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述评论文,科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与政治、国家、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关系日益紧密。正如阿伽西所说，当代社会需要把科学技术的公共政策研究置于公共议程的优先位置，借此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又控制科学技术所孕育的权力。[1](P298)然而，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cience,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STPP)研究一直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领域迟迟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
到20世纪、21世纪之交，STPP研究才得到足够的关注，开始在STS领域大规模兴起，逐渐取代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SS)、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而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和研究范式。比如，柯林斯和埃文斯近年来极力主张“专业知识及经验的研究”(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SEE)，主要是试图确定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中专业知识和专家合适的位置和作用。[2]
目前，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全球超过40个大学或研究机构设有STPP或 SEPP(Science,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的研究计划或研究机构，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由于STPP研究涉及的问题域太过广泛，研究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其关注点、视角、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式等差异较大，因而整个研究显得比较零散甚至凌乱。本文试图从STS的视角对STPP研究进行总体的把握，初步探讨STPP研究范式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从SS、SSK到STPP
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又不可忽视的新趋势。第一，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S&T)成为科学、技术存在的基本形态。第二，科学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日趋紧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第三，正如D.J.普赖斯所言，“小科学”发展成为“大科学”，科学技术成为大规模团队合作的事业。[3]第四，鉴于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个国家普遍开始引导、规划和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五，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暴露出来，环境、能源、气候、人口、生态等所谓“全球性问题”或多或少均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第六，科学原理、技术工具和数学方法被引入社会管理领域，以调控资源和人员为目标的企业管理、人事管理、博弈论、信息论、规划论等社会技术兴起，政治活动和公共决策日益科学化。
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逐渐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基本理解。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因此将科学视为社会体制的STS研究兴起。STS这一名称源自默顿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狭义的STS常常指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科学社会学，尤其是默顿及其学生(如巴伯、朱克曼)、同道者形成的“默顿学派”，他们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科学体制的内部问题。本文所称STS为广义的理解，它研究作为社会体制的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对象既包括科学体制内部也包括科学体制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和方法亦不局限于社会学。SS是STS的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科学体制化过程、科学的社会组织形式、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奖励、科学权威、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默顿学派代表作有《科学与社会秩序》(1952)、《科学社会学》(1973)等，该学派还创立研究机构，授予专业博士学位，在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当时STS研究的主流。
