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视角论文,社会公平论文,农村论文,人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在追求公平中演进。在古代专制社会里，人口极端分化，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钳制和压抑，不仅使得广大劳动人民在物质财富方面积累的是贫穷，而且在精神方面也受到极大的摧残，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的低级公平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极端不公平。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极端不公平遏制了封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触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但令人遗憾的是，掌权的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虽然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鼓励自由发展，张扬个性，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没有摆脱“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怪圈，贫民窟和失业者在西方发达国家随处可见。
近现代中国革命也是在追求“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等理想中发生发展起来的，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社会公平。然而，社会主义公平观探索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平等其实是一种平均——“虚拟的平等”；而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随着我国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似乎“虚拟的平等”也在远离人们而去，社会不公愈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改革前，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改革以后不断攀升，1988年达到了0.38，1997年达到0.4577，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已经突破了0.5的警戒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战略机遇期，也即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高风险性同时并存时期，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一、研究概述
在经济增长与社会风险关系研究的理论中，法国学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及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格尔等人的经验观察值得我们重视。前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发现，经济越是繁荣，政治自由越能在一些地区获得广泛基础，这些地区的不稳定特征就越突出；后者揭示了在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会发生不稳定的原因是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高期望值与经济发展客观产生的满足效能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国内，论证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撰述和文献层出不穷。在社会学领域，以陆学艺、李培林、孙立平和李强为代表的社会学人，从现实出发，立足中国内地的实地调查和国外经验研究，极力阐发城乡发展中的不公平现象及其后果，主张改革收入分配政策，扩大中国的中间阶层，构建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在经济学领域，对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研究发现，一个地区和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农村教育基础薄弱，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短，从而导致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在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制约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测量和估算，一般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趋于扩大。
尽管上述研究在不少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但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读社会公平的探索稍显不足。本文拟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通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公平的机制，来研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如何影响社会公平的，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
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现状的相关数据及对应分析
考察社会公平，一般有三个层次：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以及结果的公平。在今天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谈及的公平问题，最容易迁怒于竞争结果。实际上，一个社会是否公平，关键是看起点和过程是否公平。在此，要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及其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就不能不考查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存量这一核心起点。在经济学理论中，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决定性因素。
（一）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
在我国现有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 （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15083万人（数据来自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资料，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和68.1倍。如果依此为据将高中及其以上劳动力计算作人力资本的话，根据上述有关数据以及表1和表2可得，全国人力资本总存量为21847万人，城市人力资本，总存量是农村人力资本总存量的134.7倍，那么，农村人口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在162.19万人左右，占农村人口的0.2%；而城镇为21681万，占城镇人口的38.57%。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城镇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97人，农村为3.27人。如果按家庭户数计算，农村每户仅有0.6个人力资存量，而城镇每户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为1.3。这种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绝对数和相对数与城镇人力资本存量相比相差太大，农户单个家庭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远低于城市单个家庭。
表1 全国城乡家庭户数及规模基本情况
年份乡村户数（万
乡村总人口城镇总人口城镇户数（户）
户）及规模（人）（万人） （万人） 及规模（人）
1990 22237.2/4.8 84138 30195
35660/3.50
1995 23281.5/4.4885947 35174
35520/3.23
2000 24148.74.2 80837 45906
42220/3.13
2001 24432
79563 48064
-/-
2002 24569.4 78241 50212
-/-
2003 24793.1/4.1 76851 52376
43840/3.0
2004 -/4.08 75705 54283
50430/2.98
2005 3.2774471 56157 2.97
