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文风论——兼论孔融能领建安文风之先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文风论文,之先论文,原因论文,融文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安散文是东汉散文的一部分，它的艺术风貌和东汉前期的散文迥然不同，其独特性是在东汉后期散文艺术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论述建安散文艺术发展的特点，人们常以“三曹”作代表。或谓曹操乃“改造文章的祖师”（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或谓“建安文学，实由文帝、陈王提倡于上”（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这一看法基本上是对的。但从具体情况分析，建安散文艺术的发展，实有两种趋势。一是由通脱走向清峻，可以曹操为代表；一是由通脱走向华靡，可以曹丕兄弟为代表。但是，对曹氏兄弟文风起先导作用的却是孔融。由于后一趋势，终于成为建安乃至魏、晋散文艺术发展的主流，故孔融对建安散文艺术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深入探寻孔融散文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和他能领建安文风之先的缘由，对准确把握东汉后期散文艺术发展的脉络和认识建安散文艺术嬗变的特点，是有益的。
一
孔融比曹操年长二岁，两家文风差不多都是在灵帝时期和献帝建安前期形成的。孔融对建安文风嬗变的影响，决不在曹操之下。鲁迅说：“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文风言，孔融的“特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具有时代精神的独特艺术风格，一是对建安文风风气之先的引导作用。
孔融散文艺术风格的突出特征是气势雄迈、文词典丽。所谓气扬采飞，正是对他散文艺术风貌的生动写照。
刘勰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诔碑》、《风骨》。）。孔融散文的气势雄迈，是他作文通脱任性、以气运词造成的。他为人严正刚直，负气不屈，心有所思即笔有所书，故文如其人，总以气胜。刘熙载说他“遒文壮节”（注：刘熙载：《艺概·文概》），实可解释为：孔融将其凛凛壮节不加掩饰地显现出来，才有了他气势雄迈的遒劲之文。
其《论盛孝章书》，要求曹操火速解救为孙权所困的盛宪，说桓公救人之道、燕王纳贤之术。笔带感情，逞性而言。从语势的豪荡激越，可见其救友之心如何急切。
又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注：《后汉书·孔融传》），而操又故意作文“激厉”孔融。谓融、虑尝相互称誉，今却“相伤”云云。孔融回信，却说得理直词正。既说当初荐虑是出于公心，光明磊落；又说自己“性既迟缓，与人无伤，虽出胯下之负、榆次之辱，不知贬毁之于己，犹蚊虻之过也”。见得自己并不把郗虑所为当一回事，更不是曹操讲的“相伤”。至于信中说“或矜势者欲以取胜为荣”云云，就不单是辩白，而有抑操扬己之意。故苏轼谓“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注：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序》）。其实，孔融散文大都具有英伟豪杰之气，张溥即谓“东汉词章拘密，独少府诗文，豪气直上，孟子所谓浩然，非邪”（注：张溥：《孔少府集题辞》）。
孔融为文以气运词、通脱任性，还表现在他说理、论事，必尽胸中好恶之情而后已。对自己喜爱的人物、赞成的道理，总是称誉有加，极道其美。《上书荐谢该》、《荐祢衡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则极尽讥讽之能事。他对曹丕私纳袁熙妻不满，作《与曹公书》即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他不赞成曹操征讨乌桓，又作《与曹公书》，诮谓“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和言事、说理极尽夸张、形容之能事一样，出语杂以嘲戏，也是作者行文气盛的一种表现。作者才力豪迈有余，为文通脱无羁，因而欢忭嘲讽，发露自然。其文真可称为张扬个性之作，难得的是内含真趣之美。但他有时说得滔滔汩汩，加上情绪激动，常有偏激言词。虽然文章气势浩荡，而立论不够深刻、论理不够严密的情形时有所见。以至曹丕说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注：曹丕：《典论·论文》）。
