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183;殷本纪》释《尚书#183;高宗肜日》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本纪论文,尚书论文,高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4-0005-08
《高宗肜日》是有关殷代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王武丁事迹，全部引录此篇经文。由于经文言简意赅，司马迁作了较详细的解释。然而后世学者对其解释一直存在着争议。那么，司马迁对经文的解释是否正确，其依据是什么？本文拟主要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
《高宗肜日》主要记载殷王的一次祭祀活动，其文云：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殷本纪》引录此篇经文时所作的解释，也是后世学者颇有争议的主要在三句话上：一是经文“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司马迁释为：“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雉登鼎耳而雊”。二是，经文“典祀无丰于昵”，（按，此昵字原作尼，为唐卫包所改。）司马迁作“常祀无礼于弃道”。三是，司马迁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以为《高宗肜日》乃祖己作于祖庚之时。司马迁解释经文的史料依据是什么，这是首先应注意的问题。下面，为讨论方便，先分析司马迁的第一、三句解释的话。
在现存文献中，较早对“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句作出解释的是《尚书大传》，其文云：
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武丁问诸祖己，祖己曰：“野鸟也，不能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报之疾也”[1]。
《书序》亦存有关说法：
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关于《书序》是今文抑或古文，其作者和制作年代，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这里，我们只是将其作为汉人的一种说法。
司马迁释经文所云武丁祭成汤，有雉登鼎耳而雊，与《大传》同，无疑出自今文说。不过，两说中又有明显的相异之处：(1)《大传》仅言武丁祭成汤，司马迁则言祭成汤之明日，以“肜日”为祭祀次日之再祭。(2)《大传》以野鸟升鼎为吉兆，有“来朝者六国”之说。司马迁不载此事，仅云祖己嘉武丁以祥雉为德。(3)司马迁以为《高宗肜日》乃祖己作于祖庚时。《大传》于此无说。（《书序》称祖己作，但未言明作于何时）。
在汉代，今文《尚书》立为学官。司马迁解释经文，对今文说是较为重视的。然而其释“高宗肜日”句，与今文说多有不同。显然，司马迁认为有更可信的说法。考“肜日”，《尔雅·释天》：“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祭名。”《尔雅》以为三代之“复胙”、“肜日”、“绎”是同一类祭祀。孙炎《尔雅音义》注云：“肜日，相寻不绝之意。”郭璞《尔雅注》云：“祭之明日寻绎复祭。”孙、郭两氏之解，亦有所本。《春秋》宣公八年：“辛，有事于太庙……壬午，犹绎”。《公羊传》云：“绎者何？祭之明日也。”《谷梁传》云：“绎者，祭之旦日之享宾。”《公羊》、《谷梁》两传释“绎”与《尔雅》同，其释“肜日”亦应指祭祀之明日复祭。（何休《公羊传注》、范宁《谷梁传集解》均有类似说法。）《大传》不言“明日”，不知何据。司马迁对“肜日”的解释，显然采用了《尔雅》、《公羊传》、《谷梁传》等家的说法。《公羊》、《谷梁》两传传自先秦，《尔雅》亦多本先秦旧说。可见，司马迁解释《高宗肜日》，广泛参考经传异说和其他资料，并以较早、较为流行的说法为据。
