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有限制吗？——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及其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国际贸易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介绍
甚至在2001年9月的重大事件出现之前，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始失去了控制。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正在放慢，日本令人头疼的经济问题几乎没有解决，欧洲一体化的潜在威胁使得人们对它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不安。但是，这些重要的周期性的不确定性，是由于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所导致的。确实，两本恰好同样标题的书——《全球化的终结》（鲁格曼，2000；詹姆斯，2001）正好在这些重大事件之前出版。尽管这两本书涉及到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问题，但他们有一个相似的观点，那就是：在国际化过程中，世界可能正处在那些周期性总爆发之一的最后岁月，这些周期性的总爆发可能使国际社会陷入混乱并且似乎预示着要彻底改变社会的结构方式。无论这些特殊的例证是以什么方式产生的，支撑表面上快速整合道路的全球经济体制的能力，正在开始受到严厉的质疑。本文考察了全球化潜在的周期性的和结构性的限制。但是，显然，这些“限制”并非只是“9·11”这类突发事件的产物，尽管这类突发事件可能会引发变化的潜在压力的累积。
本文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边界的关键问题。文章的大部分将会涉及到国家经济的边界问题。这既与我已经着手思考的经济边界的性质这些经济学上的概念的含义相关，又与在经济上互动的国家边界的效果相关，而经济上互动的产生会跨越和围绕那些边界。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全球化有任何限制吗？”激进全球化的论题似乎总暗示曾经展现过一个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以及国家经济之间相互统一的世界，以至于对于经济活动而言，国家边界的相关问题消失了。首先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应该如此？其次的问题是：它正在发生吗？
显然，在经济学中，国家边界问题是作为分析贸易和投资的亚层次问题出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的分析领域的。诚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只是整个跨边界经济互动问题的一部分。跨边界经济互动涉及到技术流动、移民、环境污染等等。本文将集中讨论贸易和投资问题，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会被提到并且在涉及时会被讨论。正如我后面要指出的，把这些问题分开和置之不理将是困难的。
这些相关的问题对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在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有大量的文献涉及边界的建构及其后果。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边界的形成和解体，跨越边界的活动，什么是“领地”的选择，以及这种活动的节制和管理。这对于思考控制和管理跨边界互动（经济上）的后果是有用的。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观点看，这些强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重要的。下面的评论将集中于一些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即国家边界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以及在那种方式上经济活动自身涉及到的边界。当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文献更多地关心经济边界的法律程序上的影响时，我们在这里则更对它们事实上的影响感兴趣。它们是怎样影响私人机构的行为的？市场是如何对它们作出反应的？这样，我们所要追问的问题就是与边界相关的经济活动是如何“自我管理”的而不是追问它如何被其他机构管理。当然，实体和程序并非不相关。它们相互支撑和相互联系。但这里的论点是首先强调事实。
二、边界与全球化
之所以做出这些评论，是因为我正好对全球化问题感兴趣。为人们所熟知的激进全球化观点所做出的假定是：当贸易上的相互依赖和投资一体化横扫全球时，边界与经济活动越来越不相关。尽管并不是所有此问题的支持者都认同大前研一相当极端的陈辞（大前研一，1990和1995），但他的观点有利于将此问题凸现出来。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他思考的问题是：新的全球“无边界”经济体制的性质如何？这预示着许多更谨慎的观察者将被迫讨论这样的问题：对于激进全球化观点的任何承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大前研一认为这种新经济是一种“国际联合”经济，集中于北美、欧洲和日本的“无国界”的跨国公司现在成为主要的推动者。他断言，受国家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和工业政策，只能扭曲和妨碍本应由公司决定和消费者选择的资源配置过程，而这种情况现在正以全球规模进行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原则上能够保证任何人“进入”全球市场。