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试论潇湘山水对唐宋文学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潇湘论文,江山论文,唐宋论文,试论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南楚潇湘，自屈原以来，一直是文人墨客吟咏不衰的诗题。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无数杰出的篇章，也造就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宋人黄彻曾评价唐代张说贬官湖南之后的作品为“得助于江山”（注：宋黄彻《
溪诗话》卷八。），陆游更是直言称赞“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注：宋陆游《偶读旧稿有感》）
我们以为，这里的“江山”不仅是指潇湘神奇瑰丽的自然山水，还包括了浪漫感伤的南楚文化。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曾有这样的论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今人程千帆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犹有先天后天之异。所谓先天者，即班氏之所谓风，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谓后天者，即班氏所谓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为其根本，后者尤多蕃变。盖虽山川风气为其大齐，而政教习俗时有熏染。山川终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也。”（《文论十笺》）他认为，影响文学创作的地域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方面，并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主要方面。而潇湘山水正是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了文学创作的。
潇湘是湖南的别称。它四周屏障似的群山和密如蛛网的河流不仅孕育了绚丽的文化，同时也长期阻隔了它与其它文化的交流和同化，使得湘楚文化成为相对独立、自给自足的一支“独特品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中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带来的三次文化南迁，随着连接黄河长江两流域的运河的开凿，南楚文化终于一步步走出自己封闭的系统，开始接受中原文化的融入，同时也向众人展示出它独具的魅力。
根据近代梁启超的观点，唐代以前，中国文学的南北界线还非常分明，此后由于运河的通航和唐代君主们努力联贯南北文化，致使二者日相接近，天下渐趋统一。（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卷十）他明白地指出了文化、文学的南北合流盛于唐代，“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卷十）而处在南北文化交汇之地的潇湘，其文化也正是在唐宋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描写潇湘山川风物的诗歌语汇，如“楚竹”、“清湘”、“湘娥”、“桃源”、“芙蓉”、“洞庭”、“君山”等等，已不再停留在字面意义上，它们不仅成为一种孤高避世的人格或执著追求的精神的象征，更是一种幽怨凄美的基调的确立和一种浪漫感伤的氛围的渲染。可以说，潇湘山川风物已成为唐宋文学作品中典型意境创造的重要源泉。因此，摘取这一时期潇湘题材的诗文创作来考察潇湘山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应是具有一定范型意义的。
一、自然地理环境之影响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中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处，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揜抑。”山川迤逦，风物灵秀，潇湘变幻神奇的山水自然会引发诗人的灵感，化为滔滔的诗篇。综观唐宋两代，诗文大家几乎没有不揽潇湘胜景以入诗的，而湘山楚水的灵气也造就了一大批留连于此的文人。山川因诗篇以显，诗人借潇湘得传，人与自然之间互相感染，互相化成，最终成就了彼此的不朽。
潇湘山水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它在作品中构成了富有地域色彩的意境。“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宋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唐刘禹锡《洞庭秋月行》）；“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唐柳宗元《别舍弟宗一》）；“应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唐雍陶《题君山》）……惊异于湘楚大地变幻多姿的美，诗人纷纷描绘出一幅幅三湘四水的锦绣画卷，塑造了深婉的诗境。今人曾霁虹先生在《五朝湘诗家史詠·自序》中有段话说：“夷考三湘之地，沃野千里，民重力田，土厚水深，群生蕃息，盖天地之奥区也。益以洞庭浩荡，衡岳雄奇，灵秀所钟，文藻斯蔚。”面对如此多娇的山河，善感的诗人怎能不“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出得江山之助的千古佳句？
