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价值重构
杨新宇 马元丽*
(陕西师范大学 民族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 摘 要 ] 民族高校双语教育肩负着培养民族地区优秀人才、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时代重任，承担着维护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稳定、保证国家团结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我国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高校双语教育提供了历史发展机遇，二者本质上具有价值互促关系。民族高校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构双语教育价值，明确价值旨归，始终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的目标取向、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方法取向、以工具价值为导向的内容取向和以多元和谐为追求的评价取向。
[ 关键词 ] “一带一路”；民族高校；双语教育；价值重构
0 引言
民族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明智慧。对内而言，它是同一民族内各成员沟通交往的媒介，是增强民族认同感、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对外而言，它是本民族区别于他民族最直接、最显著的特征。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施双语教育，既是平等对待各民族成员、尊重各民族文化的要求，也是增强国家认同、防止民族分裂、构建稳定和谐社会的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央”[1]，随着各民族跨区、跨境活动日趋频繁，民族地区文化社会内涵不断丰富，双语及双语教育的价值日益突显。
面对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冲击，民族高校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和确立始终是无法回避和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双语教育起源于西方，加拿大学者麦凯(W.F.Mackey)和西格恩(M.Siguan)将其解释为：以两种语言(其中一种语言往往不是学生的第一语言)为教学媒介，帮助学生学会两种语言的使用技巧。学术界将双语教育分为添加性和减缩性两种类型，前者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两种语言而非用第二语言代替母语；后者目的在于使学习者随着第二语言的习得，逐步用第二语言代替母语。从政策上看，我国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具有明显的添加性特征，表现为民族语言学习与汉语学习并重，民族文化传承与汉文化接纳并行，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1 现实困境：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境况
根据双语教育相关政策法规，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双语学生习得语言，并了解语言背后广阔的文化背景，既吸收、继承本民族文化内容中的精粹，又能接纳、汲取汉文化中的精神养分，通过文化自觉，提高对民族文化的认知、认同，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中避免自我民族文化价值的迷失和消解[2]。作为一种多元文化教育活动，民族高校双语教育价值实现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顶层设计与地方现实的相悖
双语教育的顶层设计是将意识形态着眼于宏观层面，考虑双语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之间的博弈[3]。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双语教育顶层设计所传达的双语教育价值理念逐渐服务于增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培养现代化国家公民这一总体目标[4]。当前，尽管各类民族高校已开设双语课程，但总体上实施双语教学的课程占总课程比重较低，且多属人文、社科类课程，理工科类课程少且质量不高。此外，部分学校双语课程的设置往往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处理好民族语言与通用语言的关系，使得有些民族学生相较于学习本民族语言，更愿意学习汉语甚至是英语，以便日后可以离开家乡，在东部地区寻求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而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培养一批熟知本地区文化环境、面向民族地区生活、热爱民族文化与社会、服务于本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现代化科技人才。
1.2 现代教育趋势与传统教育要求的脱离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将社会各方面卷入现代化浪潮之中，学校教育是现代化的产物，其所开展的教育实践也不可避免地打上现代性的烙印。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普遍主义和同化，并不强调包容和多元性，这使得民族高校中以传统性为标志的民族语言显得与现代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传统性在双语教育中趋于式微，双语教育目标也难以达到麦凯与西格恩提出的“对两种语言同种程度和平衡的掌握”。诚然，一定时期内的教育总目的具有相对稳定性，教育实践的具体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的要求。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双语教育实践的培养目标需要强调对现代知识、主流文化与通用语言文字的掌握，以保证各少数民族后裔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但双语教育的初衷是避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流失，传播民族语言的自身魅力与文化含蕴。当前民族高校双语教育中所出现的“汉外兼通”取代“民汉兼通”的趋势，使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失位”，文化基因的传承在未来可能的民族精英群体中出现断层，学校培养出的是身在文化之中的“文化边缘人”[5]。
1.3 评价单一性与文化多元性的冲突
单一性与多元性的冲突，在双语教育中具体表现为教育评价方式的单一性与学生文化背景的多元性。教育评价是一种有关价值的判断，当前双语教育评价仍坚持成绩为导向、结果为重点，评价方式略显单一。民族高校中的学生是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个体，文化背景是“对个人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产生影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环境”，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存在和进行的[6]。民族高校双语教育是在多重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其中第一重文化背景是各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背景；第二重文化背景是除本民族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背景构成的多民族文化背景；第三重文化背景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文化背景系统。教学评价作为一种主体性活动，应随主体文化背景差异而有所不同，单一僵化的评价体系显然无法适应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群体的需求。
根据双语教育目标结构，可看出双语教育的3个基本属性：教育性、社会性和文化多元性。教育性通过学业目标体现出来，双语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始终以育人为第一要义，培养合格的双语人才；社会性通过社会目标体现出来，社会性是教育的基本属性，教育的间接功能就是促进人的“社会化”，双语教育所培养的双语人才最终都以服务社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旨归；文化多元性则通过语言目标体现，语言的习得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传递与传播的过程，双语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此外，要结合民族高校自身双重属性，即“一方面具有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具备普通高等教育的水准”[12]。综上，民族高校双语教育蕴含4个属性：民族性、教育性、社会性和多元性。
