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农民职业教育路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发达地区论文,路径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4－0226－05
美国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的建构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认为，除了自然资源、土地、资金和体力劳动外，教育投资也是促进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原因，由此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P117)。按照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替代其他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1](P129)具体到现代农业生产，通过对农民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智力水平，替代部分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传统的生产要素，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人力资本要素仍然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省份的典型代表，“受比较利益的影响，江苏农业劳动力以初中(含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为主，工业化、城市(镇)化过程中农民就业结构的变化，既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因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偏低，影响农业组织化发展和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2]。为此，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打造知识技术型农民人才队伍，已成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日本的农业生产也曾面临在工业化高速经济增长中如何寻求发展的问题，但其通过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较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之路。比照日本的建构模式，总结其规律和特点，冀望能够为中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与政策参考。
一、日本农民职业教育路径建构模式与特色
二战后，日本农民教育立足于《农业改良助长法》，围绕土地改革、农业团体的重新编制逐步展开，目的在于彻底改革日本农业、农村的传统制约因素，建立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模式。日本农民职业教育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将“生产与生活相结合，充分发挥农民的自觉性、调动其生产能力，并深化与试验研究的关系，提供技术信息，进行建议、决策、指导等，为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家福利做出贡献”[3](P20)。农民职业教育主要是围绕“农民成长”、“自主性农民”、“农民自立意识”、“农民能力开发”等主题展开的，其教育途径的建构及特色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农业政策和行政制度为手段强化农民职业教育
首先，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建立规范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管理体制，明确农民职业教育的地位和目标。其次，建立相配套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体系，保证实现农民职业教育的高效、有序。在日本政府的统筹协调下，从国家、县、市、町、村五级机构逐步推进，构建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培训系统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模式，逐步建立起高效率转化农业科技成果的教育培训体系。再者，日本政府在资金投入方面制定明确的政策、拓展完善的投资渠道，形成了农业职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推广三位一体的投资决策系统。目前，各都道府县兴办农业大学校52所、农业职业学校434所，农林水产省直属科研机构29所、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大学农学部56个、国立农业试验场5所、都道府县试验场55所，并由农业改良普及事业和农协来完成推广服务工作。2011年日本农业文教及科学振兴费为1083.1亿日元，占农业总投资的4.8％左右。[4]
另外，对青年农民辅以专项培养指导。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开始招收大学应届毕业生就农，每年人数一般在8万人左右。但以后逐年递减，1990年竟只有1700人，全国3235个市町村，半数招收为零[3](P379)。农业后继者不足问题逐步演化为社会性问题。这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1990年农林水产省设立“农业后继者对策室”，1993年扩充为“青年农业者对策室”，加强对青年农民一对一的实践指导和帮助，以解决近年来出现的农村人口减少、从业者高龄化、过疏化的严峻问题。
(二)以层次化纵向路径为模式推行农民职业教育
日本农民教育机构按照国家→都道府县→基层指导机关→现场指导人员→学习团体的纵向路径，勾画出现代农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它们各司其职，促成了教育目标的实现。在国家层面囊括了文部省、农林水产省、厚生省、JA全国农协中央会等多个机构；在都道府县层面包括了地方农政局普及主管科、林务课、水产科、县社会教育委员会社会教育课、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课、卫生课、县中央农协会、农林水产普及主管科等多个行政机构；在基层指导机构层面包括了地域农业改良普及中心、林业指导所、水产指导所、市町村教委会社会教育课、农业协同组合、保健所等多个部门[5](P186－228)。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直至基层町村单位，逐步形成了系统优化、运行效率高的部门体系群。
(三)以技术推广模式为抓手培养不同类型的自立型农民
日本农民教育以农村科技推广为重点，通过技术推广人员的媒介，积极引导农民转变观念，主动将职业教育纳入终身学习范畴，并以此培养了大批适应社会需求的不同层次的农民。农林水产省直属的农业大学校以培养懂技术、善经营、堪为社会表率的骨干管理人才为目标，每年招生50名，大部分课程由校外知名学者担任，除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授外，还非常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都道府县农业大学校则以“培养优秀的农业后继者为主要目标，每年招生2700多名，注重实践教育，有专职教师”；农业职业学校以提高普通农户的生产技能为目标，“培养方式为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既会种植、养殖等基本技能，又能熟练掌握农业生产经营和流通等相关知识”；农民短期研修班和培训班则主要面向广大青年农民，传授实用性强、见效快的农业技术；农业讲习所面向所有农民，“课程设置以实践为主，仅在雨天和农闲时教授文化和技术”，每种形式的培训都颁发毕业证书或相应的结业证书。[6](P73)