潇湘瑰奇的山水不仅为文学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多地内化为诗人的创作个性和审美情趣，并外化为作品的风格。首先，潇湘的山水有着自己的个性，它不同于北方黄土高原的朴实，不同于吴越梦里水乡的纤婉，它所有的是一种流动变幻的，神秘瑰伟的，并且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美，它是秀美和壮美，虚与实，动与静，柔与刚的结合。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论及希腊人肯定、明确的审美观时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是希腊和谐秀美的自然环境培植出的对应的审美理想；那么，作为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熏陶下的东方文化的子民，其审美理想更是深受所处的自然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刘师培在《南北文风不同论》中所说：“北方之地，水厚土深，民生其际，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山水的性情影响到人的性情，因而湘楚之民多好浪漫幻想，不喜平铺直叙，反映到文学宗尚中，则形成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大源头。从先秦的庄子散文、屈宋辞赋到两汉铺张扬厉的大赋，无一不是南国土地上孕育的浪漫主义杰作。潇湘土地上的文学传统往往影响和决定了诗人的创作。试以唐代作家李群玉（澧州人，澧州今属常德市）为例。李诗多咏湖湘景物名胜，“诗篇妍丽，才力遒健”（《唐摭言》）颇具楚地轻灵浪漫的诗风。如《黄陵庙》：“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短棹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清新如画，余韵悠长。这种梦幻感伤的风格不能不说是地域环境熏染的结果。
潇湘山水对创作风格的巨大影响力更突出地体现在它对外来文人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开放，文化的交流，到唐宋时期，已很少有文学艺术家终生困守一地，他们往往受到多种地域文化的熏陶，而潇湘文化对这些外来文化的携带者表现出强劲的融入能力，以致他们中间许多人身上最终体现出的潇湘文化特色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本土文化特色。典型的有唐代柳宗元（河东人，今山西永济人）。柳宗元入湘之前主要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创作的诗文平朴厚重；贬谪永州之后，诗风陡变而为幽深孤峭，怨愤掩抑，篇篇透着彻骨的寒意。《永州八记》更是开了个性化山水描写的先例。这与永州山水的清峭奇绝不无关系。所以沈德潜列举柳宗元作为“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的典范，（注：清沈德潜《艿庄诗序》）刘师培《南北文风不同论》中也认为柳宗元“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自然地理环境通过作用于诗人（创作主体）而从更深层的心理机制影响了文学创作。
在共同的山川风物的陶冶下，唐宋时期的潇湘诗文都体现出共同的感伤浪漫的风格。然而，自然景物作为创作客体，它毕竟只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创作主体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否认的。诚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言，同登岳阳楼，尚且有“感极而悲者”与“其喜洋洋者”情感两极之不同，面对同样的山水，诗人在为物而喜的同时又各怀一己之悲，笔下的景物也就呈现不同的姿态。这样，潇湘诗词也就因诗人的个性遭遇而呈现出不同的性格：洒脱超迈如张孝祥，放歌“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娇·过洞庭》）；缠绵善感如秦少游，低吟“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雾失楼台》）；气势磅礴如韩愈，笔下的衡山则是：“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直有横空出世之势；沉郁苍凉如杜甫，只“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十个字就道尽了岳阳楼之气势，境界阔大，寄慨遥深，令后人不敢提笔。最有代表性的则当属李白之作《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鏟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煞洞庭秋。”美丽的君山在意气飞扬的诗人眼中成了阻碍湘水长流的一堆顽石，而山上的红叶却像是洞庭之秋的酡红醉颜。洞庭湖上的浩瀚已化作诗人的一腔豪气飞遏干云！……在这些潇湘诗词中，自然景物已成为人格化的意象，诗人借他方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所咏风物山川无一不是个人情怀的投射，而潇湘山水的意蕴也在诗人们的创作中不断得到丰富与更新。诗人在各自创作中所表达的不同意象和情感不断积淀下来，使潇湘作为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诗境，显著地具有了深度。
