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呈现及反思①——组织管理研究的一种补缺性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自我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09)03-0031-09
一、文献回顾：多元而不是一元
在国际组织管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科学界，实证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实证主义所标榜的研究者的“中立性/客观性”、研究结果的“可复制性”和“概推/普遍性”均遭到质疑。作为实证主义最核心的定量研究方法，也一直没有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以显示其“唯一的合法性”，而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要依凭的商学院的学术努力，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对组织绩效的切实影响。
在伊冯娜·S·林肯和伊贡·G·古巴看来，“社会科学已经呈现出一种向更具解释性、后现代性和批判性的实践和理论转变的明显趋势”，“几乎可以肯定无疑地说：后现代范式的正统性已得到充分确立，至少它已经与已被接受的范式和常规范式具备了同等程度的正统性”。深入理解这一动向涉及诸多哲学流派，需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全面检讨库恩所谓“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②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等多元化主张。而这恰恰不为中国管理学界所重视，少有此方面的深入探讨。
当我们抱定管理科学的“演绎推理”、一般管理的“统计研究”而与国际接轨时，至少应该意识到这股“多元化”潮流的潜在影响。“在本质上，管理知识都是局部性的而非普遍性的”，“定量研究方法……也无法处理复杂的、应景的和动态的问题，而这三点恰恰是社会和经营的最基本特征”。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把研究对象的特征从场景中抽象出来，用均值抹杀了个案的丰富性，“忽视了作为人类生活的世界，因而总体上使他们的知识不可能得到应用”。
莱文(Levine)曾说：“定量社会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邓津和林肯则预言：“定性研究很快将会取代过时的定量研究”。本文并不想就此发表任何见解，但一个极为简略的文献回顾至少会使我们明白，面对“动态、鲜活、复杂、隐含”的组织管理现实，学术界不能再坚持唯一的“科学主义”和唯一的“实证主义”，中国管理研究者需要一种“包容”、“平衡”的心态，尤其是恢复并接纳定性研究(质性研究)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允许学术探索者转向对“典型性/异质性”、“共鸣/意义生成”、“主观性/诠释性”的积极响应，这将是催生一批逼近真实组织经验的管理知识的必然选择，管理学术的目的就应该是对“现实的观察以及研究结果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在我们最擅长的领域发表最合于今日西方主流的国际论文。
二、问题的提出：方法论依据
观察中国的组织管理研究，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传统的定性研究(比如案例研究)，容易发现，研究者“自己”往往被排除在研究计划之外，从而很少成为学术探索的“对象”。这是因为保持价值中立的研究者必须像“机器”一样行事？还是作为研究者的“个体”或“小群体”根本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研究价值？我们一路成长，无论在学校、单位，作为学生、教师、研究者、咨询顾问，甚至决策者逐步形成的“亲身的组织经验”，难道没有可能成为管理知识的合法性来源？客观地讲，在实证主义视野中，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在一个全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多元化主张下，这些基于个体或小群体的局部性组织/管理经验不仅应该进入学术研究的相关领地，而且在国际上已经成为部分学者学术实践的现实。
研究者“自我”价值的凸现，有其深厚的哲学依据——“反身性(reflexivity)”，且有较为复杂的形成脉络和意涵。本文无意于这方面的文献梳理，但从作者所阅读的组织/管理/社会学相关文献，可以总结说，反身性就是对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以及知识形成的一种持续性的、深入自觉的审查和评价。它强调对于研究者所处文化关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反省，强调语言/叙事在建构现实中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反身性(解构)不在于拆解原有的东西，而是发现那些被遗漏的东西。反身性在组织管理理论方面的探讨在国际上已初见端倪，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强调研究者“本体论”和“方法论”差异对跨文化研究的全面影响(英国/中国)；再如麦肯纳(Mckenna)对自己早期论文写作背景、成因和主观判断的“反省”。