孔融为文以气运词，追求气势之美，使得文章结构疏散、章法灵活。他的散文，没有受所谓文法的束缚，只是飞辩骋辞，溢气坌涌。决定文章走向的是气，连结段落词句的还是气。如其《论盛孝章书》，开篇便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慨叹不已。说到曹操和自己年过半百，而“海内知己，零落殆尽”，一下落到盛宪身上。说到盛氏“困于孙氏”，忽然冒出《春秋传》语。接着，又回头说到盛宪“实丈夫之雄”，曹操当弘扬“友道”，援之以手。继而说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似为盛宪一辩。再说曹操今日“匡复汉室”，“实须得贤”。最后又把昔日昭王求贤盛事渲染一番，总不离劝操速救盛宪之意。文章结构疏散而张力强劲，实乃义气鼓荡所致。
孔融散文的气势雄迈，是与文辞典丽联系在一起的。而文辞典丽，既取决于他的艺术趣味，也与他惯用的艺术手法有关。
和曹操为文通脱、清峻、尚简、尚质不同，孔融为文通脱，逞性任气，出语自然。而他“奇逸博闻”（注：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见人“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注：《后汉书·孔融传》）。善于博引例证，推演事理，故其为文不以简要为贵，而特喜好言语的富赡、华美。
孔融惯于使用的艺术手法有两种，一是论人多夸张、形容，二是说理多引古今人事为证。这本是先秦纵横家、两汉辞赋家常用的手法，孔融用来写散文，便使他的散文在艺术上有了“特别”之处。
孔融常在文中用夸张、形容方法表现所论人物的人格美、才智美，行文往往充满激情。如其《上书荐谢该》、《荐祢衡疏》分别赞美谢该、祢衡的才德，写得意气洋洋，文辞翩翩。作者不是以冷静的态度，客观地叙说二人的长处，而是有声有色的张扬其美。既夸张其事，又反复加以形容。动辄以古代良士作比，或借他们衬写其美。有的荐书，则用突出的物象为喻，形容才士本领。如说“边让为九州衣被则不足，为单衣
则有余”（注：孔融：《与曹公书荐边让》、《与诸卿书》、《与王朗书》、《论盛孝章书》。），也能使读者对所论之人留下深刻印象。评述既多夸张、形容之词，又迭迭出以赞叹语气，且爱将一些复杂的内容加以概括，用整齐的短句表述出来，这样自然容易造成文章气势的雄迈和文辞的典丽。
孔融说理，则常借论古人古事以说出自己主张，主张提出后，又爱用今人今事证实其说（偶尔也引用经文佐证），对所持观点作理论上的阐述较少。其《上书请准古畿制》、《肉刑议》，即在说古事中摆出论点，这本身就是论事证理。而像《难曹公表制酒禁书》，说“酒之为德久矣”，几乎全是用古人古事和有关知识以证其说。又像《汝颍优劣论》，说汝南士胜颍川士，几乎是说一“胜”，即举一人之事为证。与此相关，孔融作论，还爱杂糅众多古人古事以尽其说。他的杂糅众事以作论，是借古人古事谕说其理。而在征引古人古事论说其理时，总是引必尽类，详道其事，以壮声势。这似乎成了他一大艺术喜好。
出于这种艺术喜好，孔融叙事竟出现了借用古人古事指代今人今事的倾向。《遗张纮书》，劝纮安心留守，谓其“无乃李广之气，循发益怒，乐一当单于以尽余愤乎？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绛灌俎豆，亦在今日”。《论盛孝章书》，谓“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傅说”。这与用典叙事已无太大差别，不过是将典故展开细说而已。
此外，孔融行文的通脱，还有一种倾向，就是造句力求句式整齐，用语喜尚华美富赡。既然论人爱作夸张，说理又爱纳事于其中，而叙议又多为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亦爱借古人古事言之，直言则喜作夸饰，那句式整饬、语言典丽。可以说，孔融文辞的典丽，与他论人、说理的特点，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二
孔融能领建安文风之先、成为建安前期的代表性作家，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形成了以气势雄迈、文辞典丽为突出特征的艺术风格，而通脱、华靡文风的形成，却是时代使然。具体说，孔融为人、为文都反映出东汉末年特有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便是人的自觉、人对自我价值的充分体认。表现在散文创作中，就是要用文章充分地表现自我。而这正是东汉末年思想文化、散文艺术精神发生新变的根本原因。孔融文风的独具特色，正是他能顺应东汉后期思想文化、文风新变之势的结果。
（一）遒丽之文出自壮节名士
建安前期的文风，是桓、灵以来文风的继续和发展，孔融成为这种文风的代表人物，首先是由他作为桓、灵以来政治、思想的承继者所决定的。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奋，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孔融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栽培出来的人物。受时风的熏陶，他10岁就以妙语巧辩博得李膺的称誉（注：《后汉书·孔融传》）。16岁更以替兄救友而甘受其罪，与陶丘洪、边让同具显名。他任北海相，一方面立学校，显扬儒术，另一方面又怒杀劝其结纳袁绍或曹操的左丞黄祖。当朝廷欲加礼马日
