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国家论文,假定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11－0129－25
一、引言
在无政府状态下，作为系统单元的国家在功能上不存在差异，这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厦得以建立的重要假定之一。① 由于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演绎性的理论体系，② 因此，国家功能无差异这一假定的可靠性将直接影响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所有理论假说、推论和解释的正确性。不过，尽管学界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自其问世以来就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几乎已经涉及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但却很少有学者将质疑的矛头指向这一假定。③ 这似乎意味着，在研究结构现实主义时，国家功能无差异这一假定是最不需要后来的理论批评者投入精力的环节。
然而，尽管数量很少而且都未能引起学界特别的关注，但还是有学者针对这一假定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约翰·拉格（John G.Ruggie）的批判主要针对华尔兹对相关概念理解的准确性。他认为，“分异（differentiation）”应是指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分离（separation）。④ 然而，正如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K.Ashley）所指出的，国家的同一性是新现实主义的一个先验性的假定，⑤ 因而这一批判并不能真正动摇华尔兹理论。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通过考察古希腊城邦等古代无政府体系，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仍然可能存在功能差异。⑥ 但正如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说，即使这种情况属实，对华尔兹理论的批驳也是无足轻重的。⑦
真正值得学者们注意的是施罗德对华尔兹这一假定的批评。施罗德尖锐地指出，作为定义国际结构的第二个维度，国家的功能是变量而非常量，各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各种不同的功能。⑧ 假如施罗德的这一论点成立，就意味着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一个硬核将被更换，从而会导致这一研究纲领从内部被推翻。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学界显然并未太在意施罗德的这个质疑，而就连施罗德本人似乎也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批评暗含的理论意义。⑨
沿着施罗德开启的思路，笔者将系统考察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问题。通过对华尔兹理论本身的分析，并参照系统论、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笔者将首先证明华尔兹对国家功能所做的假定是不恰当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重新界定国家功能，并由此提出一个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将国家功能作为与国家间实力分布相并列的自变量，考察其对国际结果和国家行为的影响。与原来的结构现实主义相比，国家功能理论不仅能够预测新的事实，化解现实主义阵营中长期存在的分歧和争论，而且还能为体系的进化提供新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功能理论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国际政治本质的理解，并为国际关系的和谐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施罗德对华尔兹的批评：孰对孰错？
（一）施罗德的批评：偷换概念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反复强调，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生存的压力，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让自己“专业化（specialization）”。但施罗德却针锋相对地指出，正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国家除了自助，还会努力展示自己所拥有的某种其他国家所需的国际功能，从而获得“他助”。施罗德进一步指出，那些在国际体系内成功实现专业化的国家，甚至会在它们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再保卫自己的情况下，仍能继续生存和繁荣很长时间。而那些没有很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的国家则很有可能走向灭亡。整个国际体系的延续、稳定与和平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之间是否充分实现了功能的分化。⑩
为了证明这些观点，施罗德列举了19世纪前半期（1815－1848年）欧洲国家的功能差异。例如，那一时期英国的功能是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保护弱小国家、促进宪政自由、鼓励商业以及维护和平；俄国的功能是捍卫君主制、阻止各国的革命运动、保护小国不受其他大国威胁；荷兰、比利时等小国的功能是为英国等国家提供阻止法国扩张的屏障；等等。(11)
施罗德的这一批评无论是否正确，但至少误解了华尔兹对国家功能的定义，从而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从他的批评中我们不难看出，施罗德所指的“国家功能”是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功能的享用者是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其他国家）。而华尔兹所指的“国家功能”则是指国家的对内功能，功能的享用者是国家内部的社会成员。华尔兹在论述国家功能为什么具有相似性时这样写道：“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每个国家都是在重复其他国家的行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机构来制定、执行和解释法律法规，征收赋税以及实施自卫。每个国家都依靠自身的资源和手段为其国民提供食物、衣服、住房、交通和福利设施……国家功能的相似性以及各国相似的发展路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人印象深刻。从富国到穷国，从古国到新国，几乎所有国家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经济、教育、卫生、住房、文化、艺术等几乎所有方面的调控。”(12)
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华尔兹所说的国家功能，是指国家对本国国内社会所提供的服务。(13) 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称，国家的功能是没有差异的。这也就意味着，施罗德和华尔兹虽然都在使用“国家功能”这个概念，但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却是迥异的：前者用它指涉的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功能，后者则用其指涉国家的对内功能。显然，施罗德在这里“偷换”了华尔兹的“国家功能”定义。
（二）国家的功能：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华尔兹的定义？
尽管施罗德的批评从逻辑上是无效的，但却启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华尔兹和施罗德对国家功能的两种界定方式，究竟哪个更加恰当？更确切地说，对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而言，究竟是他本人所定义的国家功能与之更一致，还是施罗德定义的国家功能与之更相容？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功能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
尽管华尔兹的理论向来以逻辑缜密享誉学界，但笔者要指出，华尔兹所定义的国家功能的确与其构建的理论本身存在严重的不相容。如果假定结构现实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都没有问题，那么对于国家功能这个决定国际结构的重要概念，我们应该接受的是施罗德而非华尔兹自己的定义。
由于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理论概念，正如华尔兹所说，理论概念一旦脱离理论本身就会毫无意义，(14) 因此笔者的批判将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理论思想。
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华尔兹的定义没有坚持类比（analogy）的一致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类比是华尔兹赖以创建结构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方法。首先，他将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相类比，据此确定了定义政治结构的三个指标（排序原则、单元功能和单元能力）。(15) 其次，他又将国际政治同微观经济世界相类比，据此分析和阐释了国际结构对国际结果和国家行为的影响。(16) 在前一个类比中，国家与国内政治体系中的政府机构相对应；在后一个类比中，国家与市场中的企业相对应。
如前所述，华尔兹是以“满足国内成员的需要”来定义国家的功能的，作为与国家相类比的对象，国内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应该按照“满足内部成员的需要”来定义它们各自的功能。具体来说，公司的功能就是满足公司内部成员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政府部门的功能就是满足内部成员政治利益（权力）最大化的需要。但问题是，依据这样的定义，所有企业的功能、所有政府机构的功能岂不和国家的功能一样，在各自所处体系中都是彼此无差异的了吗？如果说国家的相似性是因为国家都想在国际体系中生存，(17) 那么试问：又有哪个企业不是想在市场竞争中赢利，而又有哪个政府部门不想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占得优势？如果国内政府部门在功能上也是无差异的，那么国内政治结构岂不和国际政治结构一样，也只需要依据政治结构的第一条和第三条指标就可以完整定义了？