事实上，带有反身性色彩的学术实践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已蔚为大观，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印象式归纳，“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③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向导。自我民族志认为“研究者的个人经历本身就足以成为研究课题”，自我民族志是“一种自传体裁的写作和研究方法，它显示了意识的多层次性，把个体意识与文化意识联结起来……自我民族志通常用第一人称写法，其文本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这些文本就成了一个个被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影响的作为关系和制度的故事”，而“故事将要展现事实的真相，揭示复杂性的本质”。
当然，自我民族志“很难精确定义和明确它的操作步骤”。和社会学/民族志学的研究旨意不同，作者更看重“个体/自我”的组织经验对管理知识形成的作用和意义，所以本文提出“自我反思/呈现”，作为一种组织管理研究的补缺性方法论。因为中英文翻译的复杂性，笔者无意宣称其独创性，只是从自身的经验和洞察出发，选择并规定了：自我反思既有呈现自我(经历/经验的基本事实)又有反思自我(经历和经验)的寓意。正是借助于上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文献回顾，可以判定所谓自我呈现及反思一定是“自然主义的/情境的”、“个体叙事的”、“反思性的”，甚至是“坦诚的”。
三、自我呈现：反思的初步探讨
从任何一本权威的组织行为理论中，我们都能够容易地获得对组织个体、组织群体、组织系统的原则性描述和类型性划分。但我们有理由好奇：什么样的方法论可以呈现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组织微观结构及机制，且很好地反映出“情境、动态”的必要约束？总之，哪些问题适宜于“自我呈现及反思”，该如何进行？此方法的局限性何在？
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意在从统计分析——趋同性——匀质样本(满足随机抽样的要求)的可接受数量的反馈中，找到那些“数据”间的内在联系。通常，其验证结果往往“惊人”地服从于研究者的“判断/假设”，且能够提供定量研究所需的信度和较少的效度要求，论文可以发表了！传统的管理知识大厦也多仰赖这种方法得以合法的确立。但是，那些调研工具里的多数问题，比如里克量表却很难回答这类质疑，即应答者是在什么情境中，什么状态下，又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动机/倾向)对与组织相关的关键/敏感/隐秘问题做出回答的？况且，他们都是谁？他们真的是“均匀”或是“同质”的吗？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可以“等量齐观”，从而被“数字化”的吗？他们的诚实程度不会(或很少会)受到研究目的、方法、结果以及他们的文化、制度环境的影响，甚至扭曲吗？我们深知这些疑问恰恰是(大数规律基础上的)统计学技术所忽略，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是在我们看来，从“普遍规律”还原到“具体的管理情境”未必是一个“简单的物理过程”。因此，我们更关注个人如何捕获他/她在特定组织环境中，于从众性以外的思想和行动，以及特定情境中人与人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我们深信这也是真正的管理知识。
我们注意到深度访谈和长期观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进我们对人与人之间互动之微观结构和机制的认识。比如，深度访谈有可能突破书面回应的“散漫”和“抵触”(当然，比较问卷的非直接性，也可能有完全相反的结果)，有可能在相互信任的状态下，经由巧妙的沟通获得对研究问题的深刻理解。而对研究对象思想和行动的长期“介入”，尤其是对某些“关键事件”的介入，更容易改善我们对组织个体及群体行动的洞察。可以说，传统的定性方法，包括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建构管理知识的方法，都体现了必须经由“被研究者”对“研究者”较为充分的信任到相当程度上的深入交流，加之足够长时间的观察、接触和体认，才能产生较好的揭示组织微观动态的研究，才有可能“接近”科学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事实。很显然，这样的研究进程，也极可能暗示了如下图景：(1)研究者应该研究自己最熟悉的组织，其推论是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写出太多“深入”研究组织经验的文章；(2)研究者取得被研究者的信任，“半进入”地研究组织，当然，研究的广度更大，但效度/可靠性可能随之降低；(3)研究者用问卷就可以从事研究，也容易大批量地生产论文，但对组织内在复杂性真相的呈现，恐怕不会太高。如果学术必须通过某种体制来保障的话，我们很难说利益相关者更喜欢“效率”还是“绩效”。
