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向未来社会过渡的三种图式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图式论文,三种论文,未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1)03-0001-11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一生写作的文献用浩如烟海形容并不为过，顾涉的话题成千上万。在这些话题中，什么话题处于最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同的人会对问题作出各具特色的回答。如果统览马克思的文献，最符合文献原意的答案会自然地出现于我们面前。他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找到这一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基本途径(学院化的叫法为图式)是他终生从事的事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3个时间点的例证。
1835年8月12日，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垮，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459-46。人们往往以为，这不过是一个17岁的中学毕业生空发宏论，与他一生的追求、奋斗和事业没有直接关系。此言差矣。如果把马克思此时的内心表达与他一生的经历和业绩联结在一起，结论会截然相反。他一生的追求和奋斗是不断兑现其诺言的过程。伦敦海德公园的马克思墓前，长年不断地摆放着全世界仰慕者敬献的鲜花；从1999年到2005年，英国人利用互联网进行“千年第一思想家”“千年伟人”和“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等为名的四次评选，其中有三次马克思荣登第一的宝座，屈居第二的一次，只比爱因斯坦少了一分；2008年后，饱受世界经济危机伤害的人们每每忆起马克思，《资本论》的销量就不断刷新历史纪录。这些社会历史情势表明，马克思“为人类而工作”的表白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为大家作出牺牲”给马克思的一生带来贫穷、疾病、磨难、屈辱和危险，但他没有后退半步。这是他已逝世如此长的时间，人们还对他敬仰有加和评价如此之高的根本原因。
1867年4月30日，49岁的马克思因自己的代表作《资本论》第1卷即将出版而高兴，但在给别人的信中也道出了他最内在真挚的情感。“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2]。由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时刻之一的内心表白可以看出，他“为大家作出牺牲”的具体内容是奉献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作出牺牲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的痛苦”的无以复加且正在延续。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类奔向共产主义社会，构成了马克思“为人类而工作”的最根本性动力。
1872年9月8日，54岁的马克思已届晚年。面对自己创立、领导的第一国际即将完成历史使命和退出历史舞台，他说出了如下感人肺腑的话，“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3]180。尽管表达思想的词语略有不同，马克思发誓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去争取的那个事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
1835年、1867年和1872年是自然时间的三个点，但它构成了马克思几乎一生的社会生活轨迹。让这个轨迹崇高、伟大和感染后人的是马克思的奋斗和业绩，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是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为什么要过渡？谁来完成过渡？选择什么时机过渡？依据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过渡？这一切都与一个貌似形式意义大于内容意义实则不然的问题纠结在一起：如何过渡？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势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表面看，这些回答互不一致，但不同的回答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不一致和一致的辩证统一，便是本文的探讨旨趣。
二、向未来社会过渡三种图式的哲学基础
把马克思向未来社会过渡的三种图式展示出来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用既为劳动者说话其内容又是如此丰富和深邃两个标准衡量，这一思想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与它的哲学基础有直接关系。
1.劳动哲学本体论和劳动者主权论
马克思向未来社会过渡三种图式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是劳动哲学本体论。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就认为，“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4]。这是劳动哲学本体论思想表达的序幕，更明确直白的论证还在后头。1844年马克思写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196。世界历史和自然界(人化自然)因人的劳动而诞生，要思考人的问题，必然会涉及人所面对的世界历史和不得不依赖的自然界，这二者又是人之劳动的结果，因此人、世界历史和自然界三者的客观基础是劳动。有不少人对马克思劳动哲学本体论的思想不解和不满。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中，不仅回应了人们的不解和不满，而且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劳动哲学本体论思想。“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5]528。马克思的思想逻辑清晰明白且强劲有力，工业和商业活动是“感性世界”的客观基础，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具体化是劳动，所以，劳动是“感性世界”的客观基础。
面对马克思劳动哲学本体论思想的表达，可以作出两个结论。第一，马克思意欲和坚持的哲学本体论是劳动哲学本体论而非物质哲学本体论。第二，劳动哲学本体论是理论基础，马克思向未来社会过渡的三种图式，以这样的理论基础为依据和出发点。两个结论中的第一个是对基本事实的确认，承认事实是我们的天然义务。第二个结论需要解释和引申，结果是马克思向未来社会过渡三个图式的政治哲学基础——劳动者主权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是劳动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出现离不开它的主体——劳动者，把话说得直白一点，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创造世界者应当拥有世界，这与生出婴儿的父母拥有此婴儿的天然监护权和养育权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劳动者创造世界的事实往往被不劳动的统治者所否认，至于劳动者对自己创造的世界的拥有权即主权，则是历代统治者挖空心思要否认的东西。马克思把被历代统治者所否认的事实订正过来，让历史的客观逻辑重见天日：既然劳动者创造了世界，劳动者就对这个世界拥有天然的主权；现实世界中劳动者的主权被剥夺伤天悖理；把劳动者的天然主权奉还于劳动者是向未来过渡的最根本任务。
