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民国初年论文,北京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6-0038-10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为了深入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不妨以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作为考察对象，来做一番透视和剖析。一般论及北京大学早期历史，人们自然会津津乐道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北大如何成为新文化运动摇篮和五四运动策源地那段辉煌历史。然而对于辛亥革命至蔡校长上任这一段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历史，却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实际上民国初年北大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程，颇具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仅在1912-1913年间，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竟然两次面临被停办或裁并的生死存亡境地，并发生多次学生风潮。首任校长严复和广大师生竭力挽救并改革北大，功不可没。而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种种变动和遭遇之中，也可以折射出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所发生的新旧转型变化及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
本文主要依据北京大学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民国初年的政府公报、报纸、杂志、人物文集书信等史料写成。
一、辛亥革命和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和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当然也会受到极大震动。尽管清政府学部故作镇静，10月13日通知京师大学堂：“现在武昌事起，
言风闻，几乎无日无之。其实沿江各省有事之说皆系谣传，各省官电均称安静。”即使武昌乱事，当可尅日扫平。因此命令大学堂师生，“亟须照常上课，加意坚定，慎勿轻听浮言，致滋纷扰”。还要求学堂监督等管理人员“剴切劝导，勉励生徒，俾得一律安谧如常”（注：《北京大学校史史料稿》（稿本），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然而武昌起义革命烈火很快形成全国燎原之势，不可阻挡。清王朝统治朝不保夕，京师大学堂也人心离散，无法上课，不少学生、教员纷纷离校回籍。
11月26日，清政府为加强对京师大学堂的控制，任命江宁提学使劳乃宣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但仅过一个多月，劳乃宣就向学部报告：“窃自武昌变乱以来，人心惶惑，本堂教员学生请假回籍者已居多数，以致不能上课。刻下大局未定，召集无期。”因此只得筹划暂行停办，将师生加以遣散，并表示自己“因病躯不能理事”，请以庶务提调刘经绎“暂行代理”。京师大学堂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注：《北京大学校史史料稿》（稿本），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辛亥革命期间，离校回籍的京师大学堂学生有些什么表现呢？这方面虽缺乏具体史料，但查民国元年的一份学生说帖，曾概括地描述了部分学生投身革命洪流的事迹。由于大学堂停课，学生们“不得已移其向学之心，为救国之念。或效力桑梓，籍图保卫，或宣战文字，促进共和，以至参议院、各省议会、各都督府、北洋铁血会、新直隶团各处，无不力效涓埃，以冀巩固民国基础”（注：《论文科大学不应缩短毕业期限改办选科说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可见京师大学堂部分学生曾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贡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2月11日清宣统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2月13日孙中山辞职，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2月25日临时大总统下令以严复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1912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呈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议将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并提请大总统任命原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P3)当天，经袁世凯批准并发布临时大总统令，正式“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命令陈大总统盖印外，还有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署名。[1](P235)1912年5月2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公开通告：“本学堂现经教育部改定名称曰：北京大学校，并另刻关防一颗，文曰‘北京大学校之关防’，于阳历5月24日启用，以昭信守，特此公布。”[2](P4)以上便是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和严复出任首任校长的经过。
关于北京大学改名后重新开学的日期，已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和《北京大学纪事》中均无确切记载。现查《教育杂志》第4卷第3号记事栏刊登的北京大学通告宣布：“本校现定阳历5月15日重新开学”，“凡肄业北京大学校，现在回籍诸生，务即尅日来咨就道返校”。[2](P18)《教育杂志》第4卷第4号还刊登了北京大学“开学志闻”，报道了5月15日开学典礼盛况：“北京大学校业已开学，学生到者百余人，教员数十人，英国公使朱尔典、总税务司裴璀琳、教育总长蔡元培皆蒞会。首由校长严幼陵君演说，略谓学校规划宜趋谨严，不得过于恣肄。次由蔡鹤卿先生演说，谓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即校内课余仍当温习旧学。次由英德法三教习演说，其中以德教习演说最为激切，略谓今日中国已是诸君的中国，校中课程宜力求刷新，不可再蹈旧习，精神教育与形式教育仍当兼收俱备。演说毕，主宾尽欢而散。”[2](P26)