尽管作为受过自然科学基本训练(化学/物理)的我们更愿意相信“实验”的作用，但不可避免很多问题会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引向“痛苦的伦理旋涡”中。“时间不可逆性”、“情境的差异性”，更残酷的是我们很难接受人可以像小白鼠那样被研究！对于我们外显的行动，始终允许被观察吗？在我们的组织生活里(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提议的道德困境)，对于我们的言语是否都可以接受审视？对于我们内在的思想，我们接受测谎，接受训练有素地审讯，接受各种各样的质疑，并为之申辩/表白吗？你能够想象一个或一群被安装着全景监控器、全程测谎仪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吗？
因此，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无论是问卷还是访谈、观察，都很难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个体在组织中的亲身经历/感受和对这一类经验本身的、深植于特定文化/制度所形成的认识和反思。而这些经历/经验不仅存在着明显的本体论意义，也存在诠释性的认识论依据。研究者借由自我呈现和反思，可以为组织当中较为隐秘的动态结构和机制打开一扇大门，从而使我们有机会真正地了解那个情境的特定性。我们认为，那个情境当中个人的遭遇、经历和感受将是破除实证主义迷信以后有用的管理知识。作者也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固然在一个黑天鹅出现之前，不能断言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但同时为什么解剖了一只麻雀，就掌握了一种叫做“鸟类”物种的内部特征呢？尽管个体永远不具有普遍性，“生活是特殊的，但同时也是类型化和概括性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有限的几种文化和制度中”。作者相信人类社会千万年的演化已经让我们参与社会的经验中，也已植入了比较稳定的基因。但当我们在识别这些基因，并试图在我们新的组织经验中寻找、解释，甚至预见突变的时候，我们应该取道“逼近真实”的研究，而不是意识形态下的选择，以及仅仅考虑学术主流所接受/容忍的方法论。
假如我们自诩为是一群对组织更有“感觉和洞察力”的人，我们就应当允许自身的“组织经验”、“群体经验”进入被研究的视野。“科学共同体”既然有这样一个约定——“诚实”，我们在实验室不能修改数据，偷盗别人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在这样的场景表现出直面自我的真诚，尤其是勇气呢？
四、自我呈现及反思的应用：一个启发性的案例
为了部分说明自我呈现与反思方法论的“优越性”，作者愿意给出一个很小的案例加以说明。当然，考虑到本文的主旨，这里作者省略了“自然主义、个体叙事”所要求的对情境细节的“深描”，也没有提供所谓多层次、多维度的诠释性反思。
我④曾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一个中英合作项目的负责人(2004-2008)。该项目自从2004年开办以来，无论是在招生还是在教学组织上都比较顺利。学院的老师负责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英方负责学生的语言训练。在2006年的某一天，有一对平时学习很好的学生情侣(这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应该是非常普遍的)要求在英语课上换班，因为学生最初的英语分班和程度有关，好学生要求换到程度稍差的班级当然让人诧异。在我的询问下，他们两人给我讲了一些关于对外籍任课教师某某的“传言”和“不满”。我平时在学生的印象中是个比较严肃、厉害的老师，相信这不是学生的戏言。所以虽然没有进一步去调查、核实(当时的预设和推断，不过是学生可能遇到了一个行为不够检点的老师，甚至还可能有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还是帮他们发邮件请求语言项目负责人安排调班。其实调班本身并不复杂，只要另一班的老师同意接受，课业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尽管我过去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情。但接下来却是一连串的“地震”。某某完全不接受学生的转班要求，先是非常严厉地警告这两个学生，让他们考虑转班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平时成绩可能无法转换)，同时还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邮件，对双方主管也可能仅仅是对我进行质疑。学生慌神了，英方主管的质疑也来了，我当然有点儿手足无措。
