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二元”认同的地缘政治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港人论文,地缘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4)04-0060-11 2012年梁振英班子上任之后推行国民教育与政改咨询，香港社会争论之声此起彼伏。关于香港的国民教育，建制派支持加强港人的国家认同教育，而泛民主派对国民教育的内容予以抵制。关于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建制派支持基于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提名委员会机制，而泛民主派则不予赞同。在诸多争执的背后，港人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困惑再度受到关注。 一、港人认同的“二元化”特征 (一)港人身份认同的“二元化” 香港亚太研究所自回归前就开始做港人的认同调查。在港人的身份认同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五个选项：香港人多些、中国人多些、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两者都不是、不知道。自回归以来，认同“香港人多些”的比率在一直在50％至60％之间，认同“中国人多些”的比率则在30％以上，不到40％。“两者都是”的比率基本上在10％左右徘徊。其他回答则在5％以下。统计发现，回归后“中国人”身份认同一直处于缓慢升高的状态，“香港人”身份认同则逐渐下降。但是2009年后这两种身份认同出现了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参见图1)。
注：数据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郑宏泰教授对历年调查数据的统计。香港亚太研究所基本上每年进行此类调查，调查数据在香港社会具有较高的认可度。http：//www.liberalstudies.tv/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642&mother_id=862。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对港人身份认同进行调查。该调查主要将港人身份认同分为四类：香港人、香港人但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但也是香港人①。调查结果如图2显示，“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类身份认同都没有占很高的比例，基本在20％左右浮动，而且2010年之前这两类身份认同者均在下降，两者的总数由1997年的超过55％下降到2010年的33.8％，这说明这两类单一的身份认同并未构成港人中的主流群体。2010年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比率开始下降，而“香港人”身份认同比率在上升。尽管二者差距不到12％，但这种走向两极的趋势还是值得关注。 此外，该调查还对“香港人但也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但也是香港人”这两类复合身份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两类身份认同比率均在持续上升，而且这两类总数由低谷时期(1997年)不到50％上升到超过60％。这表明港人的双重身份认同日渐增高，但是“香港人身份优先者”比“中国人身份优先者”要高20％左右。 无论是“香港人(多些)”与“中国人(多些)”的身份区分，还是“香港人身份优先者”与“中国人身份优先者”的身份区分，都表明港人中存在“二元身份认同”。在这几类身份认同中，“香港人(多些)”身份认同与“香港人身份优先者”的认同占优势。由此可见，港人的国家认同还是处于弱势。
注：数据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新闻稿，http：//www.com.cuhk.edu.hk/ccpos/b5/tracking3.html。
注：数据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新闻稿，http：//www.com.cuhk.edu.hk/ccpos/b5/tracking3.html。 (二)港人政治认同的“二元化” 在政治认同上，香港人的价值观在逐渐发生变化。根据香港亚太研究所的调查，在所列出的六项公民权利的排序中，回归前港人对西方自由和人权的认同位居第一位，这一项超过了50％。其次是对西方民主的认同，超过了10％②。这种认同在“香港人”和“中国人”之间也有区别。在回归前的1992年，当被问及是否赞同“香港首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作出高效的决策，而对公众意见的咨询和民主程序并不重要”时，在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港人中，近37％的人予以赞同，在更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身份的港人中，28％的人予以支持。199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面对一个威权高效但民主不多的政府时作何选择”，仅有37％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者赞同，而有57％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者赞同③。总的来说，回归前更认同“香港人”身份的港人倾向于民主政府至上，而更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港人倾向于强势高效政府至上。 在民主步伐上，香港社会一直也有两种声音：“急速实现民主”与“循序渐进实现民主”。自8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实施“民主化”计划，主要措施是在香港的立法局增加民选议员，导致80年代初期香港本地民主势力逐渐形成。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在意识到香港回归中国不可避免的结局后，加快了推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建设步伐。中国政府为了香港在交接之前不出现大的动荡，并不赞同英国突然加速民主化的做法，在实现民主的时间表上中央政府一直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香港亚太研究所2011至2012年做的民调显示，经过回归后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循序渐进实现民主”的支持者从41％左右下降至34％左右，而“尽快实现民主”的支持者比率从45％左右上升到59％。维持现行制度的支持者和选择“不知道”的基本上持平，均在3.5％至7.5％之间，不构成主要群体。这一结果显示，港人的政治倾向分野很明显，而且支持尽快实现民主的比率在走高。