虽然SS着力研究科学体制内部问题，但是它回避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学分析。它认为科学知识生产本身是客观的、不受社会性因素影响的追求真理的过程，属于认识论而非社会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德国出现了以舍勒、曼海姆等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SK)，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联系问题，代表作有《知识社会学的尝试》(1923)、《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等。SK对自然科学的关注不多，70年代SSK研究兴起，秉承SK的思路并将社会学分析扩展到自然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大胆地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活动的核心生产过程，其基本问题是：科学知识是如何被社会建构出来的，主要研究包括：实验室的知识生产、科学家群体的人类学考察、案例研究、女性与科学研究等。SSK的兴起对STS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以至于巴伯称之为“一场创造性的革命”[4](中文版序言，P10)。早期SSK研究中心在英国，以爱丁堡学派(布鲁尔)、巴斯学派(柯林斯)和约克学派(马尔凯)为主要代表，后来SSK的影响遍及欧美，90年代在STS领域占据了主流位置，取得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代表作包括《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1974)、《知识和社会意象》(1976)、《科学与知识社会学》(1979)等。
实际上，在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交汇处进行理论探索，尤其是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比如《科学与社会秩序》中就设专章讨论科学的社会控制问题。但是，STPP研究在STS领域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更多的相关研究属于管理学和公共管理的领域，主要聚焦于科研管理、科技政策问题，逐渐确立了科学技术是一种全球供给、流动和消费的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基本立场。科学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如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科学技术知识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其效用不能也不必进行分割)，消费的非竞争性(某一个体对科技成果的消费，并不排斥、妨碍其他个体同时消费它)，受益的非排他性(科技成果一旦公开，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人使用它并因此而获益)。科学技术作为公共产品的立场蕴涵了两个核心观点：(1)科学技术同样具有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可避免市场失灵和“搭便车”的问题，因而必须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由政府对外部性进行纠正；(2)科学技术是属于社会公有的宝贵财富，既应该被全社会所享用而惠及每个社会个体，也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由全社会来促进、管理和控制。前者奠定了STPP研究的合法性，后者则确立了STPP研究的民主原则。
实际上，STPP研究民主原则的阐明与SSK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SSK以建构主义的立场对科学进行批判，把科学生产看成社会建构尤其是社会利益作用的过程，而不是纯粹客观的探索真理的过程，进而从各个角度对科学和传统科学观进行攻讦，包括认为当代科学已经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成了以真理之名行权力、控制乃至奴役之实的强权，科学家成为排除异己的新牧师。如巴恩斯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以专门的非个人知识为基础的世俗社会，这个社会赋予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如同我们的前辈们承认牧师和宗教教义所拥有的地位。”[5](P1)富勒则认为：“直到此时，也就是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在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下，科学开始具备许多使得宗教成为早期权威来源的特点。”[6](P146)因此，他们反对以科学的专业性为理由而把科学置于公众的民主监督之外，反对外行不能干涉科学事务的主张。SSK的主张与激进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反科学思潮合流，于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终在90年代末激起了与科学支持者之间的著名“科学大战”(Science War)。之后，虽然SSK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以布鲁尔为代表的“强纲领”极端观点被修正，但是包括民主原则、建构原则在内的一些核心观点逐渐深入人心。
20世纪、21世纪之交，STPP研究开始在美英和欧洲大规模兴起，近年来已经成为STS领域的主流。今天STPP研究聚焦于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交叉领域，着力对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远远突破了早期的科研管理和科技政策的范围。实际上，当下的热门的全球性问题均或多或少地与STPP相关。因此，STPP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问题学特征，围绕具体问题整合跨学科的研究资源，以期获得某种对策性的知识。STPP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人(社会)的关系，应用公共政策杠杆，让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让科学技术惠及全社会。应该说，目前STPP正在兴起，还没有完全形成成熟、一致和整体的研究范式，不同视角、不同学科、不同问题的研究正处于相互碰撞、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虽然STPP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者，但目前要确定代表作、代表人物为时尚早。STPP主要相关专业期刊包括：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Technology in Society、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search Policy等。
