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军事伦理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思想论文,军事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军旅中度过的。长期的用兵实践，为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在其系统的军事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他的高尚武德人格在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上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他从最基本的道德关系入手，阐述了将帅武德修养、军人价值观等一系列军事伦理问题，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军事伦理思想。研究诸葛亮的军事伦理思想，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武德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武德人格
诸葛亮军事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武德人格，是其竭诚尽智报效国家忠贞不二的献身精神。他青年时期，常把自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相比，立志兼有将相才能。二十七岁时，由于刘备“三顾茅庐”、礼贤下士，便以“隆中对”相报，提出“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注：《诸葛亮集·草庐对》。）的建国方略。刘备礼贤下士的真诚，深深地感动了诸葛亮，“隆中对”更使刘备敬佩不已，力请出山。诸葛亮遂以披肝沥胆的精神效忠于刘备。自他受任以来，置个人名利生死于不顾，智结东吴，联盟抗曹。“赤壁大战”获胜之后，又乘胜追击，连破数城，守荆州、取益州，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刘备于公元223年春，永安病笃，诏诸葛亮嘱托后事，明确指出，如果刘禅不能成就大业，诸葛亮可自立为君。“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注：《三国志·卷三十五》。）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以他那种“效忠贞之节”的忠贞气节和牺牲精神辅佐刘禅，努力完成刘备未竟之大业。他说“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常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注：《诸葛亮集·前出师表》。）他受命之日，便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此后的七年里，他先后五次北伐，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前线军营中。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高尚武德人格的真实反映，其道德信仰的内在动力是“忠国利民”。
自先秦迄两汉，儒家的纲常伦理之教日臻完善，忠君观念逐渐浸润到社会各阶层。诸葛亮作为奉儒守官之家，再加上他本人的贞亮忠节之性，因而忠君思想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内核。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要“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而且也时常激励将士们。他说，为臣要绝对忠诚，不可有丝毫懈怠之意。“忠君”对于军人来说，不是一般的道德准则，而是生命的源泉，“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注：《诸葛亮集·兵要》。）古人云，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欲正人必先正己。他的忠君思想更多地表现在行动之上，而非徒托空言。他决心匡扶汉室，竭力尽忠，鼓励群下从“忠虑于国”的角度出发，向自己多提意见。他向后主刘禅推荐了一批才识出众、志虑忠纯的贤臣。他事君以礼，忠诚谋国之心可质日月，因而两朝开济极得信任。他南征北伐历尽艰险，表现了他的忠贞之志。作为战争主体的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为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服务的，这是军队的基本职能和根本的价值目标。因此，军人只有以国家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目标取向、以报效国家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才能最终实现军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作为诸葛亮军事伦理论域中的“忠”，也是围绕这一基本含义展开的，具体内涵主要有：其一，舍命报国，忧国忘身。这也是将士武德人格的集中体现。作为军人，唯有“愿得此身长报国”的忠国志向的树立、以及“国以忘家、公以忘私”的道德行为实践逻辑，并且在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过程中达到“舍命报国，忧国忘身”的最高道德境界，进而把“忠”的价值跃迁到最高点。其二，忠于职守。军人忠于职守，是爱武的最高体现。中国传统武德尤为强调军人的忠武尽职精神。它是完善军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军人价值的直接途径。诸葛亮继承了这一武德传统，不仅自己忠于职守，而且把赞誉为“执忠绝域”的忠臣良将向后主推荐予以重用。
当然，这种表现为军人对自身职责、使命的尽忠，表现为对国家之忠，即直接意义上的忠君，在诸葛亮身上并未发生二者的道德情感冲突，但其忠君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在于：其一，当君主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时，客观上的忠君即是为国尽忠。由于诸葛亮“治国平天下”的夙愿与刘备兴汉室、成大业的志向相统一，即君主利益与国家利益表现出一致性。以“退隐、躬耕、养心、乐道”为心志，长期隐居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协助刘备实现鸿图大志，乃是隆中对策引发了他报国之志与刘备复兴汉室的沟通。其二，由于刘备尚礼隆恩之德厚泽于诸葛亮，在刘备生命垂危之时，“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注：《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由此感激。在他的思想里，“忠君”与“忠国”是高度统一的，忠于复兴汉室大业，就是“治国平天下”个人之志的实现。
