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共识：公共文明建设呼唤国民公共素养提升——“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国民公共文明素质”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素养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10月中旬，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文明行为文明研究基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精神文明导刊》共同主办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国民公共文明素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首都精神文明办与共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基地的专家学者近50人齐聚一堂，以“理念的现代化与公共文明的认知、认同”“人的现代化与公共文明发展”“社会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为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在此，笔者就公共文明建设的内涵新解、问题聚焦、困境溯源和路径探寻等四个方面，对论坛的主要成果加以综述。
一、内涵新解：公共文明建设的逻辑前提
何谓公共文明？这是探讨公共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孙抱弘研究员认为，公共文明建设需要走出对公共文明的传统解读与路径依赖。对公共文明的内涵进行了全新的深度解读：公共文明是现代社会中、高科技信息时代背景下，多种新结构要素互动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一方面又以“现代性”“公共性”为新结构要素，对传统文明的内涵与外延加以新的拓展。此外，孙抱弘研究员还着重对公共文明的深层次结构要素进行了阐释：在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应该由原来的自我中心转变为承认他者、尊重他者。建立一种新的集体主义精神——承认自我基础上的利他主义、群体主义；人的理性也必须从原来的深层理性（经济技术理性）向交往理性、契约理性发展，逐步逼近人文理性。
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院洪守义则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社会经济体制、人口流动、教育制度变革、新媒体出现、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变迁对公共文明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公共文明的内涵、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公共文明是社会文明在公共生活领域的体现，既包括公民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应具有的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又包括城市文明程度。作为目的和价值取向的公共文明是指在特定的空间涉及人们共同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公共精神。他指出，公共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正确理解公共文明的内涵、了解当代国民公共文明的素质状况，社会公共文明素质的养成机制，不仅能有效的抵御因商品经济冲击所造成的个人利益的过度诉求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扩张，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更有利于提升国家、地区整体形象和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基于对北京市公共行为文明的实证调查数据分析和反思，提出公共领域中的“关系体”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价值和意义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其给当下公共文明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启迪和思考。沙教授认为“关系体”其主体是“人群”：一种自发的未组织化的非理性群体。这种关系体，就其空间性而言可以称之为公共关系体，就其行为特征而言又可以称之为自发关系体；两种称谓上“关系体”的内在联系是国人在公共领域有一种“聚群性”行为特点。沙莲香教授还对“关系体”概念的内涵、实质及其存在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两个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一是在关于“不文明”的问卷对话中出现的“关系体”现象是否是被调查主体的一种自我觉醒和反思；二是公共关系体是不文明或由不文明走向文明的“实体性”支撑点。基于此，沙教授还将继续进行“关系体”理论的建构。
二、问题聚焦：公共文明建设中的网络公共文明
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网络文明成为公共文明版图中的核心构成。关于网络生活、网络公共文明的问题也成为本次论坛的一个热点话题。宁波大学宋臻博士从网络生活与公共文明建设的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入手，认为互联网对公共文明建设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网络生活对人的思维模式和文明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网络公共文明素质包括树立基本的法律素养与道德标准；三是要营造文明上网、知行合一的舆论环境和技术监管手段。他还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为人们更加便利的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人们遵守公共规则、提升公共文明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生活不仅要有新思维，更要有新的规则支撑。
如果说上述观点只是对网络文明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了探讨的话，那么河南师范大学的高中建和孟利艳聚焦网络日常生活和网络文明的核心主体——青少年，这对于网络公共文明的建设则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高中建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认为，日常生活视角研究网络文明，不仅能够有效突破当代社会现代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局限，实现各种文明观念的交融与碰撞，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中青少年的“不文明”现象，还颠覆了成人社会文明教化的理性逻辑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实现文明建设的快速推进。同时，网络的符号化、碎片化以及开放性，为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个性化发展和交往方式，提供了便利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价值共识提出挑战、文化传统发生冲突、道德作用发生改变以及他律产生影响。青少年网络文明发生了日常生活的转向，即实践模式从“具体场所”转向“多维空间”，生产方式从“诗意抵抗”走向“诗意创造”。而孟利艳则从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给我们呈现了一些关于青少年网络公共文明特征的新见解。她认为，以“自我中心、消费主义、碎片化”为特征的缺少道德和审美标准的青少年后现代网络道德在自我的建构和发展中存在着重重危机，主要表现为青少年网络公共文明的虚无性、去中心性、自我中心性、反主体性。
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认为，网络文明涉及到一个影响公共文明的要素或因素，变得越来越偶然性的，而不是必然性的一些因素。并已然成为当下公共文明研究中的很重要的内容。尤其是电脑、手机、微博、微信等硬软件的更新问世，使得公共领域的内涵得以延伸、公共文明建设的范围和内容也大为拓展。沙莲香教授尤其强调，关于公共文明研究，涉及到网络的时候，要考虑到我们过去通常考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不是必然性的因素，越来越多偶然性的因素，这个命题还可以再去论证。
三、追根溯源：公共文明建设的困境探讨
无论是社会实体公共空间，还是网络虚拟公共空间，都客观存在着建设公共文明的困惑或阻碍。公共文明的有效建设，也必然需要首先探讨当前公共文明建困境的根源，从而有针对性的从源头上去治理或破解。