需要指出，从SS、SSK到STPP的发展过程，并非取代或升级的过程，而是STS领域热点增生、主流更替和问题域扩展的过程。STPP成为STS的新主流，并不意味着SS、SSK研究的消失，它们至今仍然占据应有的位置，并且三者之间不断进行深层次借鉴、补充和融合，推动STS研究朝着一体、全面、有机的方向发展。
二、STPP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
虽说STPP研究尚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但目前已经表露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某些基本立场、方法方面的特点。
(一)STPP的基本立场
1.对科学技术持审度的立场
大致来说，人们对科学的总体看法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辩护、批判和审度三种取向。[7](P294-296)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辩护者着力证明科学的合理性，后来以另类科学哲学为代表的科学批判者着力否定科学技术的价值，而审度立场是近年来出现的更为多元、理性、宽容地看待科学技术的新取向，主张对科学技术进行谨慎、历史和具体的审度，反对极端立场，避免极端的科学技术乐观论和悲观论。SS坚持传统的辩护观点，试图从社会学角度说明科学的优越性，这从默顿“科学精神特质”的观点就可得到佐证。①SSK尤其是“强纲领”SSK是另类科学哲学的主力军之一，力主批判科学技术。而STPP坚持审度立场，反对对科学技术进行笼统的判断，反对割裂具体的历史语境孤立地看待科学技术，而主张既要看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正面效应，又要保持对其负面效应的警惕，认为最关键的是在不断增进正面效应的同时抑制负面效应。
2.对公共政策持平衡的立场
在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实践中，效率和公平是一组常常冲突又必须兼顾的矛盾。在STS研究中，存在着类似问题，大卫·艾杰称之为“技治主义路线”与“批判路线”的冲突。[8](P12-15)前者追求的是科学技术投资和政策的理性回报，后者关心的是民主介入和分享科学技术，这两条进路一直分头前进，尚未有效融合。STPP研究坚持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其他社会子系统紧密相关的公众参与、社会调控、全民享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为少数人或某项指标如GDP增长服务的权力工具。
第一，STPP处理的不仅是政府—科学技术的以科学技术生产率为唯一目标的二维关系，而是社会各子系统—科学技术的以“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为最高目标的多维关系。
第二，STPP反对把涉及科学技术的公共政策看做是政府经研究、分析之后单方、单向制定的强制性规范，而视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博弈的可商谈契约活动。
第三，STPP研究和实践活动认可政府的主导地位，但主张同时要尊重、鼓励和落实公众、行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
显然，STPP与传统的科技政策、科研管理基本立场是有区别的，后两者主要试图通过政策引导、控制和促进科学界生产更多的创新成果。
3.在“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融合科学与人文
自斯诺于1959年发表《两种文化》之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成了广受关注的问题。STPP既反对“科技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决定社会文明发展)，亦反对“科技孤立论”(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文明影响不大)，而主张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对人为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如技术分析中工程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对立)。STPP研究所要处理的并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亦并非纯粹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权利和利益协调的问题，而是同时囊括了两者。“除非公众的态度和价值标准得到辨认、尊重并与科学及其他因素一同加以权衡，否则政策制定者将发现在任何一个含有科学成分的议题上都很难赢得公众的支持。”[9](P2)STPP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的最高宗旨，主张必须要发展科技，但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STPP既不认为科学技术能做到的都要去做，也不主张限制、减缓甚至阻滞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于坚持科学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在科技以人为本目标的指导下，STPP研究的任务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制定政策，而是包括公众理解科学、政府引导科学、社会包容科学等多重任务，评价指标亦从传统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的科技生产率单一标准转向多层次、多维度和异质性的标准体系。
(二)STPP的方法论
1.实践导向
STPP是兴起于、服务于实践需要的问题学研究，而不是某种理论冲动的产物。STPP研究紧跟时代，指向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的热点问题，不断扩大问题域，而有点忽视理论化、体系化研究，这也是目前STTP基础理论滞后的一个原因。STPP研究从实践论而非知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看做是显著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一体化力量。STPP研究反对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强调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具有鲜明的对策学意味。
2.方法集成
STPP研究自觉地集成了各种异质性的方法，只要有助于问题的识别、分析和解决。