但华尔兹却明确指出，在定义国内政治结构时，第二条和第一条、第三条指标一样都是必需的。(18) 他认为，国内政府部门功能的差异体现在，议会负责立法、拨款、建立武装力量，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法院则负责司法以及对法律进行解释等。(19)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政府各部门的功能当然是不相同的。但请注意，这里“功能”的定义就变成了“满足体系内其他单元（成员）的需要”。这种定义功能的方式显然与上面所分析的华尔兹对国家功能的定义方式是截然相反的，反而与施罗德的定义方式相一致。也就是说，华尔兹是以“对外功能”来论证国内政治单元在功能上有差异，而以“对内功能”来论证国家在功能上无差异。
由于华尔兹对相类比的概念没有进行一致的定义，(20) 直接导致了理论建构上的两难：一方面，如果坚持类比过程中对应概念定义方式的一致性，那么国家的功能就应按照“满足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需要”来定义，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应如施罗德所指出的那样，不同国家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但这样一来，根据“国家功能无差异”这一假定所演绎出的一整套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很有可能被颠覆。而另一方面，如果坚持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单元的功能采取不同的定义原则，那么问题是，有什么理由在类比的其他方面都做到严格对应而唯独在单元的功能上采取不同的定义标准？如果存在这样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否会影响到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在其他方面进行一致类比的合理性？如果华尔兹本人或者结构现实主义的其他拥护者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个两难，那么结构现实主义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就将受到严重动摇，从而不可避免地损害该理论的可靠性。
第二，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华尔兹的定义违背了系统论的基本观点。
结构现实主义的建立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系统论思想的引进和运用。(21) 华尔兹在创建理论的过程中所强调的诸如“对部分的分别考察无助于准确把握整体的行为模式和结果”、“系统的结构对单元的行为有着最后的制约作用”等观点，都是一般系统论核心思想的直接体现。(22) 而“功能”这一概念则正是系统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华尔兹对国家功能的定义却与系统论的相关原则严重不符。
在系统论中，功能刻画的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由系统行为所引起的、有利于环境中某些事物乃至整个环境存续与发展的作用，称为系统的功能。(23) 从输入与输出的角度看，系统的功能就是系统把所接受的作用（输入）转换为对环境作用（输出）的方式。(24) 作为与系统结构相对应的概念，系统功能揭示了系统对外部作用的能力，反映了系统对外部环境施加影响和作用的功效。因此，系统的功能只有在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没有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无所谓功能。(25) 由此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系统的功能是指该系统的对外功能，而并非指该系统对其内部单元的功能。
如果我们不否认系统论关于系统功能的上述观点，同时承认华尔兹理论遵循和运用了系统论的基本思想，那么国家的功能就应当以国家这个系统的对外作用和影响来定义。换言之，依据系统论，国家的功能应是指国家的对外功能，而非对内功能。假如结构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华尔兹对国家功能的定义方式是合理的，那么试问：华尔兹理论总体上都遵循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而却在一个局部与其截然相悖，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哪里？
第三，从其借鉴的社会学理论看，华尔兹的定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不相符。
除系统论之外，社会人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甚至为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参考和类比依据。例如，不少学者都指出，华尔兹的理论与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主张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原则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26) 甚至华尔兹本人也承认“涂尔干的理论是找到难以捉摸的目标的好向导”。(27)但事实上，华尔兹的理论远未遵循这位“向导”所提供的路径。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的开篇就明确指出，劳动分工中所谓的功能，应是指生命运动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的相应关系，例如，消化系统能够满足有机体吸收养分的需要，呼吸系统能够满足运输氧气的需要。(28) 而社会成员的功能当然是指每个成员对社会其他成员以及整个社会的功能。涂尔干在他的另一部讨论社会学方法论的重要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也强调，社会现象的功能并非仅由它的效用来决定，而必须明确它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29)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涂尔干的确区分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社会类型，指出前者主要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观念和共同信仰组成，后者则形成于个体对社会其他成员功能的依赖。(30) 但这并非如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机械社会对应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秩序，有机社会对应国内政治的等级秩序。(31) 事实上，正是社会分工导致了有机社会的出现，而导致社会分工的则是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扩大而不是等级制的存在。(32) 如果我们将强制力的合法使用看成是等级制区分于无政府状态最重要的指标，(33) 那么反而是在等级制下，才更容易形成成员彼此相似的机械社会。因为只有强制性的刑法才能塑造共同一致的观念和规范，从而导致社会成员行为的一致性。(34) 而显然，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存在这种强制力，因此更易于出现功能相互依赖的有机社会。(35)
社会人类学中功能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艾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Radcliffe－Brown）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的存在需要一些必要条件，社会系统的某一部分为满足这些必要条件而做出的贡献就是所谓的功能。(36)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学者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也认为，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适的后果”。(37) 由此可见，在社会学中，功能的定义虽然会因学者的不同理论角度而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功能一定指涉的是社会成员及其行为对其他社会成员或整个社会系统的作用和影响。(38) 这一点与系统论对功能的界定完全一致，而与华尔兹对国家功能的定义方式截然相对。
以上分析的结果显示，华尔兹以“满足国家内部需求”所定义的国家功能既不符合类比的一致性要求，也不符合他所借鉴的相关学科对功能的定义原则。总之，华尔兹对于国家功能的定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本身并不相符，应当就此舍弃。结构现实主义中的国家功能应是指国家的国际功能，而非国内功能。这就意味着，国家功能是变量而非常量，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不能将它排除在外。
三、重新定义国家功能
国家功能无差异是华尔兹理论的一个假定而非推论，(39) 正如华尔兹本人所认为的，理论假定无所谓真假，而只在于由其推导出的理论是否有解释力，(40) 因此，仅仅指出一个概念的定义问题，远远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笔者将重新界定国家功能，并详细展示国家功能定义的更换将使原有的结构现实主义在理论融合、经验解释等诸多方面实现全面升级，甚至还有可能颠覆我们对国际政治本质的惯有理解。
（一）重新定义国家功能
通过上一节的批判，我们可以明确，“国家功能”这一概念不应指国家的对内功能，而应指国家的对外功能。确定了这一定义原则，与结构现实主义相一致的国家功能的恰当定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根据前文的梳理，系统论强调系统功能对环境其他部分以及整个环境存续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社会学中强调功能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将社会领域内的“功能”定义为某种能够满足其他社会成员需要的服务。
由此，我们可以将国家功能定义为：一个国家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其他国家各种需要的服务。在这一定义下的国家功能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正如施罗德所列举的那样，不同国家的功能是不同的，这种国家间功能的分异是真实存在的。不仅如此，现有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甚至都是以国家的国际功能存在差异作为其隐含的理论前提或重要的理论环节。例如，用以解释和指导欧洲一体化的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国家间能够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是国家间开展合作从而逐步实现一体化的重要原因。(41) 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半边缘国家就具有限制边缘国家要求，同时替代核心国家对其进行直接控制的重要功能。(42) 此外，本文还将论及，霸权稳定论的成立也同样依赖于霸权国特定功能的正常发挥。这意味着，如果有学者要质疑国家功能差异及其影响的客观存在，需要首先挑战甚至推翻这些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重新定义后的国家功能，作为一个变量，将会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存在变化。横向的变化是指，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家所发挥的国家功能会存在差异；纵向的变化是指，同一国家的国家功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43)