诸葛亮的高尚武德人格还表现在他对自身的“责己从严、正己化人”上。他时刻以“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惊，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注：《将苑·将志》。）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建兴六年，街亭一战失败。街亭之败马谡负主要责任，诸葛亮作为统帅从律己从严的角度出发，立即上疏后主，自请处分。“臣以弱才，……臣明不知人，料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注：《诸葛亮集·街亭自贬疏》。）他的严格要求自己、不肯文过饰非的高尚风格是值得称颂的，也博得了后人的普遍赞扬。诸葛亮高尚的武德人格形象，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高尚品质，诚如前人所说的是“三代之下第一人”，他的皎然如月的道德风范，不仅受到蜀汉朝野的一致推崇是“德范遐迩”，即使魏、吴两国的君臣也迭加赞扬。晋代的张辅甚至说，“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注：《诸葛亮集·乐葛优劣论》。）唐代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注：杜甫：《蜀相》）
二、“崇智善谋”、“严纪守律”、“和军爱卒”的将帅武德修养论
在诸葛亮的军事伦理思想中，十分重视将帅武德修养，他把将帅的武德修养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将帅具有优良的武德修养，是达到和卒悦士、实现将士同心，以达到治军用战之目的的必要条件。但要达到此目的，为将者必先不断完善其武德人格，提高其武德修养水平。他说，将材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察其劳苦，此之谓仁将；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此之谓义将；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此之谓智将；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谓信将；足轻戎马，气盖千夫，盖固疆场，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登高履险，弛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后殿，此之谓之骑将；气凌三军，志轻强掳，怯于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注：《将苑·将材》。）这些论述，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将帅武德修养的内容：即仁、义、礼、智、信、勇六德。与之相对应，他还分析了将帅中缺乏德修养的不良现象，他把它归纳为八个方面。“一曰贪得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注：《将苑·将弊》。）针对这种情况，他教育将帅要具备五种优良品质，避免八种不足。他说：“将有五强八恶。高节可以厉俗，孝帝可以扬言，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此将之五强也。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此谓之八恶也。”（注：《将苑·将强》）他关于将帅武德修养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崇智善谋
崇智善谋不仅仅是兵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战争的智谋，它不仅是一般战术才干层次上的智，更是在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敢于坚持功利原则的“智德”。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多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将帅是否有智德，这是因为战争既是勇气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较量。诸葛亮把崇智善谋作为将德修养的重要内容，把具有智德的将帅称之为智将，并把智将列为将才之一。可见，他对将帅的智德是十分重视的。他认为，首先，这是由战争的特殊实践活动决定的。“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注：《便宜十六策·治军》。）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决定了将帅的用兵之道，即必须智足多谋。只有足智多谋的将帅才能“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注：《将苑·兵势》。）。其次，这是由将帅的职责决定的。作为将帅，其主要职责是处理“军之大略”，“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后乃可出军任将，张禽敌之势”（注：《便宜十六策·治军》。），作为将帅只有足智多谋，才能在战场上运筹帷幄、游刃有余、镇定自若地驾御整个战争态势，进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只有“计谋欲密，”才能达到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的战略效果。再次，它是将帅成为“善守”“善攻”者必要条件。“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注：《便宜十六策·治军》。）而在战场上之所以能够主动地控制作战形势，就是因为做到知己知彼，足智多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的备战态势，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他说：“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顺也；以智克智，机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势，三曰情。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注：《将苑·机形》）可见，在诸葛亮看来，崇智善谋是打胜仗的必要条件。因此，它成为将帅武德修养智德的重要内容。
（二）严纪守律