2.线性社会历史观
有人说，历史是白纸写黑字，各说各的事，皇帝用它续家谱，司马迁用它写《史记》。此为常识性历史观。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篇》)。此为儒家学说的正统历史观，它以泥古、复古的逆溯式思维和价值诉求为特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正好相反。它是不可逆式的线性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劳动者的劳动及其延续和变化，变化的实质是进步和发展。虽然有时这种进步与发展会出现曲折甚或倒退，但总体的方向是向前和上升。
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性质决定了历史的阶段性质。马克思依据各不相同的论题需要，对人类社会历史的阶段进行过三种划分。第一种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5]521-522,539。这种划分以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判断标准。第二种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人的依赖时期、物的依赖时期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期[6]。在这里，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性质是判断标准。第三种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人处于必然性王国约束的时期和人生活于自由王国的时期[7]928-929。这里的划分标准是人的自由与必然的状态。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那么，它就不是如资产阶级学者所宣扬的那样，到了这一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历史便“终结”了，已达到完美和谐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具有有限的性质，它还要发展、还要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7]289。资本主义社会要变化到哪里去？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它的必然归宿是共产主义社会。
3.合乎人类本性的价值立场
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应当合乎人类本性，以劳动为基础的历史应当趋向于合乎人类本性，是马克思一生坚持的价值立场。这一立场让不少人心生不快，如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就是典型[8]。否认马克思这一价值立场的依据无论是什么，有一点必须肯定，持此类观点的人绝对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踏入社会历史舞台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极力主张“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的国家”[1]928-929。到《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对这一价值立场表述得更加透彻：“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7]928-929
马克思为什么要始终如一地固守这一价值立场？如下几个原因发挥了根本性作用。第一，马克思的个人操守堪称“为人类而工作”和“关心人类痛苦”的典范，就此而言，我们在“问题的提出”一节中已作出说明。能证明马克思个人操守的还有其他例证，如他有升官的机会，有发财的机会，但他视此类机会如浮云，所以他的母亲无奈地说，马克思要是为自己赚一点“资本”而不是钟情于写作《资本论》就好了。第二，“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恩格斯语)累累罪恶的激发。只要我们阅读《资本论》第1卷，看一看马克思引证的英国官方定期公布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以“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是多么视劳动者如牛马甚至不如牛马，而劳动者又是处于多么屈辱苦难和生不如死的境地[9]871,284,286,343。第三，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伤天害理、颠倒黑白、故弄玄虚和胡说八道的刺激。马尔萨斯以其无根无由和任意妄说的人口规律论著称于世，他为资本家的贪婪、残酷和刻薄作了如下论证：“一个生在已经被占有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不能从他享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获得生活资料，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就没有要求获得最小份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是多余的人。”[10]这是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原罪，仅凭这一点，此种经济学就应被永远地钉在人类学术史的耻辱柱上。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不得不一再宣示自己“合乎人类本性”的价值立场。不宣示，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满腔愤怒；不宣示，不能比照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滔天罪恶；不宣示，无法突显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原罪。同时，这种宣示能激发人们消灭私有制的昂扬斗志，更能指明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前进方向。我们把这一价值立场统称为劳动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劳动哲学本体论和劳动者主权论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概括地说，“劳动创造世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性事实。创造的目的不是像基督教宣称的那样为了证明上帝的伟大，而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此为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前提。劳动创造世界的目的性使人与被创造的世界之间具有全面性关系：确证人的创造性本质和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人在拥有世界的前提下支配和享用这个世界。创造世界与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这四者不能分离，分离它们是剥削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创造世界获得了‘劳动神圣’的空名，但拥有、支配和享用劳动创造的世界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这是‘剥夺剥夺者’的天然理由，目的在于创造世界、拥有世界、支配世界和享用世界的有机统一。由此看，劳动是人道主义的客观基础，这一客观基础的判定标准不是市场原教旨意义上的效率，而是‘合乎人类本性’。舍弃劳动的全部内容(创造、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或肢解这一内容整体性(把创造世界与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加以分割)的人道主义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11]。