（二）国家功能的主体间性
重新定义后的国家功能具有鲜明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国家功能与太阳、核武器、国家实力这些概念不同，它不是一个自在的存在，而需依赖主体间的社会建构，从而深嵌于社会关系之中。国家是拥有自主意志和目的的施动者（agent），(44) 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某种“功能”，取决于它是否能满足其他国家的某种主观需要。假如没有其他施动者的主观需要，国家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国家功能的主体间性首先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发挥以及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仅仅凭借该国的自身意志和主观努力是无法决定的，而还需考虑其他国家的主观需要。
其次，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某种功能、具有哪些功能，都因“人”而异，因时间、情境而异。同一个国家对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功能，而同一种功能可能只针对某一部分国家。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对其军事盟国具有安全保障的功能，但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却显然不具有这种功能。又如，冷战后的中国对于俄罗斯具有提供政治和战略支持的功能，而对于美国则具有提供贸易支持的功能。
最后，国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其他国家的感知。一个国家具有某种重要的国际功能，这种功能也的确为其他国家所需，但如果其他国家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拥有这种功能，该国的这种功能也很难实现并发挥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8年上半年，中国还曾因为西藏问题、奥运火炬传递等问题一度陷入外交上的被动，而仅仅半年之后，到同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召开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提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相对实力不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骤然增强，就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其他国家开始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对于本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和功能。
（三）国家功能的分类
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其核心解释变量必须可观察和可操作。如上所述，国家功能具有主体间性，这很容易使我们对国家功能的讨论陷入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而一旦遵循建构主义的主张，用变量之间的建构关系替代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理论的核心分析逻辑，(45) 就将导致理论难以对现实做出可证伪的解释。(46) 值得庆幸的是，默顿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提示，他指出：如果不预先设定好功能需求的类型，功能分析就会很容易陷入同义反复或者事后解释的倾向。(47)
为此，笔者将预先确定国家功能的基本类型。根据上文的定义可知，国家功能直接与国家的需要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需要，才会存在什么样的功能。换言之，只要确定了需要的类型，也就随之确定了功能的类型。关于需要的分类，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做了有益的尝试。他指出，需要根植于人性，无须依赖社会的建构，人的需要按重要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自我尊重需要和超越需要五类。(48) 对这五类需要进行整合和调整，可以得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有的三种基本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本体安全需要。(49) 据此，我们可以将国家功能大致分为三类：满足其他国家生存需要的功能、满足其他国家发展需要的功能以及满足其他国家本体安全需要的功能。(50)
（四）国家功能与国家实力的关系
重新定义后的国家功能由常量变为了变量，这意味着原本由国家间实力分布这一个变量就可定义的国际政治结构，现在需要增添国家功能这一变量才能共同决定。那么这两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首先，国家功能与国家间实力分布是两个彼此独立的体系层次变量。诚如华尔兹所论，国家实力属于单元层次，国家间实力分布则属于体系层次。(51) 而根据国家功能的定义，只有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存在，国家功能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国家功能。因此，国家功能显然也是体系层次的变量。(52) 从概念上看，国家间实力分布指涉的是国家间的实力对比情况，而国家功能则是指各国对其他国家三种需要的满足情况，这两个变量之间显然是彼此独立的。
其次，国家功能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实力的影响，但不能还原为国家实力。受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影响，许多学者很可能习惯性地将国家功能纳入实力分析的范畴，认为国家功能的作用可以还原为国家实力的作用，并由此质疑国家功能这一自变量的独立性以及功能分析的必要性。应当承认，国家实力的确为国家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功能可以被还原为国家实力。其一，从国家功能的构成来看，国家实力只是国家功能众多来源之一，除此之外，例如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位置等都可能作为国家发挥各种功能的基础和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功能的构成不仅包括了国家实力这样的物质要素，而且还需要本国的意愿和努力以及其他国家的感知这样的主观要素。其二，从作用效果来看，国家功能对国际结果和国家行为的许多作用和影响是国家实力所不具备的。总之，作为国家诸多内部属性之一的国家实力虽然会对体系层次国家功能的发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它并不能替代或涵盖国家功能。
四、国家功能的作用
（一）国家功能的作用：再次类比市场和企业
华尔兹在用市场和企业做类比时，重点关注的是大企业的数量对市场结果和企业决策的影响。(53) 但微观经济学的常识是，影响市场结果和企业决策最首要的因素是供给和需求。(54) 华尔兹对这两个因素的忽视意味着他对市场的类比至少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而从需求的视角，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企业是如何通过发挥功能而获益的，进而可以类推出国家功能的作用机制。
经济学认为，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始终需要以市场需求作为其决策的依据。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时，市场价格会低于自然价格，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就会面临销售停滞、亏损等不利局面。而当某种商品供给小于需求时，市场价格就会高于自然价格，生产该商品就会赢利。(55) 因此，企业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利，会自发地调整自己投资、生产和经营的战略，以迎合和满足尽可能多的消费者的需求。(56) 而根据本文上一部分的定义，满足其他社会成员需要的服务即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功能，因此可以说，企业要想更好地在市场中获利，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尽可能多地发挥自己在市场中的功能。(57) 相类似地，国家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也会有益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更为深入的，我们需要明确国家功能使国家获益的作用机制。企业功能帮助企业获益的核心机制是交换。消费者之所以会给企业支付金钱，之所以甘愿让企业赢利，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通过发挥功能，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亦即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实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交换。相似地，国家功能使国家获益的作用机制也是交换，尽管这种交换没有市场中的交换那么明显和容易测量。例如，小国之所以甘愿接受霸权国的领导而不反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霸权国会发挥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功能。(58) 在这里，霸权国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国家功能换回了自己霸权地位的稳定。
让我们再回过头仔细考虑一下华尔兹对市场的类比。结构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可能会说，华尔兹在用市场类比国际体系时之所以没有着重考虑供给和需求，是因为他所用以类比国际体系的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而是由少数几个大企业主导的寡头市场。但笔者想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能成为他类比市场而不考虑需求因素的理由。