当然，这一趋势可能与2012年特首选举后期爆出两位候选人的丑闻相关，导致民众大多希望尽快普选。但是“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支持比率始终比“尽快实现民主”的支持比率低。 香港民主派代表的部分港人对特首普选制度设计中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形成机制和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在表示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特首候选人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通过方可参加普选，中央政府和建制派基于《基本法》的宪制精神和法理基础，坚持提名委员会原有的四大界别组成模式不变，而泛民主派提出多种方案，如公民提名、政党提名、立法会提名等。关于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废，2010年香港亚太研究所的三次民调结果显示，港人中赞成取消功能组别的约占49.7％至54.6％之间，呈上升趋势；而赞成保留的则从37.1％下降到33.8％。但是在进一步提出如果保留功能组别，现有的选举办法是否需要改革时，62.4％的受访者支持改革，28.4％的人反对④。这充分说明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改革后保留这一团体的。
注：数据来源于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民调数据，郑宏泰、尹宝珊、张妙清：《问鼎特首：民意调查与分析》，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13年版，第112页。 无论是身份认同还是政治认同，港人中均出现了对立性质的“二元化”特征。港人的认同特征固然有内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⑤，但是香港百年来的命运变迁显示香港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殖民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大背景，离不开香港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独特地位。本文将从地缘政治视野对港人认同的历史变迁进行探讨。 二、回归前的地缘政治与港人认同的形成 (一)回归前香港对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含义 1997年之前的香港属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1997年之后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但是其政治经济制度仍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大国政治是主宰香港前途的重要变数”⑥。 1949前，香港一直是英国通向中国内地的商港，两地边界开放，但是冷战时期，香港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凸显。首先，香港成为西方世界遏制中国的前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十分担心中国解放军顺势南下解放香港，希望美国能够承诺帮助英国防守香港。在冷战的环境下，美国自然也认识到香港在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具有前沿地位的作用。1951年6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参议院说，“我认为如果使香港落入中共之手，就会对联合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⑦。为此，美国在50年代多次承诺当香港受到中国大陆进攻时会帮助英国。同时，美国还把香港看作对华实施禁运的重要港口，对所有销往香港的货物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 除此之外，香港还是西方对中国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理想场所。他们在香港收集大陆出版的报纸和资料，了解从大陆来港人士的信息，根据这些资料和信息研判中国情势的发展。 另外，在西方“自由世界”价值观的推广中，香港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西方认为，香港是一个国际自由港，同时也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如果香港出现“灾难”，将会破毁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英美主导的西方世界一直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要靠民主制度和尊重人权来维护。如果没有这些前提，自由市场将会受到削弱，所以他们希望香港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而且实现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香港将是在台湾地区之后，西方大国为中国大陆地区甚至整个东亚地区树立的又一个西方民主典范⑧。 (二)“文化去中国化”趋势下“香港人”认同的形成 香港最初人口不多，既无庞大的市场为殖民者所利用，也无自然资源可以掠夺，其最主要的价值就是天然深水港⑨，这是英国通向中国的桥头堡。正因如此，冷战前英国并没有关闭“中港”边界。中国大陆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对香港产生影响，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一些落难者逃往香港，孙中山革命运动也以此为基地之一，后来的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都影响到这片土地。中国大陆文化和香港文化同步发展。但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后，在国际冷战形势下，英国充分认识到了香港对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含义，采取了“去中国化”的多种措施。 英国通过关闭边界阻止中国大陆的影响渗透到香港。社会主义中国与英国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香港由于国际两大阵营对立失去了畅通的对话渠道。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禁运使中国大陆处于封闭状态，中国大陆发生的文化变迁已经不再能够深入影响香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生政权开始重构中国文化，如提倡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同时也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香港都只能间接了解一些消息。