三、哲学性革命图式
1844年4月至8月，马克思为写作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次集中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预计的著作没有写出来，但为此作准备的笔记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虽然这部著作的手稿特征明显且残缺不全，但其中的思想具有相对马克思后来的思想而言是生命攸关的性质，它第一次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作了相对系统的表述。出于论题的需要，我们在这里展示它的革命性思想。
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腰斩洛克思想，把基于劳动起源说而来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一分为二，留下后者当做自己的最根本性前提，至于私有财产的劳动起源说，只有被抛入人们的视野黑洞才能根除被人发现的蛛丝马迹。马克思独具慧眼，刚一踏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便发现了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秘密：“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5]155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掩藏这一秘密，根本原因是还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需要掩盖。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的劳动具有异化性质，这一性质导致的实际结果是如下事实：“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成为自然界的奴隶。”[5]158马克思的指控是客观事实吗？有人认为它不是事实而是神话，且是“最离谱的超级神话”[12]。如此别有用心地无视客观事实，除了阶级偏见已渗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的骨髓外，不可能找到其他解释。
上述事实的客观存在与马克思对人的看法尖锐冲突。“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162。这种冲突促使马克思探寻消灭罪恶的社会历史事实的具体途径，这一途径的恰当称谓是“革命”。这一革命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演，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因为“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5]186。
由以上的引述和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路是清晰的，它基于对人性的看法而来，又以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为基础。人的类本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社会历史中的客观事实是劳动者的劳动具有异化性质，这种性质使劳动者的地位降低到当牛做马的地步。资本家期盼异化劳动永远存在下去，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用各种说辞论证只具有历史暂时性的异化劳动为天经地义和永远如此。劳动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存在状况和命运？这种状况和命运的理论表达是什么？马克思把这二者结合为一，得出的结论令资本家、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统治者胆战心惊：这种性质的历史应当被改变，它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自身必然会改变，改变的唯一途径是革命。
与其他两种图式相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革命图式具有哲学性质。在其他两种图式中，哲学性内容一点不少地存在于具体表述之中，但它们往往被掩藏于经济性和政治性内容之后。在马克思哲学性的革命图式中，哲学性特点明显和突出，应然的东西发挥主导作用，如人的类本质的逻辑假定便是这种情况。
哲学性革命图式的特点招来了持续的争议甚或指责，围绕“人——非人——人的复归”这一人学公式而来的讨论可作例证。尽管如此，基于马克思思想历史的事实，作出如下结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一，马克思的哲学性革命图式具有没有回答如何革命的可操作性内容的缺陷，但它是马克思革命图式思想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人学思想的内涵而否认这一革命图式，会使马克思向未来社会过渡图式的思想残缺不全。第二，哲学性革命图式的思想与马克思其他两种图式的思想之间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具体表现是其他两种图式的思想是哲学性革命图式思想的具体化和展开，用阿尔都塞“断裂论”的刚性思维理解此处的“联系”荒谬至极，也是产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沉痛历史教训的根本性原因。
四、暴力革命图式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是《共产党宣言》。它以独特的语言风格著称于世，如开篇第一句话就引人注意，“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3]30。但它更以独特的思想内容著称于世：“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3]66暴力革命思想招致了一切统治阶级的切齿痛恨，也唤醒了一切受苦受难的劳动者的革命意识。
暴力革命思想有否根据？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过程中，“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9]874。