图8的方案链长与平均得分显示出大致的线性关系，表明持续的修改会使方案质量得到提高，但修改行为不一定是在同一个设计师手里完成的。
2 价值互促：“一带一路”与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关系
2.1 “一带一路”倡议：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时代背景
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在办学与管理上必须坚持师生本位，以“人本主义”思想关照教育的主体间性，这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应有之义。与其他教育阶段学生相比，高校学生思维更显活跃、行动更具创造力、个性发展需求更为强烈。因而，要以满足学生成长需求为中心规划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发展目标、培养方案与管理模式，根据学生的基础适当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等。此外，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方法取向还应关注民族高校双语教师的处境和需求，为其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提供专业发展引导，以解决其教学研究薄弱、工作压力大的困扰[16]。总之，民族高校要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要和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唤起双语学习者和教授者的价值欲望、引导其价值兴趣、培养其价值情感、强化其价值意志，实现双语教与学价值的意义生成。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Syn阳性细胞胞质内可见弥散分布的棕色颗粒，阳性率为98.6%(71/72)；CgA阳性细胞胞质内可见弥散分布的棕色颗粒或呈局灶性胞质内阳性颗粒，阳性率为95.8%(69/72)；NSE阳性细胞胞质内可见弥散分布的棕色颗粒，阳性率为88.9%(64/72)；CD56阳性细胞胞膜呈棕黄色着色，阳性率为90.3%(65/72)。不同分级肿瘤之间表型标志物阳性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图1，表2)。
2.2 “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价值互动
1)“一带一路”要求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寻找新定位。依据系统论的观点，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必然随社会总系统的变化而变化，并做出相应反馈，以保证系统内部稳定性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调一致。“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西部地区教育环境的改变，意味着双语教育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背景，也意味着其所面临的新挑战，这些都要求双语教育重构价值定位。
20世纪末的“西部大开发”为的是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让西部“靠近”东部，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为西部地区提供国际化发展平台，让西部走向世界。“一带一路”建设势必会带来国家、民族跨境合作与交流的增强，对掌握科技商务知识、熟悉地方民族文化、具备国际视野的双语人才的迫切需求会进一步凸显，这意味着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目标要从单纯使学习者掌握基本文化知识和双语能力向培育国际化人才转变。发挥着“智库”作用的民族地区高校可以利用“一带一路”提供的便利平台，就如何更好地推进双语教育建设、增进与沿线国家的经验交流，获得有益借鉴与启发。从语言资源观的角度看，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族高校双语教育为各地各民族间实现交往互通扫清了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某种程度上使得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在学习资源上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权利，这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教育发展差距、实现教育公平，还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将“价值”的产生归结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即价值产生于价值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11]。价值取向则是主体在活动中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价值选择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性，表达了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一种应然态度，蕴含着价值主体所要达到的某种目的。价值取向往往是隐蔽的、不易察觉的，而目的通常是显性的，因此可以通过考察目的来解读蕴藏其后的价值取向。双语教育目的有其自身结构，具体如图2所示。
图1 加拿大研究生学术性双语教育评估模式
3 价值重构：“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高校双语教育的旨归
2)民族高校双语教育须回应“一带一路”发展新要求。作为“一带一路”桥梁的文化之柱，高等教育需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贡献宝贵智慧[8]，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应通过拓展自身内涵来关照“一带一路”建设，进而摆脱价值实现困境。(1)重构教育目标。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价值意义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存在共通之处，因而需根据宏观战略愿景重构双语教育目标体系，有针对性地培养地区和国家发展所需人才；(2)广纳授业对象。“一带一路”作为沟通东亚、中亚乃至欧洲的“文化桥梁”，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欢迎各地各民族友人的来访，这意味着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对象将由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学习者扩大为跨境民族汉语学习者；(3)综合教授内容。在充斥着多元文化的课堂环境中，双语教育的内容要格外显示出各个民族、国家间文化的对话，教材的选编应当“民族化”“本土化”，编写符合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杂居地区地域文化特征的教材，切勿“一刀切”与互相攀比[9]；(4)更新教育方法。“一带一路”建设必将加快信息化和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渗透，翻转课堂、慕课、校企合作等混合式学习模式可为双语学习者提供更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民族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为双语教学搭建资源平台，帮助双语学习者解决在课程理解、资源获取、技能运用等方面的困难；(5)建立评估模式。当前我国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尚未建立系统的评估模式，这一方面与民族地区高校双语教育体系尚不完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领域的研究尚未深入有关。对此，加拿大研究生学术性双语教育的评估模式(见图1)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加拿大的双语教育一直以“浸入式”著称，其评估模式经历了从考察教育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到采用“基于交际能力的维持型双语教育评估”的发展历程，实质上体现出从评价语言和学科内容向评价学生产出性机能的转变，后者既能够保证学生双语能力的习得，又能够兼顾高校服务社会的价值理念[10]。民族高校要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其人才培养目标、双语教育模式与加拿大双语教育有一定相似之处，因此，我国民族高校双语教育评估可尝试从民/汉语言研究能力、交互语境下专业知识能力、双语输出实践技能、跨文化理解能力4个指标进行设计。
图2 双语教育目标结构
