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落论文,发展阶段论文,农村论文,实证研究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1)12-0019-06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全民健身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动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大量的体育活动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可自生自灭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导致了村落体育组织的解散与重新组合，这些问题对如何利用村落体育组织这一载体占领农村先进文化主阵地，以及建立权力平衡、结构稳定的新农村，提高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群体形成理论，分析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村落体育组织，并对村落体育组织的积极效应加以有效利用，提高村落体育组织的运作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1 相关研究理论与基本假设
1.1 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
有关非正式组织的发展过程或阶段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著名的是塔克曼等人，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塔克曼提出了群体的形成需要四个阶段，即形成、动荡、规范以及履行。塔克曼的群体组织发展阶段模型主要是对群体的发展与形成给以解释。1977年，塔克曼在与Jensen合作的另一篇文章《小群体的发展阶段再访》中，在上述四个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个阶段——休整。这样，塔克曼正式完成了他的群体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后来有学者认为组织发展阶段有它的局限和缺点，认为该模型发展轨迹不一定如塔克曼的描述是线形的，而有可能是循环式的。无论如何，该模型对后来的群体组织发展阶段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由于受中国人情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影响，中国农村的村落体育组织要比西方更加普遍，而且在类型上也有所差别，大到国家政策制度，小到人们的行为规范，都将影响村落体育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目前尚未发现我国农村村落体育组织形成与发展阶段的相关研究。
1.2 基本假设
组建阶段：群体形成阶段理论认为，在群体成立初期，虽然人们参与热情较高，但有些事情大家不知道如何运作，参与度比较低[2]。同样，对于刚刚组建起来的农村体育锻炼组织，成员问有一个互相熟悉和磨合的过程，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和相互交往，彼此呈现出一种在一起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新鲜感受。在行为上表现为：在完全了解情势之前，不会轻易投入，承受着对个人期望的模糊和不确定状况。据此，假设1：村落体育组织成员的初步了解与信任让村落体育组织得以组建。
凝聚阶段：群体形成阶段理论认为，在这个阶段中，村落体育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开始形成亲密的关系，组织表现出一定的凝聚力。这时会产生强烈的身份归属感和友谊关系，彼此之间保持积极的态度，表现出相互之间的理解、关心和友爱，并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锻炼和健身目标上来，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彼此的合作和村落体育组织的发展[3]。村落体育组织会逐步克服组建中碰到的一系列阻力，新的行为规范得到确立并为大家所信任。假设2：村落体育组织内部环境制度的规范使村落体育组织成员得以凝聚。
执行阶段：群体形成阶段理论认为，在这个阶段，村落体育组织成员的注意力已经从试图相互认识和理解，转移到充满自信地锻炼或者健身表演，他们之间已经学会了如何提出不同建议和意见，能经受住一定程度的实践考验。大家高度互信、彼此尊重，也呈现出接收组织外部新方法、新输入和自我创新的学习性状态。假设3：村落体育组织内部高度互信、彼此尊重使村落体育组织的行动得以执行。
稳定阶段：群体形成阶段理论认为，在这个阶段，村落体育组织已经建立良好关系，对村落体育组织充满期望，可以发现体育活动群体问题并能解决，村落体育组织成员们能够了解彼此的优缺点，能熟悉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4：村落体育组织良好的关系互动使村落体育组织的行动得以成熟稳定。
