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的“双重风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故事论文,俄罗斯论文,风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1)06-0070-07
俄罗斯不仅有着丰富的民间故事宝藏，而且拥有大宗的民间故事理论研究遗产。若将这笔遗产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体背景之上，我们会看到，俄罗斯几代学者的探索既始终与世界民间故事研究的发展保持着敏感而活跃的接触，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同时又立足于脚下这块广袤丰饶的土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以其理论创新为世界故事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研究领域的扩展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一
对俄罗斯故事研究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19世纪中叶以前大致还只能被称为“前科学时期”[1](P15)。尽管从17、18世纪起有不少冠以“俄罗斯故事”名目的出版物出现，但那多是经文人加工改编的一些类似骑士惊险小说的通俗读物。科学意义上的故事搜集整理尚未开始，研究自然无从谈起。
1845年俄罗斯地理协会(PГO)成立，这是俄国民间文艺学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协会下设民俗志分部，在民间文学文本的搜集方面做了大量积极的组织工作，遍及俄罗斯各省的众多无名通讯员们记录的口头民间作品大大丰富了协会的档案馆，其中故事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为后来系统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到19世纪50—60年代，“俄国民间文艺学界几乎是同时产生了各种学术流派或学说”[1](P22)。欧洲学界的各大流派均程度不同地在俄罗斯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如布斯拉耶夫之于神话学派，维谢洛夫斯基、佩平之于流传学派，维谢洛夫斯基之于人类学派，安德列耶夫之于历史地理学派等等。然而，这些学者一是大都有较广泛的研究领域，虽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故事，有的甚至对故事学的某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但或因为没有专攻于此，或因为偏重编纂索引，理论论述多不系统；二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不少具有本土化的特点，如就体裁和起源而言故事与俄国的勇士歌的相互关系等，但在理论上主要还是欧洲各流派的回响，独特的建树不多。像被誉为“俄罗斯的格林”的阿法纳西耶夫，作为布斯拉耶夫的学生，神话派学说的主张者，虽有不少理论著述，但他最主要的、令后世受益无穷的贡献，是他编辑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1855—1863)。他与其说是作为一位故事理论家，不如说是作为俄罗斯“学术界第一位故事资料出版者”而名垂史册。“如果阿法纳西耶夫留给我们的仅仅是理论著作，他的名字在民间文艺学史上也会占有一席之地，但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人知”[2](P8)。
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至20世纪初，俄罗斯的故事学研究进入了自己的向深广发展和不断有所创新的时代，有些理论发现甚至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故事讲述人的研究和故事文本的结构形态研究，前者被作为俄国民间文艺学的传统特色，后者已被视为世界范围内同类研究的滥觞和高峰。不过，这两项成就在俄国国内的命运并不相同，其中的褒贬毁誉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围绕着它们及它们的代表者展开的论争虽远不及当年那么激烈，但至今也还余烟未熄。