二、人文地理环境之影响
人文地理环境是以人类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的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是由风俗、民情、政治、经济等组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文学，它一方面受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学又是构成人文地理环境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因素，作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又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比如屈骚就是楚地风情陶冶下的产物，它最终成为楚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楚地浪漫感伤的文学风格的形成定下了基调。
我们可以从湘楚大地上的神话传说、哲学思想、文学传统、风俗民情等构成人文地理环境的要素入手，考察其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1）娥皇、女英的传说——屈贾辞赋：迁谪主题
浩瀚的洞庭、缥缈的君山、碧透的湘江，孕育了娥皇、女英这个凄恻动人的传说，而美丽的传说又激发了诗人无尽的诗思。到唐宋，文人以“二妃”传说为题材的再创作达到高潮，临江凭吊者难以数计。如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云：“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李贺则有《湘妃》一诗，专咏此事。宋张元干《潇湘图》云：“落日孤烟过洞庭，黄陵祠畔白苹汀。欲知万里苍梧眼，泪尽君山一点青。”这里的“黄陵祠”即为祭祀二妃的祠庙。湘妃、湘妃泪和斑竹成了频频出现在唐诗宋词里的原型意象。
原型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弗莱认为：“原型是一些联想群……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很熟悉它们。”（注：弗莱《批评的解剖》第二编，转引自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51页）自然界之竹，其姿娟秀，其质清丽，本已引人不尽的爱怜，而潇湘之竹，自从一染湘妃之泪，更增一重长存永在的哀伤色彩，成为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自然界之水，或清或浊，本自流淌，无知无觉，然潇湘山水，一旦溶入湘妃之泪，便平添几分凄清的神韵。于是，由二妃故事而来的湘妃竹、湘妃泪等原型意象，构成了一个个充满愁云惨雾的艺术境界。
一般说来，湘妃泪、斑竹这类意象，引起联想的最简捷指向该是对爱情的忠贞、男女相思之类。就像同为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悲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引发的是人们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期盼。然而，原型意象的不断运用过程，便是其所指内涵不断增殖的过程。到唐宋时代，二妃的“酒杯”被诗人们所借用，大多是用来浇自己仕途多蹇之块垒，而较少涉及到男女之情。如刘禹锡的《潇湘神·斑竹枝》一词：咏湘妃故事，明言吟“相思”之情，可他引入“湘灵鼓瑟”之典，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与潇湘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屈原。屈原在他的《楚辞·远游》里写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原来，自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注：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屈原歌咏湘灵之事起，在湘妃与仕途失意者之间便已架起了一座联想的桥梁。所以，刘禹锡所言“谣瑟”之“怨”，要联系词人当时正贬官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的背景来看：二妃对舜帝的无限忠贞和自己忠君爱国的情怀不正是一致的吗？而湘娥的悲剧命运和自己君门路断的遭遇又是何其相似乃尔！钱起《归雁》诗中暗用了“湘灵鼓瑟”之典，把贬谪异地的“楚客”情怀附着在“归雁”身上。湘灵幽怨的琴声，唤起游子“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注：汉末王粲《登楼赋》）的羁旅之思。至于孟郊，则直接把湘妃与屈原联系在一起：“泪流潇湘弦，调苦屈宋弹。”（注：唐孟郊《商州客舍》）那“泪”已分不清是湘妃还是屈原所流，而那“苦调”更不知是湘灵还是屈宋所弹。
宋代朱熹曾说：“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注：宋朱熹《楚辞集注序》）他虽站在理学家的立场，所论有失公允，但总结归纳屈子为文的特色为“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注：宋朱喜《楚辞后语目录序》），则为的评。后世又有汉代贬官长沙的贾谊作《吊屈原赋》以继之，遂使湘楚大地蒙上一层贬谪者的“缱绻恻怛”之色。
