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变文叙事学例论——兼论变文的小说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意义论文,小说论文,兼论变文论文,学例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2-0097-07
一、序言
以“文言”和“白话”两种形式来划分唐代小说的研究内容，可分为传奇、志怪、轶事、变文话本。其中变文话本的白话体小说和文言传奇可作为唐代小说的两座大山。
虽然中国小说史中都将唐代传奇看作小说史的正统，但我认为实际上变文也应被作为小说史研究和讨论的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唐代变文比起传奇更具有小说历史性，宋代话本和明清白话体小说被视为中国小说的主流，它们是和唐代变文一脉相通的。
以下是世界广泛通用的“变文”用语，它首次被用于郑振铎先生言及一部作品时①。
“变文”被认为是在敦煌⑤发现的众多中国文书中最重要的。……通过变文，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存在于古代和近代文化间的连接环。由此了解到宋元话本和唐代传奇间并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正如这里看到的一样，唐代变文的出现向我们一目了然地解开了俗文学作品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关系，以及从魏晋六朝的俗文学志怪故事到唐代变文再到宋、元、明、清的讲唱体俗文学的谱系。
六朝小说和宋元话本小说由单一的志怪性内容通过简单的结构构成。它们的中间形态就是所谓的变文。变文除了其题材具有的文学性外，还在中国文学史中起到了连接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为中古)和近世文学的媒介作用。唐代变文是讲唱文学的定型，它将韵文散文贴切地混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体②。唐代变文继承了中国先秦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两汉神仙故事及魏晋六朝神怪故事的小说史的传统，发引了宋代话本。从志怪到变文的变化是加入了评话导致的，它表明小说所具有的俗文学的正统性，也清晰地揭示了为什么“变文”在中国小说史中逐渐被广泛使用的理由③。
所以，在把变文、小说的内容和小说史结合研究④前，我想首先通过对变文叙事学的考察，弄清它的小说性，理解变文间流动着的小说历史魅力。
二、与变文叙事学相关的理论
1.叙事和小说的诗学
“故事”即“叙事”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前，是人们用来表达经历的一种普遍形式，也是以表达经历为特性，将写历史和写实文学手段夹杂运用、进行再创造的复合形式。
叙事文学中，若故事是按时间的连续性整理的事件，情节就是故事的框架结构；若故事是事件的内容和经过即与“什么”相关联的东西，情节就是事件的陈述和传达的方法即与“怎么样”相关联的东西：若故事是按时间相继顺序的事件，那么情节就是按因果关系进行的。情节安排的有无与结构的成败相联系，也与作品的成败相联系⑤。
讲唱话本变文设定了这样的人物和有这样的事件结构，不仅毫不逊色于其他文种，而且在深层结构上，其线索因果相关，偶然性的情节中加入了被艺术升华的虚构性和文学性。
2.变文的诗学
“文学作品是一种内在的体系。”一篇小说，是将其下位单位有机结合的一种结构，同时也是作家或时代的作品组成的上位结构中的一个单位。这种内在的体系带有公式性和通式性。
在如此多样的关联中，我想通过剖析其内在体系和结构的有机秩序来阐明作品的文学味和其中的特征性的意义结构和技法，亦想通过诗学意义上的概括性语言来诊断这些变文的小说性质和价值。以话本小说来划分唐代讲唱体变文，实际上与讨论的作品的小说形式和内容先后顺序相反；按变文出现的次序分类的话，有说有唱形式的佛教故事和有说有唱及有说无唱形式的历史故事可用故事的内容和形式来区分⑥。