同时，在西方对中国大陆政权进行妖魔化的宣传下，港人得到的负面消息更多，而且西方文化在美国、欧洲等经济强劲复苏的态势下开始强势传播到香港。香港逐步演变成一个西方化和商业化的社会。 香港的教育也受到了“去中国化”影响。在冷战背景下，港英政府非常害怕中国内地的“反帝、反殖”宣传在价值上和道德上的优势，不敢在香港的学校教育中引入此段中国现代历史。只有中国文化的传统部分得到了保留，如中国传统的节日得到遵守。当大陆的中国文化在日新月异增加新元素的同时，香港的中国文化教育还是推广传统价值元素。两地文化的分野由此开始。在这种背景下，港人的中国文化继承停留在历史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新变化要么被妖魔化，要么被抛弃。 香港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一员，而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这两大阵营在冷战时期的斗争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占据比较优势，而且港人的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要提高得快，这更增强了英国和香港对资本主义优势的宣传。随着6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香港本土文化也得到大发展。香港流行的影视文化在李小龙等一批艺人的带动下风靡亚洲以至世界，香港的流行歌曲在华人圈也颇受欢迎。香港在80年代已经成为亚洲流行文化的代表。香港经济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成为“东方明珠”，其自由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口碑，也为香港培育了健康积极的商业精神和文化。 英国推动的“去中国化”与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产生促使港人产生了浓厚的本土意识，“香港人”身份逐渐得到认同。“香港人”的身份内涵基本上就是认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港人的“中国人”身份内涵则停留在冷战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认同⑩，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已经不为港人所熟悉。 (三)英国在港推行的“政制美国化”培育了港人对西方政制的认同 中英谈判中双方达成一致，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的现状维持不变，即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不变。但是中英谈判时期，正值美国自由霸权在全球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高潮时期。英国充分认识到香港的地缘政治含义，于是谈判后鼓励香港尽快走向美国式民主政治道路。此举意图很明显：一是给中国归还一个“烫手山芋”，借此牵制中国；二是借香港实现西方民主对中国内地的政治前途实施影响。 英国推动政改的第一步就是改变香港政制中的立法与行政的关系。1985年之前香港的立法局议员全部是由港督委任的。1985年港英当局首次在立法局引进间接选举，共有11名官方议员(包括四名当然议员)，以及46名非官方议员，其中22人由总督委任，12人由功能组别选出，一人由全体市政局议员推选，一人由全体区域市政局议员推选，另外10人由各区全体区议员组成的选举团选出。在这一刺激下，香港的民主派力量纷纷敦促1988年实行直选。但是后来港府考虑到民主派太激进，而且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英国的做法要与香港1997后的政制安排相衔接，况且《基本法》当时还没有出炉，所以英国将直选计划推迟到1991年进行。从1992年开始港英总督彭定康加速了政治改革步伐，策划了在1995年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中进一步扩大直选席位。经过这一改革，立法局已经不再是附属于港督的咨询机构，而是一个与港督并立的议会机构。 英国推动政改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培养香港法院系统的违宪审查能力。港英政府1991年在香港引入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将联合国颁行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内容引入到香港的法律条文中，成为《人权法案》。其实在中英谈判中中国已经明确承诺并且以1990年《基本法》的形式给予港人在港英政府下所不能享受的充分的人权保障。《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香港法院在回归前的做法与《基本法》宪法地位相冲突。关键是，这一法案给了香港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力。如果立法局的法案与《人权法案》精神相冲突，立法局的法案就需要废除。 这种政制改革类似于引进了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与英国自身的政治体制也不一样。中国中央政府担心急速民主带来冲击，危害香港稳定，对此做出反击，回归前成立了临时立法会，阻止港英1995年选举的立法局直接过渡到回归后。此举反倒遭到了港人中泛民主派的反对。港英政府的改革结果在客观上壮大了香港的泛民主派群体，并在港人中培育了美式民主认同。 三、回归后的地缘政治与港人认同的形成 (一)回归后的香港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含义 回归后，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尽管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是领土主权属于中国，在地缘政治经济上自然要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希望香港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不希望它成为西方大国影响所渗透的地方。中国收回香港、管理好香港并维护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十分重要，为香港设计一套确保稳定的制度更加重要。199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都论述了中央政府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决心(11)。 主权利益是中国在香港的最大利益。