由马克思的论证我们看出，暴力革命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观点，而且它确实具有自己的经验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双重根据坚定了革命党人领导劳动人民通过暴力手段获得解放的信心，而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这一核心观点获得了经验事实的确证。由十月革命成功验证的暴力革命思想显然是重重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以比喻的形式解释中国人民接受暴力革命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4]1360他对革命的理解，带上了列宁主义的明显痕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4]17。毛泽东对暴力革命思想理解的结果是新中国的诞生。从马克思中经列宁到毛泽东，暴力革命的观点作为一条红线贯穿起来，它不仅根本性地影响了俄国和中国的历史命运，而且也深刻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成功的事实验证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图式，也为俄国人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来了特定影响。影响的具体表现是在坚定马克思暴力革命思想的同时，忽略甚至否认马克思其他过渡图式的思想。立场的刚性带来了两个衍生性后果。一是把看重马克思其他过渡图式思想的观点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二是把阶级斗争观点中的“斗争”看得过于重要，对“斗争”形式的理解则显得单一和僵硬。这种对马克思暴力革命思想的理解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可从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过于刚性、对革命党人和劳动人民的控制镇压过于残酷这两种情况中找到解释。这种解释说明，俄国人和中国人对马克思暴力革命思想的特定理解，既具有特定历史情势决定的必然性，也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正当性。
五、和平过渡图式
在马克思的文献中有不少地方论述和平过渡图式的思想。承认、挖掘、理解和阐释这一思想，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更有助于我们从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建设。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看待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7]273。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指出内在矛盾的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但没有作出“炸毁外壳”和“剥夺剥夺者”的暴力革命式的结论。
为什么会出现貌似与《资本论》第1卷中的结论不一致的结论？这与马克思对一种新生事物——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关注和认识有关。“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值。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7]499。马克思之所以关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根本原因是他从这种新工厂中发现了向未来社会过渡的新形式和这种形式中的新因素。第一，“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第二，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在旧生产方式中对旧生产方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所以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第三，在新的生产方式中，使工人被剥削受压迫的劳资对立条件已经消失，劳动的异化性质已被消除。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并没有经历暴力革命的腥风血雨。
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以和平形式产生出的新生产方式有着这样的特质和优点，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所写的《宣言》中，对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大加赞赏：“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5]12-13马克思除了对“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这种新生产方式大加赞赏之外，还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新生产方式也有缺陷。“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卓越，在实际上多么有效，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15]13。“夺取政权”的伟大号召把问题的思维逻辑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暴力革命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情况与此相反。
1871年7月3日，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才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马克思在与《世界报》记者谈话时说，“协会(指国际工人协会——引者注)并不规定政治运动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保证朝向一个目标……例如，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英国工人阶级是敞开的。在和平的宣传鼓励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在法国，迫害性的法律成千上万，阶级对立你死我活，这使得社会战争这种暴力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15]611。1871年9月24日，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7周年的会议上又讲到了英国：“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组织程度，使这个阶级能够利用普选权来为自己谋利益。”[15]619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3]179。
我们能从马克思不同时间和场合的论述中捕捉到许多极有价值的信息。第一，向未来社会过渡到底采取暴力革命手段还是利用和平过渡的形式，要视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利用和平过渡的形式可以达到目的的国家非要为起义而起义，“就是发疯”。第二，所谓“视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主要指不同国家中发挥作用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如英国和法国之间虽然仅隔一道窄浅的海峡，但由于上述三者的根本性区别，导致了向未来社会过渡图式的天壤之别。第三，马克思认定，有可能采用和平过渡形式的国家有英国、美国和荷兰，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就前提条件的特点而言。马克思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任何国家只要具备了“制度、风俗和传统”的前提条件的特点，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也应当采用和平过渡的形式。第四，由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论述可以得出最终性的结论，与暴力革命图式相并列，马克思还有一种和平过渡图式的思想。如何看待和评价和平过渡图式的思想是态度，持有一种态度是每个人的天然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存在前提是承认事实的客观存在。