一方是学生的要求，甚至有可能是不合理的要求，以及一些对某某生活作风方面不利的传言；另一方是某某的抗议，合作方主管的质疑和压力，我该怎么办呢？考虑到双方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尝试去用那些“传言”谋求英方主管的理解，让此事告一段落。但英方坚持质疑我处事方式的草率、决策的武断，不仅不应该支持学生的无理要求，还认为对某某非常不公，要坚持还外教清白，情势一下子显得剑拔弩张。
也许是出于对某某作为一个美国人举止轻浮想当然的刻板印象，当然更是出于对学生的信任，我不认为那传言完全是空穴来风。由于英方的原则和我的坚持，我们双方很自然地达成一致，进入对相关事件的“调查”程序。作为一个主讲过营销调研课程的专业教师，我当然考虑了信息的收集方法。很快，一个简单的针对项目所有外教教学状况“总体评价”的问卷发到了学生手里，我用一些开放性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希望从中找到对于某某教学以外的(负面)评价。有些让人意外的是，我除了收到不少同学对某某教学能力和态度非常正面的评价，以及对其他教师的批评和对项目总体语言训练的建议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尽管我个人对问卷调查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但也没有想到，会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找到，内心里难免会有些失望甚至尴尬。不过，在我的坚持、推动下，一个由双方相关女教师共同参与主持的女生范围的座谈会还是召开了，因为无法筛选符合“需要”的样本，所以全体女生都受邀参与。会后的纪要也很快发到了我的邮箱，我唯一的收获是学到了一个叫“frivolous(轻浮)”的英语单词。但对于在国际市场营销上大讲特讲自我参考标准(self reference criterion)的我，难道不能把某某所谓“轻浮”的举止仅仅理解为一种“文化隔膜”吗？难道这就是“传言”的全部真相和我帮助学生转班决策最有力的支持吗？
其实在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对某某的偏见可能误导了自己的判断，而我所采用的方法对这种“历史事件”的重构已不可能。我几乎只有低头认错一条出路了。某天三节课后，我以项目负责人的口吻发表了一点感想，向大家其实主要是向那两个要求换班的同学解释了我最早帮助他们的想法以及英方坚持原则的合理性，也承认整个安排考虑不周。当我收拾完东西准备离开教室时，3个同学(没有一个是要求转班的同学)站在我面前，希望我等一等。当然，这种等待很快就使我一段时间以来的郁闷烟消云散，因为他们亲口告诉我在课堂上包括在课后都发生了些什么。笼统地讲，学生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什么是实质性呢？这当然是一种子非鱼式的表述)，但某某的一些行为的确给他们造成了困扰，在中国这个“性骚扰”知识缺乏的国家，甚至连学生的家长在大概知情后都很难分辨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更不用说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了。至于我本人，正是因为前后处理这件事和仔细分析frivolous(轻浮)的缘故，所以我很确信自己当初的判断和坚持，我当时已经上网搜集了不少发生在美国、英国校园里性骚扰案件的典型事例(不恰当的肢体接触、令人不悦/困扰/色情的短信、语言)。最后，在英方出面向这3位同学调查取证(个人证言以及有旁证的证言)的两个小时后，某某即离开了我们这个项目。尽管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某某在教学上的确是个很出色的教师，但我也坚持认为，在地球上任何可以称之为“校园”的地方，某些行为是必须被禁止的，那些肇事者也应该为之付出代价。
无论从道义上、态度上、决策上，乃至最终的结果，我似乎取得了全胜。但我也意识到，在研究现实的方法论上，我们是完全失败的。如果没有3位学生对于亲身经历的叙述，我们根本无法知道真相；如果无法知道真相，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的面子事小，那几位学生的遭遇和感受，对于项目与其人生都可能是个长久的遗憾。
什么是组织管理？难道仅仅是那些抽象的组织架构和文本上的各种规定吗？难道仅仅是那些“众数”之下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举止”吗？难道不能是一个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人在经年累月、面对面的沟通和遭遇中真切感受和经历的一个个事件吗？什么才是组织的真实面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典型(非普遍)的案例，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得以重新发现了“信任”、“原则”、“责任”、“偏见”、“真诚”、“纪律”等管理要素所构成的一幅“基于情境”、“动态”、“复杂”的真实画面，而它恰恰是通过当事人的叙述——自我呈现才得以完成。而我也深信，即使经由这个非常简略却是一个组织管理事件/过程亲历者的个体叙事，每一个好奇的读者也应该从这个案例中看到在这一类(当然也包括其他类)组织环境中，如果发生了类似的状况应该如何去处理，乃至如何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这难道不算是有用的管理知识吗？