维护国家主权也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邓小平早在1982年9月24日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讲过，“如果在1997年，香港主权不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12)。1997年后尽管香港已经回归，但是主权利益仍然很突出。中央政府认识到香港的政治生态很复杂，所以坚持未来普选特首的首要标准是“爱国爱港”(13)。 中国在香港有重要安全利益。香港战略位置重要，是中西沟通的桥梁，而且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史，使其在20世纪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进行间谍活动的场所。后来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出现，而且香港具有自由港的地理优势，该地方又成为西方非政府组织活动之地。很多非政府组织打着“民主”与“人权”的幌子在香港活动，成为其本国政府干预香港“一国两制”的先锋队。活跃在香港的具有美国背景的此类组织主要有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全美国际事务民主研究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此外，该地还聚居了大量的反华反共组织。《基本法》23条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在香港回归后一直没有得到落实，这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 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中国重要国家利益。中国收回香港并维护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也是证明“一国两制”政策正确性的最好案例，对于中国最终统一台湾起到示范作用。中国中央政府并不阻止香港实现民主，而且还支持香港发展民主。但是中央担心香港的急速民主不利于香港稳定，更担心香港的民主为民粹主义所控制。回归后香港街头政治不断，立法会对特区政府的强大监督导致港府难以高效运作，这都坚定了中央坚持香港政改底线不可动摇的立场。 (二)回归后香港“文化的部分中国化”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多促进国家认同的措施，实施“文化的再次中国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国家象征符号的推广，如推广《基本法》、升国旗、唱国歌，并希望港人具有国家担当而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此外，在教育方面，大力推广普通话教育和国民教育，很多中资机构甚至在各大高校资助学生团体的“内地参访团”活动，以此加深年轻人的内地认识。在文艺方面，内容更加广泛。早在回归前，香港艺人就开始转向“中国化”，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广受欢迎的歌曲《龙的传人》等。回归后艺术的中国元素更多，如中国的传统戏曲经常会在香港以演出和讲座的形式出现。中国政府在大型活动期间也会把中国内地的主流艺术团体带到香港演出。 回归将近20年，“文化的再次中国化”产生了一定效果。香港社会对“文化再次中国化”实施了选择性的接受。在国家符号、历史文化、种族文化这些内容上香港人并不排斥，而且具有共同的认同。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紧密经贸安排、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强国之列、四川地震所传递的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的召开均使港人身份认同中的“中国化”认同感得到加强。 但是一旦涉及“中国化”的政治内涵，港人就很排斥。2003年《基本法》23条有关国家安全立法的行动经过半年的争议，最终夭折。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新任特首梁振英及其班子提出2012年9月起在香港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香港反对派主要人士趁2012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之际，纷纷表达观点反对国民教育，并且将这一争议引向政治层面(14)，最终这一计划无法推行。 总之，港人在骨子里主要认同一个历史文化意义的中国，而不太认同政治实体意义上的中国。部分港人甚至有种声音，号召香港保持对大陆的价值观优势。在这一号召下，部分港人不由自主地在香港这个“自我”与中国大陆这个“他者”之间构筑了屏障。“香港人”身份与“中国人”身份在政治价值观的认同上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三)回归后“政制渐进民主化” 中国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后一直在逐步稳妥地推进民主。中央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按照《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原则推动香港民主。关于行政长官的选举，《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特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究竟如何界定“循序渐进”?中央政府始终以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主要依据而管控香港实现普选的时间表。特区的立法会选举也是在循序渐进原则下扩大民主。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包括功能团体30人，选举委员会10人，分区直选20人；第二届立法会功能团体30人，选举委员会6人，分区直选24人；第三届立法会功能团体30人，分区直选30人。这样的安排符合循序渐进的民主原则。经过十年的观察，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就香港社会一直有争议的特首普选和立法会直选问题进行释法，规定2017年香港可以实现特首普选，2020年可以实现立法会直选。全国人大的这一解释为香港的民主发展确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得到了香港社会的拥护。 中央的措施之二是坚持未来普选特首必须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至于什么样的人是爱国者，邓小平解释说，只要拥护国家统一，拥护中国收回香港，就是爱国者(15)。2007年12月人大释法后，香港社会各派在特首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候选人提名程序上的争论再度上升。泛民主派声称这一机制是要筛选掉泛民主派人士，阻止他们获得候选人提名。