整合阶段：群体形成阶段理论认为，对于长期性的群体而言，稳定阶段是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而对一些临时性的群体来说则还有一个中止阶段。由于农村的季节性很强，在不同的季节锻炼的频次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农忙到农闲，锻炼会从少到多，村落体育组织成员的数量也会多少发生变化，村落体育组织的凝聚力、执行力多少会受到影响。假设5：村落体育组织由于季节与人员的动荡使村落体育组织得以重新整合。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河北省村落体育组织成员作为调查对象，利用邯郸学院农村来的144名大学生为调查员，分别对144个农村(分布河北9个城市)的1000名村落体育组织成员进行了调查，以获取事实资料。问卷发放1000份，回收问卷969份，其中有效问卷891份，有效回收率为89.1％。
2.2 主要研究方法
2.2.1 调查法
问卷的设计：本量表参考了塔克曼、熊小斌[2]、徐碧琳[3]等学者系列论文中的问卷设计，自编《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的量表》，并进行了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问卷的论证：本研究应用Likert五点量表法设计问卷。量表原始条目共27个题项，形成预测量表。针对量表的预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采用T检验法进行条目分析，其中有5个题项P＞0.05，予以删除。保留的22个题项的CR值为2.4～5.0(P＜0.05或P＜0.01)。另外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量表进行了效度检验。信度检验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Alpha系数，其值为0.9271，但由于2个题项在其他因素上具有负荷，且较为接近，另2个题项载荷小于0.5，因此予以删除。对删除后剩余的18个题项再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2.2 数理统计法
笔者对891份量表的偏态系数S进行了计算，发现量表的偏态系数绝对值小于1，峰态系数绝对值小于1，认为18个题项的数值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3 实证分析
3.1 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特征变量的因子成分矩阵(表1)
利用SPSS软件对18个题项的附值进行降维分析，采用主成分的方法提取因子，利用方差极大法进行旋转，以特征根≥1为标准提出五个因子。按理论假设和因子分析的结果，将提出的五个因子命名为：整合阶段因子、稳定阶段因子、组建阶段因子、凝聚阶段因子、执行阶段因子，见表2。
3.2 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量表的相关分析
根据量表间和量表内各维度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确认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通过调查获取的数据资料，对各个量表的所有题项计算均值，界定了5个分量表，并以此作为村落体育组织发展干预的理论根据。
由表2可知，组建阶段、凝聚阶段与其他阶段相关具有高度的显著性(P＜0.01)，说明组建和凝聚阶段有可能向稳定阶段或者整合阶段两个方向发展，关键在于组织者、领导者的水平和能力以及社会力量(农民体育协会的支持、村委会的支持)的支持和帮助。稳定阶段和整合阶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成员在组织不同阶段的感受相差很远，所以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3.3 不同组织特征变量与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组织特征变量和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2)。
3.3.1 不同组织特征变量的组建阶段分析
在组建阶段上组织情况特征变量差异具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影响。
村落体育组织的组建阶段在组织情况上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见表2，F＝4.803，P＝0.001)。通过均数的多重比较结果(表略，方差齐性用LSD方法、方差不齐性的用Tamhane方法，下同)得知，个别人发起和小组商定的组织形式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3)，说明村落体育组织的组建阶段能不能顺利过渡到凝聚阶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起人的角色能否被大家认同，农民群体商定的组织形式更加符合大家的心愿，更能够使组建阶段缩短进程，而个别人发起的组织形式可能会比较武断，应该多征求大家的意见，施行协商管理可能会更好些。
在村落体育组织的组建阶段，组织领导应该向组织中的每个成员讲解群体锻炼的目的、每个成员的角色定位和主要职责。体育锻炼群体、体育俱乐部，以及各级体育协会等组织形式的锻炼群体分散在农村的各个角落。在这个阶段，组织的发起人主要是调停者，主要任务是协调村落体育组织成员之间的冲突。一个农村领导或体育健身领袖应该尽可能地缩短这一过程，比如可以在群体锻炼时间之外把农民召集起来娱乐或开展其他群体性活动，从而使大家增进了解，提高村落体育组织的凝聚力。
3.3.2 不同组织特征变量的凝聚阶段分析
