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适楚及其文学演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3)02-0016-06
春秋晚期，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以推行儒家学说，曾经抵达楚国。通过孔子及其弟子适楚的交游与见闻，可以透视儒家与楚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同时，楚地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考察孔子入楚见闻及其文学演绎，可以从地域文化角度透视儒、道思想的差异之处，并且多方位揭示楚文化特点。
一、孔子适楚的轨迹考证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明年，孔子自蔡入叶[1](pp.1927-1928)。
这段文字把孔子入叶的行程交代得很清楚。孔子先是在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从陈国迁于蔡，第二年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自蔡入叶，时年62岁。孔子到达蔡国的前一年，即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蔡迁于州来，即今安徽凤台，亦称下蔡，成为吴的附属国。而据《左传》的记载，蔡迁州来的时间更早，在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十一月。如此看来，孔子从陈入蔡，是进入迁都州来的下蔡。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是在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自蔡入叶，此时的蔡国已经不在州来，而是迁到了别处。《左传·哀公四年》有如下记载：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
杨伯峻先生注曰：
杜注：“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为邑。致之者，会其众也。”负函，据《汇纂》，当在今河南信阳市，县境。据江永《考实》，缯关在今河南方城[2](p.1626)。
楚国为了经营北方，把位于方城之外的居民迁到方城，把蔡国居民迁到负函，当时的借口是吴国将溯江而上，如果不及时迁徙，日后便要奔亡逃命。“负函”，杨伯峻先生引《汇纂》之说，认为是在今河南信阳。可是，那里位于淮水之南，楚国的要塞大隧、直辕、冥轭都在这一带。楚国是担心蔡人投吴而令其迁徙，不可能把它置于要塞之地，因此，蔡所迁入的负函不应在信阳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今河南叶县处标有函氏[3](p.25)，此地当是蔡国所迁入的负函。负函南距叶地不过二十左右公里，孔子自蔡入叶，是他随蔡人迁到负函之后的事情。负函离叶地很近，所以，孔子有机会到叶地，与叶公子高进行交往。
《史记·孔子世家》对于孔子至楚有记载：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1](pp.1930-1932)。
此记载对孔子至楚的情况交代得很清楚。当时楚昭王率兵救陈，驻扎在城父。杨伯峻先生注：“此乃北城父，……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平顶山市西北”[2](p.1633)。城父与蔡人所居的负函之地相邻，东距陈地不过百公里。孔子当时处于陈蔡之间，与城父相距很近。楚昭王是在率兵出征，驻扎在城父期间征召孔子。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派子贡向楚方求救。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与昭王在城父见面。
由此可见，孔子至楚，并没有到达楚国的郢都，而是在北楚之地城父见到楚昭王而已。蔡人所迁居的负函，昭王驻扎的城父、叶公所在的叶地，均在今河南的平顶山、叶县一带，彼此距离很近。孔子的入叶至楚，活动地域极其窄小，局限于楚地北境。孔子是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入叶，楚昭王逝世后离开了楚地，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孔子的南适楚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有限。
二、孔子与叶公子高的交往及传闻
早期典籍对孔子适楚的记载，有的合乎历史事实，可称为历史叙事；有的则是出于虚拟，或者虚实参半，可称为文学演绎。对于孔子适楚的历史叙事与文学演绎，涉及楚国君主及其臣属，以及平民阶层。其中，《庄子》既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属于楚文化系统内的文学经典，成书较晚，因此，他们与孔子交往的传闻，大量地被载入《庄子》一书中，从而由历史人物变成文学作品的角色。尽管这些人物的形象各有特色，但都体现出鲜明的楚文化属性，成为楚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孔子及其弟子适楚，所交往的楚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叶公子高。
