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琼[1]2002年在《观音信仰与女神崇拜》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两代,以观音女神为代表的系列女神不单单是平民百姓虔诚礼拜的民间宗教神祗,而且还成为许多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形象。明清通俗文学中所涌现的这一系列美丽善良、救苦济难的女神形象和女神崇拜构成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研究这一特定的文学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明清民众的一般知识与信仰。 以观音信仰为代表的明清女神崇拜是我国古代女神崇拜传统在后世的延续和重组。中国自远古以来的原初女神崇拜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植根于种属记忆中,伴随着历史的嬗递,原初女神崇拜吸收并融合外来佛教文化,在代代积淀中不断演化、丰富。观音女神是原母神在后世的置换变形,观音信仰包涵母神崇拜与美神崇拜的双重特征,观音系列女神既具有原母神原型的超凡拯救神力,同时又是美与善的象征与化身。女神们表现出的美与善特别是她们救危度难时所体现的母性庇佑神力又是与明清时期“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密切相联的。 明清通俗文学中以观音女神信仰为代表的女神崇拜打上了明清特殊时代背景的文化烙印。明清通俗文学中的观音女神信仰是中国女神崇拜发展脉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女神崇拜实际上是民众渴望现实救济与庇护的实用主义宗教心态的反映。民众希望通过道德自律与自省的方式来获得女神的拯救与保佑。观音女神正是由于深入地影响到民众的内心情感,因此作为家庭的守护神、福神与善神而永具魅力。
王芳[2]2010年在《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研究》文中提出女性崇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华大地上,全国各地的传统女性崇拜种类多样,既涉及到儒、佛、道等各个宗教,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类型的专门系列文化和区域文化。中国步入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新旧文化的不断冲合,社会新陈代谢异常剧烈,各种传统女性崇拜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自身必然经历一个递嬗和转型的过程。因此,从“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的角度来考量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与古代中国之传统女性崇拜相比,近代的传统女性崇拜呈现出总体性衰落的演变趋势。这主要与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之内在构成因素和外在时代潮流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近代中国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因此近代传统女性崇拜所包含的部分迷信成分使其备受冲击。尤其是传统女神崇拜,其较浓厚的迷信色彩对近代化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使其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从而逐渐走向衰落;另一反面,近代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民主思想的传播,使近代社会对人权、女性地位的关注程度空前提高。对于中国传统女人偶像崇拜而言,其在尊崇道德高尚和才华横溢的女性方面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极端的贞节女性崇拜则与近代倡导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其走向衰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中国传统女性崇拜是物化崇拜(女神寺庙、女人偶像祠堂、女神像、女人偶像等)和象征崇拜(信众的观念、信仰和仪式等)的集合体,其中物化崇拜是其外壳,象征崇拜是其核心。当传统女性崇拜面临近代化转型期时,其整体性衰落一般从外在的物化崇拜开始,并呈逐步内化的趋势。近代中国之传统女性崇拜的衰落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其崇拜空间的近代式微。迫于近代化发展的压力,近代传统女性崇拜之物化形式——崇拜空间(寺庙祠堂及塑像等)多遭受改造或毁灭性的冲击。从物质空间的角度来看,近代传统女性崇拜的总体衰落趋势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神圣空间的缩小和塑像数量的减少;从精神空间的角度来看,近代传统女性崇拜的衰落则显得较为隐蔽,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二是其主观载体的近代变迁。信众,作为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的载体,主要是其象征崇拜(观念、信仰等)的承载者,因此近代信众的变迁趋势对近代传统女性崇拜的演化趋向起着决定性作用。近代信众类型多样,复杂多变,身处动荡不安的近代社会,有的坚守了传统女性崇拜,有的则因民智渐开而疏远之,这也正是导致近代传统女性崇拜衰落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的衰落表现极为复杂,其衰落程度则因类型、区域等因素而异,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在近代中国激烈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女性崇拜的近代演化虽呈现出总体衰落的趋势,但同时也艰难地致力于通过自我更新和外在联系以谋求生存和发展,因此,近代传统女性崇拜与外部诸多社会领域如经济、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由于近代传统女性崇拜是一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杂的综合体,因而会对近代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双刃”影响。