首先，即使是在寡头市场，寡头企业的决策同样需要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寡头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存在两个相抵触的效应：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寡头结构，销售价格总会高于边际成本，因而寡头企业每多销售一单位商品就将增加利润（即产量效应）；但另一方面，同样由于市场的寡头结构，寡头企业增加自己的销售量就会显著地扩大该商品在市场上的总供给量，这又会导致该商品市场价格的下降，使得该企业销售的利润下降（即价格效应）。因此，寡头企业在决策时，必然需要权衡这两种效应的大小。(59) 而由价格效应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寡头市场，商品价格依然会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寡头企业在权衡这两种效应的过程中，势必要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大小。
其次，更为严重的是，华尔兹用市场中的寡头结构作为唯一的类比项，来类比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两极结构，这种做法将导致微观经济学和他自己理论的一个矛盾。寡头市场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隐性的前提是，寡头企业所供给的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60) 因为只有消费者对该商品的价格变动不敏感，寡头企业才有可能较长时间地控制价格使其高于边际成本而不亏损。决定商品需求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商品可替代性的大小。可替代性越大，弹性越大；反之则弹性越小。(61) 如果用市场的寡头结构类比国际政治的多极／两极结构是恰当的，那么国家所提供的功能的“弹性”就应比较小，亦即其他国家为本国各种需要所提供的服务的可替代性应比较小。然而，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逻辑的一个核心环节就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甚至）只能通过自助来实现自己的各种需要。这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为本国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本国依靠自己也都可以解决。而这就意味着，国家功能的可替代性很大，因而国家功能的“需求弹性”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政治中是很难出现微观经济学所说的那种寡头结构的。在这里，华尔兹理论又出现了一个两难：如果华尔兹只类比大企业（大国）数量的做法是恰当的，那就意味着自助非但不是国家满足自身需要的唯一手段，而且最多只是一种次要手段；如果华尔兹关于国家自助的假定是正确的，那么他的这种类比方式就是不合理的。
总之，当我们通过类比市场和企业来考察国际体系对国家影响的时候，不仅不应遗漏而且还应重视系统内施动者的需求这一维度。换言之，应该重视施动者的功能对系统以及其他施动者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功能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通过交换的方式为本国赢得利益，巩固或提高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具体而言，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功能，那么其他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认可甚至支持那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国家功能的作用机制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硬实力的逻辑是：因为害怕你，所以支持你；软实力的逻辑是：因为仰慕你，所以支持你；而国家功能的逻辑则是：因为需要你，所以支持你。(62)
（二）国际政治进化与国家功能作用的增强
有学者细心地指出，华尔兹并非认为国际性分工绝对不存在，只不过由于很不显著以至于不必考虑。(63) 那么为什么在华尔兹的理论模型中，基于本文定义的国家功能的差异会“不显著”以至于使他认为不具备足够的理论意义而有意忽视呢？这是源于华尔兹理论的一个隐含假定：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是稀缺且没有任何外部保障的，因此国家的决策必须依据最坏的情况。由于生存安全总是面临威胁，因此国家的贴现因子很小，即只重视短期收益，而不关注长期结果。(64) 正是由于国家对生存安全的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长期结果的漠视，才使得在华尔兹的理论中，任何社会性功能的作用都必须服从于物质性力量的支配。(65)
但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批评者随即指出，国际政治并非如华尔兹所宣称的那样是“千年不变”的，相反，国际政治在不断地进化，能够从恐怖的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进化到更加安全的洛克式无政府状态和康德式无政府状态。(66) 不过，虽然学界关于华尔兹理论不能解释体系进化的批评由来已久，(67) 但直到最近，才由中国学者唐世平系统地揭示出国际政治进化的具体机制。他指出，由于征服成本的不断增大，大约以1945年为界，国际政治已经完成了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进化，并正在向新自由主义世界进化。当前，防御而非进攻已成为国家主导的安全战略。(68) 无论唐世平的理论是否准确，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大国间战争的消亡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国际政治的进化，国际战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征服性战争已经而且将继续变得越来越不可能。(69) 换言之，真实的国际体系早已不同于——如果曾经相似过的话——华尔兹理论所描绘的那个恐怖的世界。(70)
在国家的安全威胁不再紧迫和致命的情况下，国家开始关注较为长远的收益，愿意也敢于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交换，从而使得国家间的社会分工得以凸显。(71)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二战后西欧地区的国际分工现象非常明显，(72) 而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前提——正如华尔兹本人所揭示的——就是二战后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存在极大地保障了欧洲的安全，消除了欧洲各国间的安全疑虑。(73) 布赞也指出，较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将使得纯粹的国际体系进化为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则允许而且鼓励有功能差异的社会成员。(74)
总之，国际政治进化到目前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最基本的生存安全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保障，这将极大地促进国际社会的发育：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利用彼此提供的各种服务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而不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的国家那样，几乎只能通过武力掠夺或暴力强迫来获取或保护自身的利益。这意味着，国家功能这一变量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的作用比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的作用要明显得多。国家功能的作用随国际政治的进化而凸显，这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华尔兹的体系理论忽视了国家功能这个变量却仍然能够对冷战之前的国际体系保持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但面对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却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其解释力的匮乏。
五、国家功能理论及其理论和政策含义
前文对“国家功能”这一概念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完整的国家功能理论。这个理论修正了华尔兹关于国家功能的假定，并相应地提出了两个新的理论假定：（1）国家有生存、发展和本体安全三种基本需要；（2）国家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满足这三种需要的功能。除此之外，国家功能理论承认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与这两个新假定及其推论不抵触的任何假定。国家功能理论是一个体系层次的理论，它包括了国家相对实力和国家功能两个核心的解释变量。
国家功能理论并不是全盘否定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而是从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入手实现对该理论的超越和升级。对于如何判定一个新理论是否可以取代旧理论，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标准：第一，新理论能够预言新的事实，而这些新事实按旧理论的观点来看是不可能的。第二，新理论能够解释旧理论所能解释的全部内容。第三，新理论的其他一些超量内容被确证。(75)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这里对本文所提出的国家功能理论做出全面的评估，但仍然可以对它所呈现出的一些最醒目的进步和优势做出展示。
（一）理论含义
第一，能够从体系层次对国家安全行为和国际安全形势做出更准确的解释和预测。
结构现实主义所做出的最核心的预言是，国家间实力分布总能恢复到大致均衡的状态。(76) 同时，由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安全只能通过自助来保障，因此制衡（balancing）是大国最主要的安全行为。(77) 但华尔兹理论的批评者立即尖锐地指出，制衡在历史上并不是国家唯一的安全行为，甚至往往不是主要的安全行为，而像后冷战时代这样实力分布长期严重不均、均势迟迟得不到恢复的状态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78) 无论华尔兹本人如何强调社会科学预测的不精确性，(79) 无论结构现实主义的辩护者如何创造像“软制衡”这样的特设性假说来挽救均势理论，(80) 也无论其他现实主义学者如何退回到国家层次寻找补充性解释，(81) 这些都无法掩饰结构现实主义自身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贫乏。(82)