时，孔融独持异议，谓其交接袁术失节，“附下罔上，奸以事君”，不宜加礼。又建安二年，曹操欲借机杀杨彪，孔融怒不可遏，面斥曹操，直谓“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之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也”（注：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九）。他政治上刚直不阿，敢于抗争，正是其名士风度的显露。
汉末名士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李固、朱穆、陈蕃、范滂、李膺等人。为政敢作敢为，和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维护汉家大一统政权。另一类是郭泰、符融、许劭、徐稚、赵壹等人。认为小人道长，王室将乱，时不可为。一方面隐而不仕，以其高洁藐视朝廷；一方面讥议时政，品评人物，以奇行怪论耸动士林。孔融为人，实是集两类名士特点于一身。
和汉末名士一样，他重儒术，但不轻视郑玄经学中近于“为妄”的“臆说之言”（注：孔融：《与曹公书荐边让》、《与诸卿书》、《与王朗书》、《论盛孝章书》。）。他的不少骇世之论，即本于王充的道家观念。他爱诱益后进，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注：《后汉书·孔融传》）。他和比自己小20余岁的白衣祢衡一见如故，相互称扬，跌荡放言。凡此种种，说明孔融委实就是一位具有桓、灵时期名士风采的人物。
除思想作风外，孔融从汉末名士那里承继最多的，是政治上的不妥协精神。
孔融是坚定的拥汉派。复兴汉室，是他与曹操相处的原则。他说“曹公辅政，思贤并立”（注：孔融：《与曹公书荐边让》、《与诸卿书》、《与王朗书》、《论盛孝章书》。）。又说“惟（曹）公匡复汉室，宗室将绝，又能正之”（注：孔融：《与曹公书荐边让》、《与诸卿书》、《与王朗书》、《论盛孝章书》。）。可见他称美曹操，与他合作，都是以匡复汉室为前提的。及至曹操野心渐露，孔融便不客气了。
但鉴于曹操势力强大，孔融只好用特殊的办法对付他。所谓“（融）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注：《后汉书·孔融传》）。张溥则谓“时（操）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注：张溥：《孔少府集题辞》）。其“戏谑笑傲”，对曹操的刺讥、轻侮，更甚于直斥其非。范晔对孔融阻拦曹操篡位的作用和他严正刚直、锋芒毕露、威武不屈的品性评价极高，直谓“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注：《后汉书·孔融传》）。孔融既以汉末激进派名士那样凌厉、峻急的态度对待曹操，其遭遇自然“犹党锢之烈”（注：张溥：《孔少府集题辞》）。
终其一生，孔融都在为他的政治理想奋斗。作为汉末壮节名士，他所表现出的政治热情和拼死抗争的不妥协精神，和汉末激进派名士的人生态度一样，都显示出他们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充分体认，和积极用世、努力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他的为文通脱任性、以气远词，以遒丽为美，自与他一身“严气正性”，为人自尊、自信、恃性扬才、负其高气、不屈不挠分不开。归根结底，是他以重视自我、充满奋进精神为特点的人生观和人生方式在起作用。
（二）对汉末新变文风的承传
人们常用温雅、拘密、和缓、质朴来概括东汉文风的特点，并以班固、张衡、崔骃、蔡邕为代表，一般来说是对的。随着大一统政权的逐渐解体，和思想界“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局面的出现，以及“诗经体”诗造句艺术的渗透和赋尚华丽的影响，汉末文风渐趋通脱、华靡。孔融文风的形成并在建安以至魏晋时期产生重大的影响，都离不开他对汉末新变文风的承传。
孔融对汉末新变文风的承传，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汉末烈性名士文风的承传。刘师培说：“融之所作，多范伯喈，惟荐衡表，则效衡体，与他篇文气不同。”（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他说融作“多范伯喈”，是对刘勰“孔融所创，有慕伯喈”的发挥（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诔碑》、《风骨》。）。而说《荐祢衡疏》系“效衡体”，则是他的发明。师培此说的意义，不在点出了孔融一篇散文风格的由来，而在于揭示了孔融为文的一种习好或艺术趣味，进而注意到孔融文风和汉末文风新变之势的关系。
