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 融合 创新——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讨论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临近世纪之交而引发的文化反思和展望，特别是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对哲学理论创新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等不同研究群落中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探讨，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现择要综述如下。
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
研究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得到发展，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思想资源的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忽略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许多研究者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指出，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下简称“结合”）因为“左”的思想的影响而被忽视，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不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形式和宣传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其本身的理论创新。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失却理论的生命力，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
有的研究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指出本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都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艾思奇、胡绳等理论工作者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问题，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运用方面初步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说明“结合”既有其现实的历程，同时也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意识。（注：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曾乐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有的研究者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环节和内容，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西哲学的合流，它的主要成果是对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做了科学的回答，对中国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历史观和知行观作了科学的总结。（注：陈卫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5期。）
有的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角度指出，作为人类文化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成果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世界性的品格，而且由于不同国度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其现实存在和发展形式又必然是多样性和民族化的。两者相结合而形成的民族化，正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自身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注：忻剑飞：“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1期。）
还有的研究者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大视野出发，论证了“结合”的必要性和意义，指出这种结合既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注：汤一介：“略论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理论月刊》1987年第1期。）
许多研究者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而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二是从“国粹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传统文化同化、消解乃至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要放弃“结合”这一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据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近几年来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方面的研究不仅着眼于对“结合”可能性的说明，而且包含着对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探寻。
有的研究者回顾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五四”前后传入的各种西学中所以能独领风骚，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并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不仅在于它满足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不会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恰恰是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二者结合具有双重历史效应，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则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由此获得新生而走向世界。（注：李志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
有的研究者以文化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结合”问题，指出这种结合是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矛盾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交融贯通的整合过程，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带有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同时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内在形式，又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号系统，二是表达方式。（注：何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反思”，《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有的研究者指出，“结合”的根据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首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是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其次，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不仅有着悠远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传统，而且在自然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对人类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这些构成了“结合”的基础。（注：吴湘韩：“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思想论坛》1992年第3期。）
还有的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由于产生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二者又是“异”中有“同”。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本身就具有二重性，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后者根源于人类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往往具有普遍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二者有相容、相通的地方，有“结合”的可能性。（注：丁祯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论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
除了以上总体分析以外，许多研究者试图从具体层面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有的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的思想基础主要表现在：1、在如何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相容性；2、在社会理想方面的相容性；3、在知行观和实践观方面的相容性。还有的研究者则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积极成果和合理内容方面来说明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性、共同性乃至互补性。在世界观方面，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名实”之辩，反映出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形成了凝结着中华民族智慧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哲学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深化了认识论的研究；在逻辑学方面，先秦墨家已建立了形式逻辑的体系，并形成了朴素辩证逻辑的雏形，宋明以来，在辩证逻辑和科学方法论上取得了很多成就；在历史观方面，先秦以来的思想家提出的“天人相分”、“理势合一”等历史观，都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在社会理想方面，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在理想人格方面，中国历来十分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曾提出了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的主张，并把个性解放与群体自由联系起来，包含着很深刻的见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积极成果，既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又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料，由此形成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结合点。（注：丁祯彦、张翼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冲突”，《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
许多研究者认为，“结合”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但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来说，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显得很不够，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吸收。时至今日，我们书本上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很难说有多少中国哲学的成果。因此，许多学者指出，有必要探讨“结合”的具体途径和方式问题，以便于实现真正的理想的结合。