碧霞元君崇拜作为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的典型个案,其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不仅表现为各种传统表现方式的崇拜在不绝如缕地延续,更重要的是开启了正式的关于碧霞元君崇拜的社会文化调查与民间信仰学术研究之先河,这实为碧霞元君崇拜最富时代性特点的近代化转型。总之,中国传统女性崇拜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事项,其发展和递嬗的过程既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又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既具有传统女性崇拜的普遍性特点,又具有独特的时代性特点;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又因自身局限性对近代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力作用。
何昭旭[3]2013年在《民国时期的观音信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的短短30余年,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十分特殊,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状态的独特性:一方面有着接连不断因天灾人祸导致的社会灾难,另一方面因为传统崩溃、西学东进而带来的高度的社会自由。观音信仰,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遗留,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挑战之中却蕴藏着机遇。关于挑战,前人已经有过太多的论述,自不待言。笔者仅就机遇一项着重论述,事实上如果从民国时期的社会大环境以及佛教界掀起复兴运动的这一个小环境来看,观音信仰在这一时期的生存状态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恶劣。首先,在多灾多难的社会大环境之中有着太多的人需要观音菩萨这样一位超人间的偶像给予心灵抚慰。其次,尽管民国之时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倡导“科学”已多年有余,但是其影响力显然十分有限——那时,百分之九十的民众并不识字,他们的心理状态比之民国以前并无多少改变。再次,僧人居士对于观音信仰的宣扬手段更加进步,他们不仅演说观音经典、组织观音社团,还出版观音报刊以及摄制观音电影等等。因为以上叁种原因,我们看到在民国时期的观音信仰领域,各种活动都开展的有声有色,并无颓势,虽然并不至于古代盛时的“家家观世音”,但别有一番时代特色。先看汉传佛教中的观音信仰,这时的僧人、居士们相信社会中的各种灾难,实为众生共业所致,而解脱之道就在观音信仰之中,为此他们不遗余力的宣扬和实践观音信仰。持诵圣号、朝拜圣地、礼拜圣像、讲经说法等等都是他们的宣传方式和实践途径,并且我们会看到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僧人、居士间的协同配合默契异常。为了更加有效的弘扬观音信仰,他们还他们组织了多种形式的观音社团,例如“世界观音卍缘会”、“观音救苦会”、“崇信观音同志会”等等,与之相应,信众们对此也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或者济世利物或者集体参修,从实践中去领会观音精神。再看民间的观音信仰,与佛教中的重义理、参修、实践等系统化的信仰形态不同,民间的观音信仰具有鲜明的世俗化、实用性色彩,讲究的是“有求必应”的信仰效果,其表现形式为各种各样的观音民俗。另外,在民间的观音信仰中,我们还会发现一种十分特殊的观音信仰类型——会道门中的观音信仰,这种类型既不同于佛教的体系严密,也不同于民间的自由随意,似乎是介乎两者之间。为了进一步了解观音信仰中所透漏出的人们精神中所共有的精神意涵,笔者选取了与之相近的几种信仰形态:对慈航道人、碧霞元君以及基督教①中的圣母玛利亚信仰,对它们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存在共通之处,这种共通超越东西方的文明差异,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恋母情节来解释。
黄劲檀[4]2014年在《中国古代观音题材小说类型与演变趋势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将分析中土流行的观音信仰及其变化对观音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响,对古代观音题材小说按内容进行分类梳理,阐明观音题材小说的演变趋势,以挖掘观音题材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主要概述本文的选题缘起和意义,对观音题材小说进行概念界定,综述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等。正文包括四章,第一章总结了中国本土流传较广的观音信仰及其特点,有普门品观音信仰、净土观音信仰、密教观音信仰以及智慧般若观音信仰四类,并阐述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第二章按内容将观音题材小说分为观音应验故事、观音本生故事、表现世俗与人情的小说、辅教与世俗结合的小说四个类型,在了解各类型小说主要内容及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代表作品进行深入感知;第叁章以时间顺序为线索,阐明观音题材小说经过了辅教阶段、信仰多元化阶段、本土化阶段、世俗情趣阶段的发展演变,并结合不同阶段各类型小说的特点分析观音题材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第四章回归到观音形象本身,描述了观音形象从抽象化到具体化,其神格向人格的转变过程。结语部分对本论文进行总结和概括,指出研究重点和意义,说明本文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最后对相关待开掘的研究课题提出建议。
童琼[5]2008年在《浅析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女神崇拜现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通俗文学中以观音信仰为代表的女神崇拜是我国古代原初女神崇拜传统在后世的延续和重组,打上了明清特殊时代背景的文化烙印。
