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学科阶段的中国青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学科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认为，确立青年群体的社会主体地位，以社会学为主干，集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及生理学等学科为科学群对青年群体进行综合研究，是当代青年研究区别于传统的青年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近15年来，青年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要跨越前学科阶段，尤其是确立完备的理论体系，尚需相当的时日与艰苦的努力。目前对青年研究最终形成的体系难以做出精到的逆料。但未来的青年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彻底脱离社会学为主干的科学群的支撑则是可以预见的。
如若不忌讳牵强附会之嫌的话，青年研究在中国至少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19世纪之前是青年研究的超前学科阶段，占统治地位的“青年观”与“青年对策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类，并可追溯为三个来源：一曰教化，孔子对青年寄予极大希望，“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造就可畏后生之途径是“有教无类”（《卫灵公》）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二曰专制，韩非从其“性恶”出发极力反对教化，甚至把“为学”与亡国相提并论，“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可亡也”（《亡征》）对所谓“二心私学者”要“破其群，散其党，禁其欲，灭其迹”（《诡使》）；三曰愚化，老子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六五章》）并极力主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
无视青年群体的社会主体地位，对其进行教化（驯化）、专制（镇压）与愚化是超前学科阶段“青年观”与“青年对策理论”的内核。
18、19世纪之交，伴随着西方人文主义与资产阶级人性解放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青年研究才因其具备了近现代社会特征而进入了发展的前学科阶段。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近代青年研究，从其起步之日便出现了两种取向，并逐步演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研究传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青年研究的主流是对青年运动的科学探讨；非马克思主义青年研究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大都以单学科研究和青年社会问题研究为其主要倾向。
1949年后的30年里中国大陆的青年研究主要倾向仍是青年运动研究的继续。50年代中后期，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甚至被粗暴地予以取缔，文化革命又进一步断送了社会科学的生存条件，青年研究最终走进了“阶级斗争为纲”和宣传典型经验好人好事的狭窄胡同里。
1979年之后，随着社会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的恢复重建，具有现代科学特征的青年研究才真正获得了发展与传播的权利。15年来青年研究大致走过了3个阶段：1979年至1983 年为青年群体的社会主体地位确立阶段；1984年至1989年为青年研究学科地位确立阶段；1990年以后为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常态发展阶段。
一、当代青年研究的起步与青年群体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
当代青年研究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起步的，首先是在把迷信与对人的迫害推向极顶的文化革命结束之后，青年人或以奋斗或以思索或以消沉或以盲动或以拒绝选择等社会行为，顽强地表现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社会主体；其次是改革开放发轫，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显化，社会学等一批曾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恢复重建，必然引发起思想领域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矛盾冲突，围绕着青年群体的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的不同立场即是这种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再次是环绕着青年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青年面对的社会问题异常复杂，青年研究在理论上十分薄弱，即便是社会学也只是处在恢复重建阶段，而社会的迫切需要使当时的青年研究更多地是扮演了“消防队”的角色。
（一）青年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1979年前后，社会环境急剧变动，青年群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躁动。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是所谓“三类青年”和“两次冲击波”。
“三类青年”之所以为人瞩目，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冲击力度甚大。一类是“民主社团”“人权组织”，这部分人情况较为复杂，后来分化较大。他们大都参加过“红卫兵运动”及“四五运动”，1978 年11 月前后又在北京西单张贴大字报， 搞起“民主墙”， 1979年初又进一步发展为结社、办自发刊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的四家自办刊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就有130多人参与活动。其他城市亦出现了类似的结社或自办刊物， 如广州的“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及其所办《未来》杂志，贵州的“启蒙社”、“解冻社”，大连的《人权周报》等；二类是，文化革命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以静坐、示威等方式要求尽快解决回城问题。已经返城的知识青年则面临着难以就业、生计无着的困境，于是又继发了强烈要求就业的群体行为。各地知青扒火车拦汽车、冲击政府部门、围攻领导干部等问题时有发生。由于上山下乡运动牵涉千家万户，因此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三类是，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与五六十年代相比，青少年犯罪不仅在数量上成倍增长，而且作案手段趋向残暴，各地出现大量耸人听闻的恶性重大案件。1978年前后各地青少年犯罪人数已占全部案犯的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高。
“两次冲击波”同样曾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一度表现为极其焦虑与不安。第一次冲击波是指1977年以后出现的牛仔裤、变色眼镜、披肩发、迪斯科舞及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在青年中成为时尚；第二次冲击波是指1979年至1983年在大学生中出现的西方文化热，西方古典哲学中的早期人文主义著作及现代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学说、法兰克福学派、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的著作等都成为大学生们阅读的热门。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又是热门中的热门。
在“两次冲击波”之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社会的事情，1980年5 月《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这封信竟出人意料地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之久，《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收到来信来稿达14万件之巨的规模空前的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二）社会学的恢复与青年研究机构的建立
1979年3月中旬，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为中断27 年的所谓“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社会学正式平反，指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仅隔半月，是年3 月30日，邓小平又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