二、1912年孙中山和梁启超对北大学生的讲演
1912年（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虽然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北大师生还很少能听到关于民主和革命学说的宣传。而就在这一年，中国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两位领袖人物孙中山和梁启超曾先后对北京大学师生发表过长篇精彩演说，内容深刻精辟，给当时北大师生很大启发和教育，可惜在以往的民国史和北大校史上却很少提及。
1912年8月，孙中山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在北京期间除了与袁世凯会谈外，还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国方略。8月30日，北京大学师生等北京学界二千多人在湖广会馆集会，隆重欢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演。1912年9月6日之上海《申报》曾报道集会盛况：“北京教育界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十余处，于30日下午在湖广会馆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到会者二千余人。卫队列于左，男生分列两旁，女生坐于前楼，音乐队列于后，四面复间以军警，秩序井然。一时许，先生
会，军乐齐奏，全体脱帽鞠躬致敬。先由会员宣读欢迎词毕，孙先生答礼演说，略谓：‘此次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此后各种建设，尤赖全国学界合力进行，方能成功’。”孙中山还强调“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学界中人，当知所负责任之重。今日在校为学生，异日即政治上之工人，社会上之公仆，与专制时代学生之思想大不相同。至今日尤为注重者，有三大要件：即民族同化，民权平等，民生筹划，此三者为学生之责任。学生能尽其责任，国基方能巩固，愿诸君勉之。”“演说毕，拍掌如雷，次由教育总长范源濂演说。四时许，合摄一影，作乐，由主席宣告散会，孙先生脱帽鞠躬而退。”[3]
孙中山演说的内容还可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收录的《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比《申报》更详细但文字有许多不同。孙中山首先强调了学问的重要性，“盖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革命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他同时指出“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他着重阐述革命成功后，今日已处于“学问过渡时代”，“从前生存竞争之学说”已不能适用，“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也“非共和国之所宜用”，而应该大力提倡讲公理、尚道德、重平权。他还指出学生的学习目的“乃期为全国人民负责任，非为一己攘利权”，“当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4](P422-424)《孙中山全集》还收录了一篇该演说的异文，除上文提到的批判生存竞争、提倡社会道德学说等内容外，还阐述了民主共和时代学生的社会责任。他说：“从前惯习，往往学生自命为学校之主人翁。鄙意以为此等思想，只宜于专制时代。皇帝为全国之大主人翁，压制平民，学生在学校学成之后，辅助君主，欺辱平民，虽不能为大主人翁，亦可为小主人翁。今则不然，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学界中人，当知所负责任之重。今日在校为学生，异日即政治上之工人，社会上之公仆，与专制时代学生之思想大不相同。学界能尽其责任，国基方能巩固，愿诸君勉之。”[4](P424)孙中山在这篇演说中提出了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教育的宗旨，学生的学习目的、政治责任、社会道德以及革命与学问、民主和平等关系等等重要问题。这些内容恐怕是北大师生们以前闻所未闻的，因此师生们大受启发和教育，“到会者至为振奋，鼓掌之声不绝”。
近代中国思想界另一钜子、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国外十多年，直到1912年10月初才回国。10月20日到北京，10月31日下午即到北京大学出席北大师生的欢迎会。据报道当时北大“讲堂遍悬国旗，校长、教员、学生咸集”。会上先由代理校长马良致欢迎辞，然后梁启超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表示“鄙人今日承本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之欢迎，无任荣幸”。然后追溯了一段自己在戊戌维新时主张兴学及创立强学会及倡办京师大学堂的历史。接着他着重阐述大学的宗旨，应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他认为“专门学校之目的在养成社会上技术之士，而大学之目的则在养成学问之士”；“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总之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知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为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这是梁启超对大学办学目的、宗旨、功能和精神的定位和高度概括。同时他殷切希望北大师生“能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梁启超还深刻批判前清科举制和读书做官论，指出“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以至造成“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他勉励北大学生“当为学问而求学”，“勉力为我中国文明争光荣”。最后，梁启超谈到学风问题，指出“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而北大“为全国最高之学府，大学学风足为全国学风之表率”。他提出了三条改善学风之建议：“一是谨守服从之德；二是力倡朴素刻苦之风，切戒奢侈放纵；三是养成冷静之头脑，提倡静穆之风，切戒浮躁轻率”[5](P38-44)。
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演说都强调了研究学问的意义、大学办学的宗旨和学生学习的目的，并涉及学生社会责任、学校学风等重大问题，对北京大学师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是北大校史上值得记录的一页。