汪芳[6]2011年在《宋代妇女宗教信仰与性别角色》文中研究表明宋代是中国中古向近古社会的转型期,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社会环境对宋代妇女提出了新的角色要求,而各种宗教的相互融合,互相接纳,形成世俗化与平民化的特点。本文以宋代女性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宗教信仰的活动中进行检视,以探讨宋代社会对妇女的角色期待。首先,概述了宋代妇女宗教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主要有家内供奉与诵经斋戒、进香还愿与宣教结社、行善布施与建庙造像以及参加宗教性节日活动等方式。而对于女性宗教神职人员,她们的修道方式也分为正式剃度、临终出家和在家出家叁种。女性宗教神职人员多来自于信仰的特别虔诚者和生活失意者,这种身份的改变,对她们自身、对女性信众以及对社会都产生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透析宋人信仰对象中的女性因素,分别从女神崇拜和女性禁忌两方面讨论。女神崇拜方面概述了宋代社会主要流行的几个女性神祗,从她们身上寻绎到宋人对女性角色的期待。而宋代信仰领域中的女性禁忌,则表达了宋人对女性角色的规范与制约。第叁,探讨信仰活动中体现的宋代妇女性别角色。其中既有与传统角色的一脉相承,如生育信仰体现的繁衍职责,宗教哲理探求作用于子女教育等;又有宋代妇女角色的新特色,如财神崇拜反映的经济地位和经济追求、经典诵读透露的知识渴望与求知空间、宗教节日活动实现的社交愿望等。还特别分析了宋代妇女在妇职与信仰活动相冲突时所做的努力与调和,体现了女性智慧的一面。最后,分析了宋代女性信仰的时代评价。由于宗教教义中的部分内容能够满足妇女的角色塑造、妇职履行、寡妇守节等社会需求,宋代社会对女性信仰行为总体持宽容支持态度。但当信仰与妇职冲突或是信仰行为过激时,妇女的信仰活动就会遭受毫不留情的批判。就女性宗教神职人员而言,除了少数别具才能的会赢得一些社会的尊重,多数人在宋人眼中的形象已经无可挽回地沦入叁姑六婆之列。
黄玲[7]2011年在《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越南在地理生态上与中国唇齿相依,两国边疆地区在民族主体和文化传统上呈现为同根异枝的发展样态。学界以往多从汉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进行探讨,关注越南的汉文学和越南文学的经典,对中国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入研究。但越南民族文学潜隐的骆越民族文化传统却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是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在深入历史、观照全局的前提下,以中越跨境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点,运用比较文学学术理念,采用文学人类学研究思路,将文本细读和田野调查相补充,对叁个各具特点又同具共性的文学个案进行比较分析,重返中越民族文学发展之真实的历史场景和文化语境,并观照中越跨境民族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由此得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论点。第一章首先梳理了越南民族与中国民族的族群关系与文化渊源,指出中越跨境民族在族源上的同根异枝和在文化上的多层共生。由此提出“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是居住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之文学,具有多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文学卞体是中国与越南两国的跨境民族。不仅仅包括中越两国少数民族,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也彼此跨境而居。第二层涵义是指其文学具有汉族、骆越和越南民族等多元文化的融合。第叁层涵义是指内容上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尤其偏重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中的民间叙事文学。本研究以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口,对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跨境民族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在两个国家的地域范围内跨境迁徙,在不同性质的文化中游走出入。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涉及到中越两国众多民族间的源流、迁徙、演进和发展。而民间叙事的性质又使得这些文学叙事,成为祖先历史记忆、民族文化传统、民间社会现实和民众真实情志的多元集成。第二章中越侬智高传说,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说的搜集,并辅以笔者走访中越边境进行调查所获的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和文化解读。越南北部民族的侬智高传说与中国壮族侬智高传说不同,其结构模式为英雄神话与史实人物的结合,叙事内涵上偏向于神话叙事,演述祖先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传统,如“断头再植”和“竹育兵马”神话母题的原型及其衍化,真切展示了跨境民族的生命历程,还原了骆越民族的深层传统。越南侬智高传说作为富有生命底蕴民间叙事文学,为国家话语借用并提升为国家英雄;在民间叙事里却是对生命崇拜的弘扬,成为越南北部民族所敬奉的祖先神,生殖神和农业神;这对于中国民族文学的多元重建也是一个有机的补充和丰富。第叁章比较中越《金云翘传》,民间性契合是阮攸将中国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移植到越南的原因。但青心才人的写作是边缘个体在主流话语中争取言说权力的策略,阮攸《翘传》是通过女性命运来关怀社会民生和反思民族文化。从阮攸《翘传》具有深度模式:越南传统的女性信仰与母道信仰。阮攸用六八体喃诗传来叙事抒情,是将[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结合起来,翠翘成为越南民族的文学原型,蕴藉着牺牲和救赎的精神,也成为对权力中心和男权话语进行反抗的叙事文学释放出鲜明的民间性质。《翘传》在京族地区传承,为跨境民族寻求主体认同和身份定位提供了文化资源。第四章:中国京族民间流传着一首用京语演唱用喃字记录的叙事长诗《宋珍歌》,其来源是越南喃字长篇叙事诗《宋珍菊花》。本文通过将京族《宋珍歌》和越南《宋珍菊花》与《宋珍新传》进行互文解读,来凸现中越双边民众被遮蔽或遗落的文化交往和精神建构。