上海社会科学院孙抱弘认为，当前公共文明建设陷入了一种困局：一方面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文明建设”，表面上也确是成绩裴然，城乡、社区外观的改变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另一方面，当面对突发的社会事件和人潮涌动的节假日的公共空间，国民往往缺少公共意识、更乏文明行为。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一是对公共文明的表层的、传统性的解读。二是公共文明建设重硬轻软。也即过于重视“器物”层面——“硬”建设的一面，轻视文化建设与人的相应素质提升——“软”的一面。我们也并非没有考虑文化与人的问题，不过由于“路径依赖”而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强化，注重的还是表面文章，满足于运动式的活动，以大包大揽代替自我需求，用轰轰烈烈代替和风细雨，这种“被”字式的软件建设，表面上立竿见影，但很难持续，甚至常常出现反弹，反而浪费了各种公共资源，乃至还会助长“作假”的社会歪风。河南师范大学孟利艳也着重对青少年网络公共文明缺失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她认为，现代理性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网络生活中的缺位，正是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的根源所在。
如果说上述两位研究者都是基于对公共文明建设困境的现实性思考，那么山西大学廉如鉴的报告则对公共文明的缺失进行了本源性探讨，他从梁漱溟的民族自私性视角，为我们回顾和诠释了近代中国人是否自私，到底有没有公德的问题。他认为，由于中西方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人形成“伦理情厚”却“不知公德”的行为文化，西方人在其社会结构下形成“讲究公德”却“不知尊亲敬长”的行为文化。批评“中国人自私”是使用西方“讲究公德”的行为文化做标准评价中国人，这就把西方文化当作了先进标准。事实上，中西方之间无所谓先进落后，因此也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批评中国人，就自私这个问题而言，中国人本身“无所谓自私”。
中国人民大学銮殿飞通过对北京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调查，对“不文明”行为的认识误区做了研究，他基于对北京市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本科、硕士、博士六个阶段）的不文明行为（乱闯红灯、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公共场所大声说话；遇见老人、小孩遇难不帮扶）的实证调查，由主评分析、客评分析及主客评比较分析的共同结果得出，无论是哪种分析方式，得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大多一致，基本体现为个人修养和意识缺乏、公共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仍需提高，政府积极引导和宣传不到位等主要因素上。
四、路径探寻：公共文明建设的总体理路
正是由于公共文明建构和进程的复杂性，公共文明建设需要在主体、客体、制度等一系列要素相互协同，才能有效推进。
首先，主体的公共素养提升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上海社会科学院孙抱弘认为，公共文明建设要软硬并举，尤其要把传统社会中可供“选择”的个人修养与职业道德素质提升为现代社会中人人必备的公共素养；要着力于社会公共文化和人的公共理性的良性互动、整体提升，应清醒认识自己的“短板”，抓住建设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院洪守义教授认为，推动我国当代公共文明建设，首先，需要全面提升人的合作素质；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最后，提倡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的公共精神。河南师范大学高中建认为，青少年网络文明建设除了加强对互联网的技术控制之外，更多的要从青少年日常生活的角度去思考，也即通过网络生活的疏导策略，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组织“分流”——把网络行为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有意义的事情和成长成才上，和心理介入——采取措施从心理上干预青少年网络思想和行为。宁波大学宋臻博士认为，网络公共文明建设，关键在于要让公民意识到自身在网络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培育其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公共行为素养。
其次，公共文明建设的制度完善和优化。洪守义认为，公共文明建设，既要建立和规范社会公共文明的行为规范体系，也要利用新媒体，建立科学的公共文明的评价机制、舆论导向。高中建教授认为，青少年网络文明建设，首先需要运用“制度约束、舆论引导”的网络生活规范策略，加强网络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从而有效做到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网络日常生活的规范、监管和引导。宋臻博士认为，当前网络公共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要加强信息时代的网络规则意识和最基本的法制意识教育，并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惩治。孟利艳认为，青少年网络公共文明面临着一个后现代之后转向的前景，即：接受多样性与差异性，建立共通性；强调对话，采取非权威的民主取向，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重建生活与道德的基础。
第三，加强公共文明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公共文明建设实践需要科学、合理、有效的理论指导。孙抱弘认为，公共文明建设需要对公共文明内涵、价值的深入探讨，在公共文明理念上要从传统的解读、安于现状的路径依赖，走向现代的创新建构；在社会管理机制上，要适时将传统的政府管理转为社会组织与公众团体的自我管理，将不自觉的“被教育”转为自我教育。宋臻认为，公共文明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网络公共文明建设应该进一步细化，要加强对人的网络行为研究，网络公共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价值观导向、伦理准则等理论研究，网络制度（规则）建设研究方面，网络公共文明教育的方式、方法、内容研究。
第四，加强合作，推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公共文明建设需要不断实践探索和创新。首都精神文明办尹学龙巡视员指出，公共文明的议题，是首都文明办8年以来，持续关注和赞助的社会理论与实践课题，并支持设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5个不同的研究基地，进行不同方向的研究，从而给予公共文明建设许多有力的理论指导。北京市公共文明协调办主任孙平指出，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理论指导下，首都精神文明办组建了近8000人的公共文明引导员队伍，已由中央文明办向全国推广。她对本次研讨会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理与问题结合的研讨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次“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国民公共文明素质”研讨会，为公共文明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搭建了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会议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文明建设，除了要依赖于公共文明认知的深化、建设理念的转变、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管理技术的改进，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文明主体——国民公共文明素养的提升，这是公共文明建设取得突破的根本和关键。尽管做到这些必然存在不少困难与阻碍，但只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主体与客体的协同、思想与行为的统一，就能不断逼近公共文明发展与繁荣的愿景目标。
（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ll_pd/zh/201401/t20140115_16943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