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3)03-0012-08
在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时，不能不就曾对一百余年的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今 仍在发挥着重大作用的一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一历史思考和展望。这对 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境界，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作为同一时代所出现的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尽管可能有许多区别，甚至是“完全对 立”的，但细察之，它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若干共同之处。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它们都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都是承袭以往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料的。19世纪中 叶产生并于下半叶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斯宾塞的 实证主义，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和稍后一点的马歇尔的经济学，约翰·穆勒的自 由主义，普鲁东、布朗基、拉萨尔、巴枯宁的社会主义，都以自己的目光、方式，反映 和回答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方面的问题，并且都承袭了上个世纪或世纪初的一些思潮。但 是与同时代其他社会思潮相比，马克思主义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创新性。这样，《共产 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前后所写的其他著述的发表，在整个欧洲社会思想界掀 起了波澜，人们看到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出现了，特别是由于这种思潮已同政治活动、政 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了。但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 否认他们的社会思想与前代社会思想理论的联系。马克思在童年时代即受到了基督教新 教所宣扬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而法国大革命带给莱茵河地区的民 主主义精神和平等博爱的信念又深深影响了少年马克思。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 论文中，可以看到他们深受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自 由主义，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与德国流亡者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批判大旗指向了曾得益于其影响的社会思想流派，这在人类思 想史上是很正常的事。这里的“批判”，就是流行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扬弃”，既有 继承和发扬，又有抛弃和割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费尔 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时，继承了其中的优秀思想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亚 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时，继承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所创立的剩余价值 学说，吸纳了此前一些经济学家的类似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18世纪和19世纪初 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时，吸取了其中的民主思想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信念 ；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平均共产主义时，吸取了前者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和后者关于 争取事实上平等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不但总结了社会生活的新内容、阶级斗争的新变化 、革命斗争的新经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而且吸收了其他社会思潮的优秀成果。于是 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主体性和现代思维方式的深入研究，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探索等等。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吸取 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在哲学中，流行于20世纪西方世界的一些重要派别如逻辑实 证(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都出现了与 马克思主义“联姻”的倾向。在经济学中，流行于20世纪西方世界的凯恩斯经济理论( 特别是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公共权力机关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分析和批判密切相关的。在社会主义理论中，二战后曾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研究 室主任的加尔布雷斯，把缩小市场系统与计划系统的不均衡状态的主张叫做“新社会主 义”，并加以推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关于扩大社会保障的理论，也是部 分吸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思想受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更为明显。北美社团主义、行为科学中的“培养团队精神”(雅克卡)，都表现出 了这一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罗蒂等人公开谈论他们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并称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有许多地方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 民族问题的理论，影响了诸多具有不同政治观点和倾向的集团、组织。马克思主义关于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广泛收录于《联合国 宪章》等国际文件中。难怪在2000年临近时，英国的一家新闻单位进行民意测验，人们 在排列前一个千年中最有影响的名人时，把马克思放在了第一位!