《宋珍歌》整个叙事中,贫家子与富家女的爱情婚姻是一条贯穿的主线,叙事核心是“家庭”,并以“家庭”为基点,展开了对“家庭”之上的“国家”与“家园”之外的“异域”之集体想象,是跨境民族面对前后两个国家主体,在现实生存、情感想象和文化认同层面的复杂境遇与应对策略。《宋珍歌》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聚合拓展了民间叙事文学的叙事张力,生动表达和诠释了他们祖先所蕴育、发展并承袭下来的生存智慧与民族精神,释放出乐观的理想主义色彩。第五章是分析总结和规律探讨。本研究所选的跨境民族文学都具有口头传述、跨境传承和活态演绎的特点,这些文学叙事不仅指向历史也存在当下,并对未来富于启示。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精神核心是民间性:包括民间文化的滋养和民生关怀的触动。其叙事模式也带有民间特征:主人公是一位民间英雄,蕴藉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神话意象,采用“远行——归家”的情节结构,体现出跨境民族迁徙时对故园和家庭的深层情感,以及面对新的国家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认同诉求。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是民间历史的记录,这一文学是建构在民间立场上的想象和虚构,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呈现出与国家意识形态主宰下的主流话语相异趣的一面。其二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这些古老鲜活、质朴丰富的民间叙事,有一些在本国被遮蔽或者遗落的原始信息却在跨境民族的文化场域中得到较好保存。其叁是多元共生的文化场。在中越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蕴藉着汉文化、骆越文化、越南文化的累积,充满了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国家话语的互动,呈现为多种文化的“共在形式”。本论文具有如下特点:1、本论文将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不再囿限传统的异同比较和渊源追溯,而是在此基础上,去把脉中越跨境民族文学互动共生的深层原因,得出民间性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精神契合点。而且通过对民间社会和民族历史的全面观照,发现了中越跨境民族在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国家话语中生存发展的智慧的文化策略和独立的精神诉求。2、本论文可以说是将文学研究置放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作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文学解读和文化阐释。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论文以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点,以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为基点,运用古代典籍文献为参照,文本细读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文学分析与文化阐释相印证,所提出的问题和取获得的结论为学界今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依据。3、本论文既有对越南民族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全新阐释,也有在跨境民族的民间叙事文学解读中对中越文学交流图景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弥补了当今学界对越南文学和民族文学重视不足、研究不够的缺憾。本论文通过阐释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内涵,通过探讨中越跨境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的发展衍变,去触摸中越民族文学互动与创生的发展脉络。民间叙事中丰富质朴的文学表现,展现出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骆越文化深层的文化渊源,也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越两国主体民族和中心地区被遮蔽或遗落的民间文学,充实了我国多民族文学的丰富内涵。本论文尝试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例,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袁梅[8]2010年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及其承传移位》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神话热”,女神研究逐渐兴盛。从原型的角度对古代神话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并不鲜见,但是整体性的研究和基于性别和文化分析的研究工作尚未真正深入,女性主义理论和原型批评的方法在神话学和民俗学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运用阿尼玛原型理论来研究女性形象更是少之又少。本文从阿尼玛原型理论出发,对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以中国古代神话中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及其承传移位为研究对象,对其发生、典型、特征、发展变化及其内在成因和人类文化学意义加以深入全面的分析。