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中亚发展政策的教训及对新疆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新疆论文,教训论文,意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后，在新疆西部的中亚崛起了五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从其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新疆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在发展历程中所面临的或将要面临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民族问题、人口问题、东西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问题、不正之风等问题。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激化都可能对稳定构成威胁，并有转化为离心倾向的危险，因此笔者想从比较的角度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东西部差距问题
在原苏联，存在着西部和东部的发展差距问题。西部发达，东部落后。在苏联存在的几十年间，联盟中央为了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在政策、资金、人力和物力上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效果非常显著。东部的主要落后地区中亚五共和国从十月革命前的宗法封建社会变成了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的工农业国。但是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人文的等因素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前，中亚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如在1970年，中亚地区每个就业人口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全苏平均水平的83%，而到1979年则降到75%，到80年代中后期又下降至66%。而按人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只有全苏平均水平的52%。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很慢，1970-1986年，白俄罗斯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哈萨克和塔吉克高出4倍，比乌兹别克高2.5倍。而在苏10个和苏11个五年计划期间，哈萨克共和国的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处在全苏的最低水平。
中国和原苏联一样也存在着东西部差距，不同的是东部发达，而西部落后。西部的落后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地理的原因，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从原苏联东西部差距的教训中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要正确地对待、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种差距。差距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但这不应成为分裂主义者的口实。从解放几十年来的民族分裂主义的历史中可看到，分裂主义者避而不谈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各方面的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谈中央政府、内地各省市对新疆的无私支持、更不谈新疆如何支持国家建设，而对一些落后的方面大肆渲染，借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不满情绪。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差距呢？
1、应正确地认识差距存在的必然性。东西部差距的存在主要是历史造成的，同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解决它？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采取了人为拉平的办法，结果是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虽然缩小了，但却造成双方的发展都落后了的局面。鉴于此，国家和东部其它地区在支持新疆时应着眼于“造血”功能的形成，而不应一味地进行“输血”式的救济扶贫。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是发展过程中的差距，是全国走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而且应记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以发展为最高目标，在发展中缩小差距，而不可能完全消除东西部的差距。
2、向人民宣传内地的发展与新疆发展的关系。四十多年来，新疆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既是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努力的结果，更是内地各省不懈支持的结果。新疆今后的发展，东西部差距的缩小，其希望不但在于内地的支持，更在于内地的发展，内地不发展，就谈不上支持新疆。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缺乏对东部落后地区人民进行顾全大局的教育，从而使地区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3、在指出新疆的一些落后的方面时，不应忘记要向各族人民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内地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比新疆的发展水平高，在甘肃、陕北乃至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及其它许多地区，人民仍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即使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包括远东地区，也是落后地区。因此，有必要教育新疆各族群众树立起全局观念，真正做到身在新疆，心系全国，把新疆的发展，把各民族的振兴与整个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
4、东西部差距的缩小靠的是发展，但发展是与方向和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原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经济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会文化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居民的心理期望值也在急剧升高，到70年代末期，当迅速的发展变成停滞和衰退之时，过高的心理期待就被深深的失望所取代，于是，各种不满便触发了。更为严重的是，中亚各国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了偏差，如哈萨克共和国偏重发展种植业和采掘工业，吉尔吉斯偏重畜牧业，而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则主要集中于植棉业和石油开采业。加工业尤其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的发展水平则大大落后于全苏平均水平。因此，当全苏的经济衰退导致联盟国中央对中亚的投入减少时，中亚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就很容易受到打击，各种社会问题便由此引发。
鉴于上述教训，新疆须重视发展的方向和速度问题。在方向上要重视轻工业，在速度上要稳妥、适中。
第二，人口问题
在原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的伴生物便是人口的急剧膨胀，在经济的发展时期，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相适应的，但经济衰退时，人口仍在高速增长，加上原苏联的鼓励生育政策，使这一问题显得日益严峻。如前所述，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来，中亚各国已尝到了人口膨胀的苦果，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和人口的再分配问题等。80年代中亚地区未参加社会生产的人口约占适龄劳动人口的20%。由于出生率很高（一般为30‰左右），人口的绝对数还在增加。据估计，到2005年，仅乌兹别克就需增加350——400万个工作岗位，需要800——1000亿卢布的投资。中亚各国由于人口多，人均住宅面积也少于西部各共和国。