从研究方式来看，要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这是二者相“结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有人从哲学基本问题和逻辑范畴体系两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作了比较之后指出，前者不只是对西方哲学的概括和提升，而且也是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和提升。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形成同样是有贡献的。（注：陈卫平：“从《实践论》《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7期。）
从教材来看，要编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哲学教材，在内容上要做到：1、准确、系统、全面地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革命的实质；2、正确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先进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3、努力吸取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包括西方哲学）的优秀思想成果，概括中外的现代实践经验，而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加上中国哲学的例子，或中国哲学史套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而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有机结合，按其内在联系去建构融合统一的理论体系、逻辑整体。（注：李淮春：“哲学教学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新华文摘》1997年第2期。）
从教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应贴近现实、融汇传统。有研究者指出，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越过启动阶段后，精神层面的问题就会突显出来，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将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力的契机和迫切的要求。哲学学科建设要根据社会需要和实际情况，选择好重点和切入点。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面的基本考虑应是：第一，贴近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第二，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丰富的哲学遗产连结起来，以新的教材进行教学。（注：刘大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应贴近现实、融汇传统”，《新华文摘》1997年第2期。）
有的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实现同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是要从中国的民族文化中提取素材，吸取营养，重新塑造自己的结构和形式，真正实现向中国形态的转化。（注：丁祯彦、张翼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冲突”，《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许多研究者认为，“结合”有两个层次或方式：一种是自觉的结合，另一种是非自觉的结合。后者是指个人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接受、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然以自身的中国传统哲学知识为中介并受其制约。因此我们不仅要努力实现自觉的结合，而且要经常反省非自觉的结合，警惕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研究者普遍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达到水乳交融的状态，我们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主要有两类看法：“一源说”和“二源说”。
“一源说”又有几种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唯一理论来源，与中国传统哲学并无任何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只是清算的对象，要彻底给予批判，否则就玷污了无产阶级理论的纯洁性。也有学者认为，根本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如果把中国传统哲学说成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也有悖于逻辑。中国的传统哲学只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特征的渊源。（注：侯树栋、齐士泽、刘春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性探源》，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另有学者认为，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和基本概念的性质上看，只能说它们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能说它们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只为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素材。（注：聂耀东：《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更多的人则持“二源说”。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批判吸收，具有双重文化性格；有人补充说，前者的继承是主要的。（注：毕剑横：《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不少学者侧重于从具体内容，如青年毛泽东的求学、读书、社会活动等方面，来揭示这一问题。从宏观而言，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
有人从理学和实学两个传统来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认为在新旧交替的转变期中，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两条交叉的伏线：一条是继承了顾炎武、王夫之以来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并与西方传入的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相结合，开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提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河。另一条是继承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传统，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相融汇，究心于探求性理之大原，形成他终身极其重视哲学和改造世界观的基本思想。（注：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有人则从近世学风变迁的角度来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起源。自明末清初以来，学风的演变可以用古今中西之争来概括。中西之争成为学风之争的主线则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等发动的西化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的学者和思想家，并且逐渐成为中国学风发展的方向。他们既擅长理论的思辨，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意识和客观考察的精神；既注重保留宋学及佛老等哲学的辩证发展观，又汲取了西学求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注：丁晓强：《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20页。）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这里仅选取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有的学者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思维传统的继承角度来论述，主要在四个方面：中国哲学强调身体力行；强调以弱胜强的矛盾转化；强调人和精神的作用；中国哲学家不注重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注：冷鹤鸣：“略论毛泽东对中国哲学思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4页。）
有的学者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利用入手来论述：1、继承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提炼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精华；2、总结中国古代关于知行关系的论争，提炼为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认识论；3、改造中国古代“一分为二”的两点论，提炼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注：毕剑横：“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的探索”，《探索的十年》（上），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有的学者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容和形式上吸取传统哲学的角度来论述：1、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的改造，“实事求是”是最典型的例子；2、从哲学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来说明深刻的哲理；3、运用我国哲学传统的表述形式，来提炼和概括革命斗争中的辩证法思想。（注：杨超：“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光明日报》1979年7月26日。）
有的学者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表达方式来论述：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表达方式上也受到传统哲学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紧密结合现实问题论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使哲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二，借助形象语言和历史典故来表达哲学思想，使哲学通俗化和群众化。（注：傅玉生、王普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关系初探”，《锦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有的学者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化性格来论述：从致思趋向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承继了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从哲学的思想风格看，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从思维方式看，它继承了中国哲学“躬行践履”的经验论传统；从文化心态看，它表现出浓厚的伦理本体主义色彩；从表现形式看，它也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哲学。（注：雍涛：“论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4期。）
许多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多重论述：如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与古代的民本哲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古代的大同思想、发展观与古代的尚变思想、革命的功利主义与传统的义利之辩、集体主义原则与传统的群己之辩、人的全面发展原则与传统的理欲之辩、矛盾学说与阴阳概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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