本文结合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性别等因素,在文学史的纵横交叉点上对女性形象的研究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突破性,也具有进一步研究的学术前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最终揭示了这样一些问题和关联:为什么中国的女神以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为主;这些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主要的特质和形成原因是什么;智慧导师阿尼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阴性特质的形成起着怎样的重要作用;智慧导师阿尼玛所体现的女神精神对当代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又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本文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阿尼玛原型理论综述,在对阿尼玛原型的理论基础、经典论述进行简单爬梳的基础上,对阿尼玛原型的性质、内容、来源、功能、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进而提出了中国神话中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的分类和研究思路。第二章中国神话中智慧导师阿尼玛的典型原型形象,主要对中国古代女神中的四个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的代表性意象:女娲、西王母、巫山神女、玄女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她们分别代表的是大母神、永恒精神、性爱的升华和现实拯救等不同的功能。第叁章智慧导师阿尼玛的特质及其成因,对这一类形象的特征进行总结,分别从变形、生命化育、智慧启蒙、心理补偿等方面分析智慧导师阿尼玛的正面功能,并从历史、文化、和心理等维度深入分析其成因。第四章智慧阿尼玛原型在后世的的承传移位,对后世神话传说和文学中的同类代表性的形象及其流变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贤母和智妪、女救星和女英雄、性爱伴侣和精神导师、女妖和圣女等几类形象。第五章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和女神的历史祛魅,对女性崇拜对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男权文化中女神的降格和历史的祛魅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从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两性关系变化进行了总括和思考。本文尝试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特色。最主要的方法有神话-原型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心理学批评。一是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本文尝试对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进行初步探讨,并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其不同亚型及其共同特质和历史文化心理生成,以期透视中国神话中阿尼玛原型的象征意义和源流变迁。二是心理学批评方法。智慧导师阿尼玛是灵魂女神,产生和作用于男性的精神层面,这决定了心理学方法的必然。在对阿尼玛原型的功能分析、成因分析以及流变降格的原因分析中,都进行了心理学的考察。叁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阿尼玛原型的形成和男性关于女性的经验、想象、观念和心理深切相关,是男性对女性的经验和阴性自我的反映和象征物。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对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中所体现的女神崇拜和后世变异降格所体现的“厌女症”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对其背后隐藏的两性关系的变化加以分析,并对女神精神复兴的当代价值进行了阐释。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是研究角度的新颖。目前国内外阿尼玛理论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并且大多都集中在心理学方面。从文学角度来研究阿尼玛的很少,而且就荣格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也集中在邪恶阿尼玛类型。而中国神话中的女神更多的具有积极阿尼玛的功能,因此本文把智慧导师型阿尼玛作为中国古代女神研究的切入点,在跨文化和民族化的双重视域下,对中国古代神话中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的代表、特质、成因、流变和当代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整体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化女性崇拜的精神以及文化阴性特质,窥探人类两性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对这一原型的价值进行了阐发,选题角度还是比较新颖的。第二是运用了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和历史和逻辑内在统一的方法,注意把原型批评理论与文化人类学、传统考据学等融会贯通起来。本文把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原型批评的理论方法、心理学分析的思路和神话学的史料分析以及人类文化学的视野有机的结合起来,试图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局限,把文学同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特征和性别理论的研究结合为一体,试图全方位的揭示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的秘密。第叁是开阔的学术视野。本文把横向的跨文化分析和纵向的历史变化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了原型理论整体性、宏观性的特点。在东西互证和跨文化的横向比较上,对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及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和女性崇拜的历史遗存现象进行了研究,在阳性文化和阴性文化的比较基础上阐释复兴女神精神的当代价值。在对阿尼玛原型的流变的分析中,又采用了纵向的视野,对智慧导师阿尼玛在后代的传承和分化变异进行了梳理,并对女神的降格加以历史性的分析,总结了两性地位以及中国社会女性观的变化。