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前沿问题·
摘 要：生态问题不是天然就具有的，而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里的一定阶段包含着三层含义：认识论层面上的生态意识的生成，即人对自然有机体代谢机制断裂的认识；在生产的物质基础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即资本积累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呈现出来的消费主义观念，即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和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念扭曲了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问题；自然异化；自然有机体；资本积累
生态问题的最高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人类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人认识了自然规律，学会了运用自然规律造福于人类，从而形成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一种是人非理性地对待自然，滥用自然资源，极度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从而形成了自然对人的异化关系。人们所说的生态问题，就是指后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出现。但是，生态问题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描述自然对人的异化关系，而是以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为尺度，批判地审视自然对人的异化关系，探究人与自然关系发生裂变的根源。这就决定了生态问题的研究必然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问题研究的这种批判性提升到资本主义批判的高度，强调生态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态危机是资本积累的消极后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十分深刻的，但又是不全面的，因为生态问题的出现除了社会根源外，还有认识论的根源和意识形态的根源。生态问题的研究如果只讲社会根源，而不讲认识论的根源和意识形态的根源，就不能为环境科学提供一个完备的哲学世界观。鉴于此，本文在充分吸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大研究的视野，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为主线，分别从认识论、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上分析生态问题的历史性生存。
一、生态问题的认识论：生态意识的生成
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为主线研究生态问题的生成，就是以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为出发点。在这个出发点上，我们需要探讨的第一个理论问题是，生态问题是如何进入人们的认识视野的，它与历史上的哪一种自然观相联系？这是有关生态意识生成的问题。
历史地看，生态问题是从人们的有机自然观中产生出来的。所谓有机自然观，就是从整体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界，把自然界看作相互作用的复杂构成体。这种观念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是从生命科学和过程科学中产生出来的，“生态学”就是人们表达这一观念的术语。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提出了“生态”一词，他用希腊词根“oikos”和“logos”构造了“Ökologie或Oecologie”（生态学）一词，德文Oecologie转换成英文就变成了“oecology”。①关于“生态”一词提出的年代和提出者有多种说法，通常所见的有1866年、1868年、1885年和1886年这几种说法，经过考证一般认为是1866年由海克尔提出的。1893年，麦迪逊植物学大会将这个词缩写为我们今天读到的“ecology”。海克尔采用“生态”一词，是承袭了达尔文的观点，即生态是关于各种复杂关系的整体，这个整体不仅涵盖了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和非生物，同时还表明了这两者之间非但不会相互排斥，相反还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②Thomas G.Balgooyen,“Toward a Mor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Ecology”,inEcology,1973,Vol.54,No.6，p.1199.可见，生态的观念是与有机自然观相联系的，“生态”一词就是对有机自然观的一种表达。但是，就生态意识的生成而言，单有有机自然的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关于有机整体裂变或破缺的认识。这种裂变或破缺不是单就环境而言的，而主要是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的，是指环境的循环系统因人的活动而发生了断裂，继而又影响到人的生存。生态意识就是有关人与自然之间裂变的意识。这就意味着，生态意识只有在人意识到人类生存受到环境的威胁的时候才能真正形成。因此，生态概念虽然早在19世纪就有了，但生态概念成为生态意识却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相继发布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在转折点上》《重建国际秩序》《超越浪费的时代》《人类的目标》《学习无极限》《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微电子学和社会》等系列报告。这些报告以“极限”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全球问题的框架。这个框架向人们传递了两个信息：一个是在实践上，自然可供人类开发和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正面临着全球资源匮乏的困境；一个是在价值观上，以往那种坚信人类可以无限度地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人与自然的观念以及建立其上的发展观念已经过时了，新的价值观念应该是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认识到人类活动超越这个限度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人类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资源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上，必须引入生态观念，开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的发布，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环境学家的高度关注。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生态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认识视野，并逐渐成为了当代人的普遍意识。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生态意识生成了。
对于具有2个连杆的机械臂，运动学方程是要确定与末端坐标系{n}相对于基座{O}的变换。根据齐次变换矩阵[1]的乘法规则式可得
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监督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既是快递行业规范管理的需要，更是快递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建立行业协会首先可以加强快递企业自律和诚信教育，通过教育，增强自律和诚信经营的自觉性；通过行业协会可以对行规、行约进行认真清理，剔除与消费者保护相违背的条款，对行规和行约进行规范；行业协会可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建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引导行业和企业向自律的方向迈进。