三、首任校长严复对北京大学的贡献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虽然在任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左右，但是他为维持和改革北大却历尽艰辛，用心良苦，功不可没。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曾留学英国，学贯中西。19世纪末他的译著《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鼓吹自强革新思想，曾风靡一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他也是个教育家，曾先后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和安徽安庆高等学校监督等职。
1912年2月25日，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3月8日到校就任后，即分别召开教职员会议，商讨改革办法。1912年5月3日，他又被任命为改名北京大学校后的第一任校长。严复深感肩负责任之重大，“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6](P604)。然而严复校长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和种种干扰打击。
首先遇到的是经费困难。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学部就不再给京师大学堂拨发经费。严复上任后，四处奔走，甚至面见学部、度支部长官，“再四磋磨，商请用款，迄无以应”。他在给夫人朱明丽的信中诉苦：“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公事亦极难办。”[6](P771)后来总算在4月7日向华俄道胜银行借到7万两银子，才使北京大学能在5月15日开学上课。但到了秋季开学前经费仍无着落，华俄道胜银行半年借款也将到期。严复只得又向英国汇丰、法国汇理、俄国道胜等外国银行商借贷款，却均遭拒绝。8月26日好不容易向华比银行借到20万两，除一部分归还道胜银行借款及利息外，其余用作北京大学秋季开学所需。严复竭尽全力为北京大学筹得维持生存的必要经费，这是一大贡献。
与经费有关的还有减薪之争。民国之初因财政困难，北京政府财政部发出通令，命京内外各衙门官员及学校教职员，凡薪水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严复作为北大校长给教育部写了条陈，提出了抗争。他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不同”，不能“强令齐约”。其理由是学校教职员薪水是按授课钟点和所担负任务轻重判定高低的，如果一律降低拉平，致使人员“放弃职任”，那么“表面之经费虽省，无形之贻误实多”。因此他表示北京大学难遵部令，“为公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以示体恤而昭公允”（注：严复：《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严复终以据理力争和个人减薪保全了北大教职员的原有待遇，这是对北大的又一贡献。
最大的打击和考验还是教育部企图停办北大之议，关系到北京大学的生死存亡。北京大学在1912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后，严复一方面添聘薄弱学科的教员，一方面解聘不称职的教职员，致使“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全校学生遂与相安于学”。北京大学的国际声望也日益提高，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和伦敦大学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学生的学历和成绩，“自兹以后，凡属北京大学校或译学馆之毕业生赴英游学者，均得以直接进行其博士研究”[1]。正当严复为北大建设“力图进展”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在7月初却以所谓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为由提出了停办北京大学之议。此议自然引起北京大学师生的强烈反对。
校长严复特向教育部上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此帖抄件现藏于北京大学档案馆。他理直气壮地陈述了北京大学万万不可停办的理由。严复首先指出北大自创办以来，集中了当时最好的人才、物力，又积十余年国家全力惨淡经营，才有今日最高学府之地位。“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虚掷”，造成巨大浪费。而且面对热情求学的莘莘学子，将持何理由而一切摧残遣散之乎？”其次针对当局指责程度不高的说法，严复指出各国大学“亦无法定之程度”，由于历史和种种原因，各国各地的大学程度不可能划一，关键在于自己努力提高，“吾欲高之，终有自高之一日”，如果停办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将永无提高之一日。第三，针对教育要从中小学入手的说法，严复指出“高等大学与普通教育双方并进，本不相妨”。“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而且江浙、湖北等地都在议立大学，北京是首都，“反出行省之下，本末倒置，贻诮外人！”第四，严复还指出大学不仅要造就专门人才，而且兼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宗旨。北大设立各种学科，“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起见”。“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第五，关于经费问题，严复认为“谓今之大学，固当先问其宜存与否，存矣，则当问其进行之计画为如何，不得以筹费之难易为解决也”。而且“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待以存立者，奚翅九牛之一毛？其所保持者甚大，所规划者至远，如此，夫何惜一年二十余万金之资，而必云停废乎？”最后，严复表示不计个人进退，“大部如以鄙见为不然，则方来之事，请待高贤。若以为犹有可从，则改革之谋，请继今以进”（注：严复：《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贴》（抄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严复的说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有理有节，义正词严，可谓北大校史上的一篇珍贵文献。