那么，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呢?马克思主义 产生以来所面对的社会思想理论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如果抛开具体争论不谈的话 ，就客观地认识、判别各种社会思想理论的性质来讲，人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19世 纪中叶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类属于适应现有社会秩序，为 该社会秩序做论证、辩护的理论；一类则属于要求变革现有社会秩序，为建立新社会秩 序做论证、辩护的理论。前者具有保守性、稳健性，易于为社会的统治者所赞同、采纳 和支持；后者具有革命性、激进性，易于为社会的被统治者所同情、接受和信奉。社会 思想理论的阶级属性，常常在这里鲜明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属于后一种社会 思想理论范畴的，而且是其中最为科学、最有说服力的理论，这就使它很快取代了空想 社会主义、平均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同样是要求变革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想理论，而 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我认为，大体上可以以“人类进步的利益”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符合实际情况”作为对理论的评价标准。以此为标准来看，那种站在社 会发展的前进方面，力图变革现有社会秩序，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做论证、辩护的理论 ，显然最有资格代表“人类进步的利益”，而社会现实总是发展与稳定相结合的矛盾统 一体，站在发展的方面，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符合实际情况”这一现实要求。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比同时代其他社会思想理论有更多的真理性，因而优于其他思想理论的 地方。因此，在西方一些政要认为苏东剧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时，西方解构主义哲 学大师德里达严正指明，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的首要东西是它的激进的批判精神，而 这种批判精神正是现时代所必需的。当然，那些适应现有社会秩序，为该社会秩序做论 证、辩护的理论，也并非全是谬误。因为凡现存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根据，都有其一定 的合理性。这类理论抓住了现实中的稳定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符合 实际情况”的现实性。但由于缺乏发展的眼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而不能真正代表“人 类进步的利益”。然而，现代思维方式的发散性、多向性和多元性，要求人们在多时空 的背景下观察问题，随时转换问题的视角。当现有社会秩序从总体上还表现出一定的生 命力，并仍给人类的利益带来某种促进时，那种为之论证、辩护的理论便有相当的积极 意义，因为这种理论对于保护、保存现有社会秩序中的某些可以利用、继承的文明成果 ，有一定的价值。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力求变革现有社会秩序的社会思想理论如果 过度超前，脱离了“实际情况”，就有可能是“欲速则不达”，甚至会因“拔苗助长” 而不利于“人类进步的利益”。19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科学理 论，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但有时显得过度了，即把该制度的 生命力估计过低了。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遇到了种种 困难和挑战，走着一条它的创始人始料不及的曲折路程。而它所批判的某些维护、辩解 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一些学说，在19世纪 并没有被完全克服和销声匿迹，在20世纪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可见，在现代资本主义 还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条件下，以革命的批判精神为其主要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和专注于在 现存制度下平稳运作的非马克思主义，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社会效能。现代西方哲学仍 然显得活跃，美国哲学家怀特较为客观地指明了，在当代西方世界的诸多派别中，马克 思主义、存在主义、工具主义三大派别最为流行。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仍然活跃着新 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诸派别，与马克思主义相并立，其中许多原理正被介绍到中国 来，并运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之中。现代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观点、法律规范、法 律术语，也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对人权的看法固然与西 方的一些社会思想理论不同，但都承认某种共性的存在，即人权仍有客观的标准，而应 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遵循。当邓小平把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实事求是”作为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时，不但容纳了古代贤哲们的优秀思想 ，而且容纳了现代社会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中有见识的政治家们的优秀思想。这 种种现象表明，至少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存，在相 互排斥、相互斗争中，还会相互合作、相互补充，不断汇成真理的巨流，共同为人类社 会思想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者要正确对待自己的信仰和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已意识到在现时代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中共十三大的提法，就是使 马克思主义有个“大发展”，用中共十六大的提法，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人们已经普遍看到，时代的变化及其丰富内容，正在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提 法经受着考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持那些经得起考验的原理，而改变那些经不起考验 的原理，对于那些正确的提法也要加以完善，使之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有必要深入 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所不曾预见的新现象， 包括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明显缓和这两个最重要的现象，从而得出与经典 作家们的原理有所不同的新结论。更有必要深入研究20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兴衰史，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建立到崩溃的变化过程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曲 折中前进的发展过程，从而得出与经典作家们的预言有所不同的结论。这里不应忽视的 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认真研究现代科学技术这种人类智慧的新结晶。众所周知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知识图 景，以致兴起了所谓“知识经济”，这不能不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马克 思主义必须从中吸取营养，以便发展自己。这是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渗透，是向哲学 新思维发出的召唤。事实上，中外许多严肃的、有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用现代科 学技术知识武装自己，并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传统命题。与此同时，对那些非马 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社会政治理论、伦理学说，也要认真研究 ，从中吸取营养。