而本文提出的国家功能理论则很有可能使这一切都发生显著性的改观。在国家功能理论中，国家的安全行为以及国际安全形势将不再仅由国家间相对实力这一个变量来决定，而是由相对实力和国家间功能差异这两个因素共同塑造。具体说来，国家的安全并非如结构现实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只能依靠自助，而是同时也依靠“他助”，即国家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功能，使得其他国家认可甚至支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83) 而其他国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能够为它们提供其所需要的功能。反过来，假如一个国家拥有发挥功能的能力但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功能，其他国家无法从这个国家那里获取它们所需要的生存、发展和本体安全等方面的需要，它们这时才真正变得只能依靠“自助”来满足自己的这些基本需要，此时，结构现实主义的那套逻辑便开始生效，其他国家将倾向于反对优势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国家功能存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变化。大国的国家功能在纵向上的变化将会影响到其他大国的安全行为，而各大国国家功能在横向上的差异则会影响到国际体系的总体安全形势。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对国家安全行为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如果拥有明显实力优势的国家（如霸权国、处于超越阶段的崛起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充分发挥了其国家功能，很好地满足了其他国家在生存、发展和本体安全等方面的需要，那么其他大国将很难采取针对这个国家的制衡行为。反之，如果相对实力占据优势的国家没有很好地发挥国家功能，那么它很有可能遭遇其他大国的积极制衡。
假设二：如果体系内的主要大国（主要指能成为体系一极的大国）所发挥的国家功能的差异性和互补程度较高，那么国际体系将趋于和平与稳定，国家间的合作将趋于常态化和机制化，国际体系的社会化程度将提高。反之，如果主要大国所发挥的国家功能趋于一致，那么国际体系将趋于紧张和动荡，国家间的冲突和摩擦将会增多，国际体系的无序程度将提高。
这是两个非常宏观的假设，它们是否比结构现实主义所做的预测更加准确，当然需要经过严格而翔实的实证检验才能得到确证。但中国学者刘丰最近的一项研究在客观上为上述假设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84) 这项研究同样是试图从体系层次解释和预测大国的制衡行为。刘丰认为，霸权的正当性（hegemonic legitimacy）是体系层次缓解制衡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霸权的可接受程度，并与制衡方受威胁程度一起决定了制衡的强度。为什么霸权正当性的程度提高了，霸权就变得“可接受”了呢？刘丰的解释是：如果霸权国“没有侵犯其他大国的核心利益，并且能够为其他大国提供好处，那么其他大国可以暂时不必对其进行制衡”。“主要大国防范的对象通常是其中侵略意图更明显、对自身核心利益威胁更严峻的潜在霸权，而选择追随能够为自身安全和其他利益提供保障的潜在霸权。”(85) 由此可见，在刘丰的理论中，霸权国之所以能够变得“可接受”，就是因为霸权国能够为其他大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而这种所谓的“好处”，显然就是本文所定义的霸权国的国家功能。也就是说，霸权国的“可接受性”正是霸权国发挥其国家功能的直接结果。
刘丰关于霸权可接受性与大国制衡行为关系的理论假设在他的研究中已经通过了较为系统和严格的案例检验，(86) 这就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笔者所提出的国家功能影响大国安全行为的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
第二，促成现实主义阵营中两大体系层次理论的融合。
在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长期存在着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的分野。(87) 华尔兹的均势理论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分别是这两种现实主义在体系层次的代表性理论。这两个理论共享着相似的结构主义逻辑，(88) 但对国际体系结果所做的预言却大相径庭：在前者看来，国际体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霸权国，(89) 大国间的实力均衡是国际体系的常态，在这种状态下的国际体系是最稳定的。而在后者看来，霸权国的存在是国际体系的一种必然状态，霸权国治下的国际体系才是最稳定的。(90)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理论的分歧？(91)
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均势理论忽视了国家功能的存在，而霸权稳定论虽然利用了国家功能的作用机制，但没有形成理论上的自觉。
霸权稳定论虽然被认为属于现实主义阵营，但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并不属于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隐含假定，即霸权国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92) 国际公共物品主要包括了国际安全保障、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机制等，(93) 它的供给规模会直接影响到霸权体系的稳定程度。正是由于霸权国对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才使得霸权体系下的一些潜在挑战者因为满意于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打消推翻现有霸权的动机。(94) 很显然，霸权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其本质就是在发挥它的国家功能。霸权国为其他国家提供能够满足其生存、发展等方面需要的功能，作为交换，其他国家接受霸权国的领导，霸权体系由此得以维系。而一旦霸权国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国家功能，或者出现了在国家功能方面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么霸权治下的稳定局面就会被打破，而这时国际体系的运转逻辑就会偏向均势理论的范畴，制衡行为开始出现，国际实力分布又会向均衡的方向发展。(95)
由此可见，无论是华尔兹的均势理论，还是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都只是国家功能理论的特例。当拥有相对实力优势的大国没有很好地发挥自身的国家功能时，此时的国际体系更适合用均势理论来描绘，而当优势大国很好地发挥国家功能时，此时的国际体系则会与霸权稳定论的预测更加一致。依照国家功能理论，如果将绝对的均势和绝对的单极霸权看做是国际体系的两个极端状态，那么体系内相对实力最强的大国国家功能的发挥情况就是调节国际体系进程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移动的重要砝码。(96)
第三，为国际政治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进化机制。
国家功能理论突破了结构现实主义难以预言体系进化这一理论障碍，揭示出国际政治进化的一个内在机制。
在国际体系形成之初，国家间的互动尚不密切，同时由于对生存威胁的恐惧，因而尚不敢将自身的需要诉诸其他国家的功能。但随着互动的加深，并且由于基本需要的客观存在和不断驱使，国家开始逐渐尝试利用其他国家的功能。又由于反馈和学习机制，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发挥自己的国家功能会对自己有利，于是逐渐开始主动地发挥自己的国家功能。这样，一个类似于涂尔干所界定的“有机社会”开始发育。一方面，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功能有需求；另一方面，国家也有通过发挥本国国家功能来换取利益的需求，国家功能的这种双向作用导致了国际分工和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
当然，这一进化过程在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仍是非常缓慢的，但当国际体系随着进化质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后，由于国家功能对国家行为所起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由它所导致的国际政治进化的速度也会明显加快。那些充分享受了其他国家的国家功能的国家以及那些充分发挥了本国国家功能的国家，都能够因国家功能而获益，因此，那些有助于国家功能发挥的国际规范会不断得到强化，国际体系的社会化程度随之不断加深。而国际体系社会化程度越高，国家功能的上述双向作用也就越明显，国家对国家功能的双层次依赖就会越强：由此就会形成一个促进体系进化的良性循环。基于国家功能的这种双向作用机制，未来国际体系的“有机化”和“制度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
唐世平所提出的国际政治进化的四个机制(97) 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政治由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进化，但显然无力解释由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向更高阶段（例如“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进化。国家功能理论正好能够为后者提供很好的解释，从而完善国际政治进化的理论。
第四，为国际政治的和谐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向导。
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的，是不可能实现和谐的。(98) 甚至某些非现实主义的学者也相信这一点。(99) 但国家功能理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国际政治本质的全新视角：国际政治曾经可能是冲突的，但它总是在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曾对“和谐”做过精辟的界定：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者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能够自动地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100) 然而，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居然还能自动地促进其他国家目标的实现，这对于所有现实主义者甚至对于国际关系专业的绝大多数学者和学生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一旦我们在传统的实力分析的维度之外加入功能分析的视角，这一切就变得可以想象，甚至顺理成章。