五、“意识之箱”⑤以及进一步的说明
为了强化“自我呈现及反思”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我们在这里引入一个分析工具——意识之箱。作者认为任何具体的社会化过程的人，围绕其“意识”的复杂性，都可以被抽象为一个类似箱体的构造，可以被分为黑箱、灰箱、白箱(透明箱)。其中，黑箱又可被分解为“深黑”和“浅黑”两部分，深黑是指潜意识(无意识，作者并不想进入到心理学的争论中)，人类自身未觉察的动机、意图完全主宰的领地；浅黑是指人类自身可以意识到，但主观上由当事人定义为“不可告人”的“私密”部分，黑箱对于外界的最大特点是不可见或不易识别。而灰箱中存在大量“部分”可见的意识，其来源是“意识/意图/动机——行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外界可以经由对其行动的观测推断其“隐含”的意识，显然，这不可能是演绎视野下的，而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经验的累积——归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人们遭遇“动机——行动不一致”时，客观现象的实质性含义有可能被“刻板的经验”或各种“偏见”所误读，甚至是被完全地扭曲。白箱则是指“充分”或“全部”可见的意识部分，对外界的审视是完全开放的，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太多的无法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会带来太多的困扰。
由于具体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充满了歧义性，所以当这个抽象的概念被还原到经验层面时，必然表现出极端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不仅人与人之间的“黑箱、灰箱、白箱”构造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随着社会化进程时空维度的扩展，每个人自身的“黑箱、灰箱、白箱”构造也会不断地“演化”和“建构”。笔者以自己为例，先分析黑箱构造：“‘未意识’到的意识”，比如，看到一个挺普通的电视节目，平素冷静的我(们)突然也会眼含泪水，当时乃至过后都很难对自己的意识状态和情绪反应给出清晰、合理的解释；“‘不可告人’的想法”，比如，分明是自己不愿意陪夫人上街购物，却向她力陈逛街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再说到灰箱中“部分可见的意识”，比如，某学生、某部属感觉“我”对他/她很不满意，其实“我”对那些不思进取的学生、无所作为的部属何止是不满意，但作为老师或领导，更多的还只能是“正面鼓励”，讲出对他们的肯定和希望，但学生/部属的“推断”却来自实际的观察，发现其中的不一致，如细微的“眼神”、“嘴角”、“表情”，当然也许的确是他们的“误判”。最后论及“充分可见的意识”，比如，我是个比较狂热的足球迷，然而却只对巴西队情有独钟，不仅从1982年开始就每每对巴西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抱有强烈的期待，也从不隐瞒自己对巴西球星们的赞赏，如果有人问我，下届世界杯、下下届世界杯谁是夺标的最大热门，我的答案永远只会是巴西队。
笔者相信不仅作为研究者的“我”存在这个箱体，每个具体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箱体里的内容和比重会发生变化，别人的也应该会变化。可以想象，组织中所“观测”到的行动本身，就存在于一个远较我们的经验复杂的“意识箱体”驱动结构中。我们每天所经见的组织行动参与者，既是“透明的”，也是“部分可见的”，最终，甚至是“无法识别”的具体而又复杂的人。
显然，笔者意欲导入的“自我呈现”方法论，恰恰是想弥补我们对自己以及他人理解的不足，并加速这一理解的过程。当研究者的自我“意识”竟然游走到许多“不可见”的领域时，我们自然容易理解那些“不可理喻”或是“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这一定是我们认识并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非常关键的一步。而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特征不正是“好奇心、敏感性、科学精神、反思精神”吗？如果我们不能强迫、诱导、企求别人率先“扩大”其意识箱体的“可见”部分，或是“透明化”其箱体的不可见部分，那么作为研究者，我们至少可以转向自己的“感同身受”，也就是求助于自我呈现及反思“逼近真实”的“优越性”，以引起人们对“箱体”相对客观地认识，并寻找一幅建立在“连续性自我呈现及反思——交互性主体间的自我呈现及反思——连续/交互性自我呈现及反思”基础之上的组织微观图谱。笔者深信这一方法论对于组织内部隐秘性的、复杂性的结构和机制的揭示/解释/预见应该有着非常积极的贡献，尽管这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数规律”上的研究。