须知，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侧重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 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与历史合理性的，也是一种崭新的学说刚出世时所必然经 历的。但这种态度一成惯性，凝固起来，便产生了痼疾。百余年来，过分强调了批判、 排斥、斗争的一面，结果常常忽视乃至抹杀了论敌思想中的可取之处，而使自己陷入固 步自封的境地。当人们冷静地观察和深入地探讨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时， 发现在西方哲学中，例如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和对主体心理结构——知、情、意的多面 阐释，对知识增长和科学变革中的“进步”问题的辩证分析，对思维过程中的多值逻辑 和悖论的深入探索；在西方经济学中，例如阐发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阐 发“交易费用”的科斯定理；在西方社会政治学和伦理学中，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迈 金太尔的德性论和社群主义，医学、环境等部门伦理学，都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理 论有所助益。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坚持革命的批判精神，又要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 合理成分。不能设想，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消失掉，也不能 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成长期不变的僵化教条。例如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证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 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有丰富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为了所谓“捍卫马克 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完全否定它们，将其一律斥为“歪曲”、“篡改”、“亵渎”，而 孤芳自赏地陶醉在固有的僵化模式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按其批判的本性，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 主义不是包罗万象的，它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历史中的前进的方面，需要经常用反映社会 历史中的其他方面的理论来补充和校正。同任何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固 然有逐渐展开、逐次加深、逐步丰富的趋向，但也有离开原来的土壤和出发点而走向“ 片面的深刻”的可能。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逐步深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 阶级专政的理论，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毕竟不是目的，同发展生 产、解放人类相比，毕竟只是手段，把手段绝对化、孤立化，有时便会离开目的。因此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应时时反省自己：是否为了派生而忘了始 源?是否抛弃了“回到出发点”的辩论运动?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马克思1844年所写的经 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曾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直至80 年代仍很活跃。有人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应回到写作“手稿”时的“青年马克思 ”中去；有人认为写作“手稿”时，马克思主义尚未真正形成；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 是一以贯之的，“手稿”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里，有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所谓“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自然高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不过，任何“成熟” 了的或发展了的思想，都含有离开“原来出发点”的可能和因素。马克思主义既是对青 年马克思的思想的超越，又含有离开早期那种对整个人类解放、整个人性解放的终极关 怀的可能和因素。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 政的理论出现了极端化、片面化的趋势，其表现之一便是否认了“共产主义——是通过 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这一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这成为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种认识上的根 源。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加以校正，不失为一种良方。不能把这种校正 视为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更不能说是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否定成熟了的 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解放，全面的民主而不是片面 的民主，实质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上的平等，正是先进人物自古以来就曾设想，而为代 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理论家和革命家真正着手实现的理想，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 终归宿吗?有什么必要担心这会“混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呢?在马克思 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交互作用中，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垄断术语的权利。人们发现，有 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阐述哲学世界观时，或在揭露资本主义弊病和对未来社 会蓝图进行描画时，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或近似的，只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 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而加以拒斥，是不妥当的。实际上，这里存在理论上的殊途同归 的现象，即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两者在数学上等 值的现象。也许在未来的理论活动中，正是通过这种磨合和交融，人类会趋向于一种较 为通用的语言，来陈述公认的社会真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 潮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教训时，不应轻率地抛弃马克思主义，正像在马克思 主义处于高潮时，没有理由要求和期待非马克思主义者一律转向马克思主义一样。马克 思主义能在一百多年中发展和壮大，并成为一些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 罕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原有的基地上自然地前进，即改革它、补充它、发展它， 并在回答社会历史图景的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的过程中，重新解读它。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尚未达到不能容纳现代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理论发展新成就的地步，借用 当代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拉卡托斯的话语，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硬核” 尚未到需要冲破的程度，所失效的只是一些外层“保护带”(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 纲领方法论》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这里，人们常常遇到两种皆属合理的话 语方式：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绝对真理，凡是不正确的提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 本人的提法在内，都被排斥于马克思主义之外。