在此根据这样的分类，我选定了下面一些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备了小说要素，带有小说的虚构性，故事性也较为突出。
三、对四篇变文的叙事学的考察
1.《目连变文》——三角形的结构
以佛教故事为主的变文中，像《目连救母变文》这样直到后世仍广泛流行的作品史无前例。作为佛教故事的杰出代表，它在中国历史故事推向大众变文化的过程中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目连救母变文》形式有说有唱，在内容展开上通过人物目连的推波助澜，点缀了在迂回曲折的过程中直至见到寤寐不忘的母亲的故事情节，给读者、听众以充分的趣味和教育。
该变文从目连为做生意出游开始讲起。目连旅行回来不久，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三年发丧后目连出家为僧。他经过艰苦的修炼修得了阿罗汉正果，接着在佛祖超凡法力的帮助下到冥府见到了死去的父亲。目连向父亲打听母亲的下落，得知母亲原来是因生前的贪欲和蔑视佛家被送去了地狱。
目连前往地狱寻找母亲。在勇敢地与地狱对抗和饱受酷刑、苦痛后，目连终于知道了母亲的下落，他找到了正在阿鼻地狱受酷刑的母亲。
目连再次恳请佛祖直接释放所有堕入地狱的人。然而因他的母亲罪过太深已化作了饿鬼。于是，目连前往冥王殿为母亲讨食。母亲刚想吃又因贪欲突然燃起了火焰。目连从恒河打来水，想为母亲解渴，还是无济于事。目连又求佛祖，佛祖告诉他，要在7月15日站在冥王殿前一座佛塔前，为饿鬼献食。虽然目连在佛祖的指点下这样做了，但因饿鬼的饥饿感只是暂时消失，还是不能见到吃过食物的母亲。最后目连又回来从佛祖那打听到母亲已化作了冥王殿的一条黑狗。他和母亲相聚的唯一方法是站在佛塔前诚心地诵经七个日夜。目连遵照指点，母亲重回了人间，终于体会到人世的快乐。
《目连变文》是关于追寻的故事，我们可以联想到童话作家亚米契斯的《三万里寻母》，作品讲主人公离开家在异地奋斗取得成功重返故里，它具有“离开”和“以成功结束冒险”和“归还”的循环型的情节。一般处于成长期的小说中，对主人公要求的属性或是有突出的才能、卓越的计策、出众的力量、善良的心思、正直的正义感、对弱小事物的同情心等。以下图示了这个故事中主人公目连的品性。
三角形以心地善良为顶点，勇气和智慧为底边两端。由此来理解故事赋予的教育性及主人公的人性美德的全貌。
另一方面，和目连有所不同，他的母亲因内心消极、黑暗，结果堕入了地狱。可以借用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瑞士)的叫做“影子”的说法来解释。两位人物的品性善恶对称，以此形成故事的框架并引入了矛盾。故事没有复杂的心理起伏，以单一浅显的描写典型人物的性格区分了善与恶。最终的“故事价值”即走向主人公最后获得成功定型性的形式。以主人公的正直为题材，写救援、胜利，为主人公的善良做补偿。
目连故事的特色是以经受和克服苦难、踏着难关到达目的地、战胜考验为故事情节，可概括为“困难与克服”。通过简单地写“斗争和胜利”，“任务和解决”，“寻求和获得”让读者或听众的期待心理和对成功的要求得到满足。早期小说大部分故事是以缺失或缺损作为苦难的磨炼的开端，正如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痛苦是救援的关隘”所说的一样，目连故事也依靠经受痛苦和困难考验的价值来描述故事。
这个故事包含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缺失和充足的两分形态，具有像跳板一样的对称结构，目的是要恢复稳定。通过写对已有秩序和安定局面的破坏，对存在事物的丧失打开了故事的序幕。目连的孝诚、勇气和智慧像承托跳板的板垫，从转换和逆转的契机开始，写主人公的能力通过检查和测试，并得到佛祖的帮助，挽回了秩序和安定的局面，直到找回了失去的东西结束。所以从目连故事开始残损而结尾充足的原则来看，“残损——测试和通过——磨炼——成功”在小说的结构中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以克服人性的考验为顶点，预备克服考验和成功克服考验分居三角形底边的两端，可以看到，故事具有稳定的叙事结构。