青年问题的复杂尖锐与社会学等学科的平反，推动了青年研究机构的建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80年底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创办了青少年研究所。之后，上海、四川、广东、辽宁等省市也相继创立了青少年研究所。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9月至1981 年初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专门的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其中有15个领导小组是由省市自治区的书记或副书记亲任组长。至1983年各地成立的青少年研究机构有北京市高等教育德育研究会、北京青少年研究学会、四川青少年研究学会、天津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等，华东、西北、西南及北京四所政法学院先后设立了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一个全方位多学科的青少年研究高潮很快在各地掀起。
（三）关于如何科学分析当代青年状况的讨论
社会学等一批学科以群体规模恢复重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术界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与冲突，而理论上的薄弱使得恢复中的社会学等学科一时又难以抗衡极左思潮尤其是文化革命造成的历史惯性，这种矛盾冲突与能量的失衡集中反映在如何评价当代青年这一问题上，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对青年的埋怨、责备情绪甚盛，似乎一切社会问题都与青年扯到了一起。
在《中国青年》杂志引发的关于人生观的问题讨论中，14万青年参与讨论，绝大多数青年是抱着坦诚交心的态度，就一时一事发出一点感叹。稍有同情心的人都可以理解，青年面对的是回城、求学、就业、成才、婚恋、赡养老人以及住房等关系到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他们多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 当时却有人将这远非成熟或定型的感叹归纳为8类“错误的人生观”，即合理利己主义的人生观、自私自利的人生观、享乐主义人生观、实惠的人生观、命定的悲观厌世人生观、看破红尘的人生观、权力意志的人生观、模糊的人生观等，住房、就业、婚恋尚无着落的青年哪里谈得上享乐、实惠？在对青年进行“谆谆教导”的那篇文章中作者对8种“错误人生观”进行了批判，批判“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别人”“在利他中利己，在利己中利他”“不过是一种更为狡猾的利己主义而已”“是资产阶级很早提倡的一种人生观”；批判“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追求欢乐”“吃好、喝好、穿好”是“一小撮剥削阶级腐朽的人生观，是建筑在大多数人民受痛苦的基础上的”；批判“人活着就要讲实惠，有个理想的工作，称心的爱人，舒心的住宅……”称“实惠的人生观是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等等。我们把青年的某些思想是否有道理与事出有因放置一边，即便是具有“错误人生观”的青年又怎么能与“一小撮剥削阶级”和“建筑在大多数人民受痛苦的基础之上”的“腐朽人生观”划等号呢？然而此类文章在当时绝非仅有一二。
“两次冲击波”的提法本身似可商榷。今天看来，这是改革开放后必然会发生的中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融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与标志，在一个封闭排他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两次冲击波”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内隐的却是一个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递进过程。第一次冲击波不过是青年们穿穿牛仔裤唱唱流行歌曲，在生活方式多样化上带了个头而已。而当时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斥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连个邓丽君的歌曲的冲击都经受不住，岂不太脆弱了？假如第一次冲击波果真被击退，生活仍然是蓝灰二色毫无色彩可言，说得过份些那难道不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吗？作为第二次冲击波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所引发的中西文化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乃至整个上层建筑范畴内的急剧碰撞，也是经过多年封闭禁锢之后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必然发生的现象。正是由于我们的长期封闭才导致了一场西方文化热，将原本可以在长时期内缓慢推进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变得短促与急剧起来。当然，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也同样存在着精华与糟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思想正是建筑在包括中西方文化之精华在内的全世界优秀的物质精神文化基础之上的先进理论与思想。“两次冲击波”的实质是中西方文化在器物层与更深层次上的两次交汇。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这场文化冲突中当代青年都扮演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角色。同时也看清了，在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青年中出现几个“害群之马”或丧失理智的群体盲动无碍于对青年的整体评价。即便在极端封闭的条件下，不是也曾发生过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投身的“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么。
社会学等学科的恢复引发了青年研究领域内的冲突与争论，由于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不足与薄弱，加之较浓厚的感情色彩，使争论在早期表现出某些幼稚与偏离科学的倾向。
传统的青年运动研究在分析青年群体时一般先要分清“敌我友”“左中右”，而后再分“先进、中间、后进”。这种“三分法”脱胎于阶级分析法，是传统的青年运动研究的灵魂与支柱，即便在当代青年研究的起步阶段依然颇有影响。夏中义等人提出了“三极分化论”，将当代青年划分为三大群体，即“追求真理与自我成就为行为特征的沉思群；以实现自身心理与生理需要为行为特征的实惠群；以贪图生理官能享受为行为特征的失足群”。并相应提出“党要在关心青年切身利益或合理需要的基础上开展思想工作，依靠沉思群，团结实惠群，挽救失足群”的青年工作原则和路线。〔1〕
“三极分化论”遭到了贾森、王军等人的严厉批评，“三极分化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的研究，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是一篇脱离实际、基本观点错误的文章。”“三极分化的理论依据是行为科学的需要层次论，而需要层次论的核心是‘自我成就’，实质是渲染了的个人主义。”“三大群的划分没有反映这一代青年的主流和本质特征，‘沉思群’特别是只追求自我成就的沉思群并不代表先进青年。”“三大群的划分低估了大多数青年的觉悟……扩大了失足面，把‘后进’与‘失足’混为一谈。”〔2〕
笔者认为，贾文对夏文以“沉思群”“实惠群”“失足群”的“三极分化论”来分析当代青年的批评颇有道理，同时又表现出某些对初入中国的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思想的排斥情绪。夏文的问题并非出自对西方行为科学的借鉴，而是出在照搬传统的“三分法”，希图以“旧瓶”装入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的“新酒”。80年代的青年群体日趋多层化，以三分法不仅难以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甚至连客观地予以描述都十分困难。
由于“旧瓶”与“新酒”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一些同志采取了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法，希图通过大量的主观意向指标的测量寻找新的研究方法。西安团市委宣传部设计了一份关于人生观方面的包括6类问题的调查问卷，在西安宝石轴承厂的青工中进行调查， 在其分析报告中将该厂青工分为4种类型，即：以求知欲强烈、有较强事业心、 作风正派、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等为特征的向上型青年占18%；以安份守己、奉公守法、注重一技之长、讲究“实用价值”等为特征的实惠型青年占67%；以看破红尘、精神苦闷徬 徨等为特征的看透型青年占12%；颓废型占3%。如果去掉对“实惠”的某些偏见的话， 该调查当是较接近青工状况之实际的。〔3〕