经文“越有雊雉”，《大传》释之为祥兆，称有“远方来朝者”云云。西汉末刘向亦主祥兆说，不过其内容与《大传》不同，云：“雉雊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2]（《汉书·五行志》）向子刘歆则持相反的看法，以为是凶兆，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2]（《汉书·五行志》）王充《论衡·虚异篇》也提到，西汉经师有关凶、吉的争论是很激烈的。东汉人大抵主凶兆说。（见《汉书·五行志》、郑玄《尚书注》、《反汉书·刘陶传》等。）司马迁记雉鸣事后，云：“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嘉武丁以祥雉为德。”皮锡瑞认为，史公亦以为是凶兆[3]。其实，司马迁所云“王勿忧”，仅说明殷王祭祀时，见雉鸣异象，感到担忧，并未言其凶吉。（《封禅书》载此事，说同。）而祥雉之祥，本属中性词，有吉凶两解，不附具体事实，一般只作兆头或异象。例如《左传》昭公十八年：“将有大祥。”孔颖达疏云：“祥者，善恶之征”，“祥，有恶有善”。《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按：指在宋国发生陨石落，六鹢退飞事）曰：‘是何祥也？凶吉焉在？’对曰：‘今兹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候而不终。’”叔兴以具体事实，说“祥”为凶兆。司马迁对雉鸣异象之释，亦源于古文《左传》的思想。《左传》多记异象事，但并非随意言其凶吉，而仅记载为事实所验证的灾祥。例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昭公七年记有日食事。《左传》的解释，前者仅作为天出异象，后者则附载晋国国君与士文伯关于日食的对话。士文伯告诉晋君，日食之灾为凶，它先降卫国，卫国将死国君；余灾降鲁国，死一个大臣。《左传》载此凶兆，是因为已得到验证。[4]上引僖公十六年中的周内史语，同样也是得到了应验的。[5]司马迁作为史官，掌文史星历，记载瑞祥灾异本是其职责。他也相信天人之间有相通之处，但只承认得到事实验证的灾祥应验。这在《史记·天官书》、《封禅书》中多有例证。《大传》所谓“有远方来朝者”云云，于史无征，司马迁删而不录。刘向、歆父子等说亦为牵强附会。司马迁对雉鸣事之解释，继承了先秦史家“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认为，高宗为武丁庙号，《高宗肜日》作于武丁子祖庚时。对此说之依据，前人有不同的看法。孙星衍以为，此乃“古文义也”。[6]皮锡瑞则以为是今文说，云：“史公以《高宗肜日》作于祖庚之时……高宗崩后追记其事。《史记》与《大传》本无不合。”[3]孙星衍说，未详其证据。（孙氏大概以班固所云“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为据，认为司马迁引经皆古文说。此说失之颇偏，学者已有辨析）皮锡瑞指出，“《史记》与《大传》本无不合”。然而，《大传》并未言及此篇经文作于何时。皮氏说可能是据《大传》中有武丁，《史记》有武丁、高宗庙号推断而来。殷王庙号源于祭日干名。[7]武丁之武为区别词美号，丁为此王之祭日。[8]而高宗庙号，《礼记·丧服》亦作了解释，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世，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不过，武丁、高宗庙号，并非源于今文说，先秦文献常有此称谓，如《高书·无逸》：“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君奭》：“武丁时，则有若甘盘”。《论语·宪问》、《国语·楚语》等中均有武丁之称号。然而，即使经文以庙号称王，还只能说明作于王死后，而不能说明何人所作，作于何时。司马迁称祖己作于祖庚时，当另有所本。其史料来源，尚无从考定。近人王国维据殷墟甲骨卜辞等资料，认为经文中的祖己实为武丁子、祖庚之兄孝己，孝己于祖庚为王时仍在世。此篇经文乃祖己告戒祖庚之语。[9]据王氏所考，此篇经文的内容传自祖庚是有可能的，（注：刘起圩《〈尚书·高宗肜日〉的写定与所受周代的影响》又作详考，以为此篇经文确为殷代文献，可能周人在文字上作了某些改动。见刘起圩《古史续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241页。）司马迁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其解释可能源于先秦旧说。