唐代戴叔伦《三闾庙》云：“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三闾庙是奉祀屈原的庙宇，在今湖南省汩罗县境内。而沅湘是屈原诗篇中常常咏及的两条河流，他的《怀沙》中说：“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湘君》中有“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之句。诗中以沅、湘二江作比，写屈子“怨”之绵长深重。屈子的点点遗迹和染上屈子幽怨的潇湘山水、草木，都引发着诗人的无限情思。
此外，李商隐有专吊屈原的诗《楚宫》：“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意的诗人，自然在对古人的凭吊中融进了自己对社会政治和个人身世的感慨。贬官龙阳（今湖南汉寿）的马戴，从北方来到江南，徘徊在洞庭湖畔和湘江之滨，触景生情，追慕前贤，感怀身世，写下了《楚江怀古》五律三章，“屈宋魂冥寞，江山思寂寥”深深映照出诗人内心深处的撩乱彷徨。
如果说屈原成为文人墨客借以诉说寂寥怨情的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贾谊以及他的《吊屈原赋》，那么贾谊最终也因其创作和遭遇而构成楚地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文人们竞相歌咏的对象，而这也正是文化传承积淀的一种表现。
杜甫《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诗人因疏救房绾，离开朝廷而沉沦不偶，此时客居他乡，前途未卜，两位曾贬官湖南的古人贾谊、褚遂良的遭遇，引起诗人强烈的共鸣。而刘长卿在第二次迁谪来到长沙时，曾作七律一首（《长沙过贾谊宅》），有句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这幅荒村日暮图不仅是贾谊侘傺失意的写照，更是诗人抑郁沉重的心情的流露。
地处偏远的古代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使创作者外感内应，造就了屈骚、贾赋，也是引发唐宋贬谪者之歌的重要原因。同时，诗人们的文化人格最终融为潇湘人文地理环境的一部分，从而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着深远影响。
2）桃花源——老庄思想：隐逸主题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作为僻远卑湿的贬谪之所的南楚潇湘，迁谪之人中，虽亦有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每饭不忘君父的忠贞之士，然而对于不见用于时者来说，纵有忧君忧民之心，亦是无可奈何的，倒不如独善其身来得更现实。于是，由“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注：唐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的愤懑与不平转向对“白云堪卧君早归”的讴歌（注：唐李白《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实在是一种必然。
湘楚大地上早有着隐逸避世的传统。《论语·微子》章中记载的楚狂接舆的故事、长沮桀溺耦而耕的故事、子路遇荷蓧丈人的故事，就都反映了楚国的隐士们身处乱世则退隐以全其德的思想。
此后，又有晋陶渊明将其理想国桃花源安置在湘楚地区——武陵（今属湖南省常德市）（陶渊明《桃花源记》有“有武陵人捕鱼为业……”云云）。也许，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只有这方较少开放，较多保留了原始遗风的灵秀之地，才会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景；只有这片曾孕育了“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的水土，才可能居住着“怡然自乐”、“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真正自由快乐的人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说是归隐文学的典范。
相对与世隔绝、自成一格的地理环境，渊远流长的遁世哲学氛围以及已形成广泛影响的归隐文学传统，给“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失意者以无穷启示。
宋代尤袤《题米元晖潇湘图二首》其二：“淡淡晓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还不用亲临其境地面对潇湘山水，只是见到画诗中景色，已令人神往不已。诗人对画神游：什么时候能脱下纱帽官服，披上绿蓑笠，“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从而免除尘俗的纷繁和仕途的荣辱？无独有偶，黄庭坚亦在题画中表达了对归隐的向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注：宋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一见潇湘洞庭，便“欲唤扁舟归去”，似乎已成规律。
更有甚者如李白，根本不及目睹，只闻“湖南”二字，便起无限怀想：“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注：唐李白《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女萝衣”即代指山鬼，语出屈原《九歌·山鬼》，山鬼乃一美丽的女鬼，爱慕有善行好姿的人。诗中李白设想湘水将对洁身修德的归隐者盛情相待，并力赞潇湘乃一归隐之佳地。同时借劝朋友“白云堪卧君早归”，也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市朝不可居”之意。
