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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浪潮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力量和社会条件不只是“决定”意识形态，但是，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自由民主制目前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意识形态基础，部分原因是，自由民主回应并接受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支持。那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意识形态，就像意识形态变化会反过来造成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后果一样。
三百年以前所有构造人类社会的强势思想在本质上都带有宗教色彩，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个长时间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与这一“主义”一同兴起的先是17世纪欧洲某些地区的商业中产阶级，然后是工业中产阶级。(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政治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所谓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波”，始于1970年代南欧地区，并于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垮台而达到顶峰，选举制民主政体的数量从1970年的45个左右增加到1990年代末的120多个。在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等国，经济发展促进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经济学家莫塞斯·奈姆(Moisés Naím)所指出的，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私有财产并掌握与外界沟通的技术手段。他们能够和本国政府讨价还价，靠先进技术轻松地进行政治动员。
如今，全世界关于政治合法性有一个统一的共识，至少是原则上的共识，即自由民主。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民主制度还不能普遍适用，也不能被普遍接受，但民主治理已经被世界舆论广泛认同。”其中最认同民主价值的，是那些已经获得物质繁荣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人口已经能够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所以，高度发展与稳定民主之间存在关联。
中国模式的挑战
现在对自由民主挑战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结合了威权政府和局部市场化经济。中国继承了两千多年的高效行政系统，历史悠久，令国人自豪。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异常复杂的社会转型，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转为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并且体现了惊人的政治能力——坦率地说，比最近美国领导人处理宏观经济的能力要高得多。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这与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令人气恼的决策无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人自己开始宣扬“中国模式”，将其视为自由民主的另一种替代性方案。
但是，这一模式不可能真正成为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替代性方案。首先，这一模式具有文化独特性：中国政府基于历史悠久的德性统治、公务员考试(科举制)、重视教育和对技术官僚的推崇。鲜有发展中国家能奢望仿效；即使那些有条件仿效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韩国(至少是在早期)，也本来就已经属于中华文化圈。中国人自己也在怀疑他们的模式可否推广；所谓的北京共识是西方人的发明，而不是中国人自己的。
这一模式能否持续，这也是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称，国民具有不同的文化，更喜欢仁慈的、有能力促进发展的威权政权，而不是那种威胁社会稳定的民主乱象。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迥然不同。其他国家的威权政府在仿效中国的成功范例，但不可能50年后大多数地区都走中国式的道路。
民主的未来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广泛联系。现在还没有能与之相对抗的意识形态。但某些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动向，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威胁当今的自由民主，并颠覆民主的意识形态。如果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破坏了中产阶级的基础，使得发达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获得中产地位，那将怎样呢？
已经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一动向已然抬头。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美国的平均收入自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阶段。平均收入停滞增长的后果被上一代美国家庭夫妻双双工作的趋势所暂时弥补。美国人如今受益于便宜的手机、衣服和“脸谱”社交网站(Facebook)，但他们渐渐无法负担自己的房屋、医保或养老金。1974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9%的GDP；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23.5%。
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加速了这一趋势，但罪魁祸首是技术。不平等一直存在，这源于能力和天赋上的自然差异。但今天的技术世界极度放大了那些差异。在19世纪农业社会，拥有数学天赋的人没有多少机会把自己的才能转化为资本。现如今，他们可以成为金融行家或软件工程师，占有更多的国民财富。
损害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降低，以及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入全球市场，原来由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做的工作现在可以在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完成。在强调总收入的经济模式下，工作岗位自然会被外包出去。
