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旨趣及其变革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旨趣论文,现代性论文,实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性的讨论中，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系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即使有学者论及，也大多从“反现代性”的角度思考，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对现代性的批判等同起来。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否就意味着他是反现代性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能离开现代性立场来简单理解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应该把这种批判看作是一种对现代性的解答。本文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现代性建构是内在统一的，这种统一实现了现代性思想的变革。
一
在一般意义上，说马克思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并由此将马克思的思想称之为现代性批判理论，通常不会引起争议。因为在马克思的大量文本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一位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者出场和在场的马克思。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反现代性的思想家，甚至把“反现代性”看作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确实采用了“批判”的表述形式，但这与反现代性并非完全是一回事。因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批判的，在马克思的批判性话语中有着鲜明的现代性的致思取向。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他对现代性所作的一种深刻反思，不仅反思其哲学前提，而且也反思现代性本身；不仅反思现代性现象这一“原本”，而且也反思隐藏在“原本”背后的前提预设和根源。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并没有使其走向反现代性。就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哲学前提——理性主义的批判来说，他批判抽象的理性主义，但没有抛弃理性本身。他的立场，恰如米勒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承认拥有某种缺陷的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理性主义”（米勒，第13页）。马克思一方面激烈而愤怒地批判资本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又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更不希望人们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可见，马克思虽然批判现代性，但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又并未完全抛弃现代性的特质。这一点既表现在他对现代性成果的高度肯定上，也体现在他对现代性价值信念的信奉上。如马克思对超越现代性的理想设计，就不仅充满了摆脱束缚、实现解放的坚强决心，而且充满了理性和进步精神，表现出他的理想信念与启蒙传统所倡导的“现代性”之间所具有的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著名社会学家科瑟把马克思称之为“启蒙运动之子”，伯曼则把洋溢着批判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称为“一部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品”。
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性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对现代性采取了辩证否定的立场，他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向人们展示了重建现代性的理想信念。在当代西方思想家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通过批判现代性而走向否定现代性，二是在现代性批判的实践基础上重建现代性。前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现代性困境的罪魁祸首在于理性，那么把非理性推上宝座就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旧哲学以其抽象本体论蔑视现实生活和生活着的人，那么就应该反过来张扬人的七情六欲，以此为基础来宣布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到来。后者则认为，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问题，但这并不构成抛弃现代性的充足理由；现代性是一种未竟的事业，批判现代性实际卜就意味着重写现代性。这种重写显然不是“既如何”“又如何”那样一种简单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内在性的统一，是本质意义上的统一。哈贝马斯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对现代理性的批判实质上就是一种对现代理性的重建。所谓理性重建，并不是要建立什么客观意义的或绝对意义上的理性，而是要解决黑格尔以来便存在着的理性即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是通过批判来获得澄清、认知和消解的。从这一点上看，马克思与当代一些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是相通的，其深层意义在于现代性的重写，即发现新世界，建构新理论。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说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就此而言，“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同上，第455页）。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建构一个“新世界”；与其说批判是现代性的终结，倒不如说是它的一个新起点。因此，建构一种具有反思精神的现代性，这才是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价值指向。这就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理论旨趣。
二
既然明确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旨趣，那么，就必须进而说明马克思的现代性与其所批判的现代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是将建立在形而上学抽象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进行倒置，并认为马克思通过这种倒置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根本变革。不仅如此，在坚持这种观点的某些极端论者那里，还暗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当现代性思想发展推进到马克思阶段的时候，在此之前或之后的哲学形态就只具有谬论的性质或反面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变革是一种现代性研究范式上的全方位变革，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转向。概括起来，马克思的这种范式的现代性转向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实体、本质的抽象思维转向实践、关系的历史思维。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无疑是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开始的。马克思的哲学现代性变革不仅抛弃了存在论哲学的创构努力，而且也将传统认识论从现象界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实现了从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向感性的存在的转换，其结果是完成了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换。马克思既不承认有脱离现实世界之上的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也拒绝脱离开人来抽象地把握世界，在他看来，“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马克思甚至断言，自然（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世代活动的结果。这样一来，感性的“自在世界”就借助于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自为世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世界以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实践的介入，使对象世界成了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断生成的过程。