他说的“衡体”，指的是祢衡《鲁夫子碑》、《吊张衡文》等作品的艺术风格。祢衡为文，往往奋笔疾书，飞辩骋辞，显得慷慨高厉，溢气坌涌。祢衡文风实乃汉末文风新变的产物。在他之前，名士高彪就写有《督军御史箴》、赵壹写有《穷鸟赋》、《刺世疾邪赋》，侯瑾写有《应宾难》、《矫世论》，杨修写有《司空荀爽述赞》，臧洪写有《答陈琳书》，已显出汉末文风由和缓、质朴转向通脱任性、词尚华靡的新变之势。祢衡文风的形成，虽与其个性有关，也是感应时风所致。而说融“效衡体”，实可解释为他对汉末烈性名士文风的承传。
孔融对烈性名士文风（包括言论特点）的承传，所取有二。
所取之一是立意通脱，无所顾忌。像范滂非讦朝政，徐稚、郭泰对时局的议论，赵壹、姜肱对时政、时风之弊的揭露、抨击，都是出语尖锐、深刻，敢言人之不敢言。像杨乔上书荐贤、赵壹作赋自哀、祢衡作吊感怀，都是抽序心曲，慨叹有声。许劭当面称曹操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注：《后汉书·许劭传》）。宗世林耻与曹操交往，操为司空，言于世林，谓“卿昔不顾我，今可为交未？”世林答曰：“松柏之志犹存！”（注：《世说新语·方正》第2条， 刘注引《楚国先贤传》。）这种逞性而言、语带锋芒的谈话风格，和立意通脱、语随情生的文风，都为孔融所用，故其文气势雄迈，有峻健之美。
所取之二是说理多用譬喻，拟人多加形容。汉末名士，说理好用譬喻以作发挥。如徐稚劝人深隐，言时局危殆，有云“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注：徐稚：《与郭林宗书》）；郭泰作书拒仕，亦谓“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注：郭泰：《答友劝仕进书》）。借譬喻说理，除使说理生动、明白外，所用譬喻还起到了论据的作用。与此相通，名士作论，常以古人古事作比以说理。如陈蕃赴豫章太守任，未到官廨，即欲访徐稚。主簿以为不可。陈蕃答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注：《世说新语·德行》第1条。 ）又陈寔误被颍川太守捕入狱中，有人问其长子元方：太守与其父何如人也？答谓太守乃“高明之君”，父乃“忠臣孝子”。客反问“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元方即以三古事作答。所谓“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注：《世说新语·言语》第6条。）。 元方是用古人古事，三作譬喻以说其理。孔融为文爱用众多古人古事实证其说，爱借对古人古事的议论张扬其说，和当时名士说理的习惯作法是一致的。
二是对汉末人物品评语言艺术的吸纳。汉末人物品评的思辨方式、审美倾向以及表述特点，对当时散文文风的嬗变，影响是很大的。
汉末人物品评，大都重神韵、重才性、重人格、重气度、重风姿，表述品评意见则多用形容之词。比如郭泰说“奉高（袁阆）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步度（黄宪）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注：《世说新语·德行》第3条。）。 《世说新语·赏誉》言“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刘注引《李氏别传》亦谓：“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若千里马。南阳朱公权，
如行松柏之下。’”可见，当时品评人物，拟人以形容，且多用譬喻，是一种风气。
他如陈蕃叹谓“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注：《世说新语·赏誉》第1条。）。谢甄称美许劭兄弟， 谓“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而谓“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注：《世说新语·赏誉》第3 条。）。公孙度论邴原，亦言“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注：《世说新语·赏誉》第4条。）。
此类评语，多是先出以概括言词，再用形象的比喻加以形容。一旦加以形容，便易有夸饰之词。不但如龙、如鹤、如宝剑干将一类譬喻，虚拟成分重，即使以人作比，也有极而言之之嫌。它们算不得准确的“鉴定”，却是生动的文学话语。
孔融作文论人，便采用了汉末名士品评人物的语言艺术。说到人物某一特性，总爱形容尽致。概言之不足，必加之以喻；一喻之不足，必广譬博喻；譬喻之不足，还借贤人美行衬托其美，连叙事也爱用形容语。这种艺术习好，极易造成散文的气扬采飞和语词赡丽。
三是对班固、蔡邕文风的承传。班固、蔡邕为东汉儒家传统文风的代表。汉末文风变化，但班固所创造的一些艺术经验却为时人所用，成为新变文风的一种重要质素。蔡邕为文实有两大特色，一是他作为班、张传统文风的继承者，能集东汉儒家散文艺术之大成；一是他作为汉末文风的改革者，又为汉末文风新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孔融对班、蔡文风的承传是有选择性的。他的高明处，在于既吸纳他们合于散文艺术发展规律的传统经验加以灵活运用，又敏锐地注意到他们（主要是蔡邕）散文艺术精神、技法的新变趋势，并将其引入自己的散文创作中。
