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概述（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匪患及其治理
民国时期的土匪，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广泛，为害剧烈。故此，作为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匪患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王振羽对匪祸的成因从多角度进行了挖掘与探讨。他指出，因科举正途的废除而倍感失落与彷徨的中国各阶级，尤其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匪祸的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农业破产而产生的数目庞大的无业游民，是土匪队伍的重要来源；权力真空下的军阀政治及吏治的空前腐败，是匪祸猖獗的重要诱因；残酷的经济剥削、文化结构的失范、广大农民思维的保守性、直观性、盲目排拒性及其对封建帝王的迷信等，都是匪祸蔓延的重要原因。此外，复杂的地理条件也为土匪的存身提供了便利，而这些三不管地区往往又是政府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带。（注：王振羽：《近代匪祸探源》，《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敖文尉也简要分析了民国时期土匪的成因。他指出，农村经济落后、灾荒频仍、流民众多以及战争造成的大量兵匪等，都是导致民国时期土匪众多的主要原因。（注：敖文尉：《民国时期土匪成因与治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张杰则具体分析了四川一省土匪蜂起的原因。他指出，防区制造成了四川军阀的长期混战、土匪蜂起。军阀招抚土匪的错误政策导向，以及军队匪化、兵匪莫辨的局面，也是川省匪势蔓延的重要原因。随后，张杰分析了川省土匪、袍哥与军阀的关系。他指出，四川军阀在处理土匪和袍哥的问题上，采取了收编和收买的策略，土匪和袍哥从而成为军阀黑暗统治的两大社会支柱。而其中的袍哥又以其特殊的方式，成为连接军阀和土匪关系的桥梁与粘合剂。（注：张杰：《民国川省土匪、袍哥与军阀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在学者们多着眼于农村及山林土匪的同时，马烈将目光转向了30年代大城市土匪的研究。他指出，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经济的凋敝残破构成了城市土匪活动猖獗的背景原因。随后，马烈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归结出城市土匪的作案特点：人数少，作案时间短，范围小，非不得已不伤人杀人，城乡串通作案等。（注：马烈：《30年代大城市土匪问题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对民国时期土匪进行过系统研究者，国内为南京大学的蔡少卿，国外则为英国的贝思飞。蔡少卿及其学生陈琦、刘平等人合著了《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首先对土匪的概念、来源及其组织进行了分析。针对民国时期土匪概念混乱不清的实际情形，蔡少卿指出，所谓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因此，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抑或其他社会革命家和活动家，都与土匪风马牛不相及。而民国时期的土匪，绝大部分来自因灾乱频仍而无以为生的破产农民以及散兵游勇。在其组织内部，也有着一定的章法与纪律。随后，该书分区记述了全国各省土匪活动的概况及特点，并分析指出，各地情形虽有所不同，但其影响却殊为相似；土匪之中虽不乏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绿林好汉，但多数匪帮纪律松驰，打家劫舍，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贝思飞则利用大量的县志、报刊等资料，集10年功夫写成《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全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土匪的成因、习性、活动、特点等内容，生动再现了纷纭复杂社会生活中的一面。（注：〔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贝思飞又收集了1920—1937年间被土匪绑架的25位洋票所写的回忆录，整理为《与中国土匪同行——洋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一书。徐有威、贝思飞为其作序，用简洁而精辟的语言概括了洋票对中国土匪的看法。在这些外国人看来，许多人均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沦落为匪的，匪帮内部的组织构造和职责颇为分明。他们虽手段残忍毒辣，却又具有人性未泯的一面。乡民们惧怕土匪，却也与他们“友好”相处。（注：徐有威、〔英〕贝思飞：《与中国土匪同行——洋人眼中的民国社会》，《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匪祸的治理亦为研究的一个重点。高乐才分析了民国时期东北的土匪问题。他指出，由于日伪的谋划及国民党的有意安排，再加上东北历来皆为匪祸严重区域，故此，东北土匪在解放战争初期达到从未有过的猖獗。中共东北当局在抗击国民党进攻、 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同时， 自1945年8月至1948年11月分三阶段对土匪进行了清剿，至1949年3月，东北土匪被消灭净尽。（注：高乐才：《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匪》，《民国档案》1992年第3期。 ）唐仁郭则简要分析了建国初期广西的剿匪工作。建国初期，由兵匪、绅匪、惯匪所组成的土匪队伍使广西成为重灾区。此外，由国民党特务所组成的政治土匪，也到处造谣惑众，制造暴乱。对此，广西军区部队连同地方武装，从1950年1月至1952年底，分三阶段全力剿匪，取得了全省剿匪斗争的重大胜利。（注：唐仁郭：《建国初期的广西剿匪斗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七、查禁烟毒政策