基欧汉在定义“和谐”时，特意举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市场模型为例：在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使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自动为社会整体的利益做出了贡献。(101)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企业之所以能获益，就源于其功能的发挥，即迎合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要想获利，就必须发挥其功能，而发挥功能在客观上的效果则是消费者需求的满足。由此就形成了企业越是自私自利，消费者就越受益的和谐局面。与企业功能相似，国家功能也具有使发挥它的国家和享用它的国家同时受益的作用机制：一国发挥某种国家功能，能够满足其他国家的相关需要，同时，需要获得满足的国家会反过来认可甚至支持该国的存在和繁荣。这样，如果大多数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彼此有差异的国家功能，就会形成如基欧汉所定义的那种和谐状态。(102)
根据前面的分析，随着国际体系的不断进化，国家功能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国家对国家功能的这种双向作用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明确，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国际体系进化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不断提升国际政治的和谐化程度。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功能理论并不断言国际政治最终一定会达到完全的和谐，而只是指出，基于国家功能的作用机制，国际政治会向着和谐化的方向进化。
（二）政策含义
随着国际体系的进化，时至今日，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受这种变化的影响，战争作为一种维护本国利益的政策选项，在大国决策排序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靠后，这就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国家不再能够凭借强制和暴力赢得利益。这就意味着，一个大国即使积累了很多的国家实力，也并不一定能够获得与之相称的国家利益。
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国以本国已有的实力资源为基础，充分发挥本国的国家功能，为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积极提供服务，就成为大国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地位的一种重要战略手段。大国积极发挥国家功能，就是要让更多的国家因为需要而支持自己，从而达到巩固和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目的。这对于当前中国的崛起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当前中国不仅仅面临如何继续增加国家实力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将国家实力的增长转化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根据上面的分析，中国应当积极调整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在现有的能力范围内，在各个领域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服务，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也会因此而减少很多的阻力。
六、结论：国家功能作为一项新的研究议程
受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体系层次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长期忽视了国家功能对国际结果和国家行为的重要影响。然而，华尔兹对国家功能的定义与他的理论本身存在严重的不一致。针对这一点，笔者重新界定了国家功能，并由此提出了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
在国家功能理论看来，功能就是满足需要的服务，不同国家的功能种类和功能大小往往存在差异。国家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就意味着充分满足了其他国家的需要，也就意味着给了其他国家支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理由。正因如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并非如华尔兹理论所声称的只能依靠自助，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自助和他助的结合。只不过，受国际政治进化程度的影响，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自助所占的比例更大，而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他助占据的比例更大，而且随着国际体系的继续进化，他助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大。自助依靠的是自身的实力，而他助则依靠的是其他国家的功能。国家功能与国家的相对实力一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决策和国际体系的走向。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开启一项新的围绕国家功能而展开的研究议程。具体而言，笔者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化对这一议题的研究：
第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问题。本文已经指出，国家功能理论能够实现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的综合。那么更进一步，国家功能理论能否对现实主义阵营以外的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呢？
第二，国际体系进化与国际政治和谐化的问题。国家功能的双向作用机制能够促进国际政治的和谐化。那么国家功能在国际政治发展演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作用和影响是怎样的？国际政治的和谐化除了国家功能，是否还需要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第三，国家功能对国家安全行为影响的实证性研究。本文通过援引刘丰的研究，初步论证了国家功能对国家安全行为可能起到的作用。但这毕竟不能替代严格系统的实证检验。此外，崛起国国家功能的发挥与否会对国际体系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同样需要深入的经验研究。
第四，以国家功能为视角的政策分析。当前，中国应该在哪些问题领域加大功能发挥的力度？发挥功能的技术性手段和策略又有哪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对中国的外交和崛起战略提供有益的政策指导。
［收稿日期：2010-06-27］
［修回日期：2010-08-29］
注释：
① 华尔兹认为，一般政治结构由单元排列原则、单元的功能差异和单元间的实力分布这三个指标来定义。而由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不存在功能上的差异，因此对国际政治结构的界定不必考虑这一指标。在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政治结构仅由国家间的实力分布这一个变量来决定。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 Hill,1979,Chap.5。
② Robert O.Keohane,“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in Keohane O.Robert,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5.另参见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页。
③ 学界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哲学层次，主要包括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批判；（2）理论建构层次，主要涉及体系层次应包含哪些要素、结构应如何定义、无政府状态具有何种意义等问题；（3）经验解释层次，主要涉及均势理论与历史经验相符程度、体系变化（进化）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条件等问题。部分批判可参见Keohane O.Robert,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1986;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Charles W.Kegley,ed.,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Nueva York,EUA:St.Martin's Press,1995; etc..由于《国际政治理论》之后的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在批判华尔兹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几乎不可能完整地罗列出批判华尔兹理论的所有文献。不过，这并不妨碍本文的展开。
④ John G.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in Keohane O.Robert,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141－146.关于“分异(differentiation)”概念的最新探讨，参见Barry Buzan and Mathias Albert,“Differentiation: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thcoming,published on March 16,2010,doi:10.1177/1354066109350064。
⑤ Richard K.Ashley,“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Keohane O.Robert,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272-273.