六、自我呈现及反思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自我呈现及反思的具体研究方法
正如前文的分析，“自我呈现及反思”的研究策略体现了诠释性的认识论倾向和反身性的方法论倾向，它是动态性的、自然主义(具体情境性)的、反思性的、个体叙事型的一种研究和写作方法。它类似于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但和民族志方法的“社会、文化”取向不同。尽管自我呈现及反思不可能不反映研究者、特定组织、特定的人与人关系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意涵，但作为一种组织管理的研究方法，它更关注组织内部环境中“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直接反映的组织结构和机制特征，目的则在于改善组织绩效提升的进程。
应该声明，这里提出的是自我呈现及反思的一种构成性内容，并非研究写作的规范和流程。那样一方面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能力，另一方面也违背了方法本身所隐含的哲学主张。
自我叙述(围绕情境、事件、经过、结果、其他连带效应)，笔者虽然了解自我民族志存在着极为丰富的“文本/文体(比如小故事、诗歌、小说、回忆录、随笔、日记、各种小品文、社会科学散文)”，但还是很难想象，除了个体尽可能“客观”地描绘事实，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使我们获得组织经验的真相。
自我叙述的反思，加入他者的观察和体会、自我的再回忆、自我修正，以尽量规避自我叙述可能出现的偏差。
自我呈现的模式化，尽可能地构建出一个“特定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实实在在的互动关系图谱，以折射/反映出某种“微观”的结构和机制。
自我呈现的反思，检讨研究写作中“自我局限性”可能带来的偏误，以提醒读者“社会、文化”因素对我们的共同影响；检讨“叙述和呈现”过程中可能遗留的某些关键因素，也许不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提供一些“反面”的观察和声音，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读者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解。
笔者愿意强调而不像某些学者对“反身性”无限反思可能性的指责，更倾向于主张一种持续性的对组织典型/关键事件的“历史和今天”的“叙事”和“反思”，以突显与自我民族志类似的志趣。“我们作为叙事者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能否在叙事中达到一种连续性，使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成一体”。笔者深信，某种程度上，对历史比较客观与真实的重构，恰恰需要足够长的“历史”本身。也就意味着“自我叙述——自我反思——自我回忆——自我叙述——自我反思——自我回忆”的持续进程会大大提升借由“自我呈现及反思”方法对组织管理真实性的逼近！当然，这样的研究方法绝不可能快速地生产大批量的研究成果，更不能是胡编乱造的自说自话。
对于作为研究手段的叙述，笔者无法给出任何具体的写作建议，但在叙述中应该有以下几点值得强调，我们将它划分为“强客观”描述(深描)、“弱客观”描述以及“主观”诠释。强客观描述主要是对“事件情境的刻画”，尽量还原其全貌以及细节；弱客观描述主要是对“自我涉及事件状态的刻画”，显然，这里存在主观取舍的可能；主观诠释主要是对“自我意识、判断、反思的刻画”，作为研究者，我们只能企求他/她的描述、反思是尽可能“真实的”。
(二)通过“文本交互”提高可靠性
自我呈现及反思或许不需要去特别迎合实证主义的“效度”要求，但它同样有提高自身研究可靠性的办法。既是研究者，又是研究对象的作者，在反观自己的组织经验时，不仅无法脱离开那个具体的情境，当然也无法脱离开具体的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既然我们采纳了诠释性的认识论，我们自然懂得一个事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也就是说，“事实”可能是唯一的，但对事实的解释却不可能是唯一的！如果用严格的诠释性语言来讲，甚至不可能存在完全一样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会趋向于按照最有利于自己“预设”和“判断”的角度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意愿的“真实性”！当然，笔者倾向于接受事实的唯一性和解读的不唯一性。那么，除了事件中的研究者本人以外，我们有可能“引入”其他事件当事人的“观察”和“判断”，以拼凑并逼近那个唯一的事实。