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也是青年研究者用以克服对当代青年群体的某些偏见的惯常作法。唐铭植通过当代青年农民与其父辈的比较研究，认为二代农民之间发生了三方面变化，一是文化水平的变化，在农村中具有高、初中文化程度的基本是青年；二是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三是青年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文化知识、社会知识、生产知识、生活要求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与其父辈相比，政治表现不同，追求不同、思想活跃程度不同，组织观念强度不同，钻研科学技术的热度不同，创新的劲头不同。〔4〕
尽管类似的调查研究称不上严格的规范化学科化成果，一是问卷设计本身并不完善，二是当时的青年尚不完全具备适应问卷调查的心理条件，调查在信度与效度上是打了折扣的。但对克服初创阶段研究队伍中的各种内耗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不同意见单纯靠上纲上线以势压人的作法受到扼制，有助于学风的端正和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1982年6月，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所曾召开了题为“青工现状和特点”的座谈会，与会者畅述己见，一种意见是，当代青年工人本质是好的，较之50年代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准和精神需求都普遍提高了，他们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的积极支持者，是四化建设主力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种意见认为，从整体上看，当代青工素质比起50年代的工人明显地下降了，最突出的表现是缺乏集体主义思想和献身精神；一种意见认为，不能简单划一地断言青工素质是“上升”还是“下降”，应该作全面的分析，既看到有胜于过去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如过去的一面。在当代青工中确实存在不少消极因素，需要认真对待这一点上三方面取得了共识。
“好得很”、“糟得很”、“既……又……”三种意见并存是青年研究走向学科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在对当代大学生的研究中尤为明显。1982年上海市召开了理论工作座谈会，一些同志就如何评价当代大学生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一种意见是充分肯定当代大学生，认为当代大学生痛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赞成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作出的评价，拥护党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坚持改革的路线。他们的政治热情不是下降，而是在逐步提高。为了证明这一点，有人举例，1980、1981两年上海文教卫生系统发展的700 名新党员中，大学生占57.1%。认为说现在大学生中存在“信仰危机”并无多大根据。所谓“信仰危机”是他们正在把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搞的假马克思主义抛弃掉。说大学生对现实不满，应该分析他们是对错误的东西不满，还是对正确的东西不满？当代大学生的长处就是从个人崇拜中解放了出来，遇事能独立思考，富有探索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东西。另一部分同志着重指出了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例如：热衷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只讲民主，不讲集中，轻视组织纪律。强调个性解放，追求个人价值，认为现行制度压制个人才能，在招生、毕业分配上要求服从“我”。讲实惠，向钱看，不少人羡慕西方的生活水平与方式，有的甚至为了出国干出了有损国格、人格的丑事。厌恶政治，不信马列，等等。第三种观点认为，当代青年的主流是好的，应该充分肯定。但是，评价当代青年既要看到主流，也要看到支流。青年的主流和支流既体现在整体上，又具体表现在个体上，因此对他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从动态中对他们进行考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自1982年至1983年先后有三篇文章对当时的青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1982年4月26 日《新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构成年轻化不影响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二是当年《红旗》杂志第17期上发表的《对青年工人主流、本质、特点的分析》；三是1983年8月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希望在青年一代》，文章阐发了对当代青年农民的认识与教育。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了当代青工、青农的本质和主流，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深切的期望，既推动了把青年作为客体的多向度多层次研究，也提高了研究者从“理解青年”出发，将其作为社会主体进行综合研究的自觉性。
关于如何评价当代青年的讨论持续了4年之久，直到1983 年青年中出现了学习雷锋、学习张海迪的高潮，清华大学学生“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一声呐喊才为这场讨论划上了一个意犹未尽的句号。
（四）青年群体的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是青年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前提
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既是社会活动的客体又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前者是指青年社会化过程的一面，后者指青年在社会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利益与需求，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化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社会活动的主体群体中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社会的管理者，将青年作为社会客体实现青年的社会化的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调动青年作为社会主体去“化社会”。1980年7月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沛璋的《为一代新人成长广开出路》，文章指出“为了调动青年的一切积极因素，当前对青年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要使青年人人都有机会，经过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才，人人都有机会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才智。我们全党和整个社会，都要把开发青年能源作为四化建设的一项根本大计，为一代新人成长广开出路。”文章将为青年广开出路具体化为广开学路，广开才路，广开就业之路，广开文体之路，广开人生之路。
青年群体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推动了青年研究的全面发展，那种单纯将青年作为社会客体进行研究的文章著作所占比例日益降低。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青年研究领域研究的问题大致有40多个，例如，当代青年的特点，当代青年的使命；当代青年的思潮，思想解放与青年，开放政策与青年；人口问题与青年，科技发展与青年，文化知识与青年；两代人的关系；青年集会、结社与自办刊物；青年突击手的精神面貌，青年突击手活动；部队青年工作，部队青年英雄模范；三好学生的成长，大学生的思想工作；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五运动；当代青年的先进性，先进青年的骨干作用；教育思想研究，家庭教育分析；青少年犯罪基本状况，中学生犯罪，流氓哲学的分析，青少年罪犯转变的规律，已改造好的青少年犯的安置；青年就业问题；青年升学问题；青年的恋爱、婚姻与家庭；青少年自杀；青运史与外国青年问题等等。
二、注重实证调查与分类研究的学科地位确立阶段
当代青年研究的发展是与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同步，并以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导向在前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注重实证调查与青年问题的分类研究是学科地位确立阶段的基本特征。
（一）自1984年至1989年，青年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实证调查研究的高潮。《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的状况》和《80年代农村青年现状》两项大型调查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并专门以青年为对象的调查。