任何一支军队要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劲旅，都必须做到从严治军。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做到令行禁止、整齐划一、雷厉风行，靠的是严格的纪律。军纪军律是维系军队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的纽带，是一支军队和将领力量的象征。而整个军队的军纪军律如何又表现出将帅的武德修养水平。诸葛亮认为，将帅必须具备很高的“严纪守律”的道德修养。他认为，作为将帅首先要有人格威严，至上的权威人格力量和严肃的态度，能使三军令行禁止，如果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其次，作为将帅治军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他分析了违反军纪军律的九种现象，称之为“军蠹”，即蛀蚀军队的蛀虫，认为它们的存在必然导致军队失败。他说，“夫三军之行，有探候不审，烽火失度；后期犯令，不应时机，阻乱师徒；乍前乍后，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敛无度；营私殉己，不恤饥寒；非言妖辞，妄陈祸福；无事喧杂，惊惑将吏；勇不受制，专而陵上；侵竭府库，擅给其财。此九者，三军之蠹，有之必败也”。（注：《将苑·军蠹》）因此，治军要严。再次，要严于律己，“严”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德，在于“严”的作风和通过“严”而体现的那种克尽职守、鞠躬尽瘁的高度责任感和自律精神，严于律己是“严”的必然要求。只有严明军纪，才能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诸葛亮说，法制健全、纪律严格的军队，即使将领能力不强，也不会被打败；没有法规、纪律涣散的军队，即使将领有能力，作战也不可能取胜。“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注：《诸葛亮集·兵要》）因此，全军将士在战场上必须做到“凡战临阵，皆无欢哗，明听鼓音，静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注：《诸葛亮集·前出师表》。）如何使军队做到严纪守律呢？诸葛亮认为，要赏罚严明。如果赏罚不严明，法令失去威信，鸣金不止，击鼓不进，即使有百万大军，也要打败仗。将帅一人统帅百万大军，使他们都敬畏，紧肩屏气站立，低头静听不敢仰视，这是法令制度作用的结果。如果将帅不实行赏罚，部属便不执行纪律，即使拥有一统天下的地位和占有四海的财富，也要失败，夏桀、商纣便是如此。“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注：《诸葛亮集·军令》）“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仪，虽贵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纣也。”（注：《将苑·威令》。）
（三）和军爱卒
和军爱卒是中国历代军事家治兵带兵所推崇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其基本内涵是，在军队内部形成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和谐气氛，增强部队的战斗力。“用兵之道，在于人和”是历代兵家和其他思想家的共识：团结则力量凝结，胜过山岳；不团结则力量互相抵消，虽多似无。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和军”的重要性，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注：《吴子·图国》。）《吕氏春秋·论威》认为，人们都希望生存而厌恶死亡、希望荣誉而厌恶耻辱。对人的生死、荣誉的道理达到一致的认识，那么全军将士就可以齐心了。军心一致了，军令就可以畅行无阻；这样的军队也就无敌于天下了。作为一代军事家的诸葛亮也深谙这一道理，他认为，用兵打仗的方法，在于部队上下团结一心。部队团结了，士兵就是不动员、不鼓励，也会自行勇猛作战。反之，若将官之间互相猜疑，士兵又不服从命令，忠心耿耿且有谋略的人不被重用，士兵中背后多有议论，恶语谗言不断，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没有不失败的。
和军贵在爱卒，只有爱卒才能和军。诸葛亮极为重视将帅在爱卒方面的武德修养。他说，与士卒穿同样的衣服，士卒会忘记边塞的风霜；与士卒吃同样的饮食，士卒会忘记行军的饥渴；与士卒一样跋涉，士卒会忘记关隘的险阻；与士卒一同作息，士卒会忘记征战的劳苦；与士卒同忧伤，士卒会忘记刀剑的创伤。因而，作为将帅，必须以诚信对待士卒，必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注：《将苑·出师》。）他还说：“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为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注：《将苑·将情》。）这就是说，作为将帅一定要同士兵同甘苦共患难，打成一片。不仅如此，他认为，将帅一定要树立视卒如爱子的道德观念，只有这样，士兵才会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所向无敌。诸葛亮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注：《将苑·哀死》。）
三、以“存国家安社稷”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
以“存国家安社稷”为本，高度重视军人的价值，是诸葛亮军事伦理思想的立足点，是其军事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军事伦理学的角度把握军人的价值，必须确立军人与国家、人民的关系是军人最基本的道德关系，诸葛亮正是从这一关系入手来认识和确立军人价值的。他在《便宜十六策》中明确指出，“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注：《便宜十六策·治军》。）。这说明，军队的治理和训练是国家的大事，因为它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这就把军队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死存亡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战略的高度肯定了军人的价值，把养兵用战之事放在了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这与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注：《孙子兵法·计篇》。）的思想一脉相承。在诸葛亮看来，要实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宏伟大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养兵用战之事。从军事伦理学的角度审视，它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价值目标就是“忠国利民”，它是军人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决定和统帅其它一切军事行为的最高、最根本的伦理原则，也是衡量军人价值大小、军事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本标志。
从诸葛亮的军事战略思想看，与“存国家安社稷”的价值目标相适应的伦理原则是“义战”思想。兴师用兵要合乎正义，以义为战，要以正义战争去制止天下的暴乱，讨伐不义之人，消灭非正义战争。如果兴兵不合正义，虽可逞暴一时，最终必败无疑。虽然诸葛亮肯定战争的作用，但并非好战，他说，“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注：《便宜十六策·治军》。）在诸葛亮看来，战还是不战，在于其价值取向是否“忠国利民”，是否有利于“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目标的实现。凡是有利于这一价值目标实现的，就是义战，就为之；反之，则不为之。“义战”思想的伦理实质就在于强调军人对国家命运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有了这种精神，军人的价值就可以在更高层次上最大程度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