叶公子高所居之地叶与蔡，空间上比较接近中原，对于周文化多有接触，心理上易于接受来自周文化系统的儒家思想，因此，叶公子高对孔子的观点，往往采取钦服遵从的态度。
叶公子高仰慕孔子的才学识见，特别想了解孔子。据《论语·述而》记载：
叶公子高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而”[4](p.71)。
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以看作孔子的人生宣言，也是孔子积极入世精神和乐观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史记·孔子世家》有类似记载，史事材料当是采自具有实录性质的《论语》，由于此材料在孔子入楚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从而被纳入孔子的传记中，进一步增强了历史真实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司马迁根据孔子一生经历与追求所做增益，更强化了孔子积极好学的入世精神气质。
关于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的故事，在《论语·子路》篇有相关记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4](p.139)。《墨子·耕柱》篇亦有相关记载。《韩非子·难三》记载尤细，叶公子高、鲁哀公和齐景公相继向孔子问政，孔子却给出三个不同的答案，其中，针对叶公子高的回答是：“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5](pp.904-905)，这是基于叶地政治现状而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都亦可称邑”[2](p.242)。这里的都，即是指称叶公所受封的叶邑，叶都大而楚国小，并不是说叶都真比楚国大，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孔子敏锐地看到，楚国的政治局势两不相称，告诉叶公子高应该安抚境内人民，吸引境外百姓，从而形成政治上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实现楚国的整体强大。孔子之所以把“近者悦，远者来”作为叶公应遵循的执政纲领，还和叶地特殊的位置、作用及居民构成有着密切关联。《左传·昭公十八年》：“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对此，杨伯峻先生注曰：
《会笺》云：“是年楚子迁许于析，更以叶封沈诸梁，号曰叶公。定五年叶公始见于《传》，哀四年再见，十六年又见，盖自是为楚重镇矣”[2](p.1400)。
叶公子高是在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始封于叶。在此之前，那里是许人所居。《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载：“许灵公畏偪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2](p.877)。许人迁入叶地是在鲁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下距沈诸梁封于叶已长达50年之久。沈诸梁是在许人迁出叶地之后被封为叶公，下距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已有34年。叶地的居民成分比较复杂，那里有当地土著，许人迁走后还会留有本族遗民，叶公子高也必然会携带一批楚人入住。叶地居民成分复杂，又是楚国北方重镇，因此，保持此地的平稳与安定，显得非常重要。孔子的回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道出了叶公子高为政的第一要务。“近者悦，远者来”的执政纲领，对于楚国北方重镇叶地而言，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
叶公子高与孔子论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对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4](p.139)。叶公子高对孔子讲述了一个法律与血缘相冲突的故事：楚人直躬告发他的父亲盗羊，孔子认为，此举不当，应该父子相隐。证，意谓检举、揭发。攘有随顺、因循之义。攘羊，意思是顺势行窃而盗羊，相当于成语“顺手牵羊”。所谓直躬者，人如其名，应指亲自践行公平正义的人。此处，直躬的直，与孔子所说“直在其中”的直，需加以区别，杨伯峻先生解释道：“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和‘慈’，因之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4](p.139)，可见，两个“直”代表不同的理念，后者带有儒家特定的哲学意蕴色彩。
这个故事在《韩非子·五蠹》篇和《吕氏春秋·当务》篇中的结局，迥然有异，前者令尹诛直躬，后者楚王不诛直躬。刘宝楠《论语》注：“宋氏翔凤《过庭录》：‘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异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6](p.536)。宋翔凤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叶公子高对孔子的观点表示接受，是因为直躬的行为有违儒家所推行的血缘伦理观念。
