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府行为理论分析_政治经济学论文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府行为理论分析_政治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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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一些西方学者突破经济学的传统视线,将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用于分析政治决策领域中的问题,从而导致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的产生。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着重研究的是民主制度下的集体选择行为,而有关政府行为的集体决策,是其考察的重点问题之一。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府行为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应怎样认识和对待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府行为理论?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19世纪末,经济学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始让位于新古典学派纯经济的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了各种市场经济变量的决定及其相互关系,而将政府行为等非市场决策问题舍弃在考察的视线之外。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决策和行动一类的问题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因而超出了经济学有关人的行为的假设,不属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新古典经济学专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这固然有利于其理论体系不断朝纵深方向发展,但由于低估了政府行为等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加强并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纷纷借助于政府干预以纠正市场缺陷。发展中国家受流行的发展模式的影响,也力图通过政府干预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干预虽在某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后患,如财政赤字大量增加,通货膨胀严重,政府开支落入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囊,社会福利计划相继受挫,等等。新古典经济学积极地论证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和政府行为理论,它对政府干预的原因及弊端,不能作出有效的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其局限性。从5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超出纯经济理论的范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政治学研究的领域,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他们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们的政治行为,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政府机构是如何组成和运转的,探讨了政府行为的动机、方式及其后果,从而出现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分支。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一是布坎南、塔洛克及其追随者的公共选择学派;二是奥尔森及其同事的集体选择学派;三是巴格瓦蒂和斯里尼瓦桑,布罗克和马吉,芬德利,韦里斯、克鲁格、迈耶和威尔逊的国际贸易和发展学派。在当今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而自立门户。目前,这种学说已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方面,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政治干预引起“政府失效”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于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持否定态度。为了说明政府干预带来的低效率和腐败,他们对政府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1.关于政府行为的依据。人们通常认为,政府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其行动的依据是公共利益,即大家共同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那些涉及到不同集团之间利益分配的问题上,人们的各种特殊利益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从而难以形成所谓“公共利益”。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往往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是服从于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利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人们必须破除凡是政府都会全心全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观念,不应把政府视为按公众要求提供公共物品的机器,而应看到政府也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这些个人的行为也符合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特征。布坎南指出,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也是有理性的人,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逐着最大的政治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即使他们有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这种愿望也只是其许多愿望之一。作为有理性的选民,则由于无力支付了解政治的成本而无意参加投票,从而对特殊利益集团无多少制约作用。这样,政府往往为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所操纵,由此滋生了种种弊端。在布坎南看来,在与公众有关的政府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缔约”的过程。

2.关于政府行为导致的弊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着缺陷。但是,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反而有可能使之恶化。这就要求分析政府干预所产生的后果。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干预同市场制度一样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过于依赖政府干预会产生不尽人意的后果。他们分析了政府干预的种种弊端。例如,克鲁格1974年提出了“寻租”活动的概念。后来,巴格瓦蒂、斯里尼瓦桑等人进一步将这一概念扩充为“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他们指出,当政府进行干预,如对进口物品实施数量控制或对生产能力的创造和扩大发放投资许可证时,这种限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租金,人们常常为得到这种不劳而获的利润而彼此展开竞争。寻租活动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反而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再如,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干预的办法必然会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的解决办法。其所以如此,一是由于政府部门的行为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失去逐利动机的政府官员不会将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成本压到最低限度;二是由于政府部门为了追求政绩,往往超出公众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造成公共物品的过度供给;三是由于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往往是无效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当事实证明市场解决的办法确实要付出比政府干预更高的代价时,才应考虑政府干预的办法。

3.关于政府行为的改进办法。影响经济运行的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可塑性,采取不同的具体政治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政府行为。布坎南认为,西方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能不能发明一种能控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解决政府官员制度无效率问题的途径是使政府官员制度具有竞争性。首先,应允许私人生产者进入提供公共物品部门的领域,使其能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与政府在这方面的活动展开竞争;或由他们承包公共物品的生产,以创造出比政府活动更高的效率。其次,可以考虑让不同的政府部门提供同一种公共物品,让它们之间开展竞争;或使提供公共物品的部门的权力分散化,把庞大的部门分解为较小的机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此外,还应对政府实施的各种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把政府开支项目所能得到的社会效益与为此而支出的成本进行比较,只有那些效率与成本之比较大的项目才能获得批准,以限制那种不计成本、一味扩大项目预算的行为。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政治过程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有关政府行为的一系列问题,建立了独特的政府行为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府行为的特点的认识。