以上，我们对司马迁解释经文“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句的史料来源作了分析。可见，司马迁释经，广泛参考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他引用汉儒经说，只是作为一种资料。他更重视源于先秦的其他史料，从中择其雅者，以考汉儒经说之误，明经文所述史实之真。司马迁对经文的解释，除武丁祭成汤说外，已为后世学者所认可。
司马迁从今文家说，释“高宗肜日”为武丁肜祭成汤。后人对此颇有非议。不过，这句经文的原意是什么，又是一个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因此，要正确理解司马迁的解释。有必要考察一下历代学者对此句经文的训释。
西汉今文家的武丁祭成汤说，在东汉亦十分流行，《论衡·指瑞篇》、《汉书·五行志》等俱载此说。汉人的说法，又为魏晋至唐人所从。如王肃《尚书注》云：“雊雉升远祖成汤庙上鼎”。（见孔颖达疏引）《书序》“高宗祭成汤，有雉登鼎耳而雊”句，伪《孔传》注：“耳不聪之异，雊鸣”。伪《孔传》对雉鸣之异象另作一解，但并未否定武丁祭成汤事。孔颖达疏从《书序》说。
至宋代，学者们对武丁祭成汤说提出了质疑。蔡沈首发其端，其《书序·集传》云：“经言肜日，而序言祭成汤；经言有鸣雉，而序以为飞雉升鼎耳而雊，载籍有传欤？然经言典祀无丰于尼，尼则为近庙，未必成汤也。”蔡氏否定《书序》的说法，其理由有三点：一是祭成汤事，于史籍无征；二是经文尼字，应作近庙解。三是，经文所言“肜日”与“无丰于尼”实指一事。他认为武丁是在近庙肜祭而非祭远祖成汤。不过，蔡氏未详近庙为何者之庙。金履祥《尚书表注》对此说作了推进，云：“高宗，庙号也，似谓高宗之庙。尼，近庙也，似是祖庚绛于高宗之庙。”金氏认为，高宗为武丁庙号，尼释近庙，似指武丁之庙。据此，他得出祖庚肜祭武丁的结论。元代邹季友肯定金说无误，其《书传音释》云：“此必祖庚肜祭高宗之庙，而祖己谏之，故有丰于昵之戒。辞旨浅查，亦告少主语耳”。
蔡沈、金履祥等对经文尼字的训释，确有依据。（详下文）他们认为，“高宗肜日”与“无丰于尼”实指一事，亦可为一说。不过，这些尚不足以否定武丁祭成汤说。因为，尼字还可作其他训释。（详下文）高宗肜日与典祀无丰于尼亦可别为二事，虽然它们之间又有联系。王肃、孔颖达均作如是解。王肃云：“高宗丰于尔，故有雊雉升远祖成汤庙鼎耳之异。”孔颖达云：“祖己已知高宗丰于近庙，欲王因此雊雉之异，服罪改修从礼耳。”大概正是由于从文献上尚难以推翻汉人的说法，清代学者，无论今文家或古文家，大抵均主武丁祭成汤说，甚至以善于疑古著称的史家梁玉绳也未置疑词。（注：顾炎武和崔述等仍主宋人说，但并作具体论证。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八，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至近代，学者们开始运用殷虚甲骨卜辞等资料，重新研究高宗肜日问题。王国维著《高宗肜日说》一文，认为此句经文实指祖庚肜祭武丁。他说：“《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而作，则从《尚书》书法，当如《尧典》‘舜格于文祖’，《伊训》‘伊尹祀于先王’，《泰誓》‘太子发上祭于毕’之例，径云王祭于成汤”，“此以殷虚卜辞证之。如云‘丙申卜贞王宾大丁肜日亡爻……’凡云贞王宾某甲某乙某祭者，不下百条。辞中某甲、某乙，皆谓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9]吴其昌《殷墟书契解诂五续》、郭沫若《卜辞通纂》等对殷代肜祭之考释，说同王氏。王国维又用甲骨卜辞等资料，考定经文的内容为祖己告戒祖庚之语。（见上引文）王国维的考论，彻底否定了汉人的武丁祭成汤说，恢复了“高宗肜日”句之本意。