《目连救母变文》的人物关系基本上也是一种三角关系。我们世界的基本空间单位及时间单位是以“上、中、下”，“前、中、后”，“早上、白天、晚上”，“过去、现在、未来”来三分的，“今天、明天、昨天”也一样。像上下的两分法存在于上、中、下的三分法内和晚上、白天及早上、晚上的两分法存在于早晨、白天、晚上三分法里一样，故事的结构面里内含两分法的三分法成为情节最一般和普遍的格局。主人公、敌对者、救助者不同的三角关系反映出目连故事人物的关系。这样的包含二分法的三分法的故事结构一路展开，结局是“雨后放晴”。“雨后晴”是反应人生的天气预报和上升曲线，它对听众具有鼓舞和教育意义。
2.《伍子胥变文》——“积郁与化解”的模型
变文形式上韵散兼具，体裁上通过讲唱形式深入大众，以有说有唱形式出现的历史故事是它的典型。所以我们说唐代历史故事变文开辟了宋代话本发展的道路，也担当了连接变文和中国小说史的桥梁的角色⑦。
以下是该故事的线索，其中按照主人公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的死，到子胥报仇继而子胥之死来划分段落。
周朝末期，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的臣下，任上相。他因直谏被关进了监狱。当时伍奢的两个儿子在别国当官(大儿子子尚在郑国，小儿子子胥在梁国)，奸臣魏陵谋划处死他们三父子。知道父亲的讯息后，子胥的哥哥子尚为了尽孝向弟弟拜托自己的后事，归国寻找父亲，结果被一起处死了。子胥发誓要给父亲和哥哥报仇，便踏上了亡命之途。亡命途中，子胥得到了浣纱女、侄子、渔父的帮助，又被吴王任用。子胥使吴国强盛以后终于为报仇出兵征伐楚国，痛快地雪洗了父兄的冤仇。楚国被灭，子胥因此作了吴国大相，紧接着又大败了越王勾践。然而，吴王死后即位的夫差被奸臣迷惑疏远了子胥，结果子胥被令自尽。子胥自尽后，越王勾践用了几计就大报以前失败的仇，灭了吴国夺回了胜利。
伍子胥变文加上吴越两国斗争津津有味的素材，更引起了读者和听众的兴趣，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主题，就是“报父兄冤死之仇”。
主人公伍子胥为了父亲和哥哥“离开”了停留的地方。他有清晰的目的和实现目标的强烈意志，有顾念妻子和朋友的义，当然也有对国家的忠心和对父母的孝诚，还有对报仇盟誓的矢志不渝的忠诚，因而他是理想和典型的人物。他处于暗淡和悲剧性的状况，却挺立着显示出绝对的高度。然而结局却是迎来冤屈的死，如此的考验和结局更显他的英雄品质。
除此之外，更显主人公英雄气概的因素如下：(1)主人公在面临死的威胁中呈现出的，是死是活、是抹杀还是挽救的两者选一的情况。所以，英雄的一生就像在钢丝上行走一般，延续着紧张和纠葛。(2)以写主人公到死的考验为焦点的情况多，但是通过伍子胥最终以死代表的极端苦痛，他的热血和献身，其英雄性再次表现出来。最后是主人公反复离开——即“放弃”的过程。因不可抗力而不得不接受自杀的伍子胥最后增添了作品的悲剧性和悲壮美。
伍子胥对父兄的冤死报了仇，但依然怀有深恨。作品按故事内在的逻辑得体地使用“郁结”和“化解”。伍子胥的怨恨，是作品主题的要素，是情节上的行动的原因和形成行动与行动间的因果关系的动能。
无论是根据自然的本能，还是根据意志的选择，铭刻于心的先是心愿。心愿在他意下受挫，怨恨就“郁结”了。这样郁结的怨恨因心愿受挫而存在，心愿达成时就“化解”了。所以，这部作品中怨恨郁结和化解的两个过程按故事的逻辑的、继起的顺序结合，也具有“由反对而发展”的结构。也就是说，怀愿者和破坏者的对立为矛盾的中心，后半部分里取前半部分的关系或者状态逆转的结构。郁结的过程是矛盾升华的过程，化解的过程是矛盾解决的过程，即人物的行动和听众或者读者的反应能看到的紧张和松弛的过程。
郁结怨恨的人蒙冤或是被迫忍受折磨，结果在“化解”中“刻骨”，郁结怨恨者即被破坏心愿者拘禁于某种欲望或利害关系，活于怨恨中。所以一端是不愿郁结怨恨的过程，一端是想如何化解的过程，郁结的前半部分是以“郁结者”的行为为中心，化解的后半部分以“化解者”的化解行为为中心，焦点有所转移，整体上看是以郁结者为中心的。