严复校长接着又呈上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了北京大学的改革方案，此说帖抄件也藏于北大档案馆。他建议原有学生一律在一年内以选科毕业，暑假后招考新生一律以程度为准，并征收膳宿各费，毕业后给予学位。以前所聘外国教习按约辞退，中国教职各员考其成绩，随时斟酌去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提出聘请教员“总以本国人才为主”，应“选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各科中卒业高等而又沈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俾其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本科，如此则历年以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大学不仅造就学生，同时，也培养师资人才，将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则较之从前永远丐人余润，以重价聘请一知半解之外国教员，得失之数不可同年而语矣！”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卓识的观点。严复对各学科也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如建议将经科并入文科，指出“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注：严复：《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贴》（抄件），北京大学档案馆藏。）。这与后来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是一致的。关于法科，严复主张以国文教授本国法律为主课，而以外文教授外国法律为辅课，尤其应着重学习共和立宪以来中国现行之法律。对于理工科与农科，建议派出优秀学生，由学校出资派到欧美、日本留学深造，同时加强实验室和图书、仪器、药品的管理。对商科则建议开四个专业（当时称门），即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交通学。严复的这些建议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很有见地的，并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能够与时俱进。
教育部接到严复这两份说帖后，虽然声明“解散之事，全属子虚”。但又在7月7日下达了《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要求北大执行。九条中包括各分科大学学生一律提前于元年年底毕业，给予选科文凭，概不授予学位。下学期各分科课程要作增减，学生要交膳费，各科学长应兼充教员，法商两科学长以一人兼充等。而最重要的是规定“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注：《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实质上仍是要停办北京大学。因此教育部九条一宣布，立即激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全校“议论沸腾”，认为这是对北京大学实行“和平之驱逐”、“变相之解散”，各科学生纷纷推选代表草拟说帖提出抗议。现北大档案馆内收藏有文科、法科、工科等各科学生的说帖。如文科全体学生代表说帖表示“此风一播，全国灰心，窃恐后之向学者，群以北京大学校为畏途，相率裹足”。学生们还表示“不甘妄自菲薄，咸有研究完全文科大学学问之请愿”，“但与世界各国专门学子争占学问一席！”法科、工科学生代表说贴也强烈反对“半途而废”，而且要求多招新生。（注：文科、法科、工科学生说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在严复校长和北大师生的有力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北京大学停办之议和结束办法。在8月9日举行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讨论了教育部的停办北大之议，“嗣以事实困难，停办之议，遂亦打消”。会议还通过了分设大学案，即十年内国内先设北京、南京、武昌、广州四大学。这场停办之争不仅关系到北大的存亡绝续，而且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和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严复为维护北大的生存发展而作出的艰苦努力，是他对北京大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严复在种种外来压力和内心矛盾之下，终于在1912年10月7日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严复的辞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一种因素。他与教育部的矛盾积怨，不仅由于他多次对抗部命，而且涉及当时中国政坛南北之争、党派之争和种种人事纠葛，严复甚至常被人视为北洋系旧人物。再有经济收入、家庭负担也是重要因素。北大校长薪水不高，不敷家庭开销，后来部命减薪至60元，甚至“尚不够养我马车”。因此他在家信中常叹苦经，并已萌生退意。而这时袁世凯又聘其任总统府顾问，工资较高，教育部却严令不准兼职，故他权衡再三，决定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此外，严复本人年老体衰，哮喘病加重又有吸食鸦片嗜好等，对其辞职也有一定关系。
四、学生风潮与抵制裁并的努力
民国初年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反映在教育部，仅1912-1913年两年内就换了6任总长（部长）或代总长，而反映在北京大学，则在两年内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遭停并之险。
严复辞职时，北大许多学生竭力挽留，但也有少数学生反对，形成学生之间对立争吵甚至冲突，以至教育部专门发出训令，对学生风潮加以警告。1912年10月9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31岁的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又有学生反对。当时章士钊正在上海办《独立周报》，同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遂以事务繁忙难以脱身为由，“迟不赴任”。后又借口自己太年轻资格浅而推辞。10月18日政府又命72岁的教育家马良（即马相伯）代理校长。因学校经费缺乏，马良向比国银行商借贷款40万法郎，约定以学校地产作抵押。学生闻讯，群起反对，有的指责马良“盗卖校产”，并聚众到校长寓所外抗议。于是马良于12月27日辞职，教育部又命工科学长何燏时署北京大学校长。
