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调论文,之美论文,诗歌论文,论四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唐代立国到四杰登上诗坛的半个多世纪中，经过“贞观之治”的大唐已呈现出强盛的国力与炫赫的国容，而且其政治核心在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贞观政要》卷一），贞观重臣“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这样清明的政治局面与任贤的政治措施，自然使得士人心理产生一种凝聚力与进取欲。从文学表现角度看，由于宫廷文学传统的延承，贞观君臣匡时济世的怀抱只能囿纳于颂圣与说教的刻板形式之中，然而作为“循躬思励己”、“提剑郁匡时”这类带有新的时代色彩的精神，却在思想文化领域得到一脉延承。比如太宗有意在道家哲学中灌输“经邦致治，及朴还淳”思想，当时著名道士孙思邈即与之唱和，并以倡言“羽翼三圣”、“拯衰救危”（李世民《赐真人孙思邈颂》）而受到赞赏，其后众多文士如孟诜、宋令文以及四杰中的卢照邻皆从孙思邈学，“执师资之礼以事焉”（《旧唐书·孙思邈传》）。当然，四杰的功业欲望与进取精神的形成，除唐代立国的时代精神在思想领域积淀承传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在于生逢彻底打破士庶界限的武后时代，其时朝廷用人“无隔士庶，具以名闻，若举得其人，必当擢以不次”（武则天《求贤制》），为普通士人进入政权提供了可能的捷径，必然更大地激发起广大文士的进取热情。而这也就无疑成为文坛中心由宫廷移向社会的最现实条件，以及唐代最初文学革命浪潮兴起的最根本契机。
四杰正是生逢其时的一个趣味相投的文士集团。四杰出身尽管并非全自寒门，但正如出身望族的杨炯所云“吾少也贱”（《梓州官僚赞》）那样，略无荫庇，处于社会下层，则是完全一致的。这样，作为年少才高、聪颖早慧的诗人，其胸中蕴聚的功业志向与进取精神也就更大量更直接地在其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如果说，卢照邻的《刘生》“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咏史四首》之一“百金孰去重，一诺良匪轻。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处身孤且直，遭时坦而平。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善于在对历史人物或他人形象的塑造中深入其心理内涵，从而寓托自己的胸襟怀抱，那么，骆宾王的《从军行》“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之一“绛节朱旗分白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则是在自身从军边塞的亲历中，对内心“重义轻生怀一顾”的建功欲望的直接剖白。
与卢、骆相比，王勃较少将进取心志诉之于诗，而在各种书启赋序之中反复表露“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的向往，但是以其大量描绘春光的诗篇中，却不难体味到那种对前途热烈期望与追求的心理折光。这种入世精神与建功欲望的强烈表现，既与华外虚内、略无个性的宫廷诗分道殊途，也与贞观君臣颂美诗、说教诗截然不同。即使是四杰中与宫廷关系最为密切的杨炯，这种强烈的个性表现也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如《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又如《出塞》：
塞外欲纷纭，雌雄犹未分。明堂占气色，华盖辨星文。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
两诗虽为乐府旧题，但诗人在运用中却不仅注入“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的功业志向与昂扬气势，把未曾亲历的军旅生活写得声势壮伟，感受真切，而且从“心中自不平”、“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看，完全从自身特定的处境身份及内心活动出发，因而这类以虚拟性描写为特征的乐府诗实际上已经转化为以表露内在心志为特征的抒情诗了。
然而，四杰的仕途并不通达，四人都有在京城任职不久即被遣逐或贬谪外地的经历，这或许正是他们过于负才任气的结果，《新唐书·裴行俭传》中即云“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然浮躁炫露，岂享爵禄之器”。这一点从“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替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闻一多《四杰》的骆宾王生平更可得到典型的证明。抱负难伸，志业不就，卢、骆、王三人皆相继去官，且或因遭意外而英年早逝，或不堪疾病之苦而投水自尽，或系狱幽囚而至于被杀，唯杨炯得以善终于官任，然官职亦仅止于盈川县令之卑位。