根据王国维等的考证，司马迁对“高宗肜日”的解释是错误的。然而，从历代学者释此句经文的争议来看，他的误释显然是由于文献的局限所造成的。殷代历史久远，其礼制甚至连孔子也深感难以详征。孔子慨叹道：“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能征之也。”[10]（《论语·八佾》）对“高宗肜日”句之释，先秦文献未见有说。《大传》的说法，为魏晋至唐代学者所从。宋人立有新说，但证据不足，又为清代学者所否定。而只有王国维等人，据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和文献二重证据来作研究，才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仅凭文献是难以对此句经文作出确切的解释。而司马迁在无其他确切史料可征的情况下，从当时流行的今文家说，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明，他释经引用史料有无法选择的一面。
二
《高宗肜日》篇中“典祀无丰于尼”句，司马迁释作“常祀无礼于弃道”。这又是颇令人费解的一句话。关于此句经文的原意，汉代经师说，仅存马融对“尼”字的训释，云：“昵，考也，谓祢庙也”。（见《释文》。按，此昵字原作尼，为宋陈鄂所改。）据马融所释，其当不以“无丰”为“无礼”，否则文意不通。马融《尚书注》，唐时犹存，孔颖达引马融说，并引经文作“无丰”。显然，孔氏亦以为马融释此句经文作典祀无丰于祢庙。
司马迁与马融引经文有不同，其依据是什么？对此，前人的看法颇有分歧。段玉裁认为出自今文本。[11]陈乔枞云：“史公所言，或为欧阳《书》说，或以训诂申释之”。[12]孙星衍则以为引自古文说。[6]段、陈、孙三氏仅有说而无具体论证。于省吾先生指出，经文原作“无礼”而非“无丰”，“敦煌隶古定本豊作豊。《大锋
》：‘王有大豊’，大豊即大豊，大礼也。《师遽尊》：‘飨醴，即飨醴。’”[13]于先生认为，马融误引经文作“无丰”。而罗振玉校定敦煌隶古定本《商书》，并参考日本隶古定写本（按，此本亦作“豊”。罗氏考定为唐初本）将“豊”作“豊”。[14]可见，罗、于两氏对隶古定本“豊”字的解释又有不同。下面，对上引各家说作些讨论。
在甲骨文中，豊、豊字同，作
、等形。[15]此两字在金文中亦无别，如《作册
卣》：“公太史在豊。”《宅簋》：“同公在豊”，豊作
。《长白盉》：“穆王飨醴”，醴同豊，醴之偏作
。[16]至秦代，小纂中的两字已分开，分别作
、
。许慎《说文》对两字字义作了明确的界定，云：“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凡豊之属皆从豊。读与禮同”；“，豆之豊满者也，从豆象形……凡豊之属皆从豊”。依《说文》体例，古文籀文未被小篆改者，不列。《说文》字下无古文，字下则列古文
。许氏所谓古文，当为其所见孔氏古文或类似字。（见《说文·叙》）今存《魏石经·君奭》残文中有古文“
”（豊），[17]亦与许慎所引字异。由此可见，古文本《尚书》中豊、豊两字是有区别的。如上所述，马融引经文作丰。魏晋以来出现的隶古定本，尚不可断定为马本。（注：东晋范宁《谷梁传集解》文公二年引经文亦作“无丰”。《释文·序录》云，范宁变古文《尚书》为“今文集注”。古文《尚书》已亡于西晋永嘉之乱，范氏所据古文《尚书》当为隶古定本。）但此本作丰，是无疑问的。因为，王肃、伪孔传、孔颖达疏等俱引经文作“丰”。又，所谓隶古字，与今文隶书有别，是依古文笔画用隶书体写成的。（见伪《古文尚书·序》、《释文·序录》、颜师古《匡正谬误》卷二）古文丰字，顾野王《玉篇》作豊，丁度《集韵》和薛季宣《书古文训》录作
。这些字字形均符合所谓“隶古定”之意，是隶古丰字。其实，隶古定本在流传过程中，为诵读方便，有些字已改从隶书。[18]敦煌本“豊”字已是隶书，而非隶古字。隶书豊字既作豊，亦作豊，又无严格区别。如汉《华山庙碑》“禋字豊备”、《孔庙碑》“豊季多黍”。[19]敦煌本伪《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豊”，豊作豊。[20]可，敦煌本《高宗肜日》中的隶书豊字可作礼，但其隶古定原字应是丰。