(四)以农协、农会等多方社会力量参与为平台，拓宽信息渠道，惠及农民生活
引进社会力量的参与是日本农民职业教育获得成功的主要渠道之一。首先，形成了由政府部门统筹规划、教育系统协调参与、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予以配合的混合型多元化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尤其是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和农协等社会组织，直接接触农民，普及农业技术、知识，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实用型、技术复合型的高素质农民[7](P218－226)。其次，积极推进信息化事业的发展，根据市场需求及时推介新技术、新产品，引导农民准确捕捉市场信号。再者，高度重视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教育内容不仅包含农业技术、农业推广、农业改良等专业性知识，还包含农村人际关系相处、农民保健、农民生活设施改善等，目的是全方位地改善农民待遇，提高农民生活综合质量，减少与其他行业的潜性、显性差别。
二、江苏省农民职业教育的路径建构与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发达省份的典型代表，江苏省的农民职业培训工作走到了全国前列。2000－2008年，江苏共培训农民工157.3万人，编印各类培训教材119套；培训骨干农民4万多人，绿色证书持证农民达50多万人。[8](P14)2011年江苏省要求对农民“加强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年培训100万人次以上；培养持有涉农专业学历教育毕业证书或农业岗位职业资格证书的专业农民10万人；通过《江苏农民手机报》等媒体，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开展科学思想方法、科学生活方式、科学处事能力等方面宣传教育，大力提升农民科学素质”[9](P14)。这表明江苏省十分重视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工作，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绩，结合农民职业教育的路径建构模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以农民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点，加快乡镇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统计，“2006年末，全省有248个乡镇有职业技术学校，占乡镇总数的21.9％。有331个乡镇有公园，占29.3％。有1085个乡镇有广播、电视站，占96.0％。”“全省100％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90.2％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28.5％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25.4％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10]。
第二，以县级基层组织为单位，鼓励农民职业教育的渐进式推进。“在江苏新型农民培训工程推进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有机会参加县级政府部门等举办的培训，专业协会也在农民培训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11]
第三，以培养新型农民为目标，鼓励职业教育的分层次推进。具体表现为培养乡村农业科技型管理干部、农技推广技术员和骨干农民三个方面。主要通过农业大学、农广校以及“绿色证书工程”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素质工程”等培训机构和培训形式予以执行。
第四，以培训先进的后备力量为支点，开展农民职业教育的类型式推进。对进城务工人员、种植养殖专业户、初高中毕业生，分别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业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村经济带头人培训工程、青年农民培训工程等形式的培训，内容安排要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好，鼓励不同类型的农民实现多元化发展。
但从总体的执行及其效果来看，江苏的农民职业教育情况不容乐观，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难点。
(一)农民受教育的文化程度偏低
近些年来，江苏省的农民教育取得了不少成绩，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不过，在农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建设等内在、外在环境的诸多诉求下，农民职业教育工作显得较为滞后。根据朱拥军、成新华对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农民(户)896个农民(户)的调查结果，“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学历水平并不是很高，初始学历以初中以下(含初)为主，比例为61.97％；目前初中以下学历仍占55.43％”[2]，农民文化程度是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衡量标准，低下的农民文化程度必然成为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二)农民缺乏参加职业培训的热情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虽然其农民收入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劳动技能偏低，而技能素质较高的农民往往又选择进城务工等，脱离了农业生产，目前以初中(含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力军的农民劳动者学习新型技术的热情并不高，劳动技能提高缓慢。以涟水县为例，“从农民参加培训的自主愿望来看，96％的农户只希望参加短期技术培训，其中69％的只愿意参加一周内的培训，仅有4％愿意参加中专、大专学历教育培训”、“家庭主要劳动力中参加过各种务农知识培训的仅占34％，即大部分种田农民没接受过任何务农教育培训。并且，在已经培训的农民中，获技能证书的占1％，获绿色证书的占7％，而无证的则占92％”[12]。
(三)农民培训保障机制偏弱
朱拥军、成新华的调查还显示，“被调查者家庭成员参加过培训的机会并不高，全省参加过和没有参加过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苏南地区略高一些为61.58％”。在农民培训经费上“选择全部由自己来承担培训费用的农民在三个地区均相当低，总体上只占2.51％。苏北、苏中超过一半的农民认为，培训经费应由政府来承担……此外，苏北、苏南地区超过20％的农民还认为，培训经费应由社会力量来解决”[2]。这说明农民自愿掏钱、自主学习的欲望并不高，而是将希望其托在政府和社会方面。加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不成熟，内部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经济实力弱，不能为成员提供及时需要的职业培训[9]。因此，在组织制度层面建立具有长期性的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