烟毒问题一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故而，民国历届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便深为学者所关注。王宏斌对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严格执行禁运、禁售、禁吸政策，将清末的禁烟政策引向深入，故此，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虽在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展开，却“取得了暂时的不彻底的胜利”。（注：王宏斌：《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王金香对广州国民政府的鸦片政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大元帅府时期及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虽孙中山力主禁烟，坚决反对鸦片公卖制度，但为了筹集军费，也不得不打出鸦片专卖的招牌。故而大元帅府及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所实施的鸦片政策，其目的在于征税，而不在禁烟，“所以这个时期的禁烟很难说有什么成绩”。（注：王金香：《广州国民政府时期鸦片政策探略》，《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学者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禁烟效果的看法有所分歧。李隆昌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采取的是“寓禁于征”政策，借禁烟之名而行抽税之实，故而1927—1934年是名禁实纵时期。1934年以后虽颁布实施“六年禁烟计划”，但由于诸多原因，届期禁绝成为空话。（注：李隆昌：《国民党政府的禁政》，《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 ）周斌在分析抗战前10年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时，也把“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作为其禁烟不力的主要原因。（注：周斌：《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禁毒政策述评》，《学海》1996年第5期。）王金香对此提出异议。 他认为，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 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寓禁于征”政策， 而1928年7月至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取消了寓禁于征政策， 禁烟政策由收税为主转向以禁烟为主。故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的禁烟政策实际上是由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过渡。（注：王金香：《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吴永明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他分析指出，在统治中国的23年中，南京国民政府对禁烟政策并无通盘的考虑和彻底的决心，其禁政也数经更迭，互不连续，大体可分为“寓禁于征”、断禁、渐禁而后又回到断禁的四个时期。（注：吴永明：《南京国民政府禁烟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
学者们对地方禁烟活动也有所研究。王金香分阶段探讨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禁烟活动。1922年9月以前，阎锡山在山西采取多项措施， 严厉禁止鸦片的吸食与贩运。随后，阎锡山改用人情感动办法，对烟民反复逐级调戒，对烟贩则仍实施严格杜绝措施。进入30年代以后，阎锡山鉴于吸贩难禁，便态度大变，由原来的禁烟改为自种自销，以牟取暴利。（注：王金香：《阎锡山禁烟述评》，《晋阳学刊》1995年第2期。 ）肖栋梁对民国以来湖南的禁烟运动作了纵向考察。自清末至新中国建国前夕，湖南禁烟运动延续近50年。但其中只有孙中山的禁烟、 1926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禁烟和民国中期的禁烟，才出现过短暂的禁绝或收敛。惟有50年代初的新中国禁烟，成绩最为卓绝，湖南的烟毒被基本肃清。（注：肖栋梁：《民国以来湖南的烟毒与禁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贵州亦为烟祸严重省份。朱建华利用档案资料对黔东南40年代的禁烟成效作了核定。40年代，贵州省府奉令禁烟，虽气势颇大，但从1950年缴获的毒品数量来看，40年代黔东南的禁政，“实在是毫无成果的敷衍了事，是完全失败的”。（注：朱建华：《从黔东南的烟毒看40年代的“禁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禁烟不是一地一域的事项，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故而有的学者将视野延至国外。王金香分析了近代国际禁烟会议对中国禁烟的推动作用。他指出，自1909年陆续召开的国际禁烟会议，一方面对中国的禁烟给予肯定与协助，一方面也使中国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刺激下由驰禁逐步转向严禁。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禁烟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国际禁烟事项中，中国的发言权变得愈加有力。（注：王金香：《近代国际禁烟会议与中国禁烟》，《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蒋顺兴阐述了国民政府在华侨禁烟工作中的作用。 由于侨民在国外孤立无助、心情郁闷，再加上殖民政府的有意怂恿，华侨中吸食烟毒的现象极为严重。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重视华侨中的禁烟工作。先是通过国际禁烟活动及驻各国使馆与领事馆展开工作，随后，设立专门机构直接领导。经过努力，华侨中烟民有所减少，所在国也被迫放弃了鸦片专卖制度，为华侨社会烟毒的肃清奠定了基础。（注：蒋顺兴：《华侨中的烟毒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查禁》，《学海》1993年第3期。）