2013年7月后，香港泛民主派就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发起游行，并发起“占领中环”运动。泛民主派运用各种舆论抛出普选方案，其中重点就是改变“特首候选人提名委员会”这一机制(16)。但是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未来普选特首必须符合“爱国爱港”这个标准，坚持“一国”这个底线，确保国家主权和安全得到保障。 三是坚持保留立法会功能界别席位。立法会功能界别是按照行业划分的，这是一种在业界和直选之间达成平衡的做法，很多国家的两院制也是这种做法。泛民主派坚持废除功能界别的做法，要求所有议席变为直选议席。中央政府对此不予同意，认为全部直选将忽视功能组别的代表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担心全部直选会导致香港政治操控在民粹主义手中，担心将带来香港社会的管治低效，危害香港社会稳定。 四是反对政党政治。《基本法》规定，香港特首不能属于某个政党和政治派别。这一规定的初衷有两点：一是回归时香港的政党不成熟，难以有效执政；二是担心香港陷入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困境，党派互斗。这样一种设计是使特首能够超越政党政治。香港回归后，由于民主不断扩大，导致特区政府受到立法会的掣肘越来越多，施政很困难，尤其是梁振英政府上台后施政步伐非常缓慢。香港泛民主派提出，改变特区政府施政困难的关键就是实行政党政治，当选特首至少可获得一个主要政党的支持。同时，还需要将行政与立法彻底分立。中央坚持《基本法》立场，不认可香港实施政党政治，不认可香港实施权力分立式的政体。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不是由内自发形成的，而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部国际政治博弈环境下形成的。地缘政治是港人认同政治的重要成因。回归前，香港地理上与中国相接，但在地缘政治上属于西方体系，经济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要服务于西方利益。英国对港人认同的培育阻隔了港人对中国内地的全面认识，从文化和价值观上在香港与大陆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回归后，香港在领土主权上属于中国，虽然在政治经济上仍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地缘政治上要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采取诸多措施加强港人的国家认同，并推行循序渐进发展民主，但是难以在较短时期内消除英国留下的影响。港人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二元化”特征也一直成为香港社会两派争议的深层原因。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为作者提供访学机会；尤其感谢中心联席主任郑宏泰博士提供的真知灼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还有第五类为“其他”，但是比例通常为1％，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 ②王家英：《香港人的公民意识与身份认同：回归一年的发展》，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1999年。 ③Lao Siu-Kai,Hongkongnese or Chinese: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1997. ④香港亚太研究所：《市民对政制发展的意见调查》，http：//www.cpr.cuhk.edu.hk/sc/press_detail.ph-p?id=792&s。 ⑤有研究者认为香港的身份认同源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左派运动失败等因素，参见方梓勋《悬置的自我认同背后：香港翻译剧再探》，http：//www.com2.tw/chta-news/2009-6/chta-0906-01.htm。 ⑥丁伟：《中美关系与香港前途》，载胡春惠主编《“九七”后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座谈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8年，第20-28页。 ⑦唐耐心：《不确定的友情：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至1992》，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371页。 ⑧Hungdah Chiu,“The Hong Kong Agreement and U.S.Foreign Policy”,in Jurgen Domes and Yu-Ming Shaw,eds.,Hong Kong:A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Concern,Colorado:Westview Press,1988,p.185. ⑨唐耐心：《不确定的友情：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至1992》，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64页。 ⑩Lao Siu-Kai,Hongkongnese or Chinese: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1997. (1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13)2014年3月4日张德江委员长在会见港澳政协委员时强调香港的政治发展要尊重国家主权。 (14)陈方安生声称，是否支持国民教育是区分建制派与民主派的指标。民主党的何俊仁和涂谨申报名竞逐立法会议席，声称要市民用选票向国民教育说不。公民党余若薇亦反对国民教育。2012年7月29日，香港的反对派为了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宣布包括教协、民主党、公民党、工党、公民起动、新民主同盟、社民连、人民力量等反对派政团，以及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等组织，组成“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动反国民教育大游行。 (15)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6页。 (16)2013年7月16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赴香港立法会筵席，民主派再次表达反对基于四大界别的特首提名机制，民协主席冯检基还送了一艘带筛子的船模，意即候选人提名不要“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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