第一，集成了STS领域的特色方法和理论资源，一是囊括了SS研究常用的结构—功能分析、引文分析、内容分析、科学家集体传记研究等方法，还有SSK研究常用的实验室研究、人类学、案例研究、科学修辞学、行动者—网络分析等方法；二是对持辩护、批判和审度等不同立场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资源给予同等的关注，因而STPP的理论资源异常庞杂。
第二，集成了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包括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有用方法，尤其是STS、公共政策和科技管理领域的方法。
第三，集成定性和定量、宏观和微观不同层面的方法，尤其重视模型、仿真、统计、决策学、运筹学、数据挖掘等科学化方法的运用，力求在总体理解问题的同时达致可操作的具体把握。
3.地方特色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不同地方的科学技术差别不大。但从实际应用来看，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如网络购物的运营模式和状况以及消费者习惯、网购文化等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差别很大。因此，STPP研究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与当地的文化背景、历史变迁和社会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关系，因而大多数STPP研究均有丰富的地方性经验材料做支撑。当然，这并非意味着STPP的地方性研究没有全球共性的成分，或者不同地方研究之间没有借鉴价值，而是意味着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研究。
4.反身张力
STPP研究以当代科学技术与人(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关系为基础，而反过来研究结果通过公共政策又会改变上述关系即“纠偏”。另外，STPP研究还要着眼于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目的是提前准备和部署应对即“预应”，因而STPP研究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愿景的预测，而技术预测反过来又对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影响很大。“纠偏”、“预应”中包含的反身性关系要求STPP研究在科学技术及其与人的关系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现实和愿景之间保持足够的方法论张力，不断反馈调整、消除误差，逐渐朝着合理的方向前进。
三、STPP研究的主要内容、问题和文献
对既有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可以粗略地梳理出STPP研究三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公共决策中科学、科学家的角色研究
当代政治运作的技治主义特征是全球普遍现象，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往往要征召科学家，运用科学方法以实现政策考量的理性化、科学化和精确化。瓦格纳认为：“科学总是应采用三种形式给公共政策提供建议：作为执行机构的雇员和顾问，法庭中的专家证人，作为立法机构的建议者。”[10](P765)这也许是美国的情况，也可能是不全面的总结，比如科学家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某些高新技术争论(如转基因食品安全)，通过公共舆论间接地影响公共决策。大致说来，这方面的STPP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公共决策中自然科学技术工具和证据，如它们的地位、运用、改进等；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公共决策，如专家地位、参与形式以及缺陷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与公共决策，如社会技术的运用和限度、社会科学家公共决策角色等，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方面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应该有区别；公众理解科学与专家决策，等等。
(二)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公共政策研究
这是STPP研究中最先受到重视的内容，成果颇为丰富，目前的问题是要从传统研究向新范式转型。一开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以支持在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发和应用上做出理性的决策。后来，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放弃把科技生产率作为唯一目标，而从整个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视角审视科学技术政策问题。大致说来，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科研管理与技术创新、科学体制的建设与运行、技术研发活动的引导与规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调控、工程研究，等等。
(三)与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科技)社会冲击相关的公共决策研究
这是目前关注度最高的STPP研究内容，亦是最具问题导向和跨学科特色的研究领域，跨度非常大，异质性程度非常高。公共政策在沟通、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极大地增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贡献，认识、预测和减缓其负面后果，让相关过程、结构或关系更为有效、更为有利，让科技发展真正增进人类福祉。大致说来，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的社会风险、科学技术与经济运行、科学技术与国家行政、科学技术与军事活动、科学技术与文化繁荣、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与民主、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高新科技的社会冲击及其应对，等等。
在STPP研究宽广的问题域中，近十年来成为全球范围内热点的具体问题至少包括：