《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的状况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持，组成课题组对京、津、沪、汉、兰、沈、穗、深圳等城市青年工人进行问卷调查。 该调查共抽取样本1.25万， 回收率99%，上机处理1.19万，为样本总数的94.4%。调查涉及文化素质、政治思想素质、生产劳动素质、社交活动诸方面。〔5〕
《80年代农村青年现状》调查比青工调查的规模更大。该调查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持，以各地团委为骨干组成了课题组，对浙江、安徽、广东、山西、河北、湖北、吉林、四川、甘肃等9 省的青年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共涉及29个县，82个乡，262个村， 共发放问卷2.55万，回收有效问卷2.46万，有效率达96.6%，被调查人约占当时全国15—29岁农村在业青年人口的万分之一点三。青农调查的整个过程正处于我国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调查对象分布于东、中、西部改革进程相异，并涉及到贫富程度不同的各类村落，因而反映的不仅仅是当时我国农村青年农民的状况，同时也反映了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发展状况。〔6〕
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当时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类问卷调查大都侧重于经济方面，而青工、青农调查的侧重点在于社会状况，尤其是突出了被调查者的主观感受与态度选择，为探索如何利用问卷调查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做了开创性的有益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项调查取得的资料将日益显现出重要的开发价值。
以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指导的社会调查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高潮，一方面推进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使社会学的中国化有了良好的开端，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直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当代青年研究学科地位的确立阶段，出现了大量以分类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年就业问题、青年婚恋与家庭问题、青年自杀问题、青年工作等是分类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
（1）青少年犯罪研究
青少年犯罪研究是自1979年至1989年十年间研究成果最多，研究水平提高最快的青年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先后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曹漫之主编的《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徐建著的《青少年犯罪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马结等著的《中国青少年犯罪学概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谷迎春主编的《青少年犯罪综合治理概论》（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等。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至1985年间较有影响的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综合性调查多达40余次。以犯罪类型进行的分类调查研究更是难以数计。前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所主持的“六省市（辽、津、鲁、陕、川、粤）青少年犯罪原因”调查等，后者有对重大刑事案件的研究、对劳改劳教人员获释后重新犯罪的研究、对团伙犯罪的研究、女青年犯罪研究、对赌博吸毒卖淫嫖娼犯罪的研究、青工渎职犯罪研究、对工读教育工作的研究、对早恋生流失生的研究、对青少年犯的人际关系研究等。犯罪原因、犯罪特点、犯罪预测及犯罪的综合治理是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重点。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在1976年以前一般认为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导致犯罪现象的根本原因。1979年以后加强了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至1983年先后出现了8种观点：1.当前，作为阶级的地主、 富农和资本家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也还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残余，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活动，青少年犯罪既可能是受到上述犯罪活动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上述犯罪的组成部分；2.林彪、四人帮对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破坏造成的影响是造成青少年犯罪增加的社会原因；3.外来的消极影响，包括文化走私、生活腐蚀、政治破坏等；4.教育片面的原因，如家庭教育不力、学校教育问题及社会教育薄弱等；5.社会对青少年缺乏保护措施，有关青年的一些政策缺乏统一性连贯性和稳定性；6.部分青年就业不足生活困难；7.主观原因，如愚昧无知、缺乏道德、贪图享受、目无法纪及有精神、生理、病态、遗传学等方面因素；8.社会道德标准混乱，道德水平下降等。大量的研究认为青少年犯罪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1983年以后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逐渐深化，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观点：1.犯罪既有阶级性，又有社会性。带有直接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及一部分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包括严重的经济犯罪，其最主要最本质的根源是阶级斗争，但在全部罪犯中只是少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要研究犯罪的阶级根源，而且要重视研究犯罪的社会根源，即非阶级的原因；2.多层次犯罪原因论，将犯罪原因分为“人”和“社会”两方面，社会原因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人的原因主要指道德水平与性格特征。〔7 〕3.青少年犯罪原因主要是社会环境问题，该观点认为，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法律现象，犯罪率增多是一个包括犯罪主体和客体在内的多因素综合并发症。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学校是社会的工具，集体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环境显然是产生青少年犯罪这个以年龄为特征的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8〕4.双因论， 当前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两方面，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主要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差异，诸如：就业、升学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济与精神生活的需求与客观实际的矛盾，在当前进行的城乡经济改革中，由于某些举措或问题带来的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的触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矛盾，等等，当矛盾与冲突激化时就可能导致犯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人们对生活资料占有的矛盾；人们在生活中建立的某些特定的相互关系，诸如恋爱、婚姻、夫妻、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某些特定利益的矛盾；其他人际间接触中产生的矛盾等。〔9 〕5.犯罪原因的社会决定论，犯罪行为是在犯罪意识支配下产生的反社会的危害行为。犯罪意识和其他社会意识一样，都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我国存在犯罪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本身。此论基本内容有三，人的心理及犯罪意识的形成是由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决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在社会中学会的行为方式或形成的心理意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发展变化。〔10〕6.社会整合失衡论。急剧的社会变迁迅速地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道德、法律、时尚、价值系统等，使社会机体出现暂时的失衡，社会整合能力弱化，漏洞增多，青少年犯罪率增加。〔11〕7.个体犯罪因素综合论，内在因素是导致犯罪行为的直接因素。个体内在因素包括内驱力系统和自控力系统。正常人内驱力指向社会需要，自控力扼制过份的私欲。青少年罪犯内驱力指向犯罪，自控力薄弱，难以控制过份私欲。〔12〕8.非平衡因素交互作用论，犯罪现象（反社会行为）并非只是私有制、剥削制度下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产物，它实质上是任何国家社会发展动态系统中多种非平衡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13〕