基于这样的人生经历，四杰诗中更多地抒发了“天子未驱策，岁月几沉沦”（骆宾王《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的蹉跎悲慨，这其中虽然含有“有时无命”（卢照邻《释疾文》）的哀叹，但由于“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卢照邻《行路难》）、“愿得长如此”、“花舞大唐春”（卢照邻《元日述怀》）那样的对“时”的信念与希望，这种悲慨实际上是不甘心“憔悴于圣明之代”（王勃《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的不平之气的抒发。因此，他们在蹉跎憔悴之中却从不讥时抨政或消极颓靡，而是表现为一种对时命的幻想与期待。如骆宾王“怏怏不得志，弃官去”（《唐诗纪事》卷七）之后，一遇徐敬业起兵，即附为府属，并为其草讨武后檄，试图由此建功立业的用心甚明。王勃被逐出沛王府后，“客剑南，尝登葛情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同上），诗风亦因之大变。即如因病去官的卢照邻，也是“著五悲文以自明”（同上），诗中的不平之气与不甘之心的表现尤多。
二
特定的时代境遇与心理感受，使得四杰作品普遍生发出强烈的时间意识与严肃的人生主题。人生蹉跎则痛惜光阴之易逝，功业未成则倍感盛年之难再，“所以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也”（王勃《春思赋序》）。由人生之暂促与时空之无限而构成的盛衰对比，也就走入了对人生与宇宙的不尽思索这一永恒的命题。比如卢照邻的《行路难》：
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昔日含红复含紫，常时留雾亦留烟。春景春风花似雪，香车玉舆恒阗咽。若个游人不竟攀，若个娼家不来折。娼家宝袜蛟龙帔，公子银鞍千万骑。黄莺一一向花娇，青鸟双双将子戏。千尺长条百尺枝，月桂星榆相蔽亏。珊瑚叶上鸳鸯鸟，凤凰巢里雏鹓儿。巢倾枝折凤归去，条枯叶落任风吹。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谁家能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汉家陵树满秦川，行业行去尽哀怜。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拟荣华一万年，不见朱唇将白貌，唯闻素棘与黄泉。金貂有时须换酒，玉麈恒摇莫计钱。寄言坐客神仙署，一生一死交情处。苍龙阙下君不来，白鹤山前我应去。云间海上邈难期，赤心会合在何时。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
这首诗通篇描写了“枯木”的昔盛今衰，并由此生发出直接的警世意味，题旨表达甚为简明，但其以“枯木”起兴方式的本身，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作为对比兴传统的恢复，其意旨正在针对略无兴寄的宫廷诗萎靡之弊的改造，这在其后陈子昂诗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对庾信《枯树赋》以枯树起兴方式的继承，其意义则在将庾信赋中的讽谕作用转化为一种重要的象征力量，其后枯树即定向于“古来材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的伟大人格及其与世俗龃龉的象征意义。再者，卢照邻这首诗主题表达方式与其另一名篇《长安古意》一样，以“一朝零落无人间，万古摧残君讵知，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的强烈的盛衰对比明确地导入人生问题的思索。在这样的多重层面上看，这首诗无疑又显示出复杂的意蕴，而其根本则仍然是立足于对人生不遇的慨叹这一出发点的。但由于诗中渗透着“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诗人的人生之叹却并不颓靡消极，而是曲折地表达了对时代与机遇的信念与期待，因此在昔盛今衰的描写中充满着梗概深长的意气，从而形成艺术表现的昂扬的基调。
与卢照邻《长安古意》、《行路难》的主题表达及感情基调完全一致，骆宾王的歌行尤擅鸿篇巨制，且常间以杂言形式，充以思辨意识，因而气势尤显宏伟豪宕。除《帝京篇》之外，《畴昔篇》是最为杰出的作品，作为自传题材，无疑更易于进行内心情感的自我表现，而该诗长达两百句，不仅是那一时期篇制最长的一首诗，而且也是最早的长篇自传诗，成为以后这一题材、形式的重要范型。诗由“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既托寰中赏，方承膝下欢”写到“蜀路何悠悠，岷峰阻且修，回肠随九折，迸泪连双流”直至“画地终难入，书空自不安，吹毛未可待，摇尾且求餐”，已经基本划出了自身坎坷多难的人生历程，然而诗人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在理性的思辨层次作人生问题的思索，如诗中写道：
金丸玉馔盛繁华，自言轻侮季伦家。五霸争驰千里马，三条竞鹜七香车。掩映飞轩乘落照，参差步障引朝霞。池中旧水如悬镜，屋里新妆不让花。意气风云倏如昨，岁月春秋屡回薄。上苑频经柳絮飞，中园几见梅花落。当时门客今何在，畴昔交朋已疏索。
这种昔盛今衰的情景，实际上处于诗人对“畴昔”风去的回忆与对现实处境的省视的强烈对比之中，因而迅疾导入理性的层次：
判将运命赋穷通，从来奇舛任西东。不应永弃同刍狗，且复飘摇类转蓬。容鬓年年异，春华岁岁同。