从理论上分析，生态意识的生成最终是建立在自然观念的变革之上的。不可否认，生态问题要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得到认同，要有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学等等，但是，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建构生态自然观取代传统的自然观，就不能不成为建立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学等的理论基础。要建构生态自然观，就必须解决两个理论问题。其一，生态自然观的自然科学根据。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对当代人类困境的描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往的自然观以近代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的基本原理是，物质是不灭的，物质能量是可以不断转换的。这就给了人们这样一个信念：自然界是可以无限被开发、被利用的。正是这一信念刺激了人们肆意开发自然，滥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掠夺自然的后果。与之不同，生态自然观是以“熵定律”为根据的。“熵定律”强调能量的转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可利用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必须珍惜和慎用自然资源。这就给予了人们一种生态的理念。人们要认识生态问题，建构生态的思维方式，就必须重视熵定律，从熵的角度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二，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在19世纪80年代，人们就从地理环境理论中看到了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差别，并力图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强调地理环境对于人的活动的第一性，强调自然环境对于人为环境的逻辑优先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则强调人为环境的第一性，强调自然环境只有以人为环境为中介才能对人类社会起作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提出了生产力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作用的中介的观点，他在《唯物史观论丛》中反驳“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种学”的自然主义的自然观时指出：“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170页。这一观点既强调了人为环境的主动性，又强调了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开放性，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自然观。但这种自然观，从总体上来说，以能量守恒定律为依据，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
赵三喃喃着走出家门，虽然全村的人死了不少，虽然庄稼在那里衰败，镰刀他却总想出卖，镰刀放在家里永久刺着他的心。
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家不仅要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创造高消耗的社会模式，而且还需要在价值观上引导人们的消费方式，创造出愿意接受这种高消耗的群体。这种适应高消耗社会的价值观，就是消费主义的价值观。那么，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消费主义对人与自然的裂变、生态问题的生成起着怎样的作用呢？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三个理论问题。
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批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倾向时提出，马克思哲学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自然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讲的是人化的自然，绝非人之外的外部自然。这就将自然环境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之外，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封闭在社会历史的框架之中。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全球问题框架挑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建构的这一社会历史框架，它以人类正面临的全球资源匮乏的事实证明，如果自然观的研究不能说明外部自然对人的生存意义，就不可能面对当代的生态危机，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就把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并且是作为建构生态自然观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根据，重新考察了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之间的关系。
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不同的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不是以能量守恒定律为根据来论证人为环境的主动性、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无限开放性，而是以熵定律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裂变关系，说明自然异化的存在。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仅运用了能量守恒定律，而且也充分地重视熵定律，比如，马克思在分析机器的大规模生产时，一直把热力学和代谢开放系统视为核心问题，并引入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观点来分析生产的新陈代谢问题。恩格斯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路，批评了19世纪下半叶乌克兰的社会主义者波多林斯基在谈到熵时只是单纯地把生产简化为地球能量的积累，而没有充分整合环境和阶级关系。与之不同，恩格斯更为关注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类生产的束缚，这就把一定的社会关系引入了对熵的考察。由于同时运用了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定律，马克思恩格斯在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一方面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会导致生产过程的代谢断裂，从而提出了代谢裂缝概念。此外，他们还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的性质。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一般劳动为前提的，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劳动，讲的是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劳动是人与外部自然之间进行能量转换的中介，这里讲的自然显然是自然环境，而马克思讲的剩余价值的劳动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生产，这是资本积累的环境，实际上讲的是人为的环境。由于这一区分，马克思就清晰地揭示了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自然条件之间的代谢断裂的结果，这种断裂影响到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从而导致了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危机，因此，要克服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危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以代谢裂缝为核心概念阐发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的关系，是典型的生态学的自然观。透过这个自然观，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危机及其关系：一种是资本积累的危机，这是人为环境的危机；一种是地球退化而造成人的生存危机，这是自然环境的危机，也是全球危机。在这两种危机中，后者是更根本的危机，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危机，然而，这个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只有在平等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解决。①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见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出的最终解决全球危机方案的条件虽然现在还不具备，但它建构的生态自然观给予了人们思考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新的理论框架。只有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下，人们才有可能形成生态意识，找到破解当代生态问题的科学方法。