叶公子高与孔子有关直躬案例的讨论，反映出楚文化与儒家学说的重要差异，忠和孝发生矛盾时，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吕氏春秋·高义》记载，楚士石奢放弃追捕杀人的父亲，自愿请死于楚廷。这则传说还见于《韩诗外传》卷二、《新序·节士》、《史记·循吏列传》。传说石奢是楚昭王的廷臣，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对忠孝所做的选择却明显不同。另外，《韩诗外传》卷十也记载来了一个忠孝两难全的故事：楚人申鸣以孝闻于楚王，楚昭王因此任命其为左司马。白公挟持其父，威胁其参与暴乱，申鸣则不顾父亲安危而剿杀白公，最后，辞谢楚王之赏，自刎而死。楚国白公之乱发生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卒于此年。传说中的楚士申鸣和孔子处于同一时段，年辈晚于孔子。申鸣同样处于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之中，他在选择尽忠之后自杀而死，以此表达不能尽孝的愧疚。石奢是先尽孝，因不能尽忠而死。申鸣是先尽忠，因不能尽孝而死。在位置摆放上，忠和孝同等重要，二者不能两全，宁肯选择死亡，也不苟且偷生。《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伍氏家族复仇的故事中，楚平王的奸臣费无极诬陷伍奢谋反，并把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召伍尚、伍员兄弟前来，企图把他们全部杀掉。在这种情况下，伍尚选择了尽孝，返回之后与父亲一道被杀。伍尚为其弟伍员选择的则是为父复仇，伍员也接受了这种选择，既然不能尽孝，根本不考虑尽忠，把楚君作为复仇对象。伍尚、伍员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他们在忠孝不能两全情况下所做的选择，也与儒家的观念不相一致。
上述事实表明，在孔子所处的春秋后期，他本人在忠与孝位置的摆放上已经有明确的观念：孝重于忠，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以孝为先，宁肯为孝而放弃忠。而在当时的楚地，尚没有形成这种明确的共识，因此，在忠孝出现矛盾之际，出现了多种选择。叶公与孔子所谈论的直躬举报父亲的案例，说明楚地以孝为先的理念尚未确立，孔子则以儒家的立场对直躬的做法提出非议。孔子提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实质上是以血缘为重为先。此是古代社会里常论不休、常辩不衰的忠孝两难全的话题。《孟子·尽心上》写孟子弟子桃应之问，将舜置于忠孝难以抉择的境地。孟子认为，舜的父亲瞽瞍杀人犯法后，舜会选择背着父亲逃匿，而舍弃天下，欣然快乐地隐居于海边。后世的一系列法令，将父子相隐的血缘伦理观念进一步制度化，《盐铁论·周秦篇》记载：“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夫闻父子之相坐也”[7](p.59)。可见，儒家所倡导的父子相隐观念，在后世血缘关系占主导的传统社会取得了合法地位，同时，也强调了孝悌父母的伦理道德。
关于叶公子高出使齐国请教于孔子一事，《庄子·人间世》记载：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公元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8](p.155)
孔子教导叶公子高，消除了他出使前的忧惧心理。《庄子》将孔子塑造成道家的代言人，传达的是道家理念，假借孔子之口，谈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可见，与儒家一样，道家同样回避不了父子君臣的关系问题，要实现忘乎生死，即超越“悦生而恶死”的境界，是通过超越父子、君臣即“子之爱亲”和“臣之事君”而实现。关于叶公子高的忧患心理，《庄子·人间世》生动记载，楚王派叶公子高出使北方强大的齐国，临行前，令尹子常也万般叮嘱，他感到责任空前重大，因此，再一次虚心向孔子求教。叶公子高自谓“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是说自己食用粗茶淡饭，成玄英《疏》：“承命严重，心怀怖惧，执用粗食，不暇精膳。所馔既其俭薄，爨人不欲思凉，燃火不多，无热可避之也”[8](p.154)。“朝受命而夕饮冰”，意谓他使用饮冰的方式，败泄心中内火。说明叶公子高由于内心恐惧而造成内热，并非美食所致，使用饮冰的方式，已不奏效。言语之中透露出强烈的忧惧情绪，来自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很强。历史上的叶公子高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人间世》篇借此大肆渲染，可视为孔子与叶公子高交往的文学演绎。
三、孔子在楚地的高层交往及相关叙事
1.孔子与楚昭王、令尹子西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唐司马贞《索隐》解释说：“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1](p.1932)。书社之名，还见于《左传·哀公十五年》、《管子·小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荀子·仲尼》、《吕氏春秋·知接》等篇。当时以书社相赏，都是以百为单位计算，齐桓公封管仲五百社，齐景公也要赏给晏子同样数量的书社。齐桓公的宠臣公子开方以七百书社赠与卫国。齐景公对流亡在齐地的鲁昭公以千社相赠。楚昭王打算对孔子慷慨相赠，表明他对这位流离在外的儒家创始人非常欣赏。