注：表中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 2001-2005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表示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5)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4)。
表2 农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状况
平均每百个劳动力 单位 1990 1995 1998 1999 2000 2002 2003
高中程度人数 人6.96 8.61 9.15 9.38 9.31 9.81 9.68
中专程度人数 人0.51 0.96 1.46 1.57 1.83 2.09 2.11
大专及以上程度人数
人0.10 0.24 0.37 0.40 0.48 0.56 0.64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0-2004)、《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04)。
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的情况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在1993年仅有50.4元，而城市为137.93元，城市高出农村近两倍，而到了2004年城市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达到1560.95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了10倍之多，而农村为378.19元，与1993年相比虽然增长了7倍，但由于基数太低，与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更大了。1993年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为686.2元，城市为1510.2元，两者之比不到3倍，但2004年两者分别为9421.6元和2936.4元，已经超过3倍。
（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现状的原因分析。
1、农村居民收入低水平循环增长是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反哺工业，利用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进行工业积累，农民处于被剥夺的地位。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村收入为133.6元，城乡收入差别比为2.365（实际收入比为3.4），而当时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32元，收入与消费之差为1.6元，这个数目按照当年的教育收费标准，只能供养一个小学生。农村居民收入虽然增加，但从1984年后增长速度放缓，年均增长在5%左右，与GDP年均9%的增长速度极为不称。从1985-2001年，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基数高、增长快，因此，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86倍，增加到2001年的2.9倍，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众所周知，物价水平同等上涨的条件下，农村居民收入低水平循环增长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对其家庭的教育、健康等方面投资潜力。
2、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是重要原因。教育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除要受到来自家庭收入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社会教育规模等因素的制约。从社会教育规模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规模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大，农村家庭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多，也即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增量规模都呈现递增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国教育存在诸如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据李春玲研究，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家庭的社会资本 （父母职业地位）、文化资本（父母文化水平）和经济资本（家庭年收入及财产）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明显下降，由上个世纪50年代的16%下降到80年代初的9.9%。但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这种影响力又由80年代初的9.9%急剧上升到90年代的17.9%。还有学者研究发现，由于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教育及阶层背景的效用不断转化为下一代的资源和受教育机会，这种趋势正在通过教育不平等机制日趋固定化。如果以农村家庭的子女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为1，则城市家庭子女上大学的几率为13，即城市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比农村家庭高12倍。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来自教育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要远比其他因素大的多。
3、户籍制度和城市偏向政策是又一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投资除了教育之外，还有保健和迁移。而在我国广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受至上述来自家庭收入和教育方面的影响，而且也明显受到制度的制约。改革开放前，户籍制度和城市偏向政策使得中国人有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名为平等实为等级的身份划分，农民不仅失去了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国民”身份，无法自由迁移，而且无法享受城市市民所能享受到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福利保障。改革开放之后，户籍制度及其在这种制度下产生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松动和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支配下大量涌入城市，尽管这一流动是在劳动力市场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实现的，但还是使得农村经济逐渐与城市经济融合，不少农村家庭的收入也因此提高，为一些家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继续实行城市偏向政策，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医疗、失业等福利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关于“三农”的政策（例如农民的就业政策）使农民对未来的收入增长预期不能看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前景。
三、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现状的结果观察
公平的起点是机会均等，而实现城乡居民机会均等的基本途径就是人力资本积累，或者说城乡居民的机会均等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平等，在其它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城乡人力资本积累平等，则结果就是合理的。但由于上述原因，我国城乡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巨大差异，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致诸多矛盾和问题。