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对这两种理论先后有过详略不等的介绍，但从对比参照的角度探讨其对认识故事本质的意义、对了解俄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发展的意义的研究似还不曾有过，本文有意于此，希望能为中国学界提供一份借鉴。
二
19世纪下半期，当理论界尚处于吸取借鉴欧洲经验，为诸如故事的定义、起源及故事与勇士歌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争论不休时，在一些搜集者们的活动中已经显露出了新的苗头。那就是对故事讲述人的关注。
这种倾向最早出现在勇士歌领域——先是п·H·雷布尼科夫于19世纪60年代在俄罗斯北方地区进行搜集活动时发现了几位杰出的民间演唱者，他从他们那里记录收集了大量的勇士歌。雷布尼科夫注意到了这些艺人在演唱活动中对传统的创造性再现，和他们对叙事诗遗产的个人贡献，并希望在出版集子时能对此有所体现。可是在出第一版时由于两位学院派学者的参与，材料是遵循传统方法按故事情节来编排的，这有违雷布尼科夫的初衷，他在出第二版时坚持改为按演唱者编排。这看似是一个技术处理的问题，却包含着对民间文学的本质的全新认识，这种认识的意义又被他的后继者加以发掘和深化，这位后继者就是斯拉夫学家A·Φ·吉利费尔金格。吉利费尔金格于1871年沿着雷布尼科夫当年走过的路线重访那些民间演唱家们，从70位歌手那儿记录了318篇勇士歌，他“首次采用了研究个别演唱者个人全部演唱篇目的方法。他将勇士歌按演唱家来编排，并在前边附上有关生平资料”。在这两位学者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一批按此方法搜集编选的集子[1](P27)。
雷布尼科夫和吉利费尔金格的新思路对故事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阿法纳西耶夫在编辑他的故事集时，一是因为其主要资料来源并非来自直接采集，大部分文本是地理协会档案馆和达里等学者个人提供的，无法顾及讲述者问题，二是从其神话学派立场出发，他更热衷于在故事中寻找古风旧俗，对这个问题也无兴趣。19世纪70年代末，故事搜集家д·H·萨多夫尼科夫“第一个注意到活生生的人、故事的讲述者”[2](P80)。他几乎在每篇文本的后面都要注明讲述者是谁，这一看似细小的情况意味着一种新的原则转向。他在搜集故事的过程中很幸运地碰上了一位天才的民间故事家阿勃拉姆·诺沃波利采夫，他后来编纂的《萨玛拉地区的故事和传说》共收入了183篇作品，从诺沃波利采夫一个人那儿采录的故事就有72个。诺沃波利采夫讲的故事不仅内容广泛，而且风格多样，显示出了罕见的讲述才能。萨多夫尼科夫为这些普通农民身上所隐藏的才能所动，曾打算为他编的故事集写一篇导言并附上一个索引，以详细介绍他遇到的这些民间故事家们，可惜的是未及完成就因病去世了。他收集的故事后来由玛伊科夫协助整理，1884年，在他死后数年，这本具有杰出的学术性的故事集获出版，成为故事讲述人研究理论的第一块奠基石。
20世纪初，H·E·翁丘科夫出版了他搜集整理的故事集《北方故事》(1908)，完全采用了按讲述者来编排故事的原则，而且附有每位讲述者的小传和评述，他还发表专文《北方的故事和故事家》，对自己的原则做了说明。翁丘科夫认为，故事家们从当地流传的故事中选择讲哪些取决于其个人口味，一个故事家在他听过的故事中能记得住的主要是那些能激发他的想象力或令他动心并深深植入他心灵的东西。他在编辑故事时不按异文来分类，是因为那样会使“一个故事家所特有的某种东西完全消融在一般性的大堆故事材料中并被研究者所忽略”。翁丘科夫发现，故事家们的讲述由于才艺、智慧、性格和擅长不同而十分多样，他碰到过的“有口无遮拦的乐天派，也有愁眉苦脸的人，还有一本正经，好沉思默想，有着严肃的哲学气质的人以及其他类型的人”[3](P50，51)。他在文中称这些民间故事家是诗人，语言艺术家，讲述高手。翁丘科夫对故事家个性的关注、思考和他的分类实践，提出并解答了民间口头创作作为一个不断完成的过程，其中个性因素的作用问题。著名民间文艺学家э·B·波梅兰采娃认为自翁丘科夫的《北方故事》始，“故事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4](P104)。
翁丘科夫的这一套方法直接影响了俄国尔后的故事搜集实践，重要的代表人物如Д·K·泽列宁、索科洛夫兄弟、M·K·阿扎多夫斯基、и·B·卡尔纳乌霍娃等人，无一不是遵循翁丘科夫开辟的路线并有所发展，最终形成了俄罗斯故事学的一大特色。
泽列宁先后出版了《彼尔姆省的大俄罗斯故事》(1914)和《维亚特卡省的大俄罗斯故事》(1915)，并在《彼尔姆省叶卡捷琳堡县的故事和故事家片谈》一文中分析了从事不同行当的讲述人的创作特点，对讲述者类型做了进一步的划分。