这时便要说，永远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 帜，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真理是不包含谬误的。这种话语方式的积极意义在于， 在马克思主义的“硬核”仍然有效，而有人企图抹杀，从而需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时，应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所具有的绝对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国 内、党内有人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时，就把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理论同毛泽东 思想区别开来，意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另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相对真理 ，其中含有一些不妥的原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提出的一些原理。这时便要说， 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包含有缺欠或错误，正如任何真理都包含有错误一样，需要不断修正 和完善。这种话语方式的积极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保护带”已开始失效，某些 原理需要改变，有人却顽固地坚持其效用时，应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所具有的相对 性。列宁当年就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唯物史观只是这一历史时代的社 会科学，而并非永恒的、惟一的、绝对排他的社会科学。两种话语方式，可在不同的时 空背景中分别加以运用，以为各种实践活动的需要服务。至于西方某些从特定政治需要 出发，蓄意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正在走着一条窒息社会理论发展的道路， 是一种承袭过时的思维方式的表现。
三、马克思主义内部诸派别的对立与对比
马克思主义同任何真理体系一样，不但具有确定的内容和一义性，而且具有非确定的 内容和多义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其思想观念同任何科学家、思想家的 一样，具有复杂性、动态性。这种复杂性、动态性是人类理性所固有的。人们对自己所 提出的命题，包括完全正确的命题，常常在实践中反复审视，赋予它以新的内容和含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常常回顾自己的一些提法，做出一些新的解释，有时还加以修改。 他们在提出某一原理后，往往又用与之相对的另一原理来加以补充，以使其理论更能全 面地反映社会现实。任何原理都是用语言表述出来的，至今人们在表达思想时还离不开 语言的“纠缠”。据现代科学所揭示的“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的多得多”的道理， 有位德国科学家根据实验统计数字得出结论说：“有意识思维每秒只能处理16—40比特 的信息量，而无意识思维每秒却能处理1100万比特的信息量。”(注：《当代财经》199 9年第8期。)而语言只是同有意识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用语言来表达任何命题， 都难免有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用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也不例外。另一 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弟子、“学生”和继承者、追随者，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 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思想观念、认识图式、思维方式乃至性格特征，且生活在不同的 国度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就会 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接受方面和接受程度，以及不同的解释。人类理性的这一特点， 已为现代解释学所深刻揭示，即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就是再创造” (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人们已注意到这 一现象：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命题的解释过程中，人们常常赋予了新的含义。这里， 只要不是篡改和从根本上违背，就是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 时，信奉者们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往往表征于命题的确定性和一义性的方面，而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信奉者们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则往往表征于命题的非确定 性和多义性的方面。这正是恩格斯去世后不久，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就出现了派别林立 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祖国德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出现了伯恩施坦主义与考茨基主义，后来又出现 了卢森堡的左派理论。在西欧其他国家和俄国也都出现了一些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是俄 国的两大马克思主义派别，即孟什维主义(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与布尔什维主义(列 宁主义)。到了20世纪上半叶，列宁主义又出现了派别林立的局面，如斯大林主义、托 洛茨基主义，在中国还活跃着列宁主义的一支——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之声势浩大， 是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由列宁主义政党执掌政权直接相关的。而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又将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直接连在一起，这就在世界上相当一些人心目中造成了 一种印象：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亦即西方政治家们所往往统称 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那些原来属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同列宁主义斗 争的过程中，也渐渐不再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1951年恢复的社会党 国际组织，虽然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思想资料，但公开反对列宁主义，其旗帜已经 由多年来所倡扬的“社会民主主义”发展为“民主社会主义”，或如该组织总书记布劳 恩塔尔所说的“进化社会主义”。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不 同于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如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思想理论，以及被 人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 们曾吸取了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并以此来修改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它在20世纪60年代曾以“新左翼”的面貌出现，而内部又见解各异。这一 切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可以和必然有各种各样的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 体系内部，出现诸多派别是正常的现象。