综合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犯罪的早期预防、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特别是严惩教唆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妥善安置刑释人员、建立健全青少年保护法规、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等是综合治理的主要内容。谢昌逵认为，综合治理就是要以全体青少年为对象，而不只是面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那一小部分。综合治理就是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要物质利益和精神面貌同时抓，将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全面关心青少年的成长。〔14〕郭翔、马晶淼认为，综合治理，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工矿企业、家庭、街道、学校、部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协力，互相配合，采取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道德的、法律的等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来教育、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达到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目的。〔15〕方强认为，应该针对发生犯罪行为的两个相关因素，即犯罪心理结构与犯罪机遇制定综合治理犯罪的社会系统工程。针对犯罪心理结构进行治理和防范包括对已形成犯罪心理结构的人进行防范、控制和教育，努力破除其犯罪心理结构，对尚未完全形成犯罪心理结构的人重点在防止其犯罪心理结构的形成。针对犯罪机遇进行综合治理就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罪犯难以实施犯罪行为。〔16〕
（2）青年就业问题
在文化革命中有多达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其中绝大多数要求返城。同时从1981年起，我国城镇和农村青年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约为1700万至2700万。青年就业问题研究在当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针对1977年至1979年知青返城后出现的就业难的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二是针对我国将长期存在的青年就业问题进行超前研究。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持了对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青年就业问题的大规模调查，完成了《安置、教育、管理要并重》的专题报告。报告提出了待业青年安置途径应由全民单位向集体单位和个体经营转移，安置办法由劳动部门拨指标街道共同安置的“以块为主”向由各系统、单位安置本系统、单位子女的“以条为主”转移。前者对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后者则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缓解就业压力，迅速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报告对稳定社会秩序、保障青年的合理权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建议，如“改革培训与就业脱节的现象”，“努力发挥退休职工在集体和个体经济中的作用”，“调整现行政策促进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等。
农村青年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多数人所忽视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我国农村人口占80%，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重分别为6.5%和15—17%较为合理，因其对就业压力小，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对此冯兰瑞认为，农村容纳劳动力的容量不是无限的，而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长期保持在80%左右的人口结构，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看是否“合理”值得研究。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应该从6 个方面入手：①控制人口增长；②发展经济举办新的企业事业；③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轻工业及第三产业；④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广开就业门路；⑤发展教育，延长青年就业前的职业培训；⑥打破国营企业的“铁饭碗”等。〔17〕
随着知青返城及就业问题的逐步缓解，为迅速稳定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子女顶替父母就业”的办法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端，其后推行的“归口包干”制度更暴露了职业“世袭”及一些家长在子女中“择劣顶替”等问题，青少年研究所调查组又发表了《变消极待业为积极的就业培训》，指出“由于忽视培训，使大批走上劳动岗位的青年，既无必要的职业思想准备，又无必须的专业技能，严重地影响了新一代工人阶级队伍的质量，”因而提出了“变消极待业为积极的就业培训”的建议。〔18〕
此外，女青年就业问题、残疾人就业问题及失足青年就业问题也都成为青年就业研究的重点。随着青年就业问题的新的变化，近年来人口流动、职业道德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等先后成为就业研究的热点。
（3）青年的婚恋、家庭问题
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文化革命结束后，20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大部分返回城镇，以及十年的社会动荡等原因，造成了我国城镇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即一大批大龄未婚青年找对象难的问题。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与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合作，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5 大城市进行了针对大龄未婚青年的婚恋问题的大型调查。调查围绕3个方面：① 大龄未婚青年的心理状态，他们对目前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适应能力；②大龄未婚青年的大量存在，是否会对社会稳定与和谐产生影响；③大龄未婚的社会现象，会给社会观念带来什么变化。调查结果显示，婚姻问题影响到一半以上大龄未婚青年的心理稳定。这种不稳定心理又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可能导致对抗、厌世、轻生以及性犯罪等社会问题；调查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一种说法，有多少大龄未婚青年就有多少不安宁的家庭。此项调查对如何缓解因大龄未婚青年的大量存在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提出了有益的对策与建议。1983年前后先后出现了一批有关大龄未婚青年研究的专著或论文，内容大致与上述调查的3方面相似。
买卖婚姻研究 杨张乔对宁波、绍兴、舟山等地的买卖婚姻进行了研究，分为5种形式：①聘娶婚，男方支付女方彩礼，包括定婚、 接亲；②岁价，根据女青年的家庭经济、容貌等条件订出单价，按年龄甚至按体重论价；③额外彩礼，如好看钱、太婆钱、子孙钱、见面钱、拦轿包、拦门包、过（门）坎钱、过（屋）檐钱等；④调婚，以女易媳；⑤转婚，数家之间转婚。作者认为，这种落后的婚姻方式把青年隔绝在爱情之外，失去了恋爱的权利，甚至酿成了许多悲剧。〔19〕