索科洛夫兄弟的《别洛焦尔斯克地区的故事和歌谣》(1915)及相关的研究文章中显露出他们对民间艺人们的细致观察和热爱，他们根据分析研究得出结论说，讲故事者的个性在挑选故事篇目、在故事中带入自己的看法及改变传统情节等方面表达出来。索科洛夫兄弟将讲述者分为史诗诗人，道德说教者，讲家常故事的现实主义者，喜插科打诨者和好讽刺者。他们的划分主要还是根据讲述者的讲述篇目。不过普罗普在他的《俄罗斯故事论》中对此提出了异议，他指出了索科洛夫将某位故事家划入某个类型，而二者并不相符的若干例子，认为问题在于划分原则的不合理，进行划分时除了考虑篇目外，还应考虑表演的风格因素[2](P319)。
1924年，在《西伯利亚活古风》杂志上发表了阿扎多夫斯基记录的西伯利亚女故事家H·O·维诺库洛娃讲的故事和他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开辟了故事学的新阶段”[4](P106)。阿扎多夫斯基是将风格现象作为一个服从于一定规律的有机系统来谈讲故事人的风格问题的。他综合翁丘科夫、索科洛夫等人的理论和自己的观察，扩展并深化了前人的方法。此外，他还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前人提出的问题并在文艺学研究领域为这一问题寻得了一席之地。他认为，狭隘的传记范围的研究应该为研究讲故事者的创作个性、其故事总目及风格所取代。他详细分析了维诺库洛娃讲的故事，它们的地方色彩，它们的情节结构等等。阿扎多夫斯基此后继续扩大搜集和研究范围，1933年出版了副标题为“杰出的大师们”的故事选集《俄罗斯故事》，书中附有一篇长文：《俄罗斯的故事讲述者们》（后被收入阿扎多夫斯基的文集《文学与民间文学》），他在概括对几位大师创作的观察时，得出结论说：“同一个情节在各个讲故事高手那里得到了不同的体现，处于阶级斗争和这样那样的社会进步的压力之下对新的内容和新的世界观的吸取，使得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情境不断扩展”，于是“故事家在他的创作中不但没有脱离集体，而且创造了表达集体的思想和集体的美学的东西”[4](P107)。阿扎多夫斯基在当时及以后的二三十年中有一大批同道者，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作品集和专文专著，对优秀讲述人的发现和研究一时蔚成风气。
对讲述人作用的思考，归根到底是从故事的创作主体的角度对民间文学的传统与创新、稳定因素与变异因素、个性因素与集体因素的相互关系这些本质问题进行探究，是将民间文学看成一个“活着的、不断完成的过程，而非机械再现的僵死传统”[5](P162)。上述学者的努力深入了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推进了人们对民间文学本质的认识。
不过，在讲述人研究理论如日中天之时，在列宁格勒大学的讲堂上却传出了不同的声音（注：此处引文出自普罗普的《俄罗斯故事论》(1984)。该书为普罗普在大学授课的讲稿，在他去世后由他人整理出版。这段论述出现的准确时间难以判定，根据该书引用文献情况来看大致是在50年代以前。——本文作者注。），另一位故事理论家B·я·普罗普提醒说，“这种对故事家，而且是优秀故事家的迷恋中却包含着某种危险，不止是片面性的危险，而且有错误理解民间创作特性和本质的危险。”说到局限于讲述人研究可能导致片面性的问题，普罗普认为根据优秀故事家来出版和研究故事势必要进行某种筛选，“而在任何科学中筛选总是危险的并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概念和结论。根据优秀的讲述人来研究故事时，我们对故事在大众中的流传一无所知。然而故事完整的生命不止存在于讲故事的大师身上，它是浑然一体地存活着的，是人人皆知的”[2](P320)，因此仅有这一种收集和研究方法是不够的。普罗普指出，在苏联学界还有另一种主张全面搜集的倾向，即记录和研究的对象不止是经过选择的个别人，还应该包括整个村子，再推至整个地区，理想的一直到包括整个国家。A·и·尼基弗洛夫便是采用了这一原则并运用于他的搜集工作实践中。全面搜集使人们有可能确定故事总体及其形式与地理特点和地区经济的关系，对故事进行全面和多样的研究。这样搜集来的材料不需要全部出版，可以存在档案馆供研究之用。至于说这种方法的第二个危险，即“错误理解民间创作特性和本质”，普罗普认为在于它“夸大了个别人物的作用并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特殊之处”。因为民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著名讲述人讲述文本的总和。讲述人及其讲述文本所反映的是某些尚未充分研究的过程，它们在民间文学中有规律地发生着。研究个别人的创作只是为研究这些过程提供基础，最终应该归结为对这些过程及其形式和变体的判定。在这里，普罗普认为对立的与其说是关于民间创作无个性的陈旧观点和对个性创作深刻作用的新的理解，不如说是对人民性的不同理解，民间创作的力量还在于它的“集体性”。故事的流传不单是一个民俗学问题或文学问题，它十分复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2](P321—322)。
