意到了标点符号的修改且版本齐全，但底本的选择还值得商榷。《〈女神〉校释》和《〈边城〉汇校本》都采用正文、异文左右对观的形式，且版本齐全。但以上所有汇校本都没有把手稿纳入（当然许多手稿已不存在了）。
所以，汇校本的规范问题还值得研究，理想的汇校本是什么样子也值得讨论。目前已出的汇校本还没有达理想状态。理想的汇校本也许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至少具备几个因素：一是有汇校者的说明文字，其中包括作品版本谱系的考据、底本的交待以及汇校凡例的说明等。二是汇校的版（文）本齐全，如果手稿本存世，也应纳入。除正文本内容齐全外，还应包括序跋、扉页引语和题词、附录等副文本，因为它们也有异文。三是底本选择的合理。底本的选择应就具体情况而定，初刊本、初版本、定本或某个中间的版本都可能作为底本，这主要取决于这个版本的内在品质，但有一个前提，底本应该是一个全本。四是异文呈现方式得当。异文的呈现有多种方式，如，眉注、脚注、尾注、夹注等，日本株式会社出的《毛泽东集》也是汇校本，采用眉注，但删去的异文直接用“×”号在正文行下标出。以上方式各有优劣。如果从阅读便利的角度看，当以正文、异文左右分列的方式最好，既无碍阅读正文之流畅，亦可使正文、异文对观。另外，理想的汇校本应包括汇校和复原性整理两方面，汇校自然是对异文的完整汇聚。复原性整理则是将他人对文本的污染（如误植、妄改等）清除。以上方面有许多是技术问题，但汇校本的整理其实涉及一些中国古籍校勘学不太关注的理论问题。下面想结合西方校勘学提到的一些理论问题来分析一下汇校本应注意的方面。
第一是两种异文问题。这是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格雷格说：“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异文：一种是重要的，或者我称之为‘实质性’的，即会影响作者的意图或者其表达实质的文本异文；另一种一般是诸如拼写、标点、词形分合等等，主要影响其形式上的呈现，可以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我称之为‘非实质的’文本异文。”⑩之所以要作这种区分，主要是抄写者或手民对这两种文本要素反应不同。对于前者，他们会严格认真地复制它们；对于后者，他们可能会遵循自己的习惯与风格去处理。实际上，一般读者或编辑的态度也是这样的。两种异文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整理面临的问题。现代文学版（文）本的汇校也应该有两种异文的区分。我们可以借用这样一对概念，赋予不同的内涵。实质性异文主要是指作者修改所产生的异文，但也可能包括他人修改或误植的异文。非实质性异文在现代汉语里不会涉及西文那种字母拼写、词形分合等内容，主要应该是标点符号、段落衔接、繁体字和异体字等问题。中国古籍几乎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与白话文、新文学共生的，具有语法和修辞的功能，能起表情达意、调整章节和音趣等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字。新诗里感叹号、括号都有特殊的效用，抛词法也离不开标点符号的使用。所以标点符号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时甚至起到了实质性文字的作用。但由于编辑、手民对它采取的自主性态度，以及作家自己的修改，在不同的版本里也可能产生“异文”，如《创业史》的初版本就比初刊本增加了更多的感叹号。段落衔接包括段落的重新划分、段落的合并等，在出新版本时也可能产生变化。如《倪焕之》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就是这样。在新诗的版本衍变中，这个问题可能更普遍更重要。这些非实质性异文在汇校时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有了两类异文的区分，汇校时对两者就会有同等的重视。
第二是底本问题。“所谓底本，是指校勘时被采为主要依据的那个本子。”即作为整理基础的那个版本。在中国古籍整理中，“底本，原指稿本，或据以刊印的原本。”(11)由于年代久远，选择底本不易，而定底本之是非曾被段玉裁认为是校勘中最难的事情之一。现代文学文本整理选择底本则较容易。复原性的整理一般可采用初版本、订正本或作者手校本为底本。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多半以原作的初版本为底本，在此基础上订正讹误。汇校性整理主要不是定是非，而是校异同，更确切地说是汇聚异文。所以底本的选择就不必拘泥于初版本等。西方校勘学家在面对“变本”(version)时的态度是：“当‘存在不止一个权威性不相上下的实质性文本’，或者如我们所说，当有不止一个变本时，格雷格承认这时的选择是任意的，是一个何者更为方便的问题。”(12)这不是针对汇校问题，但现代文学的汇校性整理在选择底本时也可以这样做。为了汇校的方便，底本的选择首先必须满足全本这样一个条件。然后我们可以以初刊本为底本来依次汇校后面的变本，以便显示作品版（文）本的衍变过程，如《〈围城〉汇校本》。可以以初版本为底本，往前后校，《〈女神〉校释》即如此。因初版本逼近历史原貌，又比初刊本精良。也可以尊重作者的最终意志，以他选定的版本为底本往前后校，如《〈边城〉汇校本》。如果想突出增删内容之多，则可以以最后的定本为底本逆行而校。《围城》如果以定本为底本汇校，给人（包括钱钟书）的感觉就不会仅仅是字、词的修改了。所以，汇校本的底本的选择可以以方便、全本或突出某种研究目的为原则。汇校本不必惧怕“底本专制”。“底本专制”是西方校勘学家在复原性整理中面临的问题。格雷格在谈到底本原理时说：“选择某一特定原本作为我们的底本，我认为，只有在非实质性文本要素的问题上，我们才有义务（在合理范围内）遵从它，而在实质性文字方面，我们则有选择的自由（和义务）……”“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区分，不使用这样的理论，必然导致对底本过于紧密，过于广泛的依赖，并由此产生所谓的底本专制。”(13)现代文学的汇校整理完全可以从底本专制中解放出来。因为它是汇校异文而不是取舍异文。但如果其中涉及复原性整理，其非实质性异文的选择当以手稿为准。