所有的合作者要走向成功，就必须摆脱国家官僚主义的管理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府干预，并且进入开放的全球市场和生产网络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这种情形之一是大规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国际互联网有效地进入一个开放的且富有挑战性的国际和全球经济互动的操作平台。国际市场给它提供调整和治理机制，而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干预只能使其变形。有效的国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政策的时代结束了。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将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
曼纽尔·卡斯特尔斯（2001）回应了大前研一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由于互联网的无处不在以及网络正在摧毁以前由国家边界所提供的屏障，边界问题正逐渐变得过时，甚至无关紧要。卡斯特尔斯认为，由于工商企业和公民不断地通过某一跨国组织引导自己的商业行为，因此，国际互联网络正在削弱国有经济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国际联系是通过这种新的信息网络的传播进行的。
原则上讲，在空间或领土的意义上，市场观念不需要“边界”。既然市场交换存在于历史时间之外，是“无时间的”，那么市场交换也没有一个自然的“期限”。
实际上，我刚才所说的意思是没有与市场交换相联系的交易成本。从贸易那里所获得的财富与成本无关，国际贸易（或者任何其他的贸易）仅限于劳动的分配领域（通常表达为“市场领域”）。但是，拥有广泛的财产权和交换价格的“市场领域”，可以作为与等级制度（或网络）组织相反的计算、交换成本（边际）和市场交换利益的东西被建立起来。如果用交易成本来计算，市场交换的“外部情况”可能是“内部的”，因为这种交易活动发生在公司或其他官僚组织形式（或网络）范围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融为一体并且降低到最小范围。事实上，无论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在哪里实现分离，一种外部情况都会制造出来，并且外部情况包括一种限制或者市场交换范围里的边界——它们建立一种交换价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权、交换价格和外部环境就会围绕着市场边界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且出现限制市场交易范围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后果在本文的后面部分还会论及到。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在空间意义上的领土的限制，而是市场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一个特殊的领域或国土范围里。
三、贸易全球化范围的限度
如果我们观察主要经济集团之间的商品贸易活动就可发现，作为发展中国家或集团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1998年的贸易在大部分地区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少一部分。
当然，在衡量贸易“全球化”范围时，可能碰到许多相反的情况。这首先是，它将贸易仅局限于由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构成的商品贸易方面。这就忽视了服务领域的贸易。而正如通常所认为的，服务领域的贸易代表着在整个贸易全球化中最新的并且最富有活力的因素。但并非完全如此。当服务领域的贸易在最近30年以绝对数量显著增加时，作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它已经明显地稳定在20％左右（1975年是19.6％，1998年是20.5％）。这样，如果仅集中在商品贸易，我们仍能抓住整个世界贸易的大约80％。
但是，商品贸易作为总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由许多构成要素所组成的而并非只是商品的产量，它还包括服务量和政府部门。服务部门的数量和政府部分的扩张是以牺牲商品部门为代价的。而且，与传统的商品部门相比较，它现在是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最大的贡献者。
在这种情况下，当测量农业、采矿业（包括石油）和制造业的增加值时，商品贸易正好与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相对称。明显的结果也发生在西欧。在西欧，80％的商品贸易量是在欧洲国家间进行的。显然，就商品贸易而言，西欧的确是高度统一的贸易区的代表。但是，东亚贸易区与北美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一个例外，并且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内部更小的范围里，虽然事实上涉及到大部分国际贸易的成熟地区，但这种比例仍然是相当低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之后也是如此）。