50—60年代讲述人研究一度沉寂，这倒并非因为普罗普那一席批评，但又确与普罗普有关，因为以普罗普为代表的对故事文本的结构研究正是在此时期登堂入室，成为俄故事学界的“主旋律”。
三
俄罗斯的故事文本结构研究在50—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其发轫期却早在20年代末，主要代表人物是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的в·я·普罗普，他的处女作《故事形态学》(1928)成为这一理论流派的标志性著作。
普罗普是位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他的研究活动不是始于田野作业搜集故事，而是对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集》的研读，这种方式似乎从一开始就使他将研究视线投向了故事文本，尤其是故事文本的形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故事的“体裁诗学”。
普罗普研读民间故事的第一个重要心得，是他惊异地发现在许多貌似不同的故事里，人物的行为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以至令他觉得它们是“同一个故事”。这一发现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并由此开始了他从结构形态角度探讨故事本质的研究道路。
民间故事的类同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故事学研究中的“歌德巴赫猜想”，以往的各大流派都曾在这个题目上一展身手，或者从起源，或者从流传，或者从人类心理需要或生活条件的一致上来做出自己的解释，大多属于外部研究。普罗普的理论创新在于他第一个试图从故事情节结构的内部找出规律性的解答，见前人所未见，并加以系统的论述，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就像许多学说的提出都有一个“史前期”一样，在普罗普之前并非无人注意到类同性与故事情节结构的关系问题，远有欧洲的J·贝迪耶，近有俄罗斯本国的A·H·维谢洛夫斯基和B·Б·什克洛夫斯基，普罗普从他们的学说中多有借鉴。普罗普称贝迪耶的研究为“欧洲学术界唯一一项严肃的研究故事诗学的尝试。”[2](P99)贝迪耶致力于在故事中捕捉并确定稳定因素与可变因素的关系，虽然贝迪耶对故事的稳定因素和可变因素究竟是什么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但这一思路对普罗普有很大的启发，他正是循此途径在看似纷繁多样的故事材料中进行“形式提纯”，确定了自己的一套术语系统：功能(функция)，行为(деиствие)；角色/人物(деиствуюшее лицо/персонаж)；不变因素/可变因素(постоянные величины/переменные величины)；结构/组合(структура/композиция)等。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对普罗普的影响至深至远，可以说贯穿了普罗普的整个学术思想（但不是全盘接受）。笔者曾撰文探讨过他们的渊源师承关系[6]。正是维谢洛夫斯基最早提出了“建设故事形态学的必要性”[7](P459)。但在故事类同性问题上，普罗普更接近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不赞成维谢洛夫斯基把母题的类同性归结为生活和心理条件的类同，认为“只能以存在着特殊的情节构成规律来解释这种一致”。
普罗普的贡献在于找到了神奇故事的“特殊的情节构成规律”。他在比较了不同的故事之后，发现其中变化的是角色的名字和标志，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他由此得出结论：“故事常常将相同的行为赋予不同的人物。这使我们有可能按照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8](P28)。
功能是普罗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从其对于情节进程意义的角度来定义的角色的行为”[8](P30)，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故事中人物众多，但功能的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功能的排列顺序永远是同一的”。“所有的神奇故事按其结构都是同一类型”。“这一点可以解释故事的双重性质：其惊人的多样性，其多姿多彩，从另一方面看，则是亦很惊人的单一性，重复性”[8](P30)。这可以作为他对类同性问题的基本解答。