对象的选择标准80年代青年选择恋爱对象的标准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周路认为对方的职业是青年选择对象的重要条件，他将职业分为4类，第一类为科技人员、医护人员、干部、教师、大学生等； 第二类为技术工人；第三类为熟练工人；第四类为建筑、市政、煤建、环卫、园林、修配、服务等行业的工人。在4000多名被调查男女青年中，女青年的65%要求在从事第一类职业的男青年中选择对象。而男青年中提出此种要求的仅有9%。 这一现象造成了相当一部分从事第四类职业的青年找对象难的问题。〔20〕薛素珍等撰文论述了上海青年在对象选择上的另一种倾向，“海落（陆）空”最吃香，“工农兵”过时了。“海”指海外关系，“落”指落实政策，“空”指有空房。一些青年把婚姻作为达到个人目的或出国的手段，于是出现了买卖婚姻、父母干涉子女婚姻、未婚先孕、结婚讲排场比阔气以及青年夫妇离婚率增高等现象。〔21〕陆华生等撰文论述青年涉外婚姻的一些特点，自1977年至1982年广州市女青年与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及外籍人通婚逐年增多，而此类婚姻中有相当一部分婚姻基础差，草率定婚，甚至是男方骗婚、重婚，在外嫁女青年中属未婚同居者占80%。〔22〕
离婚问题自1981年1月新婚姻法颁布以后， 由于离婚条件放宽，出现了离婚率逐年增高的现象。哈尔滨市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离婚原因可分为5类：①草率结婚感情不和占40%； ②封建意识作祟对妻子歧视打骂占20%；③喜新厌旧占25%；④物质环境原因占5%； ⑤包办婚姻占12%。〔23〕
婚前性行为与未婚先孕问题中未桥在应城县郎君区采取旁问法及对250人进行随机抽样直接询问调查，剔除不可信因素后， 认为该区青年婚前已发生性行为者占60%，但发生过性关系而没有结为夫妻的却十分罕见。婚前性行为增多造成的后果就是未婚先孕现象同步增加，一项调查显示，湖北钟祥县医院1981—1983年392 例未婚先孕人工流产中，15—19岁女青年为353人，占90.1%。 大城市中未婚先孕问题十分突出，上海市1982年未婚先孕人工流产数为3.95万例；1983年增至5 万例；1984年进一步增至6.5万例。北京市1984 年未婚先孕人工流产数亦达到5.7万。〔24〕
对婚前性行为与未婚先孕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原因大致如下：青年婚姻的自主程度提高了，而社会与家庭对青年的教育与约束力减弱；“性自由”“性解放”以及来自各种渠道的小说、影视的消极影响；农村青年缺乏娱乐设施，生活单调乏味；青少年性生理成熟提前，性意识萌动提前，心理成熟相对延缓，缺乏性教育；文化程度低，缺乏责任感等。学者们普遍呼吁社会与家庭，尽快完善青春期教育工作，努力培养青少年正确人生观，加强性道德教育与性知识教育。
农村女青年婚嫁新特点游正林对河北省香河县外来妇女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提出对于城市的“向心递补式婚迁”命题。近年来改革开放拉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地区间障碍因素的弱化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共同促进了农村女青年远嫁现象的发展。外来妇女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对生活的满意度普遍较高。
近年来对青年的婚恋问题的探讨出现了分类研究的倾向，青工、青农、战士、大学生、残疾青年等的婚恋问题都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4）青年自杀问题
当代青年研究自起步开始便十分重视青年的自杀问题。 余则镜对25个自杀青年的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自杀青年中年龄在15—20岁者比重最大，占68%。这与杨印军等对鸡西、鹤岗、双鸭山三市进行的同类调查结果一致，三市的自杀青年中17—20岁者占大多数。前者将自杀原因归纳为婚姻恋爱受挫、升学就业工作不如意、教育不得法矛盾激化、宗教与封建迷信的影响毒化 4类，分别占自杀青年的38%、32%、18%和12%；后者将自杀原因归纳为就业就学无望、家庭不睦、婚姻恋爱受挫和工作不顺4类， 分别占自杀青年的38%、27%、25%和10%。〔25〕韩广生对沈阳市1982 年自杀未遂的317人进行了调查，提出自杀的高峰年龄在20岁左右的判断，并认为自杀原因的本质是社会文化失调或个体的心理、价值判断与社会状况或社会环境不平衡的产物。〔26〕杨印军等认为，自杀青年的个性特征主要有：懦弱型，即任性而脆弱，虚荣心强，疑心大，占30%；抑郁型，即性格内向，人际关系冷淡，内心体验丰富，爱钻牛角尖，占50%；意志型，即性格倔强，工作和生活争强好胜，经不住重大挫折，占20%。郑日昌提出了自杀行为的冲突理论，认为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人数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变迁急剧，一方面青少年个体受到的压力太大，另一方面社会尚未形成渲泄解脱不安或忧虑的方式。〔27〕
青年工作与青年对策研究 该研究在当代青年研究的学科地位确立阶段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为青年工作与青年对策研究的科学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对于在民主革命时期及五六十年代青年工作与对策研究中的优秀传统经验的总结亟待加强，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决不能一概否定。
三、青年研究的常态发展阶段
1989年后青年研究进入了稳定的常态发展阶段，青年研究领域克服了低层次重复研究以及被青年潮流牵着鼻子跑的被动局面，在三个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领域里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这三个方面是：以实证调查研究跟踪动态中的当代青年；以理论探索推动青年研究的发展与青年工作的改革；以构建青年研究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推进学科的长期稳定发展。
（一）实证调查研究日趋学科化规范化
调查对象仍是一般青年、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军人、青年知识分子、其它（如共青团组织及其成员、城市个体户等）。调查内容为青年的婚恋、就业、成才、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教育、非正常行为、综合类及其它有关青年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对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研究，反映了青年研究在调查研究方面日趋走向成熟。该项调查从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政治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婚恋与性价值观等方面全面反映了当代青年价值观的演变，同时又从不同从业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角度对青年的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28〕由单光鼐、陆建华主编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也同样向我们提供了从整体上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的较优秀的研究成果。〔29〕
（二）理论研究方面的新探索，形成或正在形成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的命题或观点。
年轻的正式人谢维和提出，国内外学者通常以“边际人”作为青年的本体规定，这种“边际人”的设定是以成人社会的稳定性、成熟性为依据的，社会文化稳定、规范及规范体系的有效性、社会教化系统及体制的一致性等是确定“边际人”本体规定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在社会变迁加剧的非常态社会中，支撑着“边际人”本体规定的依据与条件已经或正在解体。同时，变革的社会已经把青年人推向正式人的行列。因此作者主张以“年轻的正式人”取代“边际人”的本体规定。〔30〕
弹性控制论申平华认为，青年的社会偏移性反映了青年与社会关系状态的总特征，也是青年期的本质特征。青年的社会偏移可分为隐性偏移和显性偏移，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波浪式偏移、阶梯式偏移、水平式偏移和枝节性偏移。在这里“偏移性”是个中性词。传统社会采用刚性控制，压抑青年个性，现代社会则要我们尽快改进青年工作的方法，以“弹性控制”取代“刚性控制”。“弹性控制”包括三方面，即坚持自主原则，以内控制为主，外控制为辅；坚持引导原则，采取示范、培育手段为主，以限制、惩罚手段为辅；坚持双向调节原则，以改造社会现实为主，以教育青年适应社会为辅。〔31〕
1989年后青年研究进入了常态发展阶段，科学全面地认识当代青年与正视青年工作青年研究的误区是这一阶段的特点之一。
呼唤社会公平喻中华认为，“社会不公”对青年价值观的整合的不良后果有：相对剥夺感增殖，动力源短缺；偶像权威贬值，政治张力膨胀；社会认同感减弱，虚无主义抬头；道德定向选择产生错误，假性认知得以强化。应该引导青年调整参照系，树立相对统一的社会公平观，对青年要给以深层次的理论指导，同时必须坚决贯彻机会均等的原则，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此外，控制手段的运用应始终不渝地与违控对象相一致。〔32〕
失范现象对青年的影响刘绍琴、高山指出社会价值标准的失重与混乱造成可悲的而又不平衡的社会现实，导致大学生对自身价值的怀疑乃至对知识的抵触情绪，伴随而来的是消沉失落的行为：信仰危机，超前消费，不思进取的享乐主义，以及厌学风潮的形成。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社会本身缺少一整套建立在全民族共识上的而且适合改革需要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人们的行为方式缺少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赏罚标准是非不一，莫衷一是，偏离了理性的轨道，过于功利化，导致了社会文化失去了应有的规范、控制职能。〔33〕