村落体育组织凝聚阶段在组织特征变量的人数规模和组织情况中差异均具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影响。
(1)村落体育组织凝聚阶段在人数规模上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见表2，F＝4.858，P＝0.001)。均数多重比较的结果：2～4人在凝聚阶段上与10～15人以及16～20人的组织差异有显著性(P＜0.05)。原因有可能是群体规模小了，凝聚力就强，相反群体规模越大，潜在关系越多，群体凝聚力反而下降[4]。由于农村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区，并且以地缘关系为主，因此，健身兴趣一致的农民所形成的村落体育组织同样符合社会群体规模理论[5]。由于都是没有正式制度约束的体育活动群体，针对人数规模达到10～15人和16～20人以上的村落体育组织的管理，如果没有书面的制度，只是口头约定的约束方法不容易使群体达成共识，2～4人在一起锻炼时沟通较容易，达成共识的程序简单，符合农村体育组织的生存状态。
(2)村落体育组织凝聚阶段在组织情况上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F＝5.128，P＝0.000)。均数多重比较的结果：村委会组织的活动群体在凝聚阶段上与个别人发起的组织形式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P＝0.000)。原因可能是村委会为了庆祝节日(春节、元宵节、中秋节、重阳节、庙会等)而开展的一些活动，节日过后组织就解散了，但是个别人发起的组织不单单是为了节日演出，还为了平时锻炼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由于由个别人发起，村民就很快融入到了这个群体中，逐渐形成了村落体育组织自己的组织方式。在凝聚阶段，在体育健身领袖的带领下，组织成员间的不信任、不了解会逐渐减小，甚至消失，大家对整个锻炼组织有着相当大的期待，希望组织能够帮助他们坚持完成群体锻炼的任务，大家的集体凝聚力越来越强，集体锻炼的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成员间的关系更加融洽，集体活力十足。其客观存在的现实决定了农村基层草根体育组织的凝聚性比村委会更强。
3.3.3 不同组织特征变量的执行阶段分析
执行阶段在组织特征变量的人数规模上差异具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影响。
村落体育组织的执行阶段变量在人数规模上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F＝6.654，P＝0.000)。均数多重比较的结果：2～4的人数规模与5～9、10～15、16～20的人数规模在执行阶段差异具有显著性。在执行阶段，体育健身领袖虽然充当组织者领导人的角色，主要任务是鼓励村落体育组织成员克服困难、并提供人际关系方面的支持和指导，但毕竟是散落组织，没有制度约束。因为在执行阶段，组织成员会提出各种不同观点和建议，这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会出现一些波动。对于2～4人的小群体而言，沟通方便，意见容易达成一致，执行起来很快。但人数一旦增加，就会出现小意见群组，执行力就会下降，随着季节的变化，村落体育组织由于执行力不够而出现暂时走到了“尽头”的现象时常发生。
3.3.4 不同组织特征变量的稳定阶段分析
稳定阶段在组织特征变量的人数规模和组织情况上差异具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影响。
(1)村落体育组织的稳定阶段变量在人数规模上差异具有显著性(见表2，F＝4.239，P＝0.002)。均数多重比较的结果：2～4的人数规模与5～9人在稳定阶段差异显著。个案调研得知：在有一定规模的村落体育组织经常开展一些体育活动项目演练与表演(篮球、舞蹈等)，而在5～9人的组织中，因为表演排练的人数不足或者太多往往会发生一些争吵，可内部的口头约定又起不到管理效果。人数一多，每个角色的人选相对增多，再加上人们有从众现象，人数多反而比5～9人规模更稳定[6]。在稳定阶段，体育健身领袖或组织者主要充当促进者的角色，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村落体育组织的稳定，并使村落体育组织逐步规范。
(2)村落体育组织的稳定阶段变量在组织情况上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见表3，F＝4.775，P＝0.001)。均数多重比较的结果：个别人发起与小组成员商定、村委会、农民体育协会组织的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既然个人把组织成立了，也就愿意倾听组织成员的心声，解决活动中的困难，同时也增强自己在组织中的威信。领头人的影响力在村落体育组织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领头人在体育组织中的权利和地位，是形成其影响力的主要方面。虽然人们的道德规范中有对权威的服从心理，但是小组成员商定、村委会组织、农民体育协会的领头人往往会出现硬性领导现象[7]，从而影响村落体育组织的稳定。在个案访谈中了解到：领头人希望能够发挥其领导作用，带领大家进行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这样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领头人则获得成就感和情感交流的满足感。
3.3.5 不同组织特征变量的整合阶段分析