第三是作者意图问题。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可以弃作者意图于不顾，校勘整理则必须重视作者意图。这种对立，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两种派别，即新批评派和新目录学派。前者无视作者意图，将之斥为“意图谬误”；后者则看重作者意图，以其作为校勘的归依和理论的核心。新目录学派正是英美校勘学的代表。(14)他们对作者意图问题有许多研究和论述。如认为一部作品可能存在两个或更多的意图文本，整理者必须决定聚集于哪一个意图文本。又如认为手稿或初版本能代表作者的最终意图。对最终意图与理想文本的关系、最终意图的意识形态等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但这些研究似乎都针对的是复原性整理而不是汇校性整理。中国现代作家在跨时代（解放前、后）的语境中写作和修改作品，创作意图不断在变，有最初意图、修改时的意图、最终意图等。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正是他们不同的意图的实现。我们在汇校这些意图文本其实无须聚焦于某一个意图文本，也许只有在选择底本时才会注意这个问题。汇校本正是对作者的不同意图文本的融汇处理，借此可以知晓作者不同的意图以及意图的变化。西方校勘学者也发现了最终意图法则的方便操作的短路失效的问题：“因为有多个变本，而所有变本都显示出同等的地位和竞争力，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作者最终意图。”这时，“对照本(facing pages)是标准的解决办法。”(15)这种对照本已接近我们所说的汇校本了。他们还发现最终意图理论的广泛应用阻碍了校勘学理论的发展。所以，无论是在技术操作上，还是理论发展上，汇校本都为最终意图问题找到了某种解决途径。在这里，我们应着重提到作品序跋问题。中国现代作家通常会在作品的序跋中谈到创作意图，所以我们出汇校本一定要收全其不同版本中的不同序跋以及同一序跋在不同版本中的异文，从而弄清作者意图的蜕变问题。
最后是作者权威问题。这是说作品及作品的解释权、修改权等归于作者。英文“权威”(authority)一词正包含“作者”(author)一词。某些文学批评特别是“新批评”可以宣布作者已死，把作品当作自主自足的实体（作品本体论）。但“作者”对于某些文学批评（如传记式批评）具有诱惑力，无作者或作者生平不详会让他们感到无所凭依。对校勘学来说，作者更为重要。文本污染的清除、底本的选择、作者意图的确定等“都是以文学作品作者权威归属（以及归属的可能性）的假定为前提的。”(16)所以，可以说校勘、整理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作品的权威最终归于作者。而“作者权威”理论的背后潜藏着西方学者所谓的作者自治权的观念，即作者完全自主地创作一个文本，是文本自治的权威。西方现代校勘学者则对作者权威及其自治观念进行了批判。如他们关注作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这样，作品就是作者与出版机构、编辑或其他人合作的结果，因此作者权威具有相对性，更不可能对文本拥有绝对的自治权，文本的权威是多种力量合力所致。那么，对作者权威问题的研究会给中国现代文学汇校性整理带来什么启发呢？一方面，我们应维护作者权威，尊重作者最终意图、解释权等，更重要的是尽量不将他人弄出的异文纳入汇校本中。如《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时，老舍女儿舒济称“根据初版本校勘”，其实，它在勘误的工作之外，还漏掉了初版本的四处文字，其中包括“白面口袋”撩奶那一段。所以，这个“文集本”不应纳入汇校本，更不能作底本。实际上，许多作家全集在整理之中造成了新的污染和新的异文，整个《老舍全集》未能幸免，张桂兴的《〈老舍全集〉补正》正是非常细致的指谬。收入《茅盾全集》中的《子夜》也是校注者弄出的不伦不类的新版本，同样不能进入汇校本。总之，我们应有“作者权威”意识，汇校时只收作者的异文，他人的修改、整理或误植出的异文不能纳入。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文本的社会化生产过程中，作者不可能完全自治，所以作品中可能已有了许多他人参与或他人假作者之手弄出的异文，如《子夜》1954年的修订本的许多异文就是作者茅盾根据编辑龙世辉的标示而修改的，这类异文在汇校时当然应收入。
以上谈到关于汇较本的三个大的方面的问题，虽然许多问题都还值得深入地去研究，但汇校本的存在和它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笔者甚至以为如果复原性整理能有汇校的意识，我们的整理工作就会具有更完备的历史观念，更容易在比较中避免校勘的错误。另外，我们谈汇校本主要以单部（篇）作品为主，实际上作家的全集或文集也可以汇校，如能对全集进行汇校，那才是真正的全集，还可以在对校中让上面提到的《老舍全集》《茅盾全集》等避免新的校勘错误，或者至少让全集中的代表作品有汇校本。现在已出的全集中，只有《戴望舒全集》（王文彬、金石主编）诗歌卷的创作部分有汇校。《冯至全集》中的两卷诗歌（刘福春主编）没有异文汇校，但编者对诗作的版本、修改情况有交代，这说明编者还是有汇校意识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如果都能出汇校本，那将是文学史研究的理想状态。
注释：
①⑧(14)参考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编译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②陈思和：《为新文学校勘工作说几句》，《文汇报》1993年9月18日。
③王得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和校记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④A.E.豪斯曼：《用思考校勘》，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26页。
⑤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56页。
⑥(12)(15)(16)杰罗姆·麦根：《现代校勘学批判》，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315、261、295、305页。
⑦参考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231～233页。
⑨参考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24页。
⑩(13)W.W.格雷格：《底本原理》，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61，161、165页。
(11)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