通过对中国古代神话中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及其后世传承和移位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两性关系和女性心理的变迁。从早期的女神崇拜到父权社会的女神降格,体现的是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性别压抑导致的女性的全面失败。智慧导师阿尼玛是作为人类之师的功能而体现出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不仅对于两性关系的真实还原具有价值,而且对于反思宗教史和思想史,乃至文化进化和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女神复兴”这种全球化语境下,智慧导师阿尼玛作为灵魂女神和阴性文化的象征,对于人类心灵的自我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对解决当今社会问题各种冲突和危机具有现实价值。她所代表的女神精神和阴性文化的当代价值需要从历史的、文化的、性别的、心理的、生态的多重角度进行发掘。
杨柳[9]2014年在《骊山老母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骊山因为有了骊山老母这位女神而富有了灵气。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女娲在骊山补天到唐朝“骊山老母”名字的正式出现,可以看出骊山老母信仰从古到今并没有在时间上断裂过。骊山老母在历史上的形象演变过程,生动有趣,使得她在唐后的小说中也演绎着各种各样的女神角色。史料、小说、以及文学作品叁板块资料相互支撑,使这个千年女神生动、丰富地演绎出多彩的独特形象。本文按历史发展顺序,从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挖掘材料,以“史”、“文”相结合的方式来探讨骊山女神的多样形象。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实体(诸如老母宫的碑子、陈列的器具)、符号、画面等各种信息载体,探讨和分析骊山老母。“六月会”、“补天补地节”是骊山老母信仰的民俗活动表现。对于本文涉及的民俗活动部分,笔者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与田野调查,利用实地采风获得第一手资料,在实践中挖掘出与骊山老母信仰更多的相关信息。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首先从史料中梳理分析唐朝之前骊山老母的形象,从而得出了女神崇拜为母题、女英雄为母题等神话批判的原型;紧接着从唐朝时代背景分析骊山老母是时代的产物,并且对其信仰特点予以总结。第二章从《阴符经》、《老母玄真经》以及老母提出制约人们行为的“八宝”等探讨骊山老母信仰的美学精神。第叁章用目前学术界应用较为普遍的比较研究法把骊山老母和其他具有相似性的女神诸如西王母、泰山女神、九天玄女等作以对比。第四章从唐后小说、剧本等文学题材中探寻骊山老母和其女弟子们的文学形象,并对她们的形象做一总结。第五章对骊山老母祭祀予以探讨。从日常信仰活动和老母会(又叫”骊山老母女媒节”、”善嗣会”、”传子会”、”禅子会”)两个部分予以论述。最后结论部分得出:骊山老母作为一个比较地域化的女神有着世界各国女神信仰的特点,骊山老母信仰的相关研究和民俗调研个案分析,体现了人类前文化时代的大传统特色。
梁明英[10]2015年在《明代观音题材小说的类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明代小说为背景,研究观音形象的多种表现形态,将大量作品归类,探讨明代观音题材小说的叁种类型:观音的出身以及修行证道的过程、观音救济灵验的故事、观音的形象,同时发掘各类小说中的深刻内涵。最终归纳明代观音信仰的特点:多样性、包容性、文艺性与宗教性相交融。本文分为叁个部分:引言、正文和结语。引言:概述观音研究现状、明代观音题材小说类型及信仰的价值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观音的身世。首先介绍前人为《南海观音全传》奠定的基础。其次,介绍《南海观音全传》之基本面貌。再次,分析《南海观音全传》反映的文化底蕴。最后,概括《南海观音全传》之独特点及对后代作品的影响。第二部分:关于观音的救济。首先联系大量作品,从观音送子与观音救苦救难两个方面归纳观音灵验的故事。其次,分析观音在众仙佛中法力无边。最后,挖掘此类作品中所呈现的内蕴。第叁部分:关于观音的显相。首先从外貌描绘、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其他作品与《西游记》中所刻画的观音形象。其次,发掘《西游记》中观音形象的内涵。第四部分:从多样性、包容性、文艺性与宗教性交融叁个方面概括明代观音信仰的特点。结语:概括总结全文内容,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和意义,并指出文章存在的缺陷。
参考文献:
[1]. 观音信仰与女神崇拜[D]. 童琼.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2]. 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研究[D]. 王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3]. 民国时期的观音信仰研究[D]. 何昭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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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浅析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女神崇拜现象[J]. 童琼. 公安海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6]. 宋代妇女宗教信仰与性别角色[D]. 汪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7]. 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D]. 黄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8]. 中国古代神话中智慧导师阿尼玛原型及其承传移位[D]. 袁梅. 曲阜师范大学. 2010
[9]. 骊山老母信仰研究[D]. 杨柳. 西北大学. 2014
[10]. 明代观音题材小说的类型研究[D]. 梁明英. 辽宁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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