由青年大学生中掀起的西方文化热，导致了一场中西方文化的急剧碰撞，十几年前许多人曾将其视作洪水猛兽，如今人们终于看清了这场剧烈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及其正负两方面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建筑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吸收借鉴了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在内的全世界全人类的进步思想理论之后形成的。
王卫从西方思潮在大学生中传播的过程中看到了“传播动力规律”，一是“互动渗透律”，西方文化的传播体现了现代社会精神生产的整体性和互动性，只是由于目前西方世界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的存在，才使得这种整体互动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呈扩张、渗透的态势。二是“社会制约律”，社会矛盾运动是西方思潮传播演化的客观依据，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为西方思潮的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西方思潮的传入传播、发展、演化，乃至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无不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和影响。〔34〕
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江畅认为，西方价值观念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点，以个人幸福为总体目标，以个人奋斗为实现途径，以正义为制约机制的价值观念体系。自由、平等、幸福、正义、责任是其基本价值范畴。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相比，具有功利性、相对性、多元性、合理性四个基本特点。在西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青年发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或影响。从积极方面看：①唤醒了青年的自我意识、自我肯定、自我张扬、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观念，这对于青年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意义；②增强了主体意识，他们崇尚自由、自主、自力、自强，强调自己就是自己的定义者和评价者。其负面效应有：①导致一部分青年“个人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②导致一些青年“主观任性”的极端自由主义；③导致少数青年“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极端利己主义；④助长了部分青年的实惠主义的人生态度；⑤助长部分青年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导致负面效应的原因是：①中西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②对西方价值观念缺乏正确了解；③宣传教育方面的失误。〔35〕
青年研究、青年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余晗认为，青年价值观的变迁可概括为6 种现象：①由重视群体利益轻个人得失，转变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争取更多的个人利益；②由追求长远的目标及其具有奋斗精神，转为注重眼前的生活和享受行为的短期化；③由视重义者为君子求利者为小人，转变为逐利，主观意识的强化而带来义利天平的倾斜；④由尊重知识和人才，转变到因脑体倒挂而引发的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⑤由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和人格上完善的“完人”，转变到做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现代能人；⑥由无私帮助的良好人际关系，转变为商品意识较浓的互益互利型交往。青年价值观念的重构，总是在进步与倒退、创新与守旧的矛盾中不断抉择筛选，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导致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对策应该注意：①在抽象的肯定中不可忽略具体的否定；②在潜在的教育中促成青年形成积极的心理态势；③在完善青年的道德评价的同时，要进一步拓展青年价值观的评价体系。〔36〕
王贵胜认为，部队战士中雷锋的典型效应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弱化，这既是青年战士价值观变化导致的结果，又是舆论导向方面的某些偏差造成的。①青年战士自主意识的强化，消除了典型的盲目性；②青年战士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打破了典型选择的一致性；③青年战士传统意识的断裂，造成了典型认同的排斥性；④舆论宣传上对雷锋的神化，失去了典型存在的合理性；⑤组织引导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导致了典型影响的肤浅性；⑥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偏差，破坏了典型内涵的深刻性。作者认为，强化雷锋的典型效应应注意：①要把雷锋的历史真实性恢复起来；②要把雷锋精神与青年战士的思想热点对接起来；③要把优化学雷锋的舆论环境与强化学雷锋的自觉意识结合起来；④要把学雷锋活动的热潮与长期性结合起来；⑤要把学雷锋活动的标准要求与战士的思想基础结合起来；⑥要把学雷锋活动与干好本职工作统一起来。〔37〕
（三）青年研究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探索
1980年2 月《青年研究》发表了陈群的《时代的迫切要求：建立“青年学”》，文章认为，青年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不仅要研究青年本身的思维与行为规律，从而运用青年对社会的信息“反馈”去“控制”青年的发展，而且还要研究社会的反作用，探索“退馈”与环境信息之间的联系，从而弄清青年与社会的结构模式。造就青年人才、转化消极因素、研究青年的历史作用是青年学的三大任务。青年学的分支学科有青年教育学、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青年美学等。
唐若昕在其《关于青年学》中将青年学的理论分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两部分，基础理论包括青年的存在方式、青年的特殊性、青年的特殊作用、青年的变化（宏观变化、微观变化）。应用理论包括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研究、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健康成长，青少年保护的研究，对青年培养的研究，青年团的工作研究，政策研究。〔38〕
主张建立“青年学”的一般是要建立一门超越社会学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此外还有一些人主张建立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青年社会学”，以社会学为骨干协调各相关学科开展青年研究。一个要在社会学外实现“综合”，一个是在社会学内实现“综合”。对于研究对象大致有如下几种表述：“问题论”，认为“青年和青年问题是青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综合科学论”，认为“青年学是一门研究青年群体的综合学科”；“关系论”，认为“青年社会学研究重点应当是青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特殊矛盾论”，认为“社会与青少年相互之间适应与否的特殊矛盾性，就是青少年研究的对象，是将它与别的学科相区别的分水岭”；“矛盾统一论”，认为“青年社会学只有把青年群体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性质的矛盾统一作为对象，才能完成青年群体矛盾运动规律研究的完整使命。”〔39〕
以上各种关于“青年学”或“青年社会学”的观点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界的影响，1971年波兰社会学家W ·阿达姆斯基提出青年社会学“既包括首先是把青年当作教育对象的教育社会学，又包括特别赋予青年一代以社会发展过程主体作用的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倾向”。〔40〕1977年保加利亚的K·高斯波迪诺夫提出， 青年研究的分析方法既应该超越“生物主义”，也应该超越“社会学主义”，“下一个阶段将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形成作为研究青年人和青年的人类学——生物社会学科学的青年学”。〔41〕