1913年1月何燏时上任后，谋求整顿，其中一项措施为宣布预料毕业生进入本科必须经过入学考试，此举引起预科学生强烈不满，引发民国初年北大最大的一次学生风潮。预科学生以教育部《大学令》明文规定“预科学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给予文凭，升入本科”[7](P2)，认为校长布告违法，群起反对。而校方对学生失于疏导，强行贯彻，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学潮。5月27日预科学生集会抗议，然后涌向校长办公室辩论，并迫使何校长当场写下辞职字据。事后校方呈报教育部，要求严惩闹事学生。而学生也公推代表13人赴教育部请愿。29日教育部指令北大校方，预科学生“屡生事端，自无法纪，应由校长查明滋事为首之人，立即斥退”。30日校长出布告开除预科学生8名，于是6月3日，北大预科学生271人赴国会请求保障权利。6月6日教育部宣布“将现时在校之预科学生暂时解散”，才把这次学潮压制下去。剖析民国初年北大学潮的背景，既有辛亥革命后学生思想解放，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又有学生对校长人选的好恶倾向不同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驱动，还有校方处理不当，失于疏导和社会上政党派系之争和新闻舆论的影响。尤其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激进派对袁世凯政府不满，积极同情和支持北大学潮。国民党机关报《民立报》特地刊登了北大学生的通告书和271名北大预科生递交国会两院的请愿书，要求法律面前公平平等，反对侵犯学生权利。
1913年暑假，北京大学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大规模招生，当年录取本科新生117名、预科新生115名，并预定9月25日开学，不料9月23日突然接到教育部函令暂缓举行开学典礼并约校长次日到部面谈。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竟以北大“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拟将分科暂行停办”。北京大学再一次面临生死关头，这也与当时袁世凯政府加强专制统治及教育部要紧缩经费有关。校长何燏时坚决反对停办，1913年9月27日，他在给大总统的呈文中大声疾呼：“办理之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之不齐可以力加整顿，而此惟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且当此民国初基，正式政府将近成立之时，正应百端具举，树全国之表，则肃中外之观瞻，慰群生望治之诚，建国家伟大之业。当此之时忽有此停办大学之举，实足以贻笑友邦，觖失民望！”他强调此非自己“一人之私言，抑亦全国之公论也”。何燏时还着重从国家教育主权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加以阐发。他说：“国家设立大学，实振兴教育之总键，陶冶人材之巨炉，故东西各国莫不注重大学”，美英等国不但在本国设立而且纷纷到中国各地办大学，“其用意之所在，已可概见。吾国国立大学仅只北京一校”，“彼方竞投巨资拓张国势，我则惜此小费一校不存，致使莘莘学子依赖外人，固属有失国体，而教育之实权势必旁落，千钧一发，关系匪轻”。这段论述比严复上一年反对停办北大的说帖更有说服力。其他有关学校经费、学生程度等陈述则与严复说帖相似。何燏时在呈文最后也表示不计个人去留，请“立予罢斥，另任贤能，留此一线之延，以为整顿之地，学界幸甚，民国幸甚！”[1](P5)
在何校长和北大师生强烈反对下，教育总长汪大燮10月1日发布给北大校长指令，表示“但有整顿之意，并无撤废之心”。但是又提出要把北京大学与天津北洋大学合并。所谓合并仍是变相取消北大，故仍遭到北大师生、校友以及国会议员、社会舆论的反对，教育部不得不暂停裁撤北大之行动。北京大学本科于10月13日开学，11月4日举行了本科第一次毕业典礼。但何燏时校长则在教育部压力下，被迫在11月5日再度提出辞职，即获批准。11月13日教育部训令工科学长胡仁源主持校务，并重提与北洋大学合并计划，还拟议将两校学生通同甄别考试一次，也遭两校师生抵制。11月20日北京大学毕业同学会上大总统书强烈反对裁并北大，指出“今东西各国著名大学亦多在首都，岂宜背古今中外之通例，而反以首都大学归并省会”。并告诫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民国教育前途之废弛，将以裁并北京大学之举而见之”。上书要求大总统“迅饬教部，保存国立北京大学”。（注：《北京大学毕业同学会上大总统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12月达寿等名流也上书大总统“呈请维持国立北京大学，迅饬教育总长将合并之令取消，俾仍继续办理”[1](P7)。
1914年1月8日，袁世凯任命胡仁源署理北京大学校长。教育总长汪大燮尽管遭到各方反对，仍不甘心放弃合并北大之意，又训令专门教育司司长汤中等人妥筹合并办法。汤中等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北京大学保留文、法、理、医四分科，而把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北洋大学重点建设工科，而把法科并入北大，另外北大农科改为农业专门学校。但此方案仍遭到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师生的反对而使合并无法完全实行。2月20日，汪大燮也不得不辞去教育总长职务。
五、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和新思想的萌芽
以往有些论者为了强调蔡元培任校长后北京大学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说得陈旧腐败不堪。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出现的一些变革及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与新思想的萌芽，已为蔡元培改造北大和以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摇篮，提供了一些条件和准备。