比如本文前述的那个案例，可能是一个性质类似但程度完全不如笔者所描绘的那么耸动的组织危机，读者甚至有理由怀疑那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惊天的骗局。假如那不是一个说明事件亲历者通过自我叙事反映组织管理经验的文本，而是一个特定的自我呈现及反思型学术作品的话，学生的遭遇和感受、某某外教的经历和辩白、双方主管的观察和认识都应该在这一文本中有它们一定的位置——也就是多重的自我呈现及反思，多重的文本间交互性写作或交互性文本写作。
笔者在这里愿意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请严肃的读者们思考，至2007年，在“邹恒甫事件”、“何志毅事件”之前，我们大多数人怎么可能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最知名大学管理学院“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呢？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这个由知名教授领衔的、由太多高水平教授形成的团队，一定是在非常合理的组织原则下、组织框架内和组织机制中，从事着中国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标杆性研究、教学、社会服务工作。但当邹教授、张维迎教授和何教授出来发言了，一切似乎变得面目全非。当一个个事件的亲历者以第一人称出来发言(自我呈现，遗憾的是似乎都缺乏足够的自我反思)且形成文本(交互性的：质疑——回复——再质疑——更多的质疑——对事件的深描和感受)的时候，我们非常愿意在剔除那些明显的情绪性文字以后，去揣测一个更加真实的知名大学管理学院的组织管理特征。这种发生在我们连同其他人身上的“回声”，不管是“惊讶”、“反感”、“共鸣”，甚至“失望”，一定提升了我们对中国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大学、中国非赢利组织，乃至中国所有组织除了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表象以外的、更加真实性的组织面貌的洞察，这就是事件当事人“自我呈现及反思”以及文本交互所带来的知识增进。
(三)自我呈现及反思的适用及局限性
笔者无意将自我呈现及反思方法标榜为一种广泛适用的方法论，也无意加入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谁更应该拥有决定性话语权的争论。我们的忧虑来自泰勒(Taylor)和怀特(White)援引布朗(Brown)的话：“比较相对主义，绝对主义才是真正的威胁”。至于自我呈现及反思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具体管理情境下的特定事件中所反映出的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微妙动态，恰恰是因为人类“意识箱体”的存在，使我们沉浸甚至沉溺于对人们行动和意识的“猜疑”、“曲解”上，然而实际上这正是组织管理当中一大类必须加以认识的问题。自我呈现及反思，包括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文本写作范围里(比如回忆录、日记、口述历史)，可以很大程度上担当解释这类组织现象的重任，这显然是实证主义传统研究方法所无法逾越的堑壕。而且，它特别适合于那些从人际微观互动显现出组织管理动态结构/机制的领域，比如“领导理论、决策问题、战略设计、群体合作与冲突、政治(权力)斗争、隐私性问题”等等。
笔者毫不讳言自我呈现及反思无法提供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种信度。“在自我民族志研究中就不可能有传统意义上的信度可言”，它所看重的是所描绘的事件，所反映的结构/机制与现实的逼近性，以“唤起读者的一种感觉，使读者认为那些被描绘的经历体验是栩栩如生的、可信的和可能的”。自我呈现及反思也是如此，而且其“反身性”、“自我民族志”的血缘必然带来方方面面尤其是出自主流学术界的责难。而笔者并不愿意特别理会那些对于“主观性”、“信度”、“效度”的范式沙文主义论调。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研究者可见/不可见的组织经验(笔者不愿意探讨更多属于“未意识”的问题)，隐秘得像“犯罪行为/心理”一样，他/她会乐于“呈现自我”吗？一般的判断是：当然不会！如果他/她竟然“呈现”了，恐怕也很难保证很大程度上的可靠性(说谎)，除非他/她是一个真正“坦诚”的人。因此，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要有一种“直面”自己的“道德承担”。
当然，不诚实的“自我叙事”天天都可能被发表，那么“论文发表——质疑——争论”所形成的复杂的交互性文本，加上互联网技术就会使那些不实信息得到充分的扩散！除非没有第三方当事人，至少在理论上，这种研究成果存在可靠性被“校验”的可能性！一个可以想见的例外是，自我呈现者如果拥有特殊的话语权、绝对的权威性，乃至“统治”着相关学术领地，我们就必须有耐心去等待真实的历史被重建的那一天。与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相比，这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