观察组2型糖尿病合并胃溃疡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97.50%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工业、资本生产和科学技术：人与自然关系发生裂变的物质基础
首先看工业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更新，是社会系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前工业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仅限于经验的基础，科学技术根本没有运用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因此，不存在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进入工业社会后，情况就不同了。工业社会的哲学理念是近代哲学倡导的科学和理性。这一哲学理念把人从宗教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和科学技术的兴趣，于是，科学技术迅速地发展起来，并运用于生产过程，成为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使人们更加轻松地瓦解了大自然设下的种种屏障。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工业社会的迅猛发展，也刺激了人们向自然索取的欲望。这种欲望膨胀到极致，就是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的运用，使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消极的、负面的解构力量。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科学技术的异化表现在人对自然的态度上，就是不顾自然的承受能力而对自然进行毁灭性的索取，致使生态灾难频频发生、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看工业社会劳动的性质。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将自然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然成为人类创造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不仅是劳动创造了财富，自然更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财富是“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76页。。这一点在农业社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这并不表示在工业社会中就该对此存疑，相反，在工业社会中，自然是更加充分和无助地被卷入到工业生产中，自然和劳动一起成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来源。因此，在工业社会中，资本家要想攫取更多财富和利润，一方面要极大地榨取工人的劳动力，使异化劳动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是更多地占有自然，使自然的异化成为必然，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工人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工人生产资本却使自身沦为资本，工人生产商品却使自身沦为商品，工人以一种非人化的存在物的形式出现，同样地，自然在异化劳动的作用下也化身为一种异化的自然。
由此可见，在工业社会中，无论是生产力的性质、劳动本身，还是资本生产及其所需要的世界市场，都具有生态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工业社会还使生态危机的集中爆发、人与自然关系的急剧断裂和恶化成为现实。这一切是由于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和工业社会固有的消费模式造成的。
肌苷酸标准品、2-辛醇、正构烷烃（C6～C22，色谱级）美国 Sigma公司；甲醇（色谱纯）、高氯酸合肥泓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最后看世界市场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能够维持的前提是要有日益增多的商品需求和生产资料来源。但是，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日益增多的商品需求和生产资料的来源不是再生资源，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通过生产和消费的自我循环来解决，而必须到资本主义以外的市场去寻找。世界市场就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市场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于解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内部矛盾——不断扩大生产的需要和需求短缺、资源不足的矛盾——的手段，因而也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环境。但是，世界市场只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内在矛盾的外化和延长，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内在矛盾，而且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生存的环境，其拓展的空间也是有限的。由于这一特点，争夺世界市场和掠夺地球上的有限资源就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为其生存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在政治上，是产生垄断、战争和霸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自然资源的退化而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从而引发生态危机。这也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中所描述的全球问题。
再次看工业社会中资本生产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就是资本的生产，资本生产的过程就是资本增殖的过程；无止境地追求资本增殖，是资本生产的本质，如果资本不能实现增殖，就立刻失去了活力。为了保证资本持续增殖，资本家必须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生产的不断扩大又需要不断增多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往往被简化成一串串数字，不断地被分割和商品化而失去了它作为整体存在的意义，因此，工业社会的资本增殖是以对自然的持续掠夺为代价的。正如科威尔所说，资本是一种醉人的尤物，它制造了一种强大的“力场”，这种力场不仅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导致了生态灾难的发生。
从可能性方面看，工业社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裂变，是由其生产力的性质、劳动的性质和资本生产的性质及条件所决定的。首先看工业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通常被定义为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出来的方式和水平却是大不相同的。在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依靠人力，在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在这种条件下，人与土地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也十分有限。进入工业社会后，机器生产取代了人力，大大地提高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把人们的生产活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从而建立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采用了机器生产的形式，工业社会完全颠覆了原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成了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交往范式。在这种新的范式中，自然从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朋友和伙伴沦落为人类的猎物、敌人和奴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敌对的关系。普里戈金将这种交往方式描述为：人类与自然的对话不过是把人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而不是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亲密。③参见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页。正是这种不可持续的、敌对的关系为人与自然关系发生裂变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