同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对和平过渡图式态度如何？他的态度与马克思一致，甚至比马克思还坚决。1871年2月13日恩格斯说，“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斗争手段”[15]92。1878年2月-3月份恩格斯说，“1874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最积极的活动家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怀疑的因素”[16]141-142。在自己的生命途程结束之前(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导言》，在《导言》中他以德国的情况为例，对和平过渡图式论述得更加明确和完满。“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暴力革命图式“大大过时”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有了普选权，德国的劳动者卓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而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只要在确定该职位的人选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17]545-546。由恩格斯的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他与马克思一样，根据社会历史情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观点，当和平过渡图式有可能施行时，就毫不迟疑地提出和支持这一图式。第二，恩格斯比马克思态度更坚决的原因在于马克思逝世后，社会历史情势中有利于劳动者用和平过渡图式获得解放的因素更多了。第三，和平过渡图式是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共同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六、和平过渡图式的社会历史前提
如果像有的人那样，把赞成和平过渡图式称作“修正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种“修正主义”的始作俑者。概念之争没有实际意义，真正有价值的是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在自己的思想行程中发生观点的重大变化。检视观点重大变化的时间点有两个，一是1848年及其前后，二是19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变化发生在60年代及其以后，而1848年前后即高调提出和主张暴力革命图式的年份则是比照标准。
马克思为什么要修正自己的观点，把主张暴力革命变为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两种图式并举？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欧社会历史情势的重大变化。经过1848年革命的重大冲击和调整，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真正掌握了政治权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重大调整和平稳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持续到60年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大型股份公司的成长，与所有权分离的单纯经理的大量出现，科学技术在经济生活中重要作用的发挥，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经济发展对国家干预作用的急迫需要，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相互竞争的加剧甚至白热化到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等等。上述的一切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发展方式已该退出社会历史舞台而让位于新的发展方式了[5]369。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在劳动者斗争和社会舆论的逼迫下，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
第一，教育的发展。出于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急迫需要，此时的国家开始关注和重视教育，进行教育立法，实行义务教育，这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披露的儿童不是受教育而是普遍地参加非人性劳动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就此而言，后发的普鲁士国家的例证可说明问题。在1867-1876年间，普鲁士的小学教育适龄者中，文盲率为零，而受过8年教育的比例是93.27%，不足100%的其他人口则表明在校学习时间已超过8年[18]419。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被开发，也意味着受教育者自主意识的增强、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生活质量意识的重大变化。这三者的综合作用使劳动者再也不想过父辈那样的生活，再也不想逆来顺受和自我封闭于社会公共生活之外了。这样的劳动者素质决定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发展意识会发生变化，变化有助于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争取和保护自己应得的权益，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这样的变化不可小视，因为它是劳动者进行合法斗争，进而利用和平手段向未来社会过渡的个人素质基础。