孔子对楚昭王亦颇为认同，楚昭王是一位明君，据《左传·哀公六年》记载，他没有听取周大史、楚大夫的建议，不肯采取禳祭方式把灾难转嫁给朝廷重臣。他严格遵循礼的规定，不肯为了除掉疾病而淫祀，孔子对楚昭王的举措非常认可，孔子评价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2](p.1636)随后，孔子援引《夏书》里的语句加以赞扬，对他在病重期间表现出的清醒和理性，以及顺应天命的生死观，祭祀以礼的态度予以充分肯定。楚昭王的行事方式，与他平时对于礼的研习密不可分。《国语·楚语下》记载，楚昭王向观射父询问重黎绝地天相通之事，观射父向他讲述巫觋宗祝的由来。在祭祀楚平王时，昭王又向观射父询问祭品的具体规定、祭祀的相关要求。观射父的解答，与周代礼书的记载相契。这些事例表明，早在孔子至楚之前，楚国宫廷的祭祀已经遵循周礼的规定，并有通晓祭祀的朝廷大夫主持。因此，楚昭王病重期间能够严格按照礼的规定行事，而不随意祭祀。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楚国北境感受到礼乐文化对楚地浸润，并对以礼行事的楚昭王深表认同。
时任楚昭王令尹之职的子西，是当时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阻止昭王以七百书社封赏孔子，担心孔子在众弟子的辅佐下，在楚地发展壮大，最终造成对楚国的威胁，乃至取代楚国。子西在政治上对孔子多有排斥，但他对孔子本人及其弟子的才能则予以充分的肯定，把他们视为贤人。贤人多能，因此子西不敢接纳他们。
孔子在北楚之地封赏受阻，在齐国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史记·孔子世家》叙述孔子在齐地的经历时，写晏婴作为齐景公时期的朝廷重臣，他不但排斥孔子，而且全盘否定当时处于初创期的儒家学说。同是孔子遭到排斥，但从中可以看出齐、楚文化对儒家所持的不同态度。齐国是既排斥孔子又否定儒家，楚国则是虽然疏远孔子却认可儒家。对比之下，孔子及儒家在齐地的遭遇更具悲剧性。
2.孔子与孙叔敖
《庄子·徐无鬼》：
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丘愿有喙三尺。”
此段文字涉及楚地两位著名历史人物：孙叔敖与市南宜僚。孙叔敖担任楚庄王时期的令尹，辅佐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是楚国历史上的名相。这里的孙叔敖作为朝廷重臣，陪同楚王置酒欢迎孔子的到来。
孔子评价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甘寝、秉羽两个事象，具有强烈的道家思想色彩。成玄英《疏》：“叔敖蕴藉实知，高枕而逍遥，会理忘言，执羽扇而自得”[8](p.851)。孙叔敖秉持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使得楚国大治。
“郢人投兵”，孔子的这一事实判断，具有具体的历史指向。郢人代指楚人。投兵，司马彪注：“无所攻伐也”[8](p.851)。《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确立楚庄王霸主地位的晋楚邲之战后，楚国大夫潘党向庄王提议：“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杨伯峻先生解释道：“武军、京观是一事，收晋尸而封土，即谓之武军；建表木而书之，即谓京观。”即修建掩埋晋国败军尸体的土堆以纪念楚军胜利。楚庄王表示拒绝，提出“止戈为武”的理念，并进一步阐释道：“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关于“武”，杨伯峻先生考证，其甲骨字形像人持戈以行，认为：“春秋时人因赋予以哲学意义，所谓‘战以止战’、亦犹‘刑期无刑’、‘杀以止杀’之意”[2](p.744)。这里的解释，从哲学思辨层面对武进行了意蕴阐发。孙叔敖所在的楚庄王统治集团提倡息兵偃武的策略，与孔子评价孙叔敖的“郢人投兵”不谋而合。可见，孙叔敖的形象带着具体的历史背景，虽然在《庄子》里作为文学形象出现，与孔子的交往进行了文学演绎，但无疑印有历史胎记。
《庄子·田子方》篇再一次出现有关孔子与孙叔敖的相关记载，此处称孙叔敖三为令尹，三次被免，同样淡然处之，无喜无愠。孔子以“古之真人”评价孙叔敖，道出了孙叔敖身上鲜明的南楚道家气质与风格。
孔子至楚，上距孙叔敖为相百余年，孙叔敖不可能陪同楚王欢迎孔子的到来。《庄子》一书，之所以把孙叔敖与孔子整合到寓言故事中，充当对话的双方，这与孙叔敖传说所涉及地域、与孔子至楚的活动空间相关。据《吕氏春秋·异宝》记载，孙叔敖深谋远虑地令其子在自己死后受赏时选择寝丘之地，因为寝丘既瘠薄，名称又不祥，不会有人来争夺。因此，孙叔敖的后代长期保有寝丘之地。据考证，寝丘在颖水、汝水附近，孔子由蔡入叶，再从陈蔡之间至楚，活动范围都在颖水、汝水流域。孔子在北楚之地活动的地点距离寝丘不远，这是《庄子》把孔子和孙叔敖整合在同一个寓言故事中，并且进行对话的原因。《庄子》按照道家理念来拼凑、加工历史人物形象，属于托人寄言的手法，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符合其汪洋恣肆的浪漫风格。
3.孔子与市南宜僚、白公