各抗日根据地也实施了查禁烟毒政策。田利军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分析了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毒策略。在禁毒斗争中，中共以政策法规为武器，有组织、有领导地实施全面禁种、禁运、禁卖、禁食政策，并发动群众，将之引导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帮助烟民戒烟的同时扶助其生产，从而取得了禁毒工作的良好成绩。（注：田利军：《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周志斌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禁毒政策作了略述。他指出，面对境内烟毒死灰复燃之势，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宣传教育为先导，查禁种植，惩处贩运，严戒吸食，并将禁毒工作的好坏列为考核各级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依据。 （注：周志斌：《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毒政策述略》， 《学海》1996年第1期。）
烟毒为害剧烈，除与国内因素有关外，更与特殊的外部环境关系密切。李恩涵通过中、英、美、日四方不同来源的资料，深入分析了抗战胜利前近半个世纪尤其是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体系。本世纪初以来，日本积极设法向中国输入毒品，其势力所及之地，均成为它制造、销售毒品的场所。卢沟桥事变之后，整个华北更成为其毒品产销的巨大市场。同时，日本也千方百计向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走私毒品。日本对华实施毒化政策的目的，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前，“主要是想藉贩毒、制毒以筹集财源，其次则想藉毒品以搅乱与软化中国社会与人力资源”；而在全面战争开始之后，则又增加了一种目的，即作为与日军在中国屠杀、掳掠、细菌战、化学战等“硬式”战争手段相配合的“软式”战争手段，以辅助实现征服中国的国策。（注：李恩涵：《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八、帮会及其他
帮会史亦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邵雍简要回顾了民国时期帮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并指出，极具政治色彩和时代感是其突出特点。（注：邵雍：《民国时期帮会史研究的发展及其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张哲永和夏斯云分别记述了民国时期新型帮会——恒社的成立及其组织概况，并指出其特点：组织结构新颖，人员范围广，地位高。（注：张哲永：《论青帮的超级组织——恒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夏斯云：《民国时期的新型帮会》，《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饶景英分析了30 年代上海工人帮会的兴盛原因、特点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并指出国民党利用帮会控制工会和工人运动是3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中的奇特现象。（注：饶景英：《三十年代上海的帮会与工会》，《史林》1993年第3期。）张波对 1911—1945年山东的秘密结社进行了探索与研究。（注：张波：《山东秘密会社初探》，《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李子龙则分四阶段分析了20年代全国各地的红枪会运动，并指出，分散性、蒙昧性及乡绅成为其重要领导是这次红枪会运动的突出特点。（注：李子龙：《二十年代的红枪会运动》，《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乔培华在分析了天门会的成长、组织情况之后，记述了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对天门会的团结、争取、改造和收编的工作情况。（注：乔培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与天门会》，《历史教学》1992年第7期。 ）郭绪印记述了抗战时期青帮流氓的劣迹，并编著了《洪帮秘史》一书，研究了洪帮的历史沿革及其起源、历史传说、组织制度、香堂仪式、隐语、暗号等内容。（注：郭绪印：《为虎作伥的青帮流氓》，《民国春秋》1991年第7期；《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育民、邵雍合著了《中国帮会史》，其下编主要记述了民国时期的帮会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注：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成《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一书，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各帮会的源流进行了追溯，并对各地帮会组织及活动予以记述，还介绍了许多帮会的重要人物和各帮会的帮规帮法。（注：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下），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除上述问题之外，学者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其他专题也有所涉猎。齐卫平分析了五四时期社会转型与自杀现象的关系。他指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杀事件古今皆有。但当社会处于转型之际，自杀现象尤为突出。这是因为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模式转变和价值取向变换，往往引起人们思想的紧张和行为的冲突，寻求适应社会的能力便成为一个严峻的考验。一些无法摆脱这种思想紧张和行为冲突的人，自戕生命的可能性便增加。五四时期的中国就是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社会，故而自杀现象格外突出。（注：齐卫平：《五四时期社会转型与自杀现象》，《民国春秋》1998年第3期。）