(1)科学技术、能源与环境。减少能耗，使用清洁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消除环境污染，减缓气候变化以及减轻工业活动对环境、健康的危害，需要运用新科技，更需要公共政策的协调、组织和平衡，涉及能源政策、气候政策、环境政策、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
(2)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既因为它在武器系统中的角色，也因为它在社会监控中的作用，还因为它在国家竞争中的影响。核材料管理、核武器与核能和平利用、军控与军售、科技与恐怖主义、科技与大国外交、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转移与传播等研究，近年来在STPP领域成为热门。
(3)高新科技群公共政策研究。主要涉及信息通信技术群、生物医药技术群、纳米新材料技术群等，包括数字鸿沟、信息隐私和安全、数字知识产权、遗传数据与资源保护、克隆技术的社会风险、转基因食品安全、医药科技与医疗健康政策等。
(4)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似乎没有得到充分估计，应该从当代社会的基本构架、运行逻辑和核心动力层面而不是具体的实用主义层面理解。科技创新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创新制度、创新方法与扩散、创新战略选择、技术研发(R&D)管理、创新人才培养与全球流动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5)科研失范与科研管理。当科学成为从业人数庞大的一种社会职业，早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受到各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职业动机的冲击，科研失范成为全球性现象，必须研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研伦理、科学越轨治理、科学的社会控制等新问题，以规范科学界的运行和发展。
(6)公众理解科学。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从英国向全球蔓延，力求实现公众与科学进行有效的对话，消除社会对科学的信任危机，促进公众实质性参与科学技术的相关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公众科技风险认知、公众参与和专家决策、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等诸多问题。
STPP研究涉及的文献非常庞杂，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1.STPP一般研究
目前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主要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60，1980)，作为V.布什提交给美国总统的有关美国战后科技发展的官方政策报告，讨论了政府与科学的关系、培养科技人才、科技与医疗健康、科技与就业、科技情报交流、美国科技战略等问题，提出国家和政府必须促进科技进步的著名观点[11]；《技术的社会控制》(1980)，讨论了社会控制技术的难点和方法，以及技术与军事、技术评价、技术监测、能源与环境政策、专家在决策中的角色等问题[12]；《科学、技术和国家政策》(1981)，讨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经济、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科学技术的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等问题[13]；《人民与科学技术：发达工业社会指南》(1984)，讨论了STPP研究若干理论问题，以及食品和农业、健康和医药、能源支持、军事技术、通信和传媒、科技控制和控制科技等具体问题[14]；《第五条分支：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科学顾问》(1990)，讨论了同行评议和科学规范、环境保护政策、清洁空气政策、食品药物政策、技治主义等问题，主张以政治理性化促进科学以人为本②；《风险和社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互动》(1992)，讨论了科学技术与风险分析、评估，以及医疗健康政策、核废料与核风险、空气质量与环境政策等问题，呼吁对科学技术的社会风险予以公共政策的应对[15]；《科学家和国家：国内结构与国际语境》(1994)，讨论了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苏联、巴西、德国、印度和以色列的宏观科技政策演变[16]；《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确保研究的诚实和生产率》(2000)，讨论了科技政策的结构和边界，以及确保科研诚实、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提高科研生产率、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关系等理论问题，强调在学术自由与国家规划之间保持平衡[17]；《科学、技术与治理》(2001)，讨论了政府与科学界、工业创新政策、科学自治与科学家社会责任、技术时代的国际关系、军事研发管理、科技创新战略、技术与就业、科学与民主等问题，全面揭示科学技术对政府活动各个方面的重要影响[18]；《型塑科学技术政策：下一代研究》(2006)，汇编了STPP领域的诸多前沿研究，涉及科技伦理、科技研发、创新政策、食品安全、环境政策、高校科研、信息科技政策、城市交通、基因科技政策、技术转移等[19]；《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行动中的开放系统》(2006)，从技术与自由市场、科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政策工具、信息科技政策、卫生医疗政策、环境气候政策等诸多方面研究了当代美国科技政策的新动向[20]；《为发展服务的科学技术政策：在界面对话》(2006)，着眼于南北世界STPP问题的比较，涉及非洲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穷人优先政策、国家科技合作、农业科研政策等问题[21]；《破坏科学：社会运动、美国科学家和军事政治，1945—1975》(2008)，梳理了美国科学技术发展与军事、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演变，力主科学技术摆脱军事工业集团的控制而实现为人民和民主服务。[22]
2.STPP具体研究