自197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明显的趋势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增长。当公司以国外经济的输出为平台供应外国市场以寻找竞争优势时，在很大程度上，外国直接投资代替了国际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世界贸易在价值方面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并且在最近几年里，全球贸易的增长并没有大幅度减缓的迹象。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世界贸易组织预计适度增长2％。这个高度集中的数据中可能有一个微妙的暗示，这就是：相对于那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已经放慢。此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增长放慢的迹象都可能是周期性的因素所致而不是结构性的因素所致。
四、边界及其障碍
明显的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现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国家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出现，提出使用经济调节和控制的手段进行预测，因此强调关税和配额（或资本控制）。但是请注意这些东西是如何被视为贸易的障碍和壁垒的。国家边界及其关税和配额使正常的和自然的经济联系方式发生扭曲。市场在其范围里不应该被任何这些障碍所限制。诚然，在某一基本水平线上，国家边界的存在是作为市场力量自然发展障碍的代表。因此，在那些最明确地宣称支持类似大前研一观点的人看来，当代全球化和一个“无边界世界”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虽然存在国家边界，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去跨越边界的障碍，克服这些贸易的壁垒。
如何用经济学分析国际贸易？两种主要的方法被用作分析贸易（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理论模型：代理商捐赠的方法和相对价格的方法。但是，当用来阐释国际贸易流动的数量、构成和方向时，其结果会令人失望。这就引导人们进行更多的个案搜索，并且诉诸分析“在数据中是什么”而不是建构未来的结构模型。这样，尽管许多国际贸易理论表面上看来高深莫测，但当它一旦付诸实践，其方法仍然是相当简单的。从本质上讲，它依赖于运作一个“引力”模型即贸易被塑造成为与发生贸易的两个地区的“大小”成正比，与发生贸易的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引力模型”，可以捕捉到国家之间还有哪些关系的变量可能会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这些可能包括以下方面：例如，国家是否拥有一个共同的边界，是否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是否已经拥有一些殖民的联系，是否隶属于一个共同的贸易集团（例如欧盟、亚洲、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在有关共同的司法标准和法律执行方面的主张是什么，等等。
事实上，距离的影响不能完全消除掉，是制约国际劳动分工和“完全”全球化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因素之一。尽管已有几次交通改革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但是最终这些改革将会面对这样的结果，即在基本的自然法则上，彻底消除距离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对于全球化是一种（相当明显的）限制。
近来贸易有一个有趣的特征，这一特征可以部分视为，把贸易的决定因素的概念从单纯集中于经济变量扩充到也包括地理的和制度的变量中。一旦移民的贡献和不同法律文化在分析经济衰退时被作为原因，我们将会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贸易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就会遭到严重限制。
最近有一个测评分析涉及到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问题。如果全球化已经出现，对于贸易、投资和移民，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自然将会首先失去它的确切含义。但这种现象并未出现，即使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取消了关税和限额，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排除了其他障碍，长期以来，边界这一关键因素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及其他交往还是一个障碍。