工业社会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社会形式，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的，因此，它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并且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运行。由于这一特点，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工业、资本和科学技术。这三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面创造了现代理性社会，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造成了社会和自然的异化，最终引发了生态问题。在这里，我们将从可能性和现实性两个方面来分析工业社会是如何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并最终引发生态危机的。
其次看工业社会不可持续的能源模式。工业社会，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对能源结构的需求也越来越向不可持续的能源模式发展。在18世纪，工业采用的木材、干草、水力、风力等能源，都是一些可再生能源。这类能源的特点是可以循环使用、污染小，但是效率低下，并受到地域性的限制，难以满足工业社会与日俱增的能源需求。进入20世纪后，由于大规模地采用化石燃料，工业社会的能源模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采用污染较小的可再生能源的模式转变为采用污染大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模式，并且像对待再生能源那样大肆开采这类资源，致使这些自然资源走向枯竭。克莱夫·庞廷对此做了认识论的分析，他指出，以化石燃料作为能源之所以会造成自然资源走向枯竭，就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这类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而是“固守着几千年来对待木柴的习惯和期待，将后来的矿物燃料也看作似乎不可耗竭”。①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这就提出了生态问题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即人类要走出生态困境，必须转变自然的观念，从传统的自然观转变为生态的自然观，否则，即便科学家们发现了再生能源，也不能使人类免受生态之苦。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就是明证。
再次看工业社会高消耗的社会模式。工业、资本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必然产生一个高消耗的社会模式。首先是资本生产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又需要日益增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产生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需要，而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结合为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提供了物质条件，推动着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向高消耗发展，从而形成了高消耗的社会运行模式。后工业社会更是把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结合起来，以过度生产来刺激过度消费，以过度消费来引导过度生产。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相互刺激、相互引导的结果，就是产生异化的生产和异化的消费。所谓异化的生产，是指生产的破坏性、消费性；所谓异化的消费，按照本·阿格尔的说法，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②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不论是异化的生产，还是异化的消费，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都是在不断地打破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生态问题正是从这种高消耗的社会运行模式中产生出来的。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工业社会的高消耗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社会运行模式，亦是促使生态问题生成的社会物质基础。
总之，工业社会造成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因素和现实性因素，归根到底，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从而制造了生态问题。当然，这只是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社会而言的，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工业社会成为了生态问题出现的物质基础。
三、生态问题的意识形态：启蒙理性与消费主义
广西对东盟出口贸易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扰动也是立即做出正向响应，第2期左右达到最大（2.0左右）。第3期之后，广西对东盟出口贸易对跨境人民币结算扰动的响应有所下降，第6期左右响应为0。在第6期后，广西对东盟出口贸易对跨境人民币结算扰动的响应缓慢增加，且为正向。说明跨境人民币贸易业务发展可以促进广西对东盟贸易出口增长。
从理论上看，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启蒙理性中的消极因素的膨胀。启蒙理性是在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和批判宗教蒙昧主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所创造的是自由、平等和进步的价值观，因而它本身是非常革命的，曾经对社会历史的变革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确立了人与自然的新观念，告诉人们，自然不是神创造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物质存在，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人是自然的主人，对自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人类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无限地开发自然，而无须考虑自然的限度。这就夸大了人的主体性，为人们无节制地掠夺自然做了合法性的论证。这是启蒙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起消极作用的方面。消费主义就是从启蒙理性的这种消极作用中演化出来的。
根据NAM模型的模拟结果，运用1990—1994年的实测数据校准NAM模型，图2给出了安阳河水文站1990—1994年日径流深的实测值和模拟值。基于此，运用NAM模型来模拟强人为干扰时期的流域径流量是合理可信的。
在实践上，消费主义的出现是市场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社会的意识形态。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个是通过战争和掠夺殖民地的方式建立了世界市场，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也突出了消费对于资本积累的意义；一个是金融资本的出现和发展，逐渐地取代产业资本而成为资本结构的主导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两大变化使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从劳动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出现了消费异化。在这样一个消费异化的社会，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只是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绝不是他们的精神需要，因此，劳动对于他们来说，是失落、心酸和苦闷，而劳动场所以外的消费才使他们感到快乐和幸福，于是，消费成为他们获得尊严和存在感的唯一途径。商家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大做文章，通过广告、信息引导他们消费，通过制造消费主义的观念全方位地刺激他们的购买欲，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物质需求膨胀，而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的异化。诚如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①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页。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依据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两大变化，提出了“消费不足论”，为消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根据。