第二，资本家观念的变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但是，要真正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与时俱进”，依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规则。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急剧扩张导致了企业的大型化，大型化需要新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出现以资本家的观念变化为前提。恩格斯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厂主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这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到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5]367。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外在社会历史情势使然，资本家不得不对企业进行所谓的“人性化”管理。试想，上万人甚至几万人的企业，如果工人因过度苛刻的生存条件而罢工甚至暴动，资本家的损失会有多大？“人性化”管理和生存条件的局部性改善产生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者预料之中的效果，工人阶级对暴力革命的诉求程度已明显降低。此种情况下还要不加分析地鼓动暴力革命，可预知的结果是失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为起义而起义的暴力革命视为“发疯”。
第三，社会保障性立法的出现。“人性化”管理不只是资本家的事情，国家也应按这样的思路想问题。德国的现代化之父俾斯麦是这种做法的先知先觉者。“从大约1877年开始，俾斯麦正在考虑一个综合性社会保险计划，作为一种解决劳工不满问题的方法的核心，他的基本目标是使福利立法变成帝国的支柱”。这一想法的结果是：1883年德国出台工人健康保险法，1884年出台工业事故保险法，1889年出台老年和疾病保险法。随后，欧洲大陆国家纷纷仿效德国，类似的法律相继出台[18]512-513,534。这些法律的出台是重大事件，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其他生存条件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有了法律保障。虽然统治者立法的目的是平抑劳动者的不满，但在客观效果上有助于劳动者与不良资本家展开合法性斗争，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成了劳动者为改善生存条件而斗争的保护伞。依法而来的合法斗争手段便能改善劳动者的劳动和其他生存条件，为什么还要进行风险更大的暴力革命呢？看来，社会历史情势的变化使暴力革命成为备选但非唯一的方案。
第四，劳动者罢工、结社、组成政党参加选举和言论自由的合法化。19世纪60年代以前，统治阶级视劳动者的罢工、结社等行为为非法。如法国的《刑法典》规定，任何类型的协会——宗教的，政治的，文学的——只要超过20人就被视为非法[18]495。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禁止劳动者罢工、结社等的法律条款被从法律规定中剔除，欧洲大多数国家中的劳动者有了罢工、结社和言论自由等的合法权利。在这方面，德国的劳动者走在前头。1863年，德国工人总联合会成立，1869年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在言论自由方面，根据恩格斯的统计，“到1877年12月31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政党服务的定期报刊，总共不下75种”。而此时的“德国社会民党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国内其他一切力量，无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今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16]138-139。社会历史情势的重大变化决定了向未来社会过渡图式的重大变化，此时僵化地坚持暴力革命图式，只有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他们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16]141。恩格斯对这种死守暴力革命图式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恩格斯的不满有事实根据。“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 000张，1874年为352 000张，1877年为493 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张。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 000张，1887年为763 000张，1890年为1 427 000张。这时国家就手软了。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加到1 787 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17]543-544。恩格斯列出的数据能够说明问题，合法、合理和充分地利用普选权，再加上众多依言论自由法定权利而来的社会主义报刊的宣传鼓动，无产阶级政党能够领导劳动者利用和平手段实现由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
综上所述，诸多社会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构成了社会历史情势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促使马克思进行观点的重大调整，由主张暴力革命到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并举，有时对和平过渡的强调胜过对暴力革命的坚持。这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七、讨论性结论
马克思向未来社会过渡三种图式的思想已展示于上。我们能够从中受到什么启示并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1.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两种图式的普适性问题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图式有三种，从如何过渡的层面看问题是两种，即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两种过渡图式中的哪一种更具普适性？这是国际性和长时期争论的问题，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争论的情况便是如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各国的劳动者到底采用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手段实现向未来社会的过渡，其根据不是自己的主观好恶，也不是国际性组织的看法和指示，而是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势，马克思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制度、风俗和传统。如果三个方面的情况允许采用和平手段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马克思提到的是英国、美国和荷兰，恩格斯关注的是德国，那么，为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就是发疯”。制度、风俗和传统三个方面的情况适合用暴力革命手段，如马克思指出的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那么，和平过渡形式便不合时宜。两种情况说明，在不顾及特定社会历史情势的前提下，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两种图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具有相对于另一种的道德和理论优越性。一旦顾及到特定社会历史情势，相比较前提下的一方会显示出道德和理论的优越性。道德和理论优越性依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势而来，舍此而逐它，普适性问题会成为伪问题。