3）民间竹枝歌——文人“竹枝词”：民歌的借鉴作用
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上，也体现于艺术样式、艺术风格中。民歌作为形成地域风格的重要内容，对文人创作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唐宋时期产生的文人竹枝词就是在楚地民歌竹枝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竹枝歌对文人竹枝词的影响，我们认为主要在音律、修辞及总体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
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条下谓：“竹枝本出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此盛于贞元、元和之间。”这里明确指出，作为竹枝词创始人之一的刘禹锡依楚国民间音乐而填歌词，经过提炼加工，使“俚歌”成为文人词。
竹枝词产生于有着悠久的歌谣传统的楚地，轫始于远古的“南音”，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歌，南朝乐府民歌中的西曲，直至唐宋时期竹枝歌都是曾在这块土地上流荡的旋律。《古今词统》卷一评竹枝歌云“含思宛转，有《淇奥》之艳音”（《淇奥》是《诗经》中艳诗的代表），则可见其音乐是受了温婉柔媚的南方文化的影响。而作为音声（外在音乐与内在声律）合一、合乐而歌的竹枝歌（刘禹锡《竹枝词序》中称“里中儿联歌竹枝”），其音乐与歌词二者的风格必须协调一致。那么文人仿作的竹枝词，受着这和谐宛转的音乐的影响，自然也会有着相似的明媚流畅的风格，所以，竹枝词作多清新明快。“门前弄水白萍花，岸上无人小艇斜”（注：五代孙光宪《竹枝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它不像近体诗词有严格的协律的要求，只是随音声的变化而婉转抑扬、高低自如，完全是自然的音乐的诗。
其次，文人竹枝词的创作手法也明显受到民歌的影响，大量运用比兴及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体现出隐而不显的风格。
竹枝歌作为民间诞生的文学样式，它的创作方法也有着浓郁的南方民间文学特色。中国传统的赋比兴的表达方式，在北方以赋的手法的运用居多，如《木兰辞》；而南方则以比兴手法的运用居多，如《孔雀东南飞》。
再有，竹枝词在题材上因学习竹枝歌切以体现日常生活为主，而形成一种平民化、生活化的风格。
民间竹枝歌本是祀神、娱神之作。祀神也就是一种向神灵表崇敬并求保佑的宗教仪式，在这一仪式上演唱的竹枝歌，内容广泛，涉及民间劳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而民歌娱神目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逐渐向娱人方向转变。这样，竹枝歌在宗教仪式以外的其他场合也频繁出现。刘禹锡《竹枝词序》中称“见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见到的就是群众歌舞娱乐的游戏场面。
民间竹枝歌的内容既已愈益减少其宗教色彩而更贴近平民生活，故文人学习民歌创作的竹枝词也继承了竹枝歌在内容上的特点，保留了它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他们或描写“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注：唐刘禹锡《竹枝词》）的劳动场面；或歌咏“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注：五代孙光宪《竹枝词》）的朴素真挚的爱情；或叙述“白头老媪
红花，黑头女娘三髻丫。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注：宋范成大《竹枝词》）的民俗风情……描绘了一幅幅巴楚沅湘人民的生活画卷。因此，竹枝词被王士祯称为“泛咏风土”的一种特殊诗体。
可见，文人竹枝词是民间竹枝歌经升华后的结晶。文人将瑰丽的湘楚民间文化加以雅化，而古老的南楚文化则给泱泱唐宋诗国注入新的血液。于是，竹枝词以地方特色为根基，以生活为源泉，千年以来延绵不绝，生生不息。
当然，本文虽侧重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来论述潇湘山水对唐宋文人创作的影响，却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对作家、作品的风格、艺术成就起决定作用的不在地理环境，而是时代社会环境、创作主体的学识、秉性、气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文学创作，应该都是受具体时空的影响，然而又都不受时空的限制、约束的。我们前面所提及的作家作品，首先他们必须是杰出的诗人，才有可能创作出如许优秀的诗篇。“潇湘”只是创作的催化剂，它为创作主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界投射物，提供了浪漫诗意的文化氛围，而文学作品的完成仍有待于诗人主体情感的外化。正如白居易诗云：“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章”（《题浔阳楼》），钟灵毓秀的潇湘山水也在期待着造化现代新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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