要说明的是，普罗普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严格的限制：他从阿法那西耶夫编纂的故事集中选取的100个（第50—151号）故事是他单列为一类的神奇故事，他所进行的是局部的专项研究，神奇故事的31项功能及其排列顺序本身对其它类的故事并不具有普适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是这种共时结构分析的方法论价值。
20世纪20年代与普罗普进行同类研究的还有上文提到的那位主张全面搜集故事的学者A·и·尼基弗洛夫[9]。两位学者的工作是各自独立地进行的，却在基本立场上不谋而合，即“故事研究所立足的不应是人物的研究，而应是他们的行动，或说功能的研究，因为这些功能是故事的稳定因素，而且相同的行动可以分派在不同人物身上。”[2](P101)这一理论创新为当时一些大学者所激赏，但影响的范围并不大，这既因为20年代末形式主义学派已受到批判，形式研究已让一些人谈虎色变，也因为理论本身的超前性使它还不具备被广泛接受的土壤。因而，与以阿扎多夫斯基为首的讲述人研究的轰轰烈烈、气势雄壮相比，当时普罗普等人的声音显然微弱得多，而且还不止是微弱。30—50年代是庸俗社会学在苏联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以，“40年代中期以前普罗普在教科书和历史文献概论类著作中被作为民间文艺学界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10]这就意味着被排除在了主流之外。
20世纪50年代末，《故事形态学》被人们“重新想起”，“关于它的谈论开始出现在一些会议和出版物上，它被译成了英文”。对这种再度复苏的兴趣，普罗普自己后来解释说，“精密科学领域完成了重大惊人的发现。这些发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采用了更为精确的计数与研究方法。采用精确方法的渴望迅速波及到人文科学，出现了结构语言学和数学语言学。其它一些学科也紧步语言学其后，其中之一便是理论诗学。这就是将艺术理解为某种符号系统，是形式化和模式化的手法……”[11](P132)。尽管《故事形态学》中采用的术语系统与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者们有所不同，其方法的实质是与之相契合的，在时间上则早了30年，因而自然被国内外的结构主义者们奉为先驱，有了众多的同道者和追随者，而且远不限于故事学领域。如果说就传统的深厚而言，讲述人研究在俄罗斯故事学诸流派中当推第一的话，那么要论国际影响的深广，则是结构类型研究遥遥领先了。
四
在几十年间经历了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一番柳暗花明之后，目前看来，作为俄罗斯故事学乃至世界故事学研究的两大理论创新，讲述人研究和文本的结构类型研究呈双峰并峙、互相映衬之态。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派都不间断地有新作问世。被公认为20世纪文艺理论泰斗之一、俄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在其《双重风貌》（《洛特曼文集》，1997）一文中有一节名为“阿扎多夫斯基和普罗普：两种方法”，他对这两派的学术地位、意义和贡献作了如下评价：“50年代，尽管我们对阿扎多夫斯基有不容置疑的尊敬乃至热爱，但普罗普更令我们敬仰”。“国内符号学的创始人们事实上对阿扎多夫斯基避而不谈。那时候模式比文本更令人感兴趣”。不过到了当代，“在丝毫不贬低普罗普的卓越思想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阿扎多夫斯基的方法显得更具有现实意义”。在谈及这两派的相互补充时（代码或结构与文本，以及现实作用中的文本与普遍规律性），洛特曼得出结论说：“在结构和文本的关系中还应引入第三个要素：参与这一关系的人”，即重新提出了传统的变异和现实化，其真实的脉动，其如何被讲述人实现的老问题[5](P163)。
民间故事作为一个多义性结构，一个“不断完成的活的过程”，原本是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是对象的丰富性决定了研究取向的多元化。锲而不舍，独辟蹊径，俄罗斯学者们走过的道路给予后人的启迪亦是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