2.弹性和刚性社会问题
马克思为什么认为英国、美国和荷兰有可能采用和平手段实现向未来社会的过渡？俄国和中国为什么用暴力革命手段真的实现了向未来社会的过渡？从马克思对比英、法两国的情况以及俄、中两国的具体情况看，各自特定社会历史情势之间的区别实在太大了。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两个概念：弹性社会和刚性社会。弹性社会是劳动者具有某种程度和范围的合法民主权利的社会，如罢工权、结社权、组织政党权、自由参加选举权和言论自由权等。与此相对应，刚性社会中的劳动者则不具有这些权利。统览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劳动者有否上述合法的民主权利是判断标准，有上述合法民主权力的社会是弹性社会，这样的社会适合用和平手段实现向未来社会的过渡；劳动者无上述合法民主权利的社会是刚性社会，这样的社会要实现向未来社会的过渡，只有暴力革命一途。
表面看问题已经解决，实际是还有问题等待我们思考。弹性社会和刚性社会的差别从何而来？起码，弹性社会有三个方面的情况不同于刚性社会。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作为弹性社会的国家都具有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传统。基督教教义中的基本内容之一是面对上帝，从君王到平民都是子民，子民之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资源稍加改造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潜在理论前提有两个，权利与义务对等，人人享有与他人平等的权利。这样的思想资源有助于形成民主传统。笔者如此说并不否认劳动者合法民主权利的获得需要争取和斗争，但争取和斗争中，思想资源显然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是古希腊文化，这一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中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原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思想渊源之一。弹性社会中的不同国家在设计国家制度时受到了古希腊政治文化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的作用之一是有助于劳动者通过不同形式争取和获得相应的民主权利。第三，西方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灵俗二元的特殊社会结构有助于商品经济进而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进而市场经济长达几百年(从11世纪开始)的发展和积累，为劳动者争取和社会赋予劳动者相应的民主权利提供了物质财富前提[1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俄国和中国，上述有利条件都不具备，难以形成弹性社会，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有高压和刚性的统治方式可选择。在这种刚性社会中，劳动者要争取自己的解放，实现向未来社会的过渡，只有暴力革命一种选择，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无异于与虎谋皮。
3.是否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判断标准问题
暴力革命和和平手段两种向未来社会过渡图式的并存带来了理论上的困难。判断是否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的标准是什么？在传统的理解中，实现过渡的唯一图式是暴力革命，由这种革命完成国家政权的更替便是实现了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就曾谈到过政权屡次更替，这种更替并不是革命[13]682。和平过渡图式也存在问题，维持政权的机构、人员基本未变，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的标志在哪里？仅仅一个特定党派执政和派出主要官员就算是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了吗？
上述问题的提出是误解马克思原生态思想的结果。例如，人们往往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高调宣示，但忽略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本质性规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53据此可以判定，没有“个人自由发展”的所谓已实现过渡的社会，不能说是真正实现了向未来社会过渡的社会。又如，人们往往关注于《资本论》对剥削、压迫和暴力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论证，但常常忽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劳动制度的本质规定。这一规定告诉我们，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以后的劳动制度应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劳动者的人类本性[7]928-929。缺乏这种本质规定的劳动制度能说是已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的社会中的劳动制度吗？马克思对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判断标准，有自己的理解和规定。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确实重要，但这样的改变应具有实际内容而不是徒有其表。实际内容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劳动过程使劳动者有尊严，真正能符合和体现劳动者的人类本性，劳动者的劳动应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162。
第二，在政治上，已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的社会是全新的社会，这种社会在“制度、风俗和传统”等方面真正能体现劳动者的主权，起码，劳动者在罢工、结社、组织政党和言论等方面具有充分的自由权利。这种权利起始于资产阶级社会，但它应比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应权利更充分、更完善和更能体现劳动者的人类本性。
第三，在文化上，劳动者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前提下，能“自由和有意识”地创造、维护和享受健康有益且与自己的需要相适应的文化生活。
符合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是马克思原生态意义上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判断标准，这样的标准在初始阶段或许难以达到，但作为最终目标，应是可欲的，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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