地震区划是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对研究区未来可能遭受的地震影响按强弱程度进行分区并以图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进行地震区划工作反映了地震在研究区活动的时空不均一性，圈定出不同级别的地震危险地区，为国土规划和一般工程提供抗震设防依据，避免平均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防震减灾决策。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变革性、传承性、开放性、共赢性和长期性5个属性与双语教育的4个属性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对接关系(见表1)，分别指向政治、社会、经济、文化4个层面，再以教育4个基本要素为线索，将“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高校双语教育价值取向重新构建并串联起来。
他在无人的海边与波浪共舞，在空旷的野地看野牛奔腾，庄严地陈述道：“在我一文不名的时候我是如此兴奋。”他对那位深爱着他、想收留他做孙子的老人说：“如果你认为生命的欢愉主要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错了。”金钱和人际关系大概是社会人最基本的底线，他却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个底线。
在完成生育后，是否切除保留的卵巢取决于组织学类型、FIGO分期、保守治疗的手术方式以及患者的意愿。由于存在浸润性卵巢肿瘤复发的风险，一些女性拒绝接受等待复发的心理压力。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完成生育后进行全面分期手术。
表1 “一带一路”倡议属性与双语教育属性及其价值取向的逻辑关系
3.1 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的目标取向
教育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的影响，亦能通过自身的独立性反作用于社会，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功能。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实施民汉双语教育是保持政局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认同的有效手段之一。国家利益取向体现在以国家、社会发展利益为中心，满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发展需要。有需要才会有意义，有意义才会有价值。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价值应建立在民族、国家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为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发展和双语人才的培养开拓了新的价值空间，一方面，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应在坚持高等教育固有使命的前提下，调整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以双语教育的发展带动学科质量的普遍提高，进而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应用型人才和创业型人才，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平等参与就业的机会，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使各民族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共同繁荣、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因所处教育阶段的特殊性和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必须要警惕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上的偏差，如建立在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语言融合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倾向[13]。在向国际世界打开边疆门户的同时，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稳定、分裂国家的反动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向民族地区渗透。民族高校双语教育不论是在教育目标上还是教育过程中都要融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观念，着力培养民族高校学生(不论是少数民族学生还是汉族学生)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增强鉴别和抵御分裂思想的自觉性与意志力，坚决捍卫国家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
3.2 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方法取向
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的目标取向为民族高校双语教育从战略高度上指明了价值取向，但让教育落地生根的是对人的关注。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是人，教育的本质是一项发现、挖掘、提升人的价值的富有生成性意义的活动，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以生为本”是教育对人的终极意义关怀，关注人的主体性是教育理应的价值追求[14]。双语教育在形式上虽不同于一般教育，但仍要遵循普适性的教育规律、教育原则和教育理念，“双语教育最根本、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和理据是为了追求一种人文价值观念的关怀[15]，双语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发挥人在双语学习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承性和开放性属性要求双语教育发挥教育性功能，切忌无视教育中的“人”。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为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提出的重大决策，力图通过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多重交融的空间结构，搭建起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联系。对外而言，它是链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对内而言，它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有力依托。首先，从地理空间上来看，“一带一路”覆盖了我国大多数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将传统观念意义中的西部边疆地区较封闭省份拉回到中国与世界交流对话的舞台中心；其次，从历史空间上来看，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体现了我国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历史复兴，也表现出中华民族亘古不变、包容开放的历史“基因”；再次，从文化空间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以平等、开放、包容、互助、和谐为主题的文化意蕴，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交往交融的共同体，为不同民族、国家进行“长链合作”与深度交流提供了便利平台。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在价值意义上存在高度互动，民族高校双语教育既肩负着促进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培养面向世界的双语人才的重任，又承担着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各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历史使命[7]。
3.3 以工具价值为导向的内容取向
工具价值是指物品或观念自身所具有的工具性作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效益性。一方面，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表现在国家为了提升综合国力，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表现在个体的教育需要是经济利益需要的直接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语言本身的工具性不言而喻。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际媒介，工具性是语言最基本、最直接的特征。因此，单单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双语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倾向已不容忽视。