第二，从逻辑的现实转向历史的真实。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理性之所以得到了过度的膨胀，盖因这种理性离开了历史之根的缘故。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作为逻辑的现实对应物而出现的，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将历史纳入哲学思考的主题，并在历史生活基础上对现代性展开了反思。当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视角触及到社会生活世界的时候，显然不是回到胡塞尔所言说的“生活世界”，因为这样的生活世界只是指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是没有历史差异的。马克思也不是要一般地回到社会生活世界，而是要回到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社会生活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对现代性的理解必须通过具体解剖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来了解。这样，马克思就通过把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而进行考察，从“历史深处”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解剖和批判，从而使资本的物化逻辑这一现代性主题得到彰显。马克思认为，商品作为现代社会的细胞，它以最直接的形式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对现代性的解剖必须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商品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这种谜一般的性质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它是由现代资本所支配的商品生产过程造成的。由于资本的出现，现代社会的一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都变成了资本生产过程，劳动因而成为资本增长的手段，从属于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从而支配着劳动者。这样，资本的主体性也就取代了人所具有的主体性的地位。资本由此成为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物化力量，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的关系反过来统治和支配着人自身。在这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自身存在的困惑，而且也看到了人的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并由此揭示了资本物化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的总体矛盾。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产和流通活动的主体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但在大工业生产中，人的活动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本质外化到对象中去，并在对象中实现自己的本质。这个过程就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过程，人的主体性就在不断超越外在对象的受制性和自身局限性中开辟了自我实现的坦途。
第三，从抽象主体转向社会主体。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因而历史也被看作是一部人的解放历史，即人从各种外在的监护或压抑下逐步解放的历史。（多迈尔，第12页）但是，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整个理性形而上学构成了现代性的哲学基础，理性是整个世界的“造物主”；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就源于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在不同的、依时间进程展开的每一个现实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本身即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够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把人的自由自觉的自主活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强调了人的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带到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之中。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中，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超越的只是那种抽象的理性主体观，而且这种超越也并没有否定主体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没有将个人的主体性淹没在社会和历史之中，而是着眼于人的主体性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的最终实现，它服从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永恒主题。
可以看出，马克思上述研究范式的转向催生了他对现代性认识的革命性变革。正是由于这种变革，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表现出对传统现代性的批判性超越。
三
马克思虽然批判和超越现代性，却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性而走向现代性的对立面。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对现代性的理解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是唯物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代性既肯定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人的活动的受动性。马克思通过对实体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理性观的批判，抛弃了各种抽象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具体的历史性过程。马克思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实践是人的总体性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人的存在本质。人通过实践而使自身成为类存在物，并由此使自身具有了普遍性品格。在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中，内在地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因而也就具有了能动和受动这两种重要规定性。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变革就在于他强调能动性和受动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马克思正是从对实践的这种理解出发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把这种对立放到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私有制和劳动对立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他看来，私有制与劳动的对立从表面上看是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力量所致，但实际上它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自我发展中的危机。因此解决该问题决不能寄希望于在异化劳动和自我意识中来完成，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来实现，这不仅是社会关系领域的变革，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变革。
马克思的现代性既注重感性经验世界的认识，又强调超验性（理想）的合理性。马克思虽然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先验性”，但没有否定“超验性”，这一点从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的前瞻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第81页）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同上，第113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合乎人性的人”、“共产主义”等关键词，都是在一种必然实现的意义上对人的规定，它是在对一系列由二元对立所构成的相对规定的扬弃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完成既是逻辑的，更是历史的。正是后者才真正标志着马克思现代性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的特质，它不仅对现代性作一种“实然”的描述，而且也包含着“应然”意义上的超验性规定。马克思写道：“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显然，这里所说的“彼岸”实际上也就是超验的领域，它在双重意义上实现了对经验的超越：一是它体现着人的超验存在的逻辑的可能性，二是它体现着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本身的超验性。可见，马克思的整个现代性思想蕴含着一个从经验到超验再到经验与超验统一的基本框架，这种具有包容性的现代性，正是马克思的现代性优于其他现代性之所在。