从20世纪这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诸多派别的并存、对立和斗争看，基本上可划分为两 大派系，一为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 工党；一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共产党、工人党。前一派系中的各 派虽然也曾互相攻击过，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在“护国主义”驱使下互 相指责对方，但就其思想体系而言，它们都承袭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精神，赞同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活动后期曾谈论过的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以及热衷于议会斗争和 普选制。后一派系虽然后来也曾互相指责，甚至在60年代展开了“国际共运大论战”， 并影响到了国家关系，但就其思想体系而言，都承袭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精神，直到 苏共二十大之前，都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一生都在坚持的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当然，以“资格”而论，前一派系要早些，大体说来，在 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后就开始酝酿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大体上都是属于这一派系的，列宁在青年时代就是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一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 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尚未真正提到日程上来。后一派系从前一派系中分化出来，是同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其中有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夺取政权的形 势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派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主张变帝国主 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无产阶级在本国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 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即列宁主义理论的胜利，从而开创了工人阶级政党执掌政权的 新时代。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事情的这一个方面，而对自30年代开始，一些属于社 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议会斗争执掌政权，如1932年瑞典社会 民主党人用和平手段执掌了政权这另一个方面的事实，似乎视而不见。如果对比两个派 系执政的情况，凡持客观公正态度的人都会发现：列宁主义政党执政的标准模式——“ 苏联模式”，即中外许多学者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的 两种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按劳分配加平均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政治上主要 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执政或一党主政，镇压企图反抗的剥削阶级分子及其政治 代表。这种模式的长处是彻底消灭了剥削，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贫富差距很小， 在一段时间中能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建设，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并使劳动者获 得政治权利。这种模式的短处是体制内蕴含的经济活力不足，在一定阶段出现了劳动生 产率下降的局面，并在政治上限制了民主，强化了少数掌权者的权力，乃至出现了脱离 群众的官僚阶层。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模式，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没有剥夺原来资本家 的财产，而使众多劳动者参与资本运作，乃至成为“小股东”，实行的仍然是自由主义 的市场经济；在分配上注意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来解决贫富悬殊这一固有的资本主义社 会的弊病；在政治上则废除对选举权的任何限制，不搞对任何阶级的专政。这种模式的 长处是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以工人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有了几乎“从摇篮到坟墓”的 社会保障，政治民主发展起来，法制也逐步得到健全。这种模式的短处是保留了一定的 剥削，存在着过豪华生活而又脱离生产的富有者，经济发展中经常出现大起大伏，政治 上往往导致过度的分散主义和工作效率低下，富者在事实上享有比贫者广泛得多的权利 。这种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自十月革命至苏东剧变这几十年间，发生在欧洲的 各工人阶级政党关系上的乃至一些国家关系上的重大事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马 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两大主要派系力量消长的深层原因。
四、马克思主义内部诸派别的互补与共荣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实践理论，即使在书斋和课堂中，它的研究者或教授者们，都 一致承认它的社会实践功能。面对21世纪的社会实践，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者或主要 从马克思主义吸取营养的学派，正在致力于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而探索和奋斗。这一 态势所处的历史背景大体上可以描述如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所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 国家及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虽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终遭巨 大挫折乃至失败，表明所谓“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长期以来，以“苏联模式”为标 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直批评不按此模式来探索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甚至把它们 说成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它们执政的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既不 符合实际，又使自己陷入孤立。苏东剧变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十分震惊和难过，有 人甚至以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但善于转换观察问题视角的 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苏联模式”固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但它终究是不成功的、 必然要被否定的模式。如果说在建立的初期，其长处是主要的，那么在建立的后期，其 短处便是主要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共和东欧一些共产党、工人党执政的那种“领 导氛围”中，它已失去自我调节、自我革新的能力，在外部敌对势力的影响下，发生“ 剧变”有其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曾被攻击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些工人政党，如 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时所奉行的社会政策，取得了许多成就，得到了工人群众 的广泛赞许。据统计，至90年代后期，世界上已有50个左右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 党在执政，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政局比较稳定。如果说 在“苏联模式”的长处占主要地位的时候，这些党的成就尚不为世人所注目，人们还不 时指责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容忍、妥协，而这种指责并非无理的话，那么，在“苏联模 式”的短处已充分暴露并随即发生“剧变”的时候，这些党的成就开始为世人所注目。 人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表现出相当活力的条件下，硬去变革生产资料的所有 制形式，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彻底铲除剥削”，是难以做到的。在政治上硬要实行 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乃至一党专政，镇压资产阶级，也是办不到的。不过，当这些 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认为“苏联模式”毫无可取之处，已彻底失败，而自己奉 行的政策完美无缺时，便必然会因过分夸张而陷入误区。如20世纪90年代西欧一些国家 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建立的左翼或中左政府，面对国内贫富差距较大、失业 人口较多、经济增长不稳和迟缓、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显得无能为力，其所主张的民 主社会主义模式，并未显出新的成果。人们还看到，这些党所领导的政府在一系列国际 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决不总是“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例如它们常常以所谓“人权 ”问题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内政，就是如此。这样，它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虽 不能一概否定，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样板”。