《庄子·徐无鬼》写孔子评价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这里涉及的历史事件是楚国白公之乱，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楚国白公胜准备作乱，石乞推荐市南宜僚，“市南宜僚，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石乞道出了这位隐士的基本情况：居住在市场南边，名宜僚，是一位隐于闹市的高人。他武艺精湛，能够发挥出500名武装人员的作用。《淮南子·主术训》：“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高诱注前半段文字，与《左传·哀公十六年》的记载大体相同，而对白公胜、石乞与市南宜僚会面的叙述则更加具体：
乃往视之，告其故，不从。举之以剑而不动，而弄丸不辍，心志不惧。曰：“不能从子为乱，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杀子西。故两家虽有难，不怨宜僚，故曰无所关其辞也[9](p.273-274)。
市南宜僚在白公胜以剑相逼的形势下依然弄丸不辍，一方面显示出他弄丸技巧的高超，在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照样抛接自由；另一方面，则说明他毫不畏惧，没有慌乱失态，仍然专注于杂技游戏，根本不把白公胜的请托放在心上。《庄子·徐无鬼》篇的弄丸情节，是一种暗示和象征，用以凸现市南宜僚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超脱。
《庄子·则阳》篇还有孔子与市南宜僚交往的如下故事：
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仲尼曰：“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往视之，其室虚矣。
这则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卖浆水的旅店，属于商业区。市南宜僚因为居住在市场的南面而得其号，这里同样以商业区为背景，带有市南宜僚历史原型的投影。孔子称市南宜僚是陆沉者，富有深意。人在水中会沉没，在陆地则基本没有可能。把市南宜僚说成是陆沉者，因为他隐居于民间，处于社会边缘，并且销声匿迹，不肯显露自己。他不甘于随波逐流，不趋时媚俗，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陆沉一词，后来成为隐于世俗的代用语。
在《庄子》的这两则故事中，市南宜僚对孔子的态度有所变化。《徐无鬼》篇中，市南宜僚与孔子一起接受楚王的赐酒，并进行交谈。《则阳》篇故事中的市南宜僚，唯恐孔子向楚王推荐自己，迅速地逃离居所，他对现实政治的厌恶，以及对孔子的拒斥已经极其强烈。
孔子与白公胜的交往，《墨子·非儒下》记载：“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对此，孙诒让评价说：
《史记·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事在哀公六年。白公，楚平王孙，名胜。其与石乞作乱，事见哀公十六年《左传》。此事不可信。《列子·说符篇》、《吕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应训》，并载白公与孔子问答，或因彼而误传与？毕云：“《孔丛·诘墨》云：‘白公之乱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10](p.298)
孙诒让等人的辨析很有说服力，从时间上否定孔子与白公进行交往的可能性，但还有可补充者。白公作乱晚于孔子去世十旬，这是孔子不可能预先知道白公之谋的主要证据。另外，孔子在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自陈入蔡，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到叶地，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见楚昭王，当年离开楚地，楚昭王卒于此年。而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白公胜自吴返楚是在楚惠王二年(公元前487年)，时当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此时孔子已离开楚地2年。总之，无论从哪个时段进行考察，孔子都没有与白公会面的可能。《墨子·非儒下》所叙孔子参与白公谋乱之事，是墨家为排抑儒家而发，反映的是学派之争，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吕氏春秋·精谕》篇记载，白公与孔子谈论微言，这场对话是虚拟的。《列子·说符篇》、《淮南子·道应训》的相关记载大体相同，都是以虚拟孔子与白公之间的对话，宣扬道家的理念。
四、孔子入叶至楚与平民隐士相遇的传闻
孔子适楚的春秋战国之交，道家思想在楚地悄然兴起，隐逸之风盛行，标志性事件是陆续出现一批隐士。孔子直接接触到了平民阶层的隐士或具有隐士气质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或多或少带有道家思想的烙印。
孔子曾遇见楚狂接舆，《论语·微子》载：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风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
这件事发生在孔子驻留楚国期间，《史记·孔子世家》把时间定在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已属春秋末期。