工具取向是作为人本取向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尽管对功利性教育的排斥和对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追求已成为20世纪以来教育界的“流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教育的工具性价值，换句话说，即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实用性价值，面向社会的实际需要培养有实用性的人才，这种实用性依托的就是教育所传递的有关语言文字、科学知识、技能方法等工具性导向的内容。20、21世纪之交，胡书津教授曾提出：“各民族高校民族语言专业要坚持以社会现代化需求为导向，以民族语言为依托，以民汉双语为龙头，发展现代应用科学和新兴交叉科学，构建‘语言(民汉)+专业+现代技能’的叠加式教学体系，培养民汉双语兼通且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17]可见，民族高校双语教育的工具性取向是双语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要保证。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也为民族高校双语教育提出了培养更多实用性人才的要求，但“文化边缘人”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民族双语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实现问题。因此，在双语教育过程中，既要重视传承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又要加强对“地方性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要掌握当地文化生态和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为民族高校毕业生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8]。
由表4中均值可知，在反应时指标D中，GNAT-1中“他人词+消极词”、GNAT-2中“自我词+消极词”、GNAT-3中“自我词+积极词”、GNAT-4中“他人词+积极词”，这四个内隐自杀意念测量操作部分中的反应时指标值D都明显小于其他测量操作部分的D值，即GNAT程序中存在着顺序效应.对D值与0进行单一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被试的D值均显著>0(P<0.001)，即GNAT可用于大学生内隐自杀意念的测量[28].
3.4 以多元和谐为追求的评价取向
长期以来，各民族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体系既是维系各民族团结、发展的精神血脉，又是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在成为人类的常规生活经验，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尊重文化多样性已然成为民族地区教育实践与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同时也是民族地区培养跨文化人才的现实要求。
文化是天然的价值承载，各种文化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一系列价值冲突、价值怀疑、价值否定和价值再认等价值澄清过程。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其相对性和存在的价值，衡量文化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评判标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19]边疆地区民族众多、社会环境复杂,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流动现象愈加“常态化”，频繁开展的跨境实践使得边疆地区成为多元文化共存的“中间地带”，“文化边疆”的概念正在消解传统的实体边疆概念[20]。这种“文化边疆”就是在试图构建一个包含多元文化的场域，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不同的民族都能得到平等的文化权利，每一种文化都能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民族高校是多元文化交织的教育场域，双语教育评价标准应是多维度、立体化和层次性的，仅以民汉兼通为目标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还应重视民族与国家双文化认同、学业成就和个体思维品格发展等维度。总之，民族高校双语教育评价应坚持多元和谐的价值取向，承认文化差异性、包容文化多样性，在多元中求发展、在多样中求共识，通过文化对话跨越异质文化间藩篱，通过文化互鉴谋求自身文化的繁荣发展。
4 结束语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双语教育始终发挥着维护民族团结、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工程。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既为民族高校双语教育注入了新鲜活力，也可能带来多元文化下的价值混乱与迷失。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高校双语教育应坚持的价值取向为：统一论价值取向，即国家利益与以人为本相结合；均衡论价值取向，即工具理性与多元文化的价值理性相统一。唯有如此，民族高校双语教育才能冲破教育价值的现实困境，充分利用多语言多文化的地缘优势，厚植中华文化的“百花园”，塑造并储备一批优秀双语人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和智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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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thnic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lt and Road "
YANG Xin-yu, MA Yuan-li
(School of Ethnic and National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
an,Shaanxi,710062,China)
Abstract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thnic universities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in ethnic area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It bear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afeguarding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ethnic areas and ensuring the unity of the nation.However,there are many practical dilemmas in the practic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thnic universities in China.The curren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itiative provides 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thnic universities,and there is a value-forwar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essence.National universities should reconstruct the valu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clarify the intent of value,and constantly adhere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people-oriented,tool value,and multiple harmony.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national universities;bilingual education;value reconstruction
[ 中图分类号 ] G642.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5- 4634( 2019) 06- 0067- 06
[ 收稿日期 ] 2019-06-06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MZ058)
[ 作者简介 ] 杨新宇(1996-)，女，安徽淮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理论、双语教育。*
[ 通讯作者] 马元丽 (1965-),女,陕西西安人。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
[责任编辑 马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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