从具有郁结—化解的事件结构的故事到可能不能化解的故事，可整理出如下4点：
化解了怨恨不意味着实现了心愿。因为即使化解怨恨的努力取得成功也不能实现心愿。I和Ⅳ按化解的原理，所以不成问题。Ⅱ的情况不可能。Ⅲ是认为心愿没有实现但怨恨化解了的情况。郁结和化解的叙事结构产生的那种意识成为一种有形的文学习惯，能看到关于故事的形成和发展。不能化解或者化解了没有同时实现心愿的叙事体成为悲剧性议论的合适对象，这样的结构恰似锁链一样转移了怨恨又引起“怨恨关系的连锁”和“郁结和化解的反复”的结构，怨恨的本质和故事模型的讨论也有不同的启示。
3.《韩朋赋》——“离合”的情节
因为有说无唱化的变文摆脱了讲唱的框架，完全以散文的形式来编写故事，所以它更重视被读而轻视被听。虽然被写成读本的小说作品与前面提到的有说有唱的历史故事变文共存于同个时代，但形式和意义上是有区别的。首先，韩朋赋虽然描写稍微有些夸张，但结尾想象力非常丰富。其事件的主干大致如下：(1)书生韩朋极为善良和孝顺，得到了漂亮贤淑的妻子，他们相互立下盟誓，要坚守节操；(2)妻子写信给为了做官离开家滞留于宋国超过6年没有消息的韩朋；(3)韩朋读了信后3天没有吃饭，体力下降，把信掉在了宫殿。宋王拾到信读后，派使臣梁伯去夺来他的妻子，霸占她作王后；(4)虽然宋王无微不至地款待贞夫(韩朋妻)，但是她坚贞不屈；(5)宋王因为这样变得急躁，用了梁伯的奸计，毁损了韩朋的容貌。为了使贞夫忘了他打掉了韩朋的门牙，令韩朋穿着破旧的衣裳去青陵台做囤役；(6)韩朋的妻子去青陵台寻夫，然而韩朋自杀了；(7)贞夫向宋王请求发葬韩朋，获得允许后，自己也跳进坟墓自杀；(8)墓里出现了一块青石和一块白石，之后长成了桂树和梧桐树，它们相互缠绕，变成鸳鸯鸟飞回了故乡。从鸳鸯鸟掉下的羽毛被宋王捡到后，一碰到身体他的脑袋就掉了，宋国也在3年不到的时间里灭亡了，梁伯父子也被流配边疆。
韩朋赋将叙事的内容和戏剧性的内容混合，不断地给读者以急迫感和精神方面的紧张。虽然韩朋赋也是写古代小说一贯的劝善惩恶和因果报应的主题，但通过对情节的增加和变化，不仅成为显得自然的成功作品，在人物和时间的构写上也受到了高的评价⑧。
这部作品是男女离合型的小说，我们能够看到离合是两个连锁的结构。在这样的表层结构里，被视为敌对者的宋王起到了爱情关系破坏者的作用。他是一时的强者，以他的失败和韩朋与贞夫幸福的复合来结束故事。这样对于男女结合的封建准则就得到了维护，最初的家庭幸福得以重现。像由劝善惩恶的文学套路来开展的故事一样，幸福从头就遵循既定的事实，所以作品的焦点是怎样摆脱不断出现的危机(这几乎都是对女主人公的情思蹂躏的危机)，也是凶恶的敌对者如何走向失败的过程。然而变文中能够看到敌对者力量强大，即只有个人爱情或家庭受到破坏，分离的他们不能重合。
贞夫和韩朋的离合及其最后的永恒化，向读者表现出故事的深层结构。如以合的深化过程为重点，可以4个阶段来表示：
开端：1)，2)韩朋与贞夫的誓约和离别
进行：3)，4)妻子被夺和妻子的气节
危机：5)，6)韩朋自杀——大离
高潮：7)，8)拒绝离——永远的合
揭示了爱情的苦恼和为合而做的努力超越了人的限度，离合逐层反复。在这里，合和与之有矛盾关系的离是相伴相随的。韩朋的痛苦和内在的矛盾存在于产生意义的深层结构里，一直伴随走到末尾，被读者感知。理解反复写贞夫为想要克服这种矛盾做的努力和为拒绝分离并为求合做的努力的效果，其作用就像惯性原理一样，通过离别来统一永远的分离和永远的合。因死而得到永远，赋予了该作品一种强调性。虽然故事里的信起间接作用，但紧紧联系着接触的两人，从最初就以之作为媒介事物引出韩朋和贞夫期待相见。信不仅在后来刺激宋王和它引来韩朋的妻子之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引发了在悲剧性的结局里韩朋读了贞夫急发如飞箭的信后自杀的啼笑皆非的结局，也给作品增添了悲剧性。