大多数分析国际贸易增长的方法仅仅关注国际贸易，而没有把它与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国内贸易进行比较。国际贸易在扩张，国内贸易也是如此，并且看起来尽管国内贸易以同样的速度、甚至以比国际贸易更高的速度扩张（即使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已经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在国际上仍与国际贸易同等重要（算上其他一些变量后）。马科姆和黑里威尔的分析证实，自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强度与它们各自国内的贸易增长水平相比较，不是增长了而是保持稳定。这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首先刺激了国内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加强了边界影响而不是取代了它们（几乎正好是激进全球化理论的反面）。制定增加国际贸易潜力的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贸易平稳发展，但它反而促进了国内贸易。然而，我们或许需要更加谨慎一些。近来的证据表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跨边界的贸易额正在上涨。例如，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总贸易额从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1％飞涨到1999年的58％——但这本身与前面的分析并不相悖。另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部条款直到2008年才完全生效。
恩格尔和罗杰斯发现，在加拿大与美国两国交界地区，分散的价格没有完全统一（因此违反“价格法”）。加拿大省际贸易和美国的州际贸易，与跨边界贸易相比，比引力模型所期望能实现的高达20倍。这样的话，即使算上所有可能决定贸易的常量，边界对于国内和跨边界仍是一个明显的障碍。作为一个引起争议的结论，最终，黑里威尔认为用引力理论预测国内贸易关系是有效的，而对于国际贸易关系则是无效的。国内贸易理论灵活并且有效，而国际贸易理论却不必如此。再者，假如美国国内的州界也被看作是贸易的障碍，那么那种认为阻碍贸易发展的关税、限额或者其他涉及边界的障碍即是国际化融合的主要障碍的观点则更值得怀疑。另外，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文化和法律系统的不同——被视为可能阻碍贸易发展——在这种特殊情况中也表现得不明显。
这些结论在威（1996）和黑里威尔（1998）分析的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情况中得到了证实——尽管是建立在不那么适当和可信的数据基础上。
另外，有证据说明移民是刺激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移民也可能是造成两国之间的贸易处于相对低水平发展状态的部分原因。特别是，只要国家对于移民政策继续采取更严格的态度，那么它就能影响到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里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边界司法权的重要性。事实上，跨国界的任何运动都涉及一国的法律、管理和文化的司法权向另一国的转移。这些涉及司法权强制、裁决以及在宽泛意义上的规范、原则、习俗、网络等特征，而不仅仅包括边境本身对贸易的障碍。此处的含义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受到的相应影响比国际贸易增长要少；二战战后期间国际贸易的大量增长可以用法律实施的“一次性”影响来说明。当贸易的一次性提高最终耗尽其本身时，就指明了国际贸易的潜在的最理想水平。而且，一些分析已经证实，腐败（贿赂的付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大障碍。很明显，这一点所强调的就是与合同执行相关的交易成本。
但是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尽管统一国际合同法有很大压力，但接受标准条款仍不能保证能够对付不同司法制度下的问题。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例如，在欧盟单一化市场进程中，1994年的欧洲消费者保护最近就引入到了英国法律中。这就使英国法律载入了与其相反的概念，即诚信、公平交易的原则。这个概念表达出了签订合同所需的一种共识，德国成文法就极力奉行此原则。英国的一篇分析文章则指出，人们对这种“移植”既不会彻底拒绝，也不会全盘吸收或接受。诚信、公平原则经过重构并入英国法律系统后，给英国法律以“刺激”并形成了分裂、不安和没有想到的一系列新的结果。像这样的例子将会使欧盟成员国产生新的不同法律条款和新的分歧而不是形成统一的标准。这样，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那么就不会有统一的合同法，而是不断地产生分歧和法律冲突等多种令人烦恼的事。同样，这也会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一个涉及到分析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方法的讨论领域，是以共同货币在贸易中的作用为中心的。联合国承认的193个独立国家中只有120种不同货币在运行。许多国家共用一种货币，有些国家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在目前，欧元和美元是争论的焦点。2002年元月欧盟的11个成员国开始使用一种货币。另外，有一批国家已试着放弃它们自己的货币而接受美元，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已形成一套“强通货”货币管理方法。这些政策对贸易有哪些影响呢？
安德鲁·罗斯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那些使用共同货币的国家与它们使用本国货币时相比，可以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彼此进行贸易并获得非常大的收益。这使得加快美元化进程甚至采用单一的世界货币的建议突然增多。然而，如爱德华（2000，2001）已讨论的，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人们所预测的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好处实际上已物质化（尽管通货膨胀已经降低），并且他对这种政策的初衷持高度怀疑态度。