(四)信息闭塞，收入和生活水平偏低
以江苏省涟水县为例，有电脑的家庭仅占被调查农户的1％，“从家庭主要劳动力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看，乡村广播、电视、VCD光盘获得知识的分别只占22％、15％和3％”[12]。与日本相比，江苏农村信息服务尚处于落后状态，信息畅达平台不够完善，涉农信息滞后、粗略、简单，许多农户难以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信息，不免出现“丰产不丰收”的价格狂跌事件。另一方面，江苏省户均农业年收入偏低。农民生活水平仍徘徊在低位。户均农业纯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元－5000元之间；生活主要设施以住宅、炊事用能源、厕所为例，住宅类型主要为平房，农村住户炊事用能源主要为柴草，近五分之一的农户厕所简易粗陋等[13]。由此，目前江苏农民的信息渠道和经济能力仍然不足，从而限制了其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启示与建议
日本农民职业教育体制至今已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长效而稳定的教育模式，借鉴和参考日本的一些成功经验，以江苏省为范例，可以为中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一)重视建设稳定和长效的农民职业教育体制，加强青年农民后备力量的培训工作
我国在今后的农民职业教育发展中，一方面，要注重在教育政策上体现灵活的办学机制、严格的机构准入制度；建立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加大培训补贴力度；增加教育供给主体，建立起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元化供给体系；注重科研、教育、推广的横向统筹协调工作，以健全、稳定、有效的体制为支撑，持久给力地推进农民职业教育事业。另一方面，还要特别关注青年农民后备力量的培训工作。“农村青年的整体素质虽然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但其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很低下。较低的整体素质限制了农村青年的眼界，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等都造成了阻碍。”[14]同时，由于积极推行城镇化、农村工业化，中国务农青年的人数也在逐年减少。日本也曾有过这样的教训，但采取的补救措施非常值得借鉴。比如：着力打造青年农民骨干队伍，提供免费培训甚至出国考察机会，给予启动农业生产一定数额的资金补助、适时提供免费技术指导等。
(二)建立和完善针对不同人员的分类评价标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教育评价体系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要议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价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是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激励机制体系”。[15]因此，建立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民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意义重大。江苏省2006年规定，“农业从业人员中受过各种专业技术培训或掌握某项专门技能并具有各种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且必须有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档次。专业技术人员的等级以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上登记的为准”[16]，迈开了针对不同人员建立分类评价标准的第一步。建议中国可根据不同岗位实际需要，对高、中、低级技术人员的农科学历和实际工作年限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对农业管理人才的学历和工作年限要求也应明示，并对农民获取的培训资质进行更为详细的分类确认、对培训效果进行跟踪评估，确保教育评价体系运行的可持续性和长效性。
(三)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组织力量，推进技术推广与信息服务建设
农民职业教育具备开放性、社会性、公平性等特点，这决定了社会组织参与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教育社会组织在教育行政组织和学校之间、在学校与公众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服务、评价和监督作用”、“教育社会组织的出现能够减轻教育行政组织的负担，使之摆脱许多繁琐的具体事务，集中有限资源履行应该履行的职能，提高了其宏观调控、监督管理和教育服务的能力。”[17]日本政府就采取了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形式，引进农协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生产技能和组织化程度、加强信息交流、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议中国可根据“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要求，以社会力量为媒介，传播、搭建信息平台，及时快捷地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在技术推广方面培育、鼓励更多民间社团组织积极参与，并与政府机构建立横向联系，搭建协作网络模式，促进农民职业教育的大众化、多元化选择需求。具体模式设想如图所示：
(四)提升农民在生活方式上的质量，为农民职业教育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
生活方式是“对社会生产方式变迁乃至社会整体变迁的广度、深度及其终极目的意义的直接体现，也是社会整体结构及其运行状况是否协调的具体而生动的反映”[18]。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生产方式的变革刺激农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调整。在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加快生活方式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生存型向发展提高型的转变已成为时代趋势。近年来，中国在改善农民民生、关注农民生活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得到改善，各项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真正由过去的贫困落后迈向富裕美好。”[19]因此，实施和改善相应的民生工程、开展农民卫生保健与文体活动教育、派遣专员指导农民的行为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现代化意识，构建健康、和谐的新农村，应成为当前推行农民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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