消费主义的出现和蔓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评价。首先是在对自然的评价上，只讲自然的交换价值，而不讲自然作为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而具有的生态价值，从而使自然的生态价值淹没在商品价值中，或者说，以商品的价值取代了自然的生态价值。比如，森林中的大树被表述为木材，湿地被圈为收费公园，溪流的源头被商家收购开发成商业矿泉水生产基地或者娱乐场所，风景优美的海边成了高昂的度假景区，矿藏丰富的山脉被开挖成矿区而被炸成满目疮痍、山体裸露的废石堆，等等。总之，自然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而被开发成各种商品来供人们消费。
其次是对社会的评价上，重交换价值而轻使用价值，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无关紧要，淹没在交换价值中，从而刺激了伪消费的膨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及其两者的关系：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交换价值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两者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构成了商品统一体。任何商品都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与其他的商品发生关系。然而，对于资本家来说，使用价值是无关紧要的，交换价值才是重要的；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获得最大的利润，资本家常常利用高超的营销手段来鼓吹商品的使用价值，赋予商品使用价值以外的许多东西，使其充满诱惑力和欺骗性，以此来抬高商品的价值，使商品能够高于它自身的价值出售。尤其是在消费社会，制造商品的品牌成为吸引消费者的手段。在这里，一件商品能够成为品牌，往往不是依靠它的使用价值的品质，而是商品的销售者赋予了它的某种符号，而消费者购买品牌，看重的也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该品牌所代表的某种符号。这些都刺激了为消费而消费，造成了盲目消费，消费的目的不是实际的需要，而是伪需要。
最后是在对自然和社会效益的评价上，人类的长期利益淹没在短期利益中。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市场是经济运行的调节者，但市场本身又充满了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它所关注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非人类的长远利益。由于这一特点，市场经济，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必然是短视的，其结果是牺牲人类的长期利益，滥用资源，造成生态危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地分析了短视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的过程就显示了这种对立……”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6页。恩格斯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短视评价标准及其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枯竭和生产危机的后果，在后工业社会发展到了极致。在这个时代，人们的评价标准是当下能否拥有够多、够好的生活，而不考虑人类长远的利益，甚至以未来子孙后代的生存困境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以上三种评价尺度构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内核。由此表明，消费主义就是助长生态问题出现的价值观，而当这种价值观被定义为市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时，消费主义也就成为了生态问题的意识形态。
从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是以工业文明的形成为起点的。在这个起点上，工业文明与资本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控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态危机。但是，工业文明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就真的不会出现生态问题了？这正是值得我们当下思考的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生态问题呢？显然，对于这个问题，用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必须寻找生态问题生成的认识论根源。这个根源，恩格斯在他的两次提升的理论中，就已经提出来了。恩格斯指出，人类要进入自由王国，必须经过两次提升：一次是物种的提升，即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摆脱动物式的存在状态；一次是社会的提升，即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4—275页。显然，恩格斯讲的生态问题的生成不是一个根源，而是两个根源，其中，后一个根源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而消除，而前一个根源则需要通过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来消除。在当前的生态问题研究中，人们充分地注意到了后一个根源，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产生的资本主义根源做了很多的研究，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为我们研究生态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前一个根源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而对这一根源的研究对于环境科学的建立，对于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又至关重要。
On Generation of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the Fiss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AN Min,HE Ping
Abstract:Ecological problems are not natural,but the produc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a certain stage.There are three meanings in a certain stage.First,it means the generation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n the level of epistemology,that is,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fracture of the metabolism mechanism of natural organisms.Second,it means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on the material basis of production,that is,capital accumulation leading to the fi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ird,it means the consumerist concept on the level of ideology,that is,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value concept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distor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ecological problems,natural alienation,natural organism,capital accumulation
作者简介：范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430072）
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演进与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17CKS02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1.005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