所以，有关进一步的贸易效果的证据以及与其相反的证据即共同货币，实际上已导致更大的贸易争论。然而，只要某些国家仍然保持本国货币——在可预知的将来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很可能是这样，那么对贸易全球化的扩展来说就很可能是另一种限制。
另有一种重要的分析贸易的方法，即国际贸易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有组织的交易方式，像矿物和农产品这些初级产品，它们价格的形成是根据传统市场机制。说到这里，你或许会想起芝加哥的谷物市场，伦敦的钢铁市场，鹿特丹的油料市场；第二种类型就是中级产品根据专家评论和诸如此类的信息中的“参考价格”进行交易的方式（如化学产品、经过加工的原材料等）；第三种就是不同的工业产品和服务既没有有组织的市场，也没有可供参考的价格的交易方式。我们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价格，更多情况则是一次性的价格，每一次的价格因供应的复杂系统而不同。
揭示出每一种贸易类型的复杂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第一种和比之范围略窄的第二种在产品比率中显示了很高的国际贸易水平，因而它们的产品多供应出口，但在总国际贸易成分中它们的重要性却在降低。发展最迅速的要数第三种类型，特别是复杂的工业产品。如果把所有决定贸易的变量考虑进去，这种产品在贸易比率中只有相对较低的产量。
因此，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情形，即产品出口收入中有高伸缩性的贸易种类的重要性在下降，而那种收入有较低伸缩性的出口贸易的重要性则在日益增强。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相对缺少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国内贸易。
造成这些倾向的原因重要而有趣。在有组织的市场进行交易的地方，即第一种情况，建立交易的组织相对容易，成本低廉，交易成本低。然而，复杂的工业产品没有有组织的市场使其便利地进行交易。这种产品的交易经常是一次性的，交易时间长，供货和销售网络复杂。工厂不得不建立销售系统网络，对所有产品来说，这种网络往往是唯一的、独特的。工厂也需要寻求贸易伙伴和获取参与的公司网。但是首先，建立和维护这些系统费用很高，交易成本就更高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跨边界的这些产品交易远不如其在国内的交易，并且会给这些产品的扩展带来约束和限制。例如，美国生产厂家在日本建立其产品的销售系统的代价是高昂的，所以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处于较低的水平。
用这种方式比较市场和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设性的。它意味着可能有一个最令人满意的全球化范围，如激进的全球化理论所暗示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和一体化将不会持续增长，反而会给全球化以合法的限制。发达国家尤其可能采取这些限制。
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是否存在一些经验主义的证据支持这些观点。对世界各国商业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分析，以及对文化商品在国际贸易值中的增长的研究表明，没有哪种统计数字明确地支持上面所提出的观点，即不同市场或网络中可能出现的限制因素。不管这些观点的推理力度如何，要在数据中体现这些趋势还为时尚早。
五、国界和资本市场
有一个真正的全球资本市场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有，并在新闻界的阴谋、商业利润和政治阶层参与后让这种情形火上加油。然而这些讨论却引起了比传统文献更广泛的对有关国际资本流动问题的关注。
早期的国际贸易发生的时代背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已经过时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令我们同样费解。当标准的财经模型架构适用于国际大环境时，它就不可能对跨国资金流动有一个很好的预测。财政机构及其投资的资产和债务存在着很大的“国内倾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缺乏国际投资多样化、持续的跨国利率差异和国家储蓄和投资的紧密性。
尽管经过仔细分析，很多情况仍是神秘的。但是如下情况是清楚的：（1）“风险”在不同的国家市场评估和定价是完全不同的，导致了大量独特的风险，并且总体上在系统中引起过分的波动。（2）相应地，参与者之间获得的不均衡信息，而不是政府政策，导致了不流动的状态。（3）仍然无法确定需求和花费可能引起在等量投资中出现国内倾斜。（4）短期贸易可能富有流动性，而长期贸易因为受到资金限制而保持较低水平，对资金的威胁问题正在解决，以便将来融合过程更完善。（5）商品市场的贸易成本也会给资本市场带来不利的结果。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些分析都缺乏一些充分而完整的解释而非清晰的有事实根据的画面。
有趣的是，对欧盟情况的分析能够支持贸易的“最佳水平”的融合。欧盟货币组织会给欧盟内部实际的资本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既然欧洲生产厂家可以在欧洲本埠出口产品且具有良好的信誉，而不需用外国直接投资限制他们在欧洲内部的活动，再加上欧11国汇率的稳定性，11国内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可以自己使汇率稳定或者使其降低，交易成本和政治性的风险也就随之降低了。