郭大松、 贾月臣分析了民国前期济南的人口问题。 他们指出， 1912—1927年间济南城市人口呈不断增加趋势。有些学者关于这一时期济南城市人口曾两度大规模递减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两次大规模人口递减恐怕和乡村区划变动或区划不清有关，也可能是调查统计方法不一或范围不同所致，而非真正的人口下降。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济南并未出现因城市发展和人口集中而必然发生的诸如贫穷、疫病、童工、过度拥挤、家庭危机、暴力及性犯罪等城市病，但同时又存在着伴随城市发展而滋生的鸦片泛滥、男女比例失调、娼妓业兴盛等病症。（注：郭大松、贾月臣：《民国前期济南的人口与社会问题辨析》，《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张庆军、 刘冰则分析了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状况。他们指出，旧中国人口健康水平普遍低下，人口的文化素质也与欧美诸国相差甚远，而烟毒、娼妓等现象大泛滥，也从一个侧面例证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道德素质的状况。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除人口压力之外，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及传统的封建思想等因素也与之有很大关系。（注：张庆军、刘冰：《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学海》1996年第2期。）
此外，有的学者还对民国时期的保险业、旅馆业、粮食业及公墓制进行了研究，王永平则分析了中央苏区的社会保障事业。（注：蒋伟国：《略论民国时期的保险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忻平：《民国时期的旅馆业》，《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谢世诚、 伍野春、华国梁：《民国时期公墓制的创建与演变》，《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高秋萍：《民国时期南京的粮食业》，《民国春秋》1992年第2期；王永平：《中央苏区的社会保障事业》，《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九、余音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在最近几年中，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学者们所探讨的范围极为广泛，婚姻、家庭、社会习俗、社会变迁以及流民、灾荒、匪患、烟毒等社会问题无不涉猎。有些文章史论结合，字里行间闪现着作者深邃的思想与见解。尤为可喜的是，具有完整学科体系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也已陆续出版，已经问世的有张静如、刘志强等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以及朱汉国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等。
尽管如此，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也存在着若干不足之处。
其一，平铺直叙过多，缺乏深刻的思考与分析。
社会史虽是主要研究人们社会生活及其生活方式的历史，但它决不仅限于对个别问题或现象的简单叙述与介绍，而需要学者以深邃的观察与思考去揭示、透析蕴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含义与深层原因。目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缺乏的正是这些。以灾荒史研究为例，数十篇文章中以叙述灾况者最为多见，通篇之中满载着事实与材料，即使在归纳性极强的影响与原因分析中，也很少见到深刻的理论概括。深邃的理性思维是目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迫切要求。
其二，先入为主现象严重，具有简单化不良倾向。
受中国近代史中错综复杂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研究之中，存在着严重的先入为主现象。流民、灾荒、匪患与烟毒等社会问题，确实与政府统治关系密切，但作为社会现象，它们又有着超出政治层面而与时代、社会自身密不可分的一面，从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即使在社会有了较高发展水平的今天，有些社会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清除。故此，将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政府统治，不免犯了教条化与范式化倾向的错误。在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应该避免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而应以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去挖掘深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容，从而为解决现今的相关问题提供素材与借鉴。
其三，专题与理论研究脱节现象严重。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已就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但时至今日，将其理论付诸实践者尚为数不多。换个角度说，沸沸扬扬的理论探讨，其实并未对一般专题的研究提供多少切实可行的方法与路径。吸收、借鉴西方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与跨学科研究法，为社会史专题研究指出的仅是原则与方向，真正实施起来还有相当的难度。故此，在目前社会史研究中，理论与专题研究相脱节的现象仍很严重。这就需要学者们无论探讨理论抑或研究专题，都应自觉寻觅与探索史论结合的道路，写出既有实证性又具思辨性的文章来。
标签：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国时期的土匪论文; 历史论文; 民国档案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民国论文; 民国春秋论文; 学海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