操作意义上的“局限性”在于“自我呈现”的不足，一方面，研究者的叙事可能是真实的，但其文本比如文章的字数、类型，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这种研究成果的顺利发表，从而妨害了呈现组织“真实状况”并为我们提供管理知识的可能；也或许来源于作者的表达技巧、语境、语境背后的文化以及本质意义上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障碍，从而无法达致所谓的“视阈融合(fusion of horizon)”。我们承认这一困境的客观存在，但对于人类组织的研究而言，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研究者不是也经常质疑那些大批量生产出的“数理模型”、“实验研究”、“统计分析”类研究“缺乏经验基础”、“控制条件/实验对象偏误”以及“数据的代表性缺失”吗？另一方面，研究者可能会始终面临“诚实”不足的质疑。因为即使一个拥有道德优越感或是没有太多行为瑕疵的人，也会在自我呈现中倾向于规避掉对自我判断可能存在的负面印象，我们的建议是把他留给“文本间交互”和“交互性文本”去解决。
根本上，自我呈现及反思只能是个体或少量个体的组织经验的“外显”和非常有限的“启发性”，因为洞见力的高低可能使此类研究存在很大的变数。一个人的经历即使再丰富，也不可能仅仅经由自己的“反思性”获得足够的组织印象，因此，我们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组织管理研究者、实践者通过使用这种方法来开展组织管理研究。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笔者已经意识到这种研究和写作方法的“界线”或者说“底线”，即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尽量不要伤害(而这种伤害不能仅仅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到无辜者，尽量不去触及属于自我或他人的隐私(是指社会通行的标准)。说到底，管理研究的目的是解决一群人的长期合作问题，尽管它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很多特殊的组织现象，比如精神迫害、恶意惩罚、性骚扰等。但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研究者采取某种一致的论文写作标准，邹教授的自我呈现当然不可避免地危及到张教授的个人形象，但邹教授和张教授，乃至何教授、曹教授的自我呈现，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特定组织的认识。对于中国高校、管理学院、商学院，乃至每一个单位、部门，身在其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隔岸观火的资本，因为在我们自己所经见和熟悉的组织里，也许天天都发生着性质类似而仅仅是程度不同的事件，而我们自己也许恰恰是那个最应该进行自我反思的一分子。
七、结语
在中国管理学术界投身于与国际主流接轨的浪潮中，我们或许应该稍稍关注一下实证主义传统以外的学术图谱，那些强调主观、诠释、建构、批判的声音，它们也是一种国际轨道！自我呈现及反思方法的实质，是要建立起对组织中个体世界的一种认识途径，从而可以为理解组织的动态性、复杂性提供一面可靠的镜子，以使管理者逼近组织的“真相”，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谁可以做这样的研究？也许不像定量方法那么容易上手，自我呈现及反思要求研究者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比如足够的好奇心、对组织经验的细心体察、反思/批判的意愿、一定的洞察力(或许更意味着足够的生活阅历和敏感性)和文字表达能力(它应该是有趣的、引人入胜的、严谨的、丰富的、可信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者是否具有一种直面现实、追求真知的科学精神！
注释：
①以自反性/反身性(reflexivity)为参照，既有研究者对于自身经验的叙事，又有对经验和叙事本身的追问、反思。作者注意到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的“self-presentation”被翻译成“自我呈现/表现”，而self-reflection又被简单地译为“反思”，所以本文选择了一个文字组合的方式——自我呈现及反思。它是一种研究策略，一种方法论，之所以强调是方法论，而不是方法，意在凸现它明显的认识论立场。
②伊冯娜·S·林肯和伊贡·G·古巴似乎抱持更乐观的看法。
③近似的称谓有数十种，但大多数是在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
④由于此案例的亲历者是本文的第一作者，所以案例中的人称以“我”代替了“我们”，以反映故事的情境性。
⑤该构造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已经被笔者在“和谐管理组织理论：一个探索性的分析框架”(《管理学家》：学术版，2008(1)：3-16.)中做过比较粗略的介绍，所以此处的部分文字与其会有少量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