在《韩朋赋》里，离合在内在的和随意的内容中，通过宋王的登场作为外敌和他意，更加扩大表现了不可抗力性和命运性的内容。在这部作品里，破坏合的内容是宋王和梁伯的加入。叙述的焦点是贞夫，不知是否是一种拖延信息的故事战略。最后拒绝了荣华富贵、追随丈夫的贞夫的行动是始终积极追求合的，她一贯的行动，打下了韩朋的矛盾和命运性的分离的句号。根据生命原有的欲望，贞夫对死亡的抵抗和对分离的拒绝，是人本来的纯洁爱情的表现。死是超越了肉体的一时性，追求精神的永远性和超越浪漫的努力，通过超越了生活的悲剧性的界限，克服了与读者欲望相符的矛盾，带有离的合，不是失败，而是面对悲伤获得的美丽胜利。
这部作品深层存在的矛盾是“想合的欲望/要分离的命运”，结局最终以“永远的精神/有限的肉体”的普遍矛盾来结束。读者感动于处于这样矛盾的环境中蒙受折磨，做出抵抗的人物们的行为。在虚幻的现实里，浪漫的努力带有人的真实，肉体尽管衰朽了，精神却得到了发扬。
4.《秋胡变文》——家庭小说里的矛盾状态
通过从刘向《列女传》中的秋胡故事经魏晋间的诗化、唐代《秋胡变文》到元代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的过程的润色，即通过故事的诗化、变文化、剧化的过程，来理解秋胡故事小说化过程的变迁。秋胡故事的全情节如下：
秋胡为了学习而离家拜见仙人，3年间遵照仙人指点努力学习，最终通晓了九经。不过他没有回家而去魏国做了宰相。此时，秋胡的妻子在家精心奉养婆婆，并且守节等待丈夫。9年过去了，秋胡想念母亲而向魏王请求返乡，魏王允许了他。归乡路上，秋胡发现了在桑树间采摘桑叶的女子，他没能认出她原来是自己的妻子。秋胡用黄金诱惑女子，却遭到了拒绝。秋胡回到家后，(发现原来那女子是自己的发妻)，他的妻子拒绝以丈夫的礼仪迎接回家的秋胡。
在元代根据大众的兴趣改写了秋胡故事，其中妻子为了重新维持好的夫妻关系原谅了一时犯错的丈夫，并且用幸福的文字改写了结局。顺应观众所望的有说有唱的秋胡变文，被评价为是既有小说性又出众的作品⑨。虽然也是“离开和回来”的循环型的情节，带有个人欲望的秋胡通过学习让身份上升，结束了苦难，成功地找到了安定的生活。但是秋胡9年没有回来以及在归乡路上向妇女的诱惑，可以类比地看到他自私的面貌和对堕落妥协的生活。也写有他的归乡，撇下母亲离家—支撑家族主义秩序的核心价值一对不能尽孝在现实里的苦恼，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复杂的反应，较为确定的一点是可以为他家人的生活画出肯定(或是折中)-否定-肯定的轨迹。
然而，结果他的好色本性败露出来，妻子感到丈夫的背信，不能接受。妻子不能摆脱绝望感，以死让作品具有了“悲剧家庭小说”的性质。她具有纯洁的节义，一面奉养婆婆，一面始终如一地等待。她明白丈夫的戏弄的瞬间，再也不能容忍了。
在此仔细观察两人的矛盾局面，
各对立项和结合体的对立、包含、矛盾关系如图所示。虽然秋胡的立场中，无论是竖直还是水平方向全部关系成立的可能性都有，但是妻子方面，仅仅追求一个关系和相互连接存在的可能性。不管爱情的有无能否和以生活方式和作为交换手段的物质来交换，秋胡想把具有绝对价值的人的身体交换价值化。这爱情是作为有夫之妇只在一条路上走的妻子不能作出逃避的选择。
为了弄清秋胡妻子的死所包含的悲剧性，用图示来表示情节的进行过程。
结果，秋胡9年在外才终于踏上归乡路，然而他的行动让妻子9年以来的等待失去了意义。爱情和信任的丧失颠覆了夫妻关系，最后导致个人和家庭关系的破裂。
虽然因变文的结尾部分残缺而看不到投身自杀的内容，但是这部作品有鲜明的情节和立体的人物性格，主题在收尾之前已经确定好了，所以说从后面的行动来看，追求新意义的可能性不大。故事的主要人物已经“接受”了命运，而不是“服从”。她自杀的事实没有在叙述上表达出来，对她终结生命的选择所具有的必然性，普遍化、象征性的结尾都需要读者来商定接受。
四、结语
小说是故事的一种。我们常常把抽象存在的故事题材和以此具体的叙述称作记叙体，称其中文学性的内容为叙事文学。
故事的架构或核心是情节(story)。行为者的行动合起来成为事件，进而再将多个事件由自然顺序和因果关系串起来就成为情节。作者为获得某种主题的、美的效果而改变情节的面貌叫做构思，根据情节来支配作品拥有的具体形象和表达事件的排列秩序叫做梗概。和梗概对比来看，情节相当于成品的原材料——事件，而这些原材料事件特指按自然的、本来的秩序存在的抽象层位，在读作品的过程中情节就根据读者的理解在他们各自心里重组。因此我想在本论稿里，通过考察变文的故事性即通过选定的变文原文内容的叙事上的技法和特色以及叙述结构来弄清变文的小说性和其小说价值。