班固的散文，辞赡裁密，和雅舂容；体平词华，情旨尽露；行文尚规矩，造句求整齐。曹丕说孔融乃“扬、班俦也”（注：《后汉书·孔融传》），主要是就其文辞典丽而言。实则孔融为文，立意通脱，运笔气盛，章法灵活，词茂体峻，较之班固文风有很大的突破。他学得班文的辞赡，但主要不是用于叙事，而是用于说理（包括论人）。他学得班文的情旨尽露，但他不是用平和、从容的语调叙说，而爱用夸张、形容的方法将其突现出来，甚至爱用嘻笑嘲戏的方法，通过讥议对方的主张来说透自己的观点。他决不用文章矩矱来限制文气的奔涌，却赞同班固的句尚整齐，对其造句整齐的技法运用自如。这一点，可以说是孔融散文艺术受班文影响最为突出的特征。
蔡邕是孔融的朋友。作为东汉文风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文风和班固同属详雅、安和一路，但又有任性逞气的一面。他是儒家学者，并不把儒学经义奉为绝对真理，而乐意吸纳王充的道家思想作为立论依据。因而其文有突破儒家散文艺术传统、大胆作论、写我真情的特点。孔融和蔡邕为友，除思想上相互影响，在文风上，则是孔融受蔡邕的影响。其表现有三：
1.表现在受蔡邕任性逞气之作的影响。为文以气运词，畅所欲言，爱憎喜怒，不加掩饰。在这方面，孔融比蔡邕走得更远。
2.表现在受蔡邕散文论人方式的影响。蔡邕本为一代名士，不但喜好而且擅长人物品评，所作评语有一定的权威性。这正是时人多请他作碑志的原因之一。他作碑志，惯于用品评活人的方法来评论死人，并用相同的表述方式来形容死者生前的为人。
刘勰说“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孔融“有慕”蔡邕碑志，不但表现在“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更表现在对蔡氏人物品评手法和表述方法的活用上。不单将它用到碑文写作中，还用到荐表和所有涉及评论人物的文字中。因而孔文论人，夸张、形容之词多，较之蔡文，更有一种飞动之势。
3.表现在受蔡邕散文句法的影响。蔡邕无论碑文，论说（包括书法论文），虽以散句为主，但也有造句好求整齐的倾向。各句字数不等，而以四言短句（词组）用得最多。这些短句或词组，有的两相对偶，有的构成排比句，有的只是字数相同而在内容上有承续关系。和班固一样，蔡邕也爱纳整齐的短句或句组于长句中，而整齐句式的构成，多借助于虚字。这些全为孔融所承传。至于语词的华美，则孔融“野于班固而茂于蔡邕”（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3编第3章第4节。）， 而以遒丽取胜。
三
孔融既能承传以班、蔡为代表的儒家散文艺术传统，顺应汉末散文艺术新变的潮流，吸纳新的散文艺术经验，形成独特风格，故能推动建安前期散文艺术的发展。但孔融能领建安文风之先，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文风符合建安时期多数文士的文学审美趣味。
建安士人文学审美趣味的形成，与他们所处的文化生存环境有关。此时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已不是规范士人言行的唯一准则，道家思想、刑名之学、法家思想、纵横之术广为流行，加上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士人不可能再保持东汉中叶尚儒之士那种以雍容、平和、雅澹为美的审美心态。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与前期纯儒大异。
建安士人为人，多能不受礼教束缚，逞性而动，我行我素。像王粲“通脱”（注：《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陈思王传》。），刘桢“性行不均，少所拘忌”（注：王昶：《家诫》），终以“不敬被刑”（注：《魏志·王粲传》裴注所引《文士传》、《典略》、《吴质别传》、《魏略》。）。繁钦“都无检格”，陈琳“实自粗疏”，路粹“性颇忿鸷”（注：《魏志·王粲传》裴注所引《文士传》、《典略》、《吴质别传》、《魏略》。），吴质为人“轻脱”（注：《魏志·王粲传》裴注所引《文士传》、《典略》、《吴质别传》、《魏略》。）。杨修也是孔融一类人物，故为祢衡所喜。士人行为放纵，实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曹操说“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注：曹操：《修学令》），可见，当时社会上为人有悖“仁义礼让之风”的通脱之士是很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丕、曹植也是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影响而成长起来的通脱之士。二人气性不同，但都得到儒、道思想文化的滋润。特别是道家的通远之说、体道之论，对他们为人通脱起了很大作用。曹丕以太子之尊而与众文士频相“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注：曹丕：《与吴质书》、《叙繁钦》。）。每与文士聚会，必令夫人出拜客人。后来做了皇帝，与曹休、昊质欢饮，仍要郭后出见，并对吴质说：“卿仰谛视之！”（注：《魏志·王粲传》裴注所引《文士传》、《典略》、《吴质别传》、《魏略》。）又王粲生前喜听驴鸣，曹丕为他吊丧，要同去的人都学驴叫为死者送行。这都不是拘于礼法的人做得到的。