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后,市场完美无缺的信念开始动摇,人们寄望于政府干预以克服市场的缺陷。这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即政府能代表社会,并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去纠正市场的缺陷,而纠正市场的活动又不会造成新的恶果。而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前提并不是真实的。他们指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那种一旦发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任何政府干预都合理的观点是片面的。他们分析了政府干预所存在的种种弊害,认为对政府干预不应持盲目乐观的态度。这种观点无疑是发人深省的。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也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但他们分析的是运行型的政府缺陷,即政府干预过程中由于操作失当、政策失误所导致的经济运行受阻。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是制度型的政府缺陷,即由政府官员制度等导致的经济效率低下。这使人们对政府行为中的弊端,容易有更深刻的认识。还应看到的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非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性,市场机制难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因而政府在公共物品的生产中必须发挥一定的作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关键在于改进政府决策的方式和过程。探讨政府行为的改进办法,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旨之一,而这一点通常为人们所忽视。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府行为理论虽然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但这种理论对于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却不无启发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发展中国家大多走的是一条通过政府干预以谋求经济发展的道路,一般都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许多国家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结构上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的过程,认为市场机制对此难以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只有借助于政府干预,才能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在这些国家,政府干预虽在某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患,如经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严重、价格机制严重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怎样才能改进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率,研究这些问题,可以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然而,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问题时,盲目搬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府行为理论是不妥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括范围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包括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思想观念和分析方法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偏差。这决定了它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说明发展中国家政府行为问题上的一些问题。

首先,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界定的政府经济职能,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政府的经济作用主要是维持法律、秩序及强制合同的执行。布坎南认为,只要政府的行动大体上限制在保护于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强制执行基于自愿谈判的私人合同上,市场过程就能支配经济行为并消除寻租等腐败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奥尔森虽然信奉有力的政府,但他所提出的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也只是提供传统的公共物品如法律、秩序和国防等。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这种看法,即使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也是较为保守的,如将其搬用到发展中国家,那就更是大谬不然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市场还不发达。所谓市场不发达,是一种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规则不完善、市场服务体系不完备的状态。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仅靠有限的市场机制来引导经济发展,不仅力度不够,而且持续的时间势必较长,稳定性也较差。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除提供法律、秩序及强制合同的执行以外,还必须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配置资源的职能,如选择和确定某些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和示范效应的现代产业部门,运用政权力量影响其要素投入和配置状况,以促其发展。在分析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克鲁格等人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是自由市场作用的结果,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只是提供了各种基础设施。但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而广泛的,如控制金融体系并使私人金融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调节国内经济中外国竞争的影响,确定有限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建立国家技术体系,扶植某些特定产业的发展,等等。这明显超出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界定的职能的范围。

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讨论得较多的是政府干预引起的“政府失效”问题,而对于政府有效干预经济的政治条件,却少有分析和论证。实际上,政府干预并非一定会导致政府失效。政府干预的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组织条件。就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干预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但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借助于政府干预成功地取得了发展。其原因何在呢?在一些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这种看法虽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这些经济政策是在怎样的政治条件下制定和实行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实行了这种政策而别的国家却未能这样做?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和政府的施政能力问题。而这正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之所以富有成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有一个发展导向的政府、强大的国家政治体系、有效的现代官僚队伍和政府与民间保持协同关系的体制。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政治组织条件,政府才能避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保持基本的政治稳定,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与民间的关系,积极地培育市场,通过产业政策有效地介入产业活动,并使发展政策一以贯之地执行。一些关注和研究发展问题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消极地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弊端,却没有积极地论证政府有效地实行干预的政治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再次,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在分析政治个体行为时虽有其所长,但在分析政府行为时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认为,个人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其行为无论对个体行为还是对集体行为都是适用的。这种观点无疑有失偏颇。个体行为相对于群体行为具有本原性,将其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本无可訾议,但应当看到,个人构成群体以后,其行为方式、行为准则都会发生变化,社会用以规范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的规则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由个体行为简单地推及群体行为,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东亚一些成功地取得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其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方法,仅仅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是难以作出有效的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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