增删佛教经典故事或民间历史和传说故事，演变为给一般大众听的内容。变文以这样的内容为材料，源于给大众以感动和教训的讲唱者的口碑言行。变文作为此后白话短篇小说的基础，不仅给传说艺术的长期培养以至文学的发展灌注了新生命，还给全社会的审美情绪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宋以前的文学虽以传统诗文为素材，侧重表达作者自己和作者本人的精神、思维、抱负和情绪，但其以变文为起点全新塑造了小说话本，显现了变文的主要特征。这些作品所讲的世俗人情中的事物就像反映那个时代的整个生活及其可能性的万花镜，给我们提供了以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为中心的人生画卷。
从小说史角度来看，变文以前的志怪、传奇等小说是以文人、士大夫为读者对象的艺术，而变文以后的小说话本则主要是为百姓鉴赏而提供的一种艺术。小说话本这样的变化为中国古代小说迈向大众提供了可能性，使它们在现实的土壤里深深地扎根，最后发展并走向成熟。小说通过反映人们的性格、心理、行动的趋势，给所挖掘的生活真实赋予了艺术性的意义和价值。唐代变文是典型的讲唱文学，它的意义和价值属性通过从听觉到视觉化的转换来实现。变文不仅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描写更加细密、叙述言语更加规范和通顺化打下了基础，也让宋元小说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中明显地站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的位置。
变文在连接中古文学和近世文学中起到了桥梁性的作用，其形态上韵散结合，其素材包罗万象。素材包括从向父母尽孝的勇敢的儿子到正直而正义的英雄，或是恶毒又狡猾的奸臣，充满贪欲和政治残忍的国王，还有在抑郁的苦痛里为坚守爱情献身的男女，戏弄妇女表面伪善的士大夫，深爱丈夫而守节等待的女人们等多种多样的人物和生活面貌。变文既通过这些素材来抒情，也因这些素材而成为一种具有形象化启蒙性主题的小说和文学。因此，唐代变文的一部部作品，将客观事物假托于题材表达了作者的价值观和世界的面貌，也通过文学技法将题材展现成了新的人物和创造出新的人生。所以，我想通过作品的构成要素和叙事技法，以及对被多种技法形象化的作品本身的意义和结构的考察，来诊断各个变文故事内在的小说性。
注释：
①引用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六章变文》，第180至18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②不考虑文体的特殊性，以及形式上不能脱离讲唱体话本的初期或是原形的小说的相似性，和带有故事性的小说以内容的相似实际都会不可避免地给小说带来损害。全寅初，《中国古代小说史》，第149页，首尔，新芽社，1992年版。
③关于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全寅初的《变文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首尔，《东方学术杂志》，1996年版。
④“这对于中国文学史，不仅克服了时代性的断绝，也起到了桥梁建设的作用。”全寅初，《唐代小说研究》，第421页，首尔，延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同上。
⑥参考见：全寅初，书名同上，第417至418页。
⑦参见全寅初：《伍子胥故事的中国小说史传承和变容样式》，《中国语文论丛》第15辑。
⑧参见全寅初《唐代小说研究》，第514至515页及第519页。
⑨参见全寅初《唐代小说研究》，第520页、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