根据贸易统计数字，全球资金流转在当前显示出混乱的局面。这可以从国际资金流动的全球趋势中看出。外国直接投资的繁荣以全球8650亿美元的速度一直持续到1999年（这已经有7年了）。其中7180亿美元是跨国的兼并与收购活动（占整个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资金的83.3％），其中集团大约占5960亿美元（占所有活动的83％）。并且西欧在1999年跨国兼并与收购活动中居世界领先地位，占73％，所以至少可以说，这种欧洲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繁荣仍然没有停止。
但是，尽管全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在1999年有所增加（在1998年是下降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流转仍然是一个持续的倒置，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贷款、流转和政府援助的撤消。而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动荡（俄罗斯、巴西、东亚）是一个暂时的、短期的反应还是一个长期的反应，仍然有待观察。
有趣的是，虽然长期存在着这种潜在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与国际金融资本的活动相关是值得注意的。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困难是，许多这种趋向融合了跨国的金融服务活动而不是金融投资和资金流动。因此，严格地讲，这应该被归纳为服务贸易而不是投资。这通常是与跨国投资银行服务紧密相关的。
有关国际金融活动最近发展趋势的主要观点表明，要判断是否有迹象显示在90年代后期全球金融活动发展缓慢以及这种现象究竟是单纯短期（资产）循环的结果还是一个更长期（资产）变化的开始是很困难的。这主要取决于未来几年里美国经济的运行情况，经济下降可能会加剧国内（市场）紧缩和调整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美元对欧元汇率下降，将会进一步刺激跨大西洋资产流动，因为美国资本家会在欧盟内寻求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此外，经合组织一些相对成功的阻击海外金融中心的措施可能也会降低国际信贷的程度，因为银行正逐渐撤离这些服务领域并重新建立起同样具有吸引力的国内业务。然而，一般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明跨国界金融活动会继续以它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达到的速率增长；循环性和结构性的特征可以很容易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可以在2000年形成不同的趋势。
六、结论
在这篇论文里，有关贸易和投资走向的分析，足以损害对于继续扩大相互依存的必要性的期望。一体化国际经济贸易是全球化的产物，因此，远离“全球化”会导致进一步的“市场延伸”以及越来越广的一体化（一个真正无“国界”的世界）。对于这样的一体化，或许应该有立法上的限制。边界也许只是在经济上“有效”。对于国际劳动分工也应有所限制，而不是像某种以纯粹理想化市场模式为基础的概念所暗示的那样，任其无限制地延伸。
这里应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边界会继续以这种方式起作用。如果国家之间的界限不被排除的话，我们将不得不衡量它们对于贸易、资产流动以及其他跨国界活动比如移民的“决定性”影响。上面所做的分析提供了这一类的暗示。
首先，政府政策仍然产生影响。然而，这些政策的绝大多数都被修订以适应经济活动国际化的需要，并在跨界经济交往的充分发展中设置“障碍”。这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关劳动力流向案例中的形势，在这两个国家间没有完全放开移民（政策），这也会对贸易流向产生现实的影响。
第二，还有一些“滞后性”影响。政策的制定方式主要是以重要的决定和那些使得经济联系可以存在于一种不易被打破且能持久的状态中的事件为基础的。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真的，但对于防止滞后性的呼吁可以避免更多的解释。问题是要解释那些方式和关系之所以能够持久的原因。
第三，潜在的也更为可能的是，对于一套将不同人口区分开来的“文化”特征的需求，进一步强化了上面所提到过的有关管辖权的论点。这些可能导致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方式、替代选择、质量期望、技术特征等方面的微妙不同，甚至这种不同也存在于那些在品位方面看起来完全一致的人群中。如果“全球化”意味着地方文化差异性扩大而不是更加趋同——这对于有关全球化争端的扩大化似乎是一个合理而完美的暗示，那么认为这种差异会损害那种最初是刺激了这种差异产生的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就是矛盾的。
第四，我们需要仔细观察供应方，以便了解生产方式的特征。这里，我们有可能为有关“网络化”生产的典型性和非正式性所吸引，这种生产有时是以地方化的工业区域和地区经济的形式来组织生产的。
最后，还有一些有关社会化和城市市民参与的内容，这些有时候也被称之为“社会资本”，可以建立起特殊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的运行可以保持有关人们态度、经济参与以及品味的不同和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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