曹植为人，更是“性简易，不治威仪，服饰不尚华丽”，“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注：《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陈思王传》。）。他擅自开司马门而行车于驰道，几次醉酒而不能承父王之命，文帝时“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注：《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陈思王传》。），似乎都是他为人通脱、不自雕励的恶性发展。
除为人通脱、简慢任性外，建安士人还承袭了战代纵横家的流风遗韵。他们在相当长时期内，面对的都是许多政治集团形同棋峙的局面。不少集团首领着意网罗人才，士人想乘时而动，便十分仰慕战代纵横家的国士之风。往往择主而事，合则留，不合则去，并不把忠贞不二作为事主的原则。像王粲初依刘表，后投曹操；繁钦数见奇于刘表，后来也投向曹操；像阮瑀托疾拒为曹洪掌书记，却弃杖而起应曹操之征；边让先为何进所召，后来却不屈从曹操，都有些战代国士的气性。像陈琳事一人即为一人说话，昨日痛诋之敌即成今日颂扬之主。时人讥议，他却自有理由，说“世治责人以礼，世乱则考人以功，斯各一时之宜”。“是以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注：陈琳：《应讥》、《答东阿王笺》。）。
无疑，建安文士为文论无定检，敢于逞性作论，和他们为人通脱任性、行无定仪是一致的。而不少人乐于以战代纵横之士的态度处世，又以相似的方式事主，必然会对纵横家的“长短术”下一番功夫。也必然会受到纵横家言以引事纷纭为美、以骋词腾说为美、以善辨若彀为美、以张扬声势为美的影响。
再者，建安人士生当乱世，多欲匡时济世，有所作为，而人生多艰，事业难成，感触良多。故其为诗为文，雅好慷慨，梗慨多气，情感激越。加之黄老思想流行，人们崇尚自然，张扬个性、言行通脱、不掩情性。随着文气说的流行，赏爱气壮词激之文，便成为一种社会审美心态。
孔融文风能领建安文风之先，显然是因为它符合建安时期的社会审美心态。曹丕称美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注：曹丕：《典论·论文》），且“深好融文辞，谓其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注：《后汉书·孔融传》）。刘桢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诔碑》、《风骨》。）。赞扬的正是孔融散文艺术精神所体现的重视自我、逞气任性、无所顾忌的主体精神。而建安诗、赋繁荣，所作不但抒情性强，且词求华美，所谓“诗、赋欲丽”（注：曹丕：《典论·论文》）。散文家受诗、赋艺术倾向的影响，作文句求整齐，词尚华丽。如卡兰就说曹丕《典论》等文“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注：卡兰：《赞述太子赋上表》）。陈琳说曹植文章“清词妙句，焱绝焕炳”（注：陈琳：《应讥》、《答东阿王笺》。）。曹丕则谓繁钦书信“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注：曹丕：《与吴质书》、《叙繁钦》。），曹植谓吴质书信“晔若春荣，浏若清风”（注：曹植：《与吴季重书》）。孔融散文的文辞典丽自然也为时人所爱。这样，乘汉末文风新变之势，曹操将文风由通脱引向清峻，终以行文的随意任性、简约严明、朴质明朗而使散文艺术创作别开生面。但他对建安文风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出言通脱方面，至于文辞简约、朴质，却少有嗣响。孔融亦乘汉末文风新变之势，却将文风由通脱引向华靡，终以气势雄迈、文辞典丽而为建安诸多文士所重。经过曹丕、曹植等人的承传，孔文所有的气扬采飞成了建安中后期散文的突出特色。魏代散文以赡丽为美，亦承孔文逞性作论、词尚华靡之风而来。而潘岳的摛藻清艳和陆机的缀辞繁缛，能成为西晋太康散文艺术发展的主导倾向，更与孔融文风在建安、魏、晋时期绵延不绝和得到长足发展不无关系。故钱基博说：“建安文章，雅壮多风，结两汉之局，而开魏、晋之派者，盖融有以先之也。”（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3编第3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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