马克思的现代性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无论是在传统现代性那里，还是在当代西方的反现代性理论那里，理性与价值都是割裂开来的。从“休谟难题”，到康德、韦伯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界分，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对立，都没有走出这种理性与价值的“二律悖反”。马克思将理性和价值置于社会生活条件制约之下，从真实的历史出发考察理性和价值范畴，把它们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和价值既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同时还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特定方式而存在着的。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将对现代性理性精神的分析与对人的生存的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肯定了理性进步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理性进步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并从二者的统一中指出了扬弃人的异化、使理性与价值走向统一的道路。
马克思既把现代性看作是一元的，又不排斥多元性的存在。现代性起始于西方，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出现。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上，第276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世界历史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整体相关的同一性过程。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仅使经济出现一体化趋势，而且也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同上）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一元性。但是，马克思从来就反对将现代性仅仅理解为一元的做法，他清醒地看到，当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跨越国界而打开通往非西方国家大门的时候，加剧了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断裂。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全球化时代里，民族主义意识必然会觉醒。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能动的选择过程，人对现代性的选择不仅意味着理性的进步过程，而且也是各民族自主选择的过程。正是由于人们的选择过程本身的不确定性，使人类的历史发展总是处于无数的可能性之中，从而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现代性发展状态。
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确实驱散了现代性笼罩在人们面前的层层迷雾，使人们在历史的视野中切实感受到了造成现代性困境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对现代理性的有限性的忽视，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现代性病症的诊断，为人类解放找到了一条超越现代性的理性之路。马克思在批判中尽管又肯定了现代性，但是，马克思从来也不像一些人那样对现代性抱有盲目乐观的态度，在他的现代性视野里，现代性作为一个反思的概念，它的主体能够不断地认识到它的不足或局限性，不断修正自身，走向健全的现代性。
四
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解答放到当代视野中来理解，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扬弃而走向了现代性的重建，而当代西方大多数思想家则通过批判—否定而走向了作为现代性对立面的后现代性。从表面上看，这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两种不同的理论。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不能够把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解构所表现出的“反现代性意向”视为与现代性完全对立：对于后现代性来说，无论是解构还是建设，都不过是以解构和超越这种极端的方式对现代性涵义的另一种表达而已。从表面上看，后现代主义意在掀起一股解构一切形而上学的狂潮，但是，与这种解构相伴随的却是他们也在重新建构他们的形而上学。他们反对真理，并不是取消或消灭真理，“没有真理”本身就是他们的真理。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现代性问题这一独特的历史问题，其本质就在于面对我们的根本信仰丧失了形而上学依据的时候，仍然保留理性的首要地位；而不能像福柯那样，在对理性的激进批判中忽视了其批判的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当福柯、德里达等人将启蒙运动视为一场失败的游戏时，他们作了错误的文化否定，未能认识到文化现代性的积极内涵。这些“后现代”作者给予的启示是，“一种无中心的主体已经脱离了工作和使用的需要，站到了现代世界的外部。他们用一种只能通过权力意志、统治权、存在、或狄奥尼修斯的诗的力量等才能获得的原则来对抗‘工具理性’”（贝勒尔，第181页）。但是，这种“后现代”立场显然仅仅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或“理论理性”作了批判。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特别强调，败坏了西方文化名誉的“不是理性太多”，而是“理性太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与后现代性之间并非完全不相容。我们既不能因为后现代性所具有的“反现代性意向”而否认它与现代性的相容、共处，同样，也不能因为马克思主张现代性而否定其中蕴含着后现代性的旨趣。这表明，在“后现代性”这一基点上，马克思和后现代思想家确实走到了一起。
诚然，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他们都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中表现出试图超越现代性的理论旨趣。马克思向人们展示的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的，而一旦人开始追求自己的目的的活动，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也就由此开始。当马克思实现对西方现代性范式的超越并生成一种崭新的现代性范式的时候，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他们却不断用一种持续的“现在”消解或终结历史，并要求人们告别“现代性”。当然，他们这种对现代性的告别，是以放弃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把握为前提的，因而他们所能采取的态度只能是浪漫的或反讽的。其实，后现代主义所谓告别现代性，只不过是告别理性主义传统的那种现代性，它根本不可能消灭现代性。道理很简单，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后现代性是一种从现代性中内生出的文化现象，不存在对现代性的否定问题。在他们眼里，后现代性既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新时期，而是对现代性所宣称的某些特征的重写，或者如詹明信所定义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否定的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矫枉过正”的后现代性本身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复归”，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返回”，而注定是一种“超越”，而且这种超越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被凭空创造出来。
可见，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虽然具有后现代性的意蕴，但又不能将这种后现代性完全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者言说的后现代性。二者虽都主张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他们并不主张从这种批判中得出革命的结论，相反，却是主张在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病进行诊断的基础上寻求救治或改良的方案，这种方案根本不触动现实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社会基础，这种批判仅仅是文化超越意义上的。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批判现代性是为了从中寻找出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不仅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而且也超越了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一些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得到了积极响应。
基于此，我们的结论很明显，马克思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展开其现代性批判的，这一批判既不表明马克思是现代性的同谋人，也不表明可以将马克思仅仅看作后现代主义那种一般意义上的超越者，而是体现了理性精神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