中亚各国的人均水浇地面积也因人口的迅速增加而增长缓慢甚至下降。80年代以来，除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的水浇地有少许增加外，其余三国都在减少。1984年，乌兹别克只增水浇地7.43公顷，而同期人口净增约50万，人均仅有0.148公顷，大大低于人均占有面积（1984年人均水浇地为0.21公顷）。水浇地的不断减少导致农牧产品的减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1980年哈萨克共和国人均占有羊只2.396只，1985年降为2.26只。乌兹别克在同一时期从0.55只降至0.52只，吉尔吉斯从2.83只降为2.63只，塔吉克从0.79只降为0.70只，土库曼从1.61只降为1.39只。
在原苏联时期，上述问题统统上交中央，于是社会的不满也对准中央。在中亚地区，人口问题的特殊性在于这一问题往往转化成民族问题，这些问题被民族分离主义者所利用，则又有可能导致民族冲突而危及社会稳定。
新疆的人口问题同样具有上述特征。
和中亚各国相比，新疆的自然条件、矿产资源、经济发展水平都比对方低，因此新疆所能养活的人口也是有限的，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生育。
第三，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
中亚和新疆分别是原苏联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两地都涉及到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但由于两国扶持的政策不同，结果也迥异。在苏联时期，在中亚实行俄罗斯化政策，导致本地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在中国除左倾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外，党和政府一直高度注重民族文化的发展，其巨大成绩为国内外不抱偏见的人士所公认。但在新形势下，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却具有了新的动向。其一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复兴现象；其二是中亚各国独立以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盲目拔高。这种新的动向可能使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的真诚愿望被扭曲，尤其是这种愿望可能被一些人作出政治化的解释。因此要注意在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如何遏制宗教泛滥问题，在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的同时如何避免某些消极的封闭民族意识的强化等。
第四，关于不正之风问题
在苏联时期，中亚各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正之风构成了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哈萨克斯坦，在长期的不正之风中熏陶出来的一批干部势力已经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当其利益受损时，便以民族主义为武器与中央进行抗衡，使改革遇到强大的阻力。新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正之风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不能与哈萨克斯坦相比，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干部的作风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特殊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贪污受贿、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在新疆已呈蔓延之势，并逐渐成为阻碍改革发展、破坏党在各民族中的良好形象、毒化社会环境的主要因素。当然，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引起的后果是：挫伤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热情，减弱社会的凝聚力；给民族分裂主义者提供攻击共产党的口实。因此，我们在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同时，还要坚持不懈地对各族人民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号召全体人民都参加到反腐败斗争的行列中来，使分裂主义者无机可乘。
第五，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
原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干部的培养上作出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有教训，其主要表现是：
1、对干部的工作缺乏监督，使其在本共和国、本地区、本部门拥有极大权力，从而给滥用权力创造了条件。
2、偏重于形式上的干部本地化，不注重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提高。
3、各共和国在70、80年代以后在任用干部问题上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在选拔领导人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候选者的政治态度、业务水平和道德品质，而主要看是不是同族、同乡以及对个人忠诚与否，从而造成宗派主义和结党营私之风盛行。
4、大学毕业生是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中亚一些国家，如哈萨克，在大学招生中对本民族大搞优待，歧视或排挤其他民族，从而造成在一些学校中哈族占绝对优势，从而破坏了公正与平等原则。
鉴于苏联的教训，我们在解决民族干部问题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1、要特别注意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肩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必须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在这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动摇。
2、现代化建设对干部的业务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选拔干部仍须全面坚持“四化”标准。
3、要调整干部结构，除党政干部外，要增加经济、科技等部门的民族干部，并要着重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现在经济科技等部门的民族骨干较少，要采取有力措施从本地民族中造就大批各行业的专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4、处理好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以及不同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这几类干部各有所长，各有不足，只有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克服各自的局限性才能把工作做好。
5、新疆的区情和中亚不同，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在高校招生中仍要坚持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但应使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清楚，照顾不能成为学生们不求上进的温床，要敦促自己的子女勤奋学习。再之，照顾也不是长远之计，当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应取消这一政策。
自治区及中央领导根据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于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并非危言耸听。新疆的经济建设要搞好，前题离不开稳定。做好稳定这一工作，我们必须借鉴历史、国外的许多宝贵经验。本文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