《殷本纪》所引经文“无礼”，与马融本和隶古定本相异，大概据今文本。从司马迁引此篇经文其他文字来看，其可考者，皆是今文。如“高宗肜日”句之释，采自今文说：“王嗣敬民”，嗣是今文，古文作司，[21]隶古定本亦作司；“天既附命，正厥德”，此句之附字，《汉石经》残文中作付，[22]古付、附音通，字义均为与。（注：按。《汉石经》“付”残作“寸”，但原为“付”无疑。参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九，《清经解》上海书店1998年版。王鸣盛《尚书后案》，《清经解》，上海书店1998年版。）隶古定本作孚，训为信。（见伪《孔传》）今文本作“无礼”，其尼字当不可作祢。但作何训，尚不得而知。因为司马迁所称“弃道”，已是解释而非字训。而司马迁的解释亦多有与今文说不同之处。（见上文所述）据此，我们将“弃道”作为司马迁自己的解释。
司马迁所云“常祀无礼于弃道”，其意思是什么？这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裴骃《集解》释此句话作：“祭祀有常，无丰杀之礼，于是以弃道”，以“弃道”为祭祀有丰杀之别，违反常礼。司马贞《索引》进一步指出，此乃对祭祀近庙而言，云：“不当特丰于近也”裴骃和小司马的说法为大多数学者所从。孙星衍的看法不同，认为司马迁意谓“武丁以子继位，祭祀丰于父庙，而不立阳甲、盘庚、小辛庙”，以不为世父立庙为无礼。[6]梁玉绳则又作别解，云：“经文昵字，盖指宗庙，对山川社稷七祀而言，况《史记》引经文作常祀无礼于弃道”。[23]依梁氏之见，“弃道”是对七祀之无礼。以上诸说之分歧，实源于对经文的理解不同。因此，对此句经文的本意作出辨析，也是很有必要的。
马融释经文尼字作祢，从声训。古音尼，泥母，质部；祢，泥母，脂部。泥母双声，质、脂入阴对转迭韵，音近可通假。马融对经文的解释是：祭祀丰于祢庙，有违常礼。王肃从马融说。（见上引文）
伪孔传云：“祭礼有常，不当特丰于近庙”，亦以祭祀特丰为非。不过，其以尼字作近，训字义。《说文》：“尼，从后近之。”《尔雅·释诂》郭注引《尸子》云：“悦尼而远来”。此句话出自《论语》：“近者说而远者来”。尼可作近。伪孔传未详近庙所指。上引宋人蔡沈、金履祥等训尼字为近，从伪孔传说。金氏又释作父庙，可能受马融说的影响。
马星衍对尼字之训释，从马融说。然而，他对经文作了另一番解释：“殷自祖丁之后，阳甲至小乙，皆兄终弟及。盘庚既不为阳甲立庙，小辛继世，又值殷衰，未能修祀。高宗继父小乙，居丧尽礼，其于父庙，祀亦必丰。而世父之庙不序，犹承盘庚之失。”[6]刘逢禄、俞樾等大体从孙氏说。（注：见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卷七，《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1988年版。俞樾《群经平议》四，《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1998年版。按，俞氏点断经文与孙星衍略有不同，作“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尼”，但说无大的区别。）
现代学者们对经文文意又有新的理解。杨树达先生据殷虚卜辞等资料，认为殷人祭祀有丰于直系亲属，即以子继父者（所谓大示）之惯例。经文尼字宜作近，指直系亲属之庙。[24]于省吾先生的看法不同。他训尼作尸，意为“宾尸”。他指出，古尼、尸、夷通，尼本从尸，尸古文夷字。《祀记·大丧记》：“奉尸夷于堂”。《释文》：“夷，尸也”。经文“典祀”一词实指典祀官。此句经文应作“典祀者无礼于尸”。[13]