明智的思想和政策能够遏制危害。德国成功地保护了本国的很大一部分制造业基础和工业劳动力，因此德国公司仍然保持着全球竞争力。而美国和英国则欣然接受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经济转型。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人们谈论过很多关于知识经济的畅想，还说制造业肮脏而危险的工作岗位将不可避免地被高素质的工人代替，从事创意产业或更有意思的工作。这是在遮掩去工业化进程中的严酷事实。真实情况是，新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被金融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极少数人所瓜分，他们的利益统治了媒体和广泛的政治对话。
缺席的左翼
金融危机发生后，最让人困惑的一点是，民众运动发起的主要形式是右翼，而非左翼。例如在美国，茶党在措辞上反精英，但茶党成员却把选票投给保守派的政客，这些政客恰恰是为他们所厌恶的金融资本家和商业精英服务。
当下发生在美国的财富集中已经变得可以自我强化，贵族学校前所未有的发达，而其他学校则越来越糟。每个社会的精英都在运用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便捷机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却缺少一个能抵消这种状况的民主动员机制来平衡形势。
广泛的大众左翼之所以没能实现，其深层原因是思想。几十年来就没有一位左翼思想家能够提出，对经济变革期的发达社会的完整结构分析和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可操作的政治议程。
坦率地说，过去两代人当中，主流左翼思想既没提出概念框架，也没拿出社会动员的强有力工具。马克思主义已经于多年前死去，少数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只想着照顾家务。学院左派代之以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思想，这些思想取向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而非聚焦经济问题。后现代主义始于拒绝一切历史和社会的宏大叙事，而大众认为自己被精英阶层背叛了，后现代主义自己无法建立起权威。多元文化主义几乎承认每一个外在群体的价值。不可能在这样一个破碎的联盟基础上开展大众进步运动：大多数受到制度性损害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公民，他们在文化上比较保守，不愿意自己和外人站在一起参加活动。
不论左翼的政治议程背后是什么理论，它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威信。过去几十年间，主流左翼依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施政纲领，强调国家监管诸种社会服务职能，例如退休金、医保和教育。这一模式已经破产：福利国家变得庞大、官僚而臃肿；鉴于发达国家几乎全面老龄化，这一模式在财政方面也不可持续。因而，一旦社会民主党上台，他们不再想做几十年前那样的福利国家守护人；但没有人能拿出一套新的、激动人心的政治议程吸引民众。
未来的意识形态
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今天一个躲在某处阁楼里的小报作家正在试图描绘一幅关于未来的意识形态蓝图，其中有一条通往拥有敦实的中产阶级和强健的民主政体的坚实道路。这种意识形态会是怎样的一番图景？
它至少要有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的和经济的。政治方面，新意识形态必须重申民主政治优先于经济。并且重新使得政府成为公众利益的表达者。但是其提出的保护中产阶级生活的议程不能仅仅依靠现存的福利国家机制。新意识形态也许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规划国有部门，把它们从相关既得利益者手中解放出来，并且使用新技术手段来提供服务。人们将不得不坦率地要求强化再分配机制并且找到一条终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的可行道路。
经济方面，新的意识形态不可以以否定资本主义开始，仿佛传统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方案一样。更为紧要的是保持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政府帮助社会应对资本主义的能力。全球化不应该被看做一种不可更改的现实，而应被看做一种要从政治上小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新的意识形态不会把市场看做自身完美的事物，相反，而是高度重视全球贸易和投资，以促进中产阶级的繁荣，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国家财富。
但是我们不太可能获得以上这一结论，除非我们先对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展开系统批判，首先针对其基本假设——个人拥有完全自主权并自我负责，同时个人收入的汇总和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幸福程度的最精确尺度。
在许多方面，里根-撒切尔主义改革正像支持者期待的那样获得了成功——营造了一个更具竞争活力的，全球化的，无摩擦的世界。同时，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巨大的财富和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民主也因为他们的觉醒而得到传播。也许，发达国家正站在一系列技术进步的顶峰，技术进步不仅增加生产力，同时为广大中产阶级提供有价值的工作。
但是，与其说这是关于过去30年现实经验的认识，不如说只是一种信仰而已，现实经验显示的完全相反。实际上，有很多理由要求我们思考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当下发生在美国的财富集中已经变得可以自我强化，贵族学校前所未有地发达，而其他学校则越来越糟。每个社会的精英都在运用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便捷机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却缺少一个能抵消这种状况的民主动员机制来平衡形势。美国精英不应该自外于规则。
然而，只要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仍然沉迷于上一代人创造的叙述话语，即他们的利益将获得完全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的充分保护，那么，上文所说的民主运动就不会发生。另一套话语仍然缺席，等待降生。
(本文发表于2012年1-2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中译文由观察者网(www.guancha.cn)翻译，本刊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