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后，把带有封建色彩的京师大学堂校名和体现封建官僚等级的总监督、监督等职名，改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北京大学校和校长、学长。办学方针也从1903年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的“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8](P97)，转变为中华民国教育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所规定的“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民需要为宗旨”。[7](P1)教育宗旨则从清政府1906年4月25日上谕宣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修改为1912年9月2日民国教育部令宣布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9](P90)这是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与清末京师大学堂在办学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差别和转变，猛烈冲击了中国二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忠君、尊孔的教育准则，对北大师生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其次从学科和课程设置改革方面，京师大学堂原设经学科，下设毛诗、周礼、左传等门（即专业）。严复任北大校长后，决定将经科并入文科，并提倡东西方哲学、中外历史、地理、文学“兼收并蓄”。1913年1月，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规定了大学包含的各种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主要也是针对北京大学的。其中规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科，大学文科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经学科的取消和文科专业课程设置及内容的调整，打破了中国封建教育独尊儒学的思想桎梏，体现北京大学向近代教育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一个重大变化体现在教师队伍革新方面。严复担任北大首任校长后，就主张解聘那些一知半解没有真才实学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员，而建议招聘那些曾到国外留学取得学位又能钻研学问不迷信外国的学者来北大任教。并提倡教师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研究，以提高学术水平。他还主张理、工、法、商、农等科派遣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数年后再回校任教。在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确实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不仅首任校长严复是留学英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后任校长何燏时也是留学日本多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的学者。而继任校长胡仁源则先后留学日本仙台高等学校和英国待尔模大学，据说曾获工科硕士学位。理科学长夏元瑮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尤其是1913-1914年，在胡仁源校长和夏元瑮学长的主持下，陆续招聘了一批国外留学生和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任教，改变了以往桐城古文派学者主宰北大文科的状况。如黄侃是章太炎得意门生，曾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并协助章太炎编《民报》，对经学、诗赋、音韵、训诂、文字等学均有很高造诣，是近代著名的国学专家。马裕藻也是曾经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是音韵、文字学专家，后来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朱希祖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也是章太炎门生，著名的文史专家，后来做过北大史学系主任。还有沈兼士也是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的章太炎弟子。其兄沈尹默也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他和1915年来北大的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章太炎弟子钱玄同，后来都成为《新青年》杂志编委会的骨干人物、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且以上学者大多是浙江吴兴、余杭等地人，又大多是著名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的弟子，形成北大一股新思潮和新派势力。他们在讲课和研究中带来了新思想的萌芽和新的治学方法。同时他们大多过去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尤其是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由于拒绝袁世凯的利诱而长期被软禁，更加深了他们对袁世凯的不满。
北京大学师生反对专制拥护共和和争取民主进步的政治态度，集中表现在1915-1916年的反袁斗争之中。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复辟帝制的企图，竭力拉拢和收买社会上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他先是加封北大校长胡仁源为中大夫，又授予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又派人游说胡仁源校长“率大学诸教授劝进”，遭到胡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正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袁世凯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宣布自1916年起复辟帝制改元洪宪，并准备在元旦上演登极称帝之丑剧。北大文科教授马叙伦闻讯，立即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教职离京，以示强烈抗议。此事当时曾轰动一时，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报纸上称其为“挂冠教授”[10](P53)。而且正是由这位马叙伦及沈尹默、夏元瑮、沈步洲、汤尔和等浙江籍教授们的大力推荐建议，才推动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从此北京大学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收稿日期：200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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