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若干重要原则与战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今世界论文,原则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一般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仍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已有基础上，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二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仍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建社会主义；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发达的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根据新的情况和条件，继续争取社会主义。虽然这三类社会主义力量虽所处的环境条件和面临的任务有所不同，但涉及的重要原则与战略带有普遍性。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本质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19世纪以来政治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热烈关注的问题。历史上，对社会主义下的定义多达200多种。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具体描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原则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和步骤，概括起来主要是：建立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掌握国家政权；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福利；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新社会。其中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取得无产阶级民主是与公有制相适应的政治目标；增加生产力总量是为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建立以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这几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割裂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就是不完全、不科学的。
开创世界社会主义里程碑的俄国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及中国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上述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实践的成果证明，这些原则是正确的。
但由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错误、挫折、失败是难免的。占社会主义国家总数2/3的苏联东欧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震撼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引起人们深思。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找出哪些需要坚持，哪些需要修正，哪些需要创新，把挫折变成动力，而不是因噎废食。社会主义者及其政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有一致，也有差异。
首先，经济不发达国家能不能搞社会主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近百年争论的老问题。凡坚持经济不发达国家不能搞社会主义的人，过去反对俄国搞十月革命，现在苏东失败又成为他们反对在这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新论据”。
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不能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理论。生产力发展不到一定水平，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如果纯粹从生产力水平看，无论沙皇俄国还是旧中国，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社会革命决不是取决于纯经济因素，它还受其他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当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到广大人民群众不满现有统治制度时，就会发生革命。一场改变现有制度的社会革命决不是任何个人或政党的主观意志可以制造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以庸俗生产力论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邓小平明确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1] （P46～47）后来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了，而在中国却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其关键在于，两国根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制定和执行的政策，能否使原来不发达的经济得到持续迅速和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不断改善，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获得人民群众持久的支持和拥护。在这方面，苏联没有做到，而中国及时吸取苏联教训做到了。
其次，公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但它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公有制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更不能因此否定公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2] （P443）在做法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必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3] （P293），但这“一步一步”究竟有多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苏联社会主义和1978年以前的中国，在实行公有制的步骤上犯了“左”倾激进的错误，脱离生产力水平，低估和否定非公有经济对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实行全盘生产资料公有化，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越有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不仅是欲速则不达，而且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邓小平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实行改革开放，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把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要求，由全部公有化改为“公有制占主体”，作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
“公有制占主体”的原则，意味着要坚持社会主义，就不能否定公有制，但同时也要允许发展非公有经济，这是最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共产党包括西方有些社会民主党在修订党纲时，对所有制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都把社会主义要求立即实行生产资料全盘公有化，改为公有经济与其他非公有经济共存的混合经济。
再次，公共福利、民主、自由是不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体现和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有人认为，这些缺位就不是社会主义，它们与所有制性质没有关系。这也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引起争论的又一个老问题。
俄罗斯有学者提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不应是私有制的消灭程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水平。前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城市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农村集体化都曾达到很高水平，但劳动人民并未因此而得到幸福生活。历史的发展愈益表明，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满足程度、劳动者物质福利和精神方面的发展水平、社会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体制的接近程度，才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这样来界定社会主义本质是不全面的，类似于过去伯恩施坦说过的“社会主义可名为组织化的自由主义”。
无疑，社会主义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但这里有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也就是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条件，即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有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剥削和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样的目标。戈尔巴乔夫从“民主化、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来改革，给苏联社会主义带来的后果众所周知。根据中国的经验，邓小平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4] （P142）后来，邓小平概括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裕。”[4] （P373）这里虽然没有提公有制，但是体现了公有制的要求，因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做到。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界定的社会主义，都是无例外地把消灭剥削同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又都已摆脱了强调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或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或是强调公有经济与其他各种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
二、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分配，消除商品、货币，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从此以后，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就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当作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东西。后来，虽然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要利用商品、货币，利用市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名著中，提出在两种公有制条件下，仍然保留商品生产和流通，但也从没有认为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存在，而是始终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二战结束后，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学术界中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基本分两派，一派给予肯定，另一派给予否定。肯定者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区别于市场资本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不过，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还大多停留在理论概述之中，没有具体指证哪一个国家实行和实现了市场社会主义，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自己是市场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的国家。