1987年以来我国先后出版了张潘仕、穆宪、费穗宇合著的《青年社会学》、谭建光的《青年社会学纲要》、谷迎春、杨张乔合著的《青年学导论》和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等著作。《青年社会学》与《青年社会学纲要》开宗明义，青年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青年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其交互作用规律的科学。二者的理论框架基本上可分为青年的社会化、青年的社会特点、青年的社会利益、青年问题与青年工作等4个方面。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学科的性质、 对象与研究方法；青年的社会化；青年与家庭、社区、学校；青年的社会群体、社会需求、社会交往；青年的社会职业与社会劳动；青年的社会流动；青年的社会创造；青年与文学艺术；青年的消费、闲暇；青年的恋爱婚姻；青年犯罪与其他社会问题；青年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教育；青年的社会控制；青年与社会未来。二书的内容基本相似，区别只在于章节设置与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其中《社会学纲要》在社会变迁与青年的现代化问题上更为独到。《青年学》的内容包括青年生理学、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与青年社会工作等4方面内容， 企图以“综合”的方法对青年进行整体性的研究。《青年学导论》与上述著作不同，其创作用意在于“寻找青年自身的最一般规律，即贯穿青年现象中稳定不变的东西”，因此该书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青年的本质、意识、生活方式、价值、社会化、角色、性问题、行为偏离等8个方面。
对于上述著作的评述，见仁见智，争论较多的是《青年学》和《青年学导论》，邝海春认为《青年学导论》所涉及的8方面问题， 除本质和意识属哲学范畴，其他6个方面均属社会学管辖， 而《青年学》只是单学科研究成果的简单相加，甚至“只是挂一漏万地汇编”。言辞甚是激烈。邝海春认为“青年学并没有超越青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不能成为构建青年学理论模型的充分和必要的理由。整体观念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或者说，所有现代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跨学科’的，都包含着‘综合’的原则和性质。”“青年学与青年社会学是同一的，青年社会学完全可以吸收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文化人类学以及所有人文科学研究青年的成果。”〔42〕笔者认为，公正地说，社会学毕竟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而“青年学”尚是个早产的婴儿，自W ·阿达姆斯基提出倡议至今不过才24年，要求它很完备是不现实的。
当代青年研究已经走过了15年的历史，当初的许多设计者颇有些傲视所有既存学科对青年群体的研究，不十分情愿地企图采取借鸡生蛋的办法要从借鉴社会学理论出发孵出一只“凤凰”来，15年之后，青年研究似乎在为他人作嫁，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作了贡献，非但没有构成独立于社会学之外的什么“学”，反而进一步投入了社会学的怀抱。笔者认为，承认这个事实与正视15年来青年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与具有光明的前途并不矛盾，当代青年研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15年来青年研究走出了历史上单纯的青年工作、青年对策研究的传统，脱离了以往的简单化的总结推广青年运动经验与传播好人好事的模式，开始探讨青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讨青年工作的科学化，青年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这样的成绩在中国青年研究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代青年研究仍处于十分稚嫩的发展阶段——前学科阶段。跨越前学科阶段，进一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尤其是确立完备的理论体系，尚需要相当的时日与极艰苦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目前对青年研究最终形成的体系实难做出精到的逆料，但未来的青年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学为骨干的科学群的支撑，则是可以预见的。
1995年9月于北京劲松
注释：
〔1〕夏中义：《试论青年的“三极分化”与青年工作》， 《青年研究》1981年第8期。
〔2〕贾森、王军：《也谈当代青年的“分化”》， 《青年研究》1982年第11期。
〔3〕《一个工厂青工人生观的调查》，《青年研究》1982 年第17期。
〔4〕唐铭植：《农村青年的现状》，《青年研究》1982年第13 期。
〔5〕张宛丽 王颉：《关于当代中国青年工人状况的调查与初步分析》，载《社会学纪程》，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6〕张萍：《目前农村青年基本状况调查概述》， 载《社会学纪程》，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7〕储槐植：《多层次的犯罪原因论》，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1987年版，春秋出版社。
〔8〕刘成根：《关于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理性思考》，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1987年版。
〔9〕洪沛霖：《初探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犯罪的根源》，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1987年版。
〔10〕孙晓雳：《论犯罪原因的社会决定论》，《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1987年版。
〔11〕张荆：《急剧社会变迁—社会整合—青少年犯罪》，《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3期。
〔12〕赤光：《中国青少年犯罪学》。
〔13〕武伯欣、刘在平，见《青少年犯罪研究》1987年第6、7期合刊。
〔14〕谢昌逵：《对综合治理的初步认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1987年版。
〔15〕郭翔、马晶森：《论青少年犯罪的综合治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1987年版。
〔16〕方强：《论综合治理犯罪的社会系统工程》，同上。
〔17〕冯兰瑞：《对影响我国劳动就业因素的研究》，《青年研究》1981年第22期。
〔18〕《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杨张乔：《浙江农村的买卖婚姻问题》， 《青年研究》1981年第9期。
〔20〕周路：《恋爱婚姻中挑选对方职业问题的调查》，同上。
〔21〕薛素珍、王友竹、王莉娟：《上海青年婚姻恋爱中的几个问题》，《青年研究》1983年第11期。
〔22〕陆华生、曹南才、梅醒彬：《浅谈广州女青年与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籍人通婚》，同上。
〔23〕见《社会》杂志1986年第3期。
〔24〕徐芳：《未婚先孕的诸因素分析》，《青年研究》1987年第4期。
〔25〕余则镜：《青年自杀特点及原因之分析》， 《青年研究》1982年第11期。杨印军等：《青年自杀问题调查》， 《青年研究》1981年第14期。
〔26〕韩广生：《他们为什么要轻生——浅论青年的自杀问题》，《社会》1983年第6期。
〔27〕郑日昌：《试论自杀的心理因素及其预防》。
〔28〕《中国青年大透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29〕单光鼐、陆建华主编：《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辽宁出版社1994年版。
〔30〕谢维和：《论“年轻的正式人”——一个对当代青年的解释性设定》，《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
〔31〕申平华：《青年的社会偏移性与弹性控制论》，《青年研究》1992年第11期。
〔32〕喻中华：《社会公平：制约影响青年发展的阶值整合》，《青年研究》1992年第1期。
〔33〕刘绍琴 高山：《文化改革中的失范现象与大学生成长》，《青年研究》1989年第6期。
〔34〕王卫：《西方思潮在大学生中的传播规律探析》，《青年研究》1993年第4期。
〔35〕江畅：《西方价值观念对我国青年的影响》，《青年研究》1990年第4期。
〔36〕余晗：《青年价值观的嬗变和评价青年的误区》，《青年研究》1992年第5期。
〔37〕王贵胜：《关于雷锋的典型效应弱化问题的思考》，《青年研究》1990年第3期。
〔38〕唐若昕：《关于青年学》，《青年研究》1980年第32期。
〔39〕邝海春：《论青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青年研究》1984年第9期。
〔40〕W·阿达姆斯基：《青年社会学问题》， 波《社会学研究》1971年第2期。
〔41〕K·高斯波迪诺夫：《青年学或青年社会学》， 保《青年问题》1977年第11期。
〔42〕邝海春：《青年学还是青年社会学？》， 《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
标签：社会学论文; 青少年教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犯罪主体论文; 青少年犯罪论文; 科学论文; 人生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