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更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派系对立的背景下，作为马克思主 义一支的邓小平理论，在东方一个大国中产生了。本来，这一理论的故乡——中国，在 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基本上采用了“苏联模式”，后来陷入了极“ 左”，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事件。再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认真反 思，包括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派系斗争历程的观察、调查、研 究和思考，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终于创立了被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邓 小平理论。如果只从它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两个主要派系斗争中所处的位置来说， 它是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发展出来的。这里的“发展”，指的就是它坚持了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倡 导的科学的、正确的原理。对于所谓“苏联模式”中的公有制经济、消灭剥削、工人阶 级政党的领导等原则，进行了继承并加以改进，对于僵化了的所有制形式，集中统一的 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现象，以及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的 改革。改革中，吸取了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执政的国家的一些经验和体制上 的长处，而又避免了照抄照搬和“全盘西化”。邓小平理论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 ”，又不同于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但它并非绝对排斥这两种社会主义的模式，相 反，它注意吸收各家的长处，以充实和发展自己。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 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发展这一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这一 理论，既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道路、模式的权利，又注意同各个社会主义派别交流 ，借鉴其长处、优点、先进经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不但同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继续交流或恢复交往，而且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陆续建立了联系。中国共产 党在党际关系上制定了四项原则，不在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否信奉民主 社会主义打圈子，不认定某种模式必优于别种模式，更不把自己的模式，包括自己所信 奉的邓小平理论当成其他党也应遵循的信条。按照邓小平理论，各国、各党所选择的马 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有其存在的某种依据，这种依据是否充足，是否经得起历史的 考验，那都是它们自己的事情。这种政策所要求的世界图景，不但表现为社会制度、思 想体系之丰富多彩，而且表现为各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各具特色。“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它只是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它也要在实践 中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在21世纪中，那种企图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主义流 派中，找到一种“正宗”或“正统”，要其他学派、流派均将其作为“楷模”加以尊崇 、奉行的观点和做法，将要烟消云散；而那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交往中共存、互 补、共同发展，在有些争论中甚至会取得“双赢”的观点和做法，将得到弘扬。由此人 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某些善良的理论家对苏东剧变感到忧心忡忡、焦虑万分，甚至 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大难临头时，中国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 却神情泰然地面对这一现象，并不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注定是社会主义的灾难， 社会主义之低潮就注定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人们还注意到，在苏东剧变后被打得七 零八落的原列宁主义政党，在俄国等地已东山再起，成为该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但这些党的纲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俄共声称如能执政将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不搞一党制。又如法共、西共、希共、葡共、日共这些在 剧变中站住脚跟的原列宁主义政党，也都在纲领中去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法共和 西共还取消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有在野的，政治上有作为的列宁主义政党，都不以 暴力革命为其主要斗争方式，而把利用民主选举和议会斗争，实行“和平过渡”，作为 其基本斗争方略。这一切表明，在信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党之间，对立、斗争 已不是主要的，而互相借鉴，吸取其长处，则成为时代的主流。当然，由于民族利益和 国家利益的不同，某些党派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或传统偏见，进行干涉其他党、危害其 他党乃至侵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活动，也会带来一些冲突和对抗。还要看到这样的事实 ：在信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各个政党中，不再以个人名字为指导思想命名的趋向 加强起来。如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尽管仍然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 取思想养料，却不再讲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了；信奉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尽管 仍从列宁主义那里吸取思想养料，却不再讲自己以列宁主义为指导了。这种趋向的优点 是，便于吸取各家之所长，便于更加开放地对待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优 秀的社会思想理论。至于中国共产党人，仍在坚持以个人名字为指导思想命名，这是与 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社会历史条件是与民众的“可接受性”联系 在一起的，因而对于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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