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积极意义在于开拓了一种思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不应该排除市场经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实行市场社会主义。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匈牙利是最早以市场经济为取向进行经济改革的，但被苏联扼杀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苏东剧变和解体，西方左翼学者又开始思考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诸如搞“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等。有的国家的共产党在其纲领和政治主张中，虽没有接受某种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模式，但有的已承认市场经济或民主的计划经济与民主的市场相结合，有的主张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然而，也仍有部分共产党坚持和强调，社会主义决不能搞市场经济，原因是怕市场经济会破坏公有经济，产生无秩序竞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5] （P236）邓小平给“计划”和“市场”正名：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问题，实质上是要探索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积累了利用市场经济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验，社会主义也可以借鉴利用，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可以说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思想解放。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和实践，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载入国家大法。
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没有提建立市场社会主义，这是有理由的。首先，“市场社会主义”的提法不科学，受市场经济原则的支配，必然偏离社会主义公平的方向，把一种方法手段变成性质目标，便意味着社会主义一切要遵循市场的原则。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意指市场经济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管理，而不是完全无计划。第三，市场的本性是自由竞争，只承认效益、利益，不承认公正，自然会导致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不符合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求国家自觉通过适当方式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20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前进。中国是不是真正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接受了种种检验，经过历时15年的艰巨谈判终于加入世贸组织。从此，中国一直在争取国际上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至2004年12月8日，已有25个国家给予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的地位。
中国是明确宣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从否认市场经济到利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是一个重大转折，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初步实现了小康目标。中国的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者所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革新开放，称越南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和由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虽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但与过去完全排斥市场经济不同，而是部分地利用市场经济的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多次表示，古巴愿意在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借鉴中国的经验。2002年，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普柳希来中国访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时表示，乌方愿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经验，特别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6] 世界上相当多的共产党在最近修订的党纲中，接受了社会主义要建立市场经济的提法。但也有一部共产党仍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联东欧剧变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除了原先的各类资本主义国家外，增加了发生剧变后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其途径也无非是暴力革命或是民主和平途径这两种选择。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暴力的或民主和平的革命的道路这两种选择同时存在。采用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大多集中在一些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小国家，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前苏联东欧地区都明确表示不用武装斗争，而是采用民主和平的方法来争取或重建社会主义。
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从来就有暴力与和平两种论证和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就表示过，但愿社会主义能用和平的方法来取得，然而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和统治阶级热衷于暴力压制的现实，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严正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有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 （P307）
马克思生前看到无产阶级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壮举，但都未最终取得过胜利成果。之后，随着工人阶级人数的扩大和民主意识的提高，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广泛推行，恩格斯晚年要求工人阶级在充分准备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应注意利用议会选举争得多数，开展合法斗争，并对这一斗争的效果给予期望。
恩格斯晚年高度赞赏德国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及其所得的成就，说“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7] （P601）恩格斯作出这样的结论是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与“和平”发展的环境有关，旨在表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在不具备武装斗争时，不放弃可以利用的合法斗争。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两手准备，哪一种斗争方法适时，就应会灵活地使用哪一种方法，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此时，恩格斯明确提出利用普选权进行民主和平的合法斗争，决不意味着恩格斯是“温和的合法性崇拜者”[8] （P536），而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19世纪30、4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武装斗争和议会和平斗争同时存在，交替使用，两者都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比较而言，武装斗争取得的成功机率比较明显，所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武装斗争胜利建立的，间或有通过议会和平斗争取得政权的国家，如拉美的智利，仅仅维持了3年，便被原有统治阶级的军事政变所颠覆。但这并不意味着武装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事实上，许多尚无条件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仍在不断探索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挫折和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目的就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时代主题明显由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原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后，社会主义阵地缩小了，一些常年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不断遭受挫折，没有取得具体成果。有的政党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转而与政府和平谈判，由“非法”转为合法，利用现有的议会民主制进行合法斗争。拉丁美洲曾是武装斗争最活跃的地方，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等国的共产党都开展过武装斗争，现在只有哥伦比亚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二战后，长期来没有形成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议会合法斗争一直是争取社会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当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具备，不成熟时，不能无所作为，悲观彷徨，而是应该积极利用议会民主制，开展民主的议会合法斗争，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动员和组织群众，扩大社会主义影响的有效形式。诚如恩格斯所指出过的那样，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社会主义运动“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7] （P602）
当今开展民主的合法斗争，已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和主流。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除极少数组织和成员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现政权之外，大多数主张开展议会斗争。最有影响的俄罗斯共产党不仅主张而且积极开展议会斗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多次竞选俄罗斯总统。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普遍认为，目前不具备武装夺取政权的条件，只有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变革，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美国社会主义者提出，要从美国国情出发，走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甚至选举的方式来实现。印度的几个共产党也都主张进行议会和平斗争。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所进行的议会斗争，对他们来说，普选权已不完全只是“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提供了“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7] （P602），而是取得了某些重要的、令人思考的成果。
摩尔多瓦在2001年大选中，有69％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摩尔多瓦共产党得票高达50.2％，当选执政，成为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通过选举由共产党完全掌权的国家，其影响远远超出摩尔多瓦国界。
蒙古国发生剧变之初，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向右转而继续执政，但在1996年大选中失败被赶下台。该党总结大选失败的教训，重新确定“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进行组织整顿，在2000年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又重新上台执政。
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剧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时处于非法的地位，但由于巧妙地利用国家在剧变后实行多党议会制的条件生存下来，并积极恢复活动，开展和平的合法斗争，在议会选举中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其党员有的被选为议员，有的被委任为政府重要官员，有的甚至当选了总统。
在印度有两个重要的邦，即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相当长时期以来一直由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执政，其稳定性比较少见。
社会主义政党在目前条件下利用现代议会民主制开展斗争，尽管成就有限，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议会选举制往往上台容易，下台也容易，但进行这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决不是徒劳的、无意义的，应该允许探索，鼓励探索。对于武装斗争和民主和平斗争，简单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与错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哪一种道路对争取社会主义有利，就选择和采用哪一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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