《庄子·人间世》篇载有此事，基本上是演绎《论语·微子》篇的记载，但是又有所增益和改造。狂接舆劝谏孔子的《凤兮歌》，具有现实针对性。凤凰是寓示太平盛世的象征物，《诗经·大雅·卷阿》是一首反映西周成康治世的颂歌：“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据此，《韩诗外传》道：“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风没身居之”[11](p.682)。通过具体事象的详述，汉代经师韩婴进一步强化了凤凰的吉祥鸟属性。在《凤兮歌》中，狂接舆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道出了天道衰微的残酷现实，这是导致凤凰不见的现实因素，也是劝诫孔子避世的现实理由。其次，《人间世》篇“迷阳迷阳，无伤吾行”中的“迷阳”之意，也是针对孔子而发。迷，指迷惑、迷失。阳，用的是特殊意义，指遮蔽、蒙蔽。《周礼·春官·卜师》有言：“凡卜，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郑玄《周礼》注曰：“阳，前弇也”[12](p.804)。郑玄注是根据《尔雅·释鱼》而来，其中提到龟“前弇诸果”，前弇，指龟的前甲长，把前部形体都掩盖起来，因此，对于龟而言，阳，指的是在前部加以遮掩，此解的具体考证见于郝懿行的《尔雅义疏》[13](p.1195)。阳，指在前遮蔽，这里所说的“迷阳迷阳”，是狂接舆感慨孔子及世人迷失于遮蔽之下，意谓因被掩蔽而迷失方向，自己不能因此而使人生之路受到妨碍。这里的狂接舆，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般的自负，是以传教布道的角色自命。
《论语·微子》篇也有孔子与隐士长沮、桀溺的交往记载。长沮、桀溺同为隐士，但是，他们对人生世道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回答子路之问方式各异。子路问津，询问渡口之所在，长沮称孔子“是知津矣”，意谓孔子知道人生渡口之所在。郑玄注引马融语：“言数周流，自知津处。”马融的解释是正确的。在长沮看来，孔子汲汲惶惶，周游列国，寻找能够实现自己理想之处，对与他所持政见不同的君臣则回避疏远之，值得肯定。然而，在桀溺看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整个天下是洪水泛滥，从根本上否定世上还有人生渡口可寻，劝说孔子应该从避人提升到避世，成为像他一样的沉潜隐没之人。桀溺的话语带有愤世嫉俗的性质，对现实的批判远较长沮激烈，孔子的话语主要是针对桀溺而言。在儒家看来，人生在世，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必须与人相交往。桀溺认为，天下如同洪水泛滥，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呢？意谓无力回天，不能使现实变好。孔子则称，如果是天下有道，便用不着自己加以匡正了，正因为天下无道，因此，自己要寻找人生渡口，开出治世的药方。在隐与见、出世与入世的看法上，孔子与桀溺针锋相对，二者无法调和。
《论语·微子》篇还有子路遇见杖荷的记载，文字紧随于“子路问津”条目之后。《史记·孔子世家》也是如此排列，但文字稍异而简略，并把这个故事置于孔子自叶返蔡到陈蔡绝粮之间，视为北楚之地发生的事情。这是孔子居于楚地与隐士又一次发生关联，但未能直接见面。
《论语》及《庄子》所出现的北楚隐士，表现出鲜明的逃离社会，与现实决绝的人生态度，他们的这种抉择与品格，与北楚之地的历史文化积淀存在密切的关联。北楚之地指的是颖水、汝水流域，那里是古代早期隐士的摇篮。《吕氏春秋·离俗》篇称，商汤让天下于卞随，卞随耻之，“乃自投颖水而死”[14](p.1243)。《庄子·让王》篇称，卞随“乃自投稠水而死”。成玄英疏：“稠水，在颍川郡界”[8](p.986)。卞随投水的地点，无论称为颖水，还是稠水，都在颖水流域，当是同一传说的异文。《高士传》还有如下传说：
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于是遁耕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15](p.3)。
尧让天下于许由传说，历史上或实有其事，《庄子》的《逍遥游》篇、《让王》篇都有这方面的寓言。至于巢父传说，则是在许由传说基础上增益而成。许由隐于颖水之阳，北楚之地在颖水西南，属于颖水上游。《水经注·颖水》载：
颖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子此也。……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尧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墓焉。山下有牵牛墟，侧颖水有犊泉，是巢父还牛处也[16](pp.1805-1806)。
其中的故城，指阳城县故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嵩山之南、颖水流域，在春秋时期之前，相继出现一批隐士，以许由、卞随最为著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逃避现实，拒绝参与社会政治，不与外界交往。北楚之地负函、城父北距嵩山不过百余里，东距颖水则更近。至于叶公所在之地，距离嵩山、颖水也在200里以内，而且先前是许国疆域，而许人是早期隐士许由的后裔。从严格意义上说，北楚之地属于嵩山、颖水文化区，丰厚的隐士文化积淀而成的社会风尚，使孔子时代的北楚隐士很大程度上继承古代风尚，呈现出与同期鲁地隐士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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