⑥ Barry Buzan,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121-131,146.
⑦ 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1994,p.125.
⑧ 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pp.124-129.相似的批评参见George
,“States Are Not ‘Like Units’:Types of State and Forms of Anarchy in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 .6,No.1,1998,pp.79-98。
⑨ Colin Elman,Miriam Fendius Elman and Paul Schroeder,“Correspondence:History vs.Neo- realism:A Second Look,”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p.182-195.
⑩ 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 pp.125-126.
(11) 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 p.126.
(12)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96-97.
(13) 一些历史社会学著作在讨论国家形成问题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国家功能的。参见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00,Cambridge:Basil Blackwell,1992;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Theda Skocpol,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4)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
(15) 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81-88,especially p.81 and p.88; Hidemi Suganami,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36.有学者甚至指出，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直接类比于社会学家对非洲原始社会结构的定义，参见Aaron Beers Sampson,“Tropical Anarchy:Waltz,Wendt,and the Way We Imagin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ternatives,Vo1.27,No.4,2002,pp.430,437-440。
(16)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88-99;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Turn,” Political Studies,Vol.39,No.3,1991,p.473; Barry Buzan,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pp.178-180; Jonathan Haslam,No Virtue Like Necessity: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238.
(17) 这正是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国家功能是无差异的原因。但即使华尔兹所说的国家功能真的就是仅仅指保卫本国安全，这个定义下的国家功能仍然是指国家对本国而非他国所提供的服务。
(18)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93.
(19)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81-82.
(20) 对于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企业，华尔兹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它功能的讨论。这种回避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华尔兹理论对国家对外功能的忽视。
(21)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Turn,” p.471; Ewan Harrison,“Waltz,Kant,and Systemic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8,No.1,2002,pp.144-146; Patrick Jam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Structural Realism Reconsidered,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pp.30-36,53.
(22)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3,4.
(23) 许国志主编：《系统科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24) 朴昌根：《系统学基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25) 李以章、乐传新、周路明编著：《系统科学——基本原理、哲学思想与社会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2页。
(26) John G.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pp.131-152; Aaron Beers Sampson,"Tropical Anarchy:Waltz,Wendt,and the Way We Imagine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431-432; John Barkdull,"Waltz,Durkheim,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an Abnormal For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3,1995,pp.669-680; 陈寒溪、肖欢容：《国际政治结构：概念的批判》，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68页。
(27) Kenneth N.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r O.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323.
(28)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页。
(29)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30)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89－90页。
(31) Kenneth N.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323.
(32)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219页。
(33) 事实上这正是华尔兹所一贯坚持的区分指标，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03－104.
(34) 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二章。
(35) 华尔兹认为因为国际政治缺乏明确的秩序和等级制的安排，因此一般系统论所主张的功能性方法应该被摒弃。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59。潜在的理由是国际体系并非一种有意识的人为设计，没有具体的目的。参见Barry Buzan,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p.29.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恰恰也正是反对从目的论的角度来定义功能，而强调功能的社会性，因此，华尔兹排斥功能分析方法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36) ［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潘蛟等译：《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3页。
(37) ［美］罗伯特·默顿著，唐少杰、齐心等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38)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一个社会系统在发挥其他外部功能之前，应该首先为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生理和物质需求。参见Talcott Parsons,"The Posi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3,No.2,1948,p.159.这可能是从满足内部需求来定义系统功能的一个特例。不过，华尔兹在构建其理论时并没有参考帕森斯的理论。参见Daniel Nexon and Stacie Goddard,"Systematizing Realism? Reclaiming Waltz's Systems Theo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1999,quoted from Aaron Beers Sampson,"Tropical Anarchy:Waltz,Wendt,and the Way We Imagine International Politics,"p.442.
(39) Colin Elman,Miriam Fendius Elman and Paul Schroeder,"Correspondence:History vs.Neo－realism:A Second Look,"p.189；陈小鼎：《试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一种科学哲学的分析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67页。
(40)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6.
(41) David Mitrany,A Working Peace System,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6,Chap.1; Ernst B. Haas,Beyond the Nation-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3-25.
(42)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Capitalist System: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387-415;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The States,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96.
(43) 关于国家功能存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变化维度的认识，笔者得益于与刘丰博士的讨论。
(44) Alexander E.Wendt,“The Agent- 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3,1987,pp.337-340.
(45) 例如，亚历山大·温持就将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设定为相互建构的关系。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9页。
(46) 华尔兹正是据此认为，建构主义根本不足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新的视阈而已。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中文版前言》，载［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47) 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154页。
(48)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4页；Dale C.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2,2000,p.197.
(49) 社会交往需要显然可以和本体需要合并。而至于名誉、权力等自我尊重需要，正如温特所指出的，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实现的，因此这种需要，如果它还能被称为“需要”而不被称为“利益”的话，显然不应是施动者的基本需要。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64页。
(50) 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61页。本体安全是人的一种主观感觉，这种感觉能够使人确信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并使人能够根据自我认知到的身份采取行动、做出选择。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行为体需要将进入到自己理性评估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减少到可接受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本体安全感的建立。当行为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被路径化之后，行为体的本体安全感就产生了，它能够使行为体在潜意识里将那些与其自身身份、思想观念等相一致的不确定性剔除在理性评估的范畴之外，从而使决策变得可行。基于上述原理，国家会像其他任何社会个体一样，总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行为体与自己拥有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国际政治领域对本体安全需要的讨论，参见Jef Huysman,"Security! What Do You Mean? From Concept to Thick Signife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No.2,1998,pp.226-255; 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Jennifer Mitzen,"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3,2006,pp.341-370.本体安全对国家行为影响的实证性研究参见Brent Steele,"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Power of Self- Identity:British Neutrality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1,No.3,2005,pp.519-540; Jennifer Mitzen,"Anchoring Europe's Civilizing Identity:Habits,Capabilities,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1.13,No.2,2006,pp.1-48; Stacie E.Goddard,"When Right Makes Might:How Prussia Overtur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2,2008/2009,pp.110-142.
(51)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98.
(52) 由此反观华尔兹所定义的国家功能，很明显是一个单元层次的变量，因为政治单元的对内功能只可能由它自己来决定。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去论证结构理论不应包括单元层次的变量，但他自己所定义的政治结构的第二个变量却违背了这一原则。这又是华尔兹理论本身的一处不一致，同时反过来又一次印证了笔者修正国家功能定义的必要性和恰当性。
(53)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7,8.