据以上所述，西汉以后学者，除于省吾先生外，大抵均认为经文应作“无丰”。各家虽对尼字训释不同，也都有依据。然而对经文的解释却存在着分歧，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对史料的引征和理解方面。孙星衍“不为世父立庙”说，其主要依据有二，一是《诗·殷武》郑笺云：“高宗之前，王有废政教不修寝庙者。高宗复成汤之道，故新路寝”。二是《通典》引贺循语：“殷之盘庚，不序阳甲之庙，而上继先君，以弟不继兄故也”。（见《通典》卷五○）武丁重修典礼事，可能是有的。《毛传》曾提到武丁修先王寝庙事。（见《诗·殷武》毛传、孔疏）董作宾先生据有关武丁的甲骨卜辞，也作了这方面的推断。[25]但这些史料只能说明武丁可能重修过典祀，而难以肯定此事与高宗肜日事有直接的联系。而且，汉人亦未将两者联系起来作说。于省吾先生释典祀为典祀官，认为“《周礼·春官》有典祀之职。虽殷制不可考，周礼又系晚周人作，损益因革，职掌有出入，而名称前后必多沿袭”。[13]其实，殷周官名未必多沿袭。《礼记·中庸》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说虽不可尽信，但至少表明汉人亦以为周代官职较之殷代多有增益。《周礼·典祀》郑玄注、贾公彦疏，都未将此官职与殷代礼制相联系。可见，孙、于两氏立论的史料依据，尚有些欠缺，我们认为，在无其他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从经文的内容来作分析，应是一条可取的途径。王国维已注意到这点。他据出土的甲骨卜辞考定“高宗肜日”指祖庚肜祭武丁时，亦引马融“典祀无丰于祢庙”说为证。[9]王国维的见解确有道理。马融说不仅训诂有据，而且从经文的内容来看，亦说得通。此篇经文开头言祖庚肜祭武丁，有雉升鼎耳而鹢。祖己就此异象，对祖庚说：“惟先格王，正厥事”，又训戒王“惟天监下民，典厥义”云云，接着说，“典祀无丰于尼”。全篇经文实为一事，说的是祖庚祭祀父庙过丰，祖己就雉鸣之异象，告戒王修行德政，不要违反常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宋人已经从经文的前后联系来作分析，但对“高宗肜日”句训释的证据不足。马融的训诂虽然正确，但其未必以为此篇经文指祖庚肜祭武丁事。从历代学者的争议来看，同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仅凭文献难以对此句经文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裴骃和司马贞对《殷本纪》“常祀无礼于弃道”句之解，主要依据伪《孔传》等对经文的训释。其实，他们的解释并非符合司马迁的原意。上文已指出，古尼字可训为近。司马迁所据今文本“礼”可作丰、礼两字。如果他以尼字为近庙，为什么不直接解释为无丰于近庙？司马迁所言“无礼”与“弃道”，文相对应，含有断然否定之意，是对事情性质的否定。而无丰于近庙说，仅就祭祀厚薄而言，是对事情量的否定，两者之区别，显而易见。孙星衍不为世父立庙说，亦未表达司马迁的意思。司马迁并未从尼字之声训作祢（按，若孔安国古文本与马融本同，更可作如是解。）而武丁重修典祀事，《毛传》、郑玄均已提到，大概亦有所据。然而《史记》对此事未置一词。可见司马迁有所存疑，或至少以为与高宗肜日事无关。至于梁玉绳说，则更是以己意释文，曲为之说。上古宗祀与社祀别为二事，殷代肜祭明为祭祀祖先，何能混为一谈？我们以为，司马迁在释经文时，可能遇到了矛盾。如上所述，他采今文家说，以高宗肜日为武丁祭祀成汤。成汤为殷之远祖，其庙作近庙或祢庙，解释不通。而以“尼”作父庙或近庙，也只有引经文作“无丰”。据此，他认定经文应作“无礼”。“无礼”又不可与“尼”相对应，所以他作了“无礼于弃道”的解释。可见，司马迁的解释也是从经文内容内在联系的分析中得出的。不过，据《殷本纪》所述，我们还仅能推断司马迁所谓“常祀无礼于弃道”是指武丁祭祀而言，至于“无礼”、“弃道”确切的涵义是什么，尚不清楚，还有待于新的史料发现和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司马迁解释《尚书·高宗肜日》，广泛参考经传异说和百家杂语。他采经传异说和百家杂语有明确的原则，即符合史实者则用之。由于当时的文献条件的限制，司马迁在遇到无确切可信的史料能够引征的情况时，也力图根据自己对经文文意的理解作出解释。这同样表现出严谨的考信史实的态度。虽然司马迁的解释尚存有失误和欠缺之处，但后人对此是不应苛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