某些研究文献在STPP具体问题的探讨中很重要，如：《美国智库：一项科学政治学调查》(1975)，专门探讨美国不同类型智库的历史、运行、特点、作用和趋势等，指出美国智库对美国乃至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23]；《美国核武器政策的未来》(1997)，从转变核武器政策的原因、既有核武器政策框架、未来政策框架以及核武器控制等方面专门研究美国核武器政策，提出核武器政策必须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改变而及时进行调整[24]；《介入与反思：医学伦理的基本问题》(2000)，专门研究器官移植与捐献、防治艾滋病、安乐死、医生职业道德、人工生殖等医学伦理问题，它是全球许多大学医学伦理课程的基本参考书[25]。
3.STPP研究的理论资源
在切入具体研究之前，研究者需要了解反思科学技术的某些理论成果，作为STPP研究的理论导引、借鉴和基础。从STS的视角看，除了上述SS、SSK的代表性文献之外，还包括其他经典著作，如《两种文化》(斯诺)、《技术社会》(埃吕尔)、《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小科学，大科学》(普赖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丹尼尔·贝尔)、《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布朗)、《科学与文化》(阿伽西)、《增长的极限》(米都斯)、《第三次浪潮》(托夫勒)、《理性地捍卫科学》(苏珊·哈克)、《科学与社会》(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技术论手册》(希拉·贾萨诺芙等)等。当然，在STS之外，其他学科还提供了许多可用的理论资源，如政治学领域D.K.普赖斯的《政府和科学：它们在美国民主中的动态关系》(1954)[26]、《科学的财产》(1965)[27]。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PSA)还设立了D.K.普赖斯奖，每年评选一本科学技术政治学研究的佳作。
四、结语
总的来说，STPP研究方兴未艾，没有完全成熟，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目前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不同学科研究视角缺乏有效交流和有机融合，基础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因而研究的整体性、通约性不强。第二，虽然既有研究关注非西方的STPP问题研究，但是此类研究往往更多地将西方研究成果、观念移植到非西方背景中，因而语境性、地方性仍有待加强，以真正实现不同文化背景中STPP研究的相互借鉴。
中国的STPP研究的兴起稍晚于西方，尽管总体还显得较为薄弱，但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发表一组“科学技术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专题论文引起反响。刘大椿等认为，当前中国公共政策需要应对的科技发展问题主要包括举国体制、保障学术自由、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协调、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或分立、科技成果既具有功利性又是公共品、学术规范恰当运行等。③在STPP具体问题研究领域，STS领域的中国学者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突出的如邱仁宗对生命伦理尤其是医学伦理的研究[28]，曾国屏对技术创新的研究[29]，肖显静对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研究[30]，等等。
就问题域而言，中国STPP既有研究成果涉及的范围并不比西方狭窄，但最大的问题同样在于研究范式尚未转变，因而与传统的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研究差别不明显。在未来的研究中，范式转变是首要的工作。除此之外，首先要凸显研究的中国语境，着力关注中国特色问题；其次要打破学科建制导致的研究视角之间的隔膜，围绕实际问题组织有效的跨学科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最后要强调STPP研究的实践性、对策性和操作性，更多地运用实证方法、量化方法和科学化方法，深入采集和挖掘数据，重视中观、微观领域的具体问题研究。
总之，STPP研究大有可为，值得深入拓展。
注释：
①按照默顿的说法，所谓“科学的精神特质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3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默顿提炼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精神等著名的规范，把科学看成纯粹追求真理的理性活动，为科学的成功进行行为规范方面的说明。但是，默顿规范一经提出就引来大量的质疑，很多人(包括米特洛夫、巴恩斯、多尔比等)认为他把科学规范美化或简单化了，在实际科学活动中与默顿规范相反的“反规范”行为大量存在。
②Sheila Jasanoff.The Fifth Branch: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作者作为哈佛大学STS项目的负责人，是STPP领域目前重要研究者之一。除了该书外，她还有几本STPP方面的重要著作，如：Sheila Jasanoff.Science and Public Reason.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2; Sheila Jasanoff.Designs on Nature: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Sheila Jasanoff.Science at the Bar:Law,Science,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③参见刘大椿、黄婷、杨会丽：《论需要公共政策应对的科技发展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新华文摘》2011(12)转载；刘大椿：《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载《解放日报》，2012—11—24，《新华文摘》2013(4)转载；刘大椿、杨会丽：《公共政策何以攸关国家的科技定位》，载《教学与研究》，2011(12)；刘海波、刘金蕾：《科研机构治理的政策分析与立法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田鹏颖：《从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看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徐冶立：《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