(54) 以供给和需求为核心的概念和理论几乎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主干，西方甚至有谚语：“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参见［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3页。
(55) ［英］亚当·斯密著，唐日松等译：《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9页。
(5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消费者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对各种不同商品的需求。市场规律决定了企业会选择那些供不应求的商品作为其投资和生产的对象。当然，如果是同一种商品，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企业当然是不愿意“尽可能多地”满足消费者的这一种需求的。
(57) 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demand）和哲学社会学中的需要（need）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当然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妨碍这里以“满足需求的能力”来定义企业的功能。原因是，消费者的需求显然包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三种基本需要之中，包括了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
(58) 这是霸权稳定论的重要观点。有关霸权稳定论，下一部分还将详细讨论。
(59) 参见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第366页。
(60) 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经济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6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52页。
(62)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国家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别。除了作用机制上的差异外，两者的不同还体现在：（1）作用对象的范同不同。软实力的作用通常是开放的，没有排他性的，而国家功能的作用对象一般都有明确的指向性，往往只针对特定的国家。（2）两个概念的外延不重合。例如，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对于美国而言，具有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功能，但中国的这个国家功能显然与中国的软实力无关。
(63) Jack Donnell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99.
(64) Stephen Brooks,"Duel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3,1997,pp.446-450.
(65) 吴征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6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六章。
(67) 有关这一批评的梳理，可参见Joseph Grieco,"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Ad Politics," in Michael W.Doyle and G.John lkenberry,eds.,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7,pp.178-180.
(68) 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1,2010,pp.31-55;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5－31页。
(69) 有关国际战争正在变得过时的论述，还可参见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6; 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New York:Basic Books,1989; John Mueller,The Remnants of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John Mueller,"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An Assess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4,No.2,pp.297-321.此外，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核威慑的存在也进一步降低了在大国间战争的可能性，参见Robert Jervis,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p.23-24; Avery Goldstein,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57.
(70) 华尔兹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更接近于防御性现实主义，但在强调安全的稀缺性以及排斥国家的外部合作方面却与进攻性现实主义非常一致。参见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p.172－173.
(71) 这当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军事安全上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安全上的疑虑和担心。相反，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会经常出现。参见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pp.91－92.这里只是强调，由于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再那么担心自身的生存安全，因而它们开始敢于期待长期收益，敢于谨慎地与其他国家进行资源、信息等的交流。
(72) Jack Donnell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00.
(73)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71.
(74)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1993,pp.327-352.
(75) ［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周寄中译：《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此外，华尔兹本人也认为，理论评价的最核心标准应是理论的解释力，而不在于其简约性。参见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Vol.6,No.1,1996,p.57.
(76)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28.
(77) 尽管华尔兹反复强调他的理论只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果，而不预测国家的行为，但他自己却在很多地方都阐述过结构现实主义的制衡行为逻辑，或是预测过某大国的制衡行为。参见Kenneth N.Waltz,"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World?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4,No.4,1991,p.669; 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1993,p.77 ; Kenneth N.Waltz,"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1997,pp.915-916; 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1.25,No.1,2000,p.38.
(78) 对均势理论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可参见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1－125页；孙学峰、杨原：《大国规避体系制衡之谜》，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3－121页。
(79) 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pp.54-57; 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p.27-30.
(80) T.V.Paul,"Introduction: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n T.V.Paul,et al.,eds.,Balance of Power,pp.1-25; Robert A.Pape,"Soft Powe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l,2005,pp.7-45; T.V.Paul,"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1,2005,pp.46-71.
(81) Jeffrey W.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 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Vol.15,No.3,2006,pp.464-495; Randall L.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82)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限定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范围来捍卫它的解释力，如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Lakatos and Neorealism:A Reply to Vasquez," in John A.Vasquez and Colin Elman,eds.,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pp.80－86；刘丰：《结构分析的范围与限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57－61页。这样做固然能够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用结构现实主义，但问题是，即使结构现实主义在其所限定的范围内拥有完美的解释力，但如果这个解释范围太小，读者同样可以而且应该抱怨该理论解释力的贫乏。
(83) 正如施罗德所论，参见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 p.125.
(84) 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论文，2009年。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理论观点和部分经验检验，还可参见刘丰：《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35页。
(85) 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第49页。
(86) 参见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第三、四、五章。
(87) 关于这两种理论的区分，参见Jack Levy,"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pp.354－355.需要注意的是，杰克·利维所划分的这两种现实主义都分别包括了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现实主义理论。
(88) Stephen Haggard,"Structuralism and Its Critics:Recent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eds.,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407; Jack Levy,"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Paul W.Schroeder's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16,No.4,1994,p.725.甚至有学者直接将它们统称为新现实主义，参见Colin Elman,Miriam Fendius Elman and Paul Schroeder,"Correspondence:History vs.Neo- realism:A Second Look," pp.185-186.
(89) Jack Levy,"Balances and Balancing:Concepts,Propositions,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A.Vasquez and Colin Elman,eds.,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p.139.
(90)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91) 有学者反对均势／霸权现实主义的分类方法，反对理由中有一条是：不应以观点的差异来划分理论。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8页。笔者这里所做的就是进一步追问，这两种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观点上的差异。
(92) Stefano Guzzini,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143-144.
(93) Stefano Guzzini,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144-145.除吉尔平著作之外的相关文献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1981,pp.242-253; Charles P.Kindleberger,"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No.1,1986,pp.1-12; Michael Webb and Stephen D. Krasner,"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An Empir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5,No.2,1989,pp.56-76.
(94) 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A Lakatosian Analysi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Cambridge:MIT Press,2003,p.123.
(95) 刘丰的研究也涉及了均势和霸权两种国际体系模式的相互转化问题，他给出的核心解释是霸权正当性的程度变化。参见刘丰：《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第52－53页。
(96) 除了国家功能这一重要变量之外，国际实力分布状态的变化当然还要受到各国内部实力自然消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结构现实主义本来就包括了相对实力和国家功能两个自变量。
(97) 一个根本机制：征服导致征服成本增加。三个辅助机制：自然选择和淘汰；扩张无收益认识的传播；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内化。这四个机制本质上都是在解释为什么国家间的征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少。参见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pp.31－55；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5－31页。
(98) Robert O.Keohane,"Theory of World Politics: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180; Randall Schweller,"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Refining,Not Refuting,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in John A.Vasquez and Colin Elman,cds.,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p.75.
(99) Joseph S.Nye,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Inc.,2005,p.2.
(100)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基欧汉还特别强调，和谐与合作绝不相同，不可将二者混淆。
(101)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51页。
(102) 在社会学理论看来，如果所谓的“功能”就是指局部活动对整体活动所做的贡献，那么任何社会都具有某种和谐性，分工的进步是与人类的变化和谐相一致的。参见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第203页；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223－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