（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居民收入低水平循环增长，既是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现状的主要原因，也是重要结果，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在持续增长，但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不如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快，二者的收入差距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果拿1984年和1994年的情况作对比，1984年，城乡收入差别之比为1.710，但到了1994年二者的差距之比就变成了2.604（这一差距不包含国家对城市市民的各种福利补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决定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巨大差异，使能够缩小差距的最基本手段——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失去可靠保障。另有研究成果表明，城乡人力资本初始积累的巨大差距，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在近期不可能显著缩小。
（二）社会心理嬗变。根据社会学的利益分析方法，利益趋同，关系密切，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稳定；利益相去甚远，关系松散，冲突易发，社会失范。诸多原因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势必造成城乡利益冲突，导致城乡关系不和谐甚至紧张。
首先，产生“仇富”心理，人际关系失调。农村居民的“仇富”心理不是单纯地因为贫富差距而引起。一些富人因富而生活奢靡，吞噬人性，一些富人“为富不仁”，炫耀消费，而不思回报社会，以及利用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和竞争过程中的政策偏向等，都是“仇富”心态产生的重要原因。当农民感到是社会的人为因素使之沦为弱势群体时，对其他群体的信任度就会降低，贫富阶层对立越来越严重，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必将处于失衡状态。所以，农民不是不认可贫富差距，而是不认可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差距。
其次，导致城乡关系不和谐，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认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低，仅仅产生贫富分化和农村居民的“仇富”心理，那是极为短视的。近30年来，一般情况下，农民没有因为收入差别而反对改革，那是因为农村及农民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即使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但他们的境遇也在随之改善，这就是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在任何时候农民都是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和支持者，因为他们处于社会底层，他们试图通过改革等途径来改善自身的待遇和处境。所以，农民不是反对改革本身，而是反对改革过程中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的最主要表现是城乡分而治之，其严重后果在经济上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城乡关系不和谐，在政治上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激化。
（三）社会冲突及群体事件显著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使得社会群体利益“碎片化”和社会阶层发生分化或断裂，尽管还没有表现出阶级行动，但社会冲突和群体事件显著增加。在现实中表现为农民因失地而集体上访、甚至围堵政府机关，因摊派不合理而集体抗“税”，因劳务纠纷而集体殴打老板，等等。近年来，农民群体事件的参与对象混杂，参与的数量众多，造势凶猛，矛盾冲突升级较快，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较大，如果处置不慎，就会危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四、政策含义
从公平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认识和理解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差距和社会公平的影响，往往比估算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更为重要。所以，从理论研究角度来说，找准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政策制度等影响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对于政府制定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一）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财富重心的转移。在现代国家，实现经济效率的主要途径是市场竞争，而竞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制造者和推动力。所以，要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由政府力量的介入。那么，政府如何兼顾公平、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如何实现社会财富重心向农村、农民转移？其基本途径有三：一是义务教育，二是农业直接补贴；三是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目前，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改革对农村的公共投资政策和体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直接补贴、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通过这些收入再分配形式和功能，可以在近期抑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长远角度看，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起点的再造。
（二）实施富民政策，实现社会福利保障重心的转移。农业无税时代的到来，对于实现农民增收、改变人力资本积累现状来说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还有诸如农民工工资、子女就学等政策的出台，充分说明政府城市利益取向正在改变。但是，在其他产业具有垄断或相对优势的情况下，要着眼农村真正发展和农民快速致富，就必须废除和改革一些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和制度，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具体来说，在就业政策方面，取消户籍限制，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实现自由流动，实行城乡居民同工同酬，根据地区差距，规定最低工资制度；在福利政策方面，取消城市偏向，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现全民低保，对农村居民来说，可以将土地年收入按当地价格扣除后实施；在农产品价格方面，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限制最低价格，对农产品价格过高并影响社会稳定时，可根据国情国力进行调控；另一方面，加大对农产品的补贴力度，让种地农民真正有钱可赚。
（三）深化教育改革，实现公共教育投资重心的转移。关于教育问题，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缪尔达尔曾质问：不发达国家自己学校的毕业生为什么愿意挤在城市中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如果反思我国，为什么众多跳出“农门”的学子学成后不是回归农村，而是流向城市？答案自然是城市的高工资、高福利，是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支配着个人的就业行为选择。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深化教育改革，把发展农村教育置于重要位置。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公共教育投资重心的转移——由城市到农村，加大对农村公共教育投资的力度，改变教育资源过多集中大城市的现象；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二是政府大力支持职业技术学校，要让教育成为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生产力的助推器，而不是成为追求数量规模的孵化器。研究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尖锐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劳动力存在剩余，另一方面技工型及高新技术型人才又奇缺。所以，改变办学方向，发展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培养更多实用型的教师、医生、技师、建筑师和农艺师，不仅是农村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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