村落体育组织整合阶段在组织特征变量的人数规模、锻炼次数和组织情况具有显著性。
(1)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的整合阶段变量在人数规模上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见表3，F＝6.623，P＝0.000)。均数多重比较的结果：20人以上与其他人数规模在整合阶段差异具有显著性，村落体育组织规模是社会群体结构的最为外在、最为明显、也最具有意义的要素。一般来说，规模小的村落体育组织比规模大的群体有较高的凝聚力，表现出较大的稳固性。如规模最小的2～4人的群体，村落体育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要依赖于每一个成员。如，两人的潜在关系是一，三人潜在关系为三，四人潜在关系为六，五人的潜在关系为十[8]。村落体育组织的潜在关系与群体人数相比，关系的增加要快得多，前者是以几何级数增长。所以村落体育组织规模的扩大，对成员观念、对群体活动特征都会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甚至产生活动群体内的派别，派别的增多就容易出现重新组合现象，群体发展的整合阶段就产生了。总之，村落体育组织规模越小，凝聚力越强，组织规模越大决策责任越可以平均分散。农民朋友不超过20人，他们之间有可能保持极其密切的相互关系。如果成员继续增多，不仅使成员间非常深入的了解发生困难，还会导致群体内出现各种复杂的小联合、小集团，村落体育组织内派别也就由此产生。
(2)村落体育组织的整合阶段变量在锻炼次数上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见表3，F＝7.952，P＝0.000)。均数多重比较的结果：次数不固定与其他选项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在农民健身工程实施后，不少农村有了体育活动场所，集中互动的次数更多了，活动更规律了。调查发现，几个打篮球的农民经常一起出现在篮球场上，并且在其他活动中也经常一起出现，彼此之间具有较好的关系。交往次数的增多不仅使农民朋友之间相互支持，还有利于他们运动技能的提高。在兴趣与爱好上具有共同的语言，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之间结成深厚的友谊[9]。次数不固定的村落体育组织，可能由于交流机会较少，农民朋友之间的沟通变得不通畅，容易出现重新组合的现象。若一个人自愿参加某体育组织，他就有了归属感和约束感，就会自觉接受该组织的领导，参加该组织的各项活动。
(3)村落体育组织的整合阶段变量在组织情况上差异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见表3，F＝6.860，P＝0.000)。均数多重比较的结果：农民体育协会与其他选项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自发组织、小组商定参与体育群体活动本身就说明了农民愿意接受有组织的锻炼形式，尽管自发组织自由度较大，人员更替不规范，但在满足农民体育健身需求上有着明显的作用。在进行健身项目选择时，大多农民往往要征求伙伴的意见，或者几个要好的农民朋友商量后决定所选健身项目，在健身项目选择时多趋向于兴趣相投群体的集体决定。农民个体在自发组织、小组商定的群体中与农民体育协会不同。但协会管理是硬性的政府刚性行为，因此，农民朋友进入自发性体育群体中则使个体获得了远比“单独锻炼”时大得多的心理能量。个体加入村落体育组织就是认可了其属性和目标，并且会以这一目标作为组织准则来检查自己的行为。个体需通过有声语言、无声语言表达与这一目标方向一致的情感与信念，正是农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发展变化的重要阶段。在整合阶段，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对农民价值观的建立，知识的获得具有重要的作用。
4 结束语
塔克曼的群体发展阶段模型，为农村体育管理部门如何管理村落体育组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应分别针对村落体育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管理和引导。由于我国农村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更多体现的是传统文化色彩，强调非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组织管理，在表面上看不到村落体育组织的有序发展与创新能力，更谈不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合理利用，所以体育管理部门忽视对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的研究，村落体育组织发展同样依赖于农村宗族或家族式的传统管理(价值观、地缘、血缘等)和现代体育组织管理的有机结合。进入21世纪，村落体育组织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正式组织”管理，对村落体育组织发展的疏导是组织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逐步完善体育社团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村落体育组织发展阶段进行合理定位是发展的现实选择。
收稿日期：2011－07－06：修回日期：2011－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