将仕途运命的奇舛穷通置放于人生暂促与时空无限的开阔背景，个人的命运感受也就超越了世俗的狭隘视野，而以纵览历史、笼括宇宙的意识显出宏阔的襟怀与雄强的气势。与卢照邻《长安古意》、《行路难》或借都城今昔或以枯木起兴的方式表现盛衰主题不同，骆宾王《畴昔篇》直接采取自传形式，所以情感表达更为真切，也更具有自我表现特性。这种自叙经历与自抒怀抱的特点，在骆宾王各种题材诗中有着甚为普遍的表现，如其《浮槎》诗：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真心凌晚桂，劲节掩寒松。忽值风飙折，坐为波浪冲。摧残空有恨，臃肿遂无庸。渤海三千里，泥沙几万重。似舟飘不定，如梗泛何从。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
这是一首寓言式的咏物诗，通过对一飘浮之木昔日“凌云概日之姿”与眼前“一坠泉谷，万里飘沦”之状的对比描写，意旨同样在于揭明“基田壤括，势以地危，岂盛衰之理系乎时，封植之道存乎我”（骆宾王《浮槎序》）的人生遇合盛衰之理，但由其序中“遇良工，逢仙客，牛矶可托，玉璜之路非遥，匠石先谈，万乘之器何远，故材用与不用，时也，悲夫”的人生失意之叹，诗中“游目”所见，又分明是自身经历的写照。
这样的盛衰主题，在王勃诗中也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其《临高台》：
临高台，高台迢递绝尘埃。瑶轩绮构何崔嵬，鸾歌凤吹清且哀。俯瞰长安道，萎萎御沟草。斜对甘泉路，苍苍茂陵树。高台四望同，帝乡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耀，璧房锦殿相玲珑。东迷长乐观，西指未央宫。赤城映朝日，绿树摇春风。旗亭百隧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楼翠盖不胜春，迭榭层楹相对起。复有青楼大道中，绣户文窗雕绮栊。锦食昼不襞，罗帐夕未空。歌屏朝掩翠，妆镜晚窥红。为君安宝髻，蛾眉罢花丛。尘间狭路黯将暮，云开月色明如素。鸳鸯池上两两飞，凤凰楼下双双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顾。银鞍绣毂盛繁华，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少妇不须颦，东园桃李片时春。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
与卢、骆等人对乐府旧题的处理方式相似，王勃使这首乐府诗成为一篇都城题材，充满了对都城景观与贵族生活的生动描绘，并在结尾处陡然展示旧日都城的衰败结局，一方面将全篇描写推进历史的回响之中，一方面使主题归入盛衰对比的范围之内。又如其《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这首诗附于王勃最为著名的骈文《滕王阁序》这后，其诗的声誉的取得大约亦如陶渊明《桃花源诗》因记而知名的情形一样，主要是因序而知名的。然而，此诗仅有八句，以精炼的语句与悠长的韵味处理人世盛衰变换的深刻主题，却是甚为成功的。诗中以暂促的歌舞之地与亘古的长江之流相对照，展示了无限之空间与悠长之时间的背景，在感喟时光流驶、人世盛衰的不可抗易的同时，已经模糊触及到一种宇宙意识的感悟。而结合其序中所云“盛会不长，盛筵难再”的具体环境的描写与感叹，其对盛衰与久暂的喟叹与感悟，实乃根基于由时不我待、岁月蹉跎的自身经历而生发的人生意气。
在这类作品中，虽然感喟人生之短促与时命之不遇，但却弥散着一种昂扬的情调与壮大的气概，内心意绪已不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隘范围，而是驰骋于宇宙的无限与历史的亘古之中领悟思索人生哲理。这一受到四杰普遍关注的主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时期士人精神世界的时代性特征。在这种深沉的历史内涵与宇宙意识之中，诗人既面对功业之未就，又清醒地洞见人生之暂促，但表现出来的却既不悲观厌世，又不消极颓靡，而是基于激愤梗概的人生意气对青春长在、勋业不朽的强烈向往与不懈追求。这种包蕴着深刻哲理的盛衰主题，在其后刘希夷、张若虚、陈子昂等人诗中得到了程度不同、侧重稍异的进一步发展，概言之，刘、张侧重于人生暂促与历史意识的联结，陈子昂则侧重于人生暂促与宇宙意识的沟通。而由此形成的宏阔气势与昂扬基调，实际上已经是所谓“盛唐之音”的一个重要侧面与基本质素。试看李白的《梁园吟》“昔人豪富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金陵歌送别范宣》“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扣剑悲吟空咄嗟，梁陈白骨如乱麻，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可见与卢照邻《长安古意》、《行路难》完全一致的感情基调与表达方式。至若李白的《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则进而袭用了骆宾王《畴昔篇》自叙经历、自我表现的模式。
三
正如近人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所云“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被迫离开长安，或入川，或戍西，是四杰诗风大规模转变的关键，也是诗坛中心由宫廷向社会外移的最初标志。脱离宫廷的狭小范围，走入江山与塞漠的广阔天地，生活环境的改变，创作视野的开拓，造成四杰诗题材进一步丰富，内容进一步充实，举凡羁旅行役、山水景物、边塞风情、伤怀赠别、托物言志、怀古咏史，几乎充满了四杰后期诗歌的整个世界。
比如写羁旅的苦辛与道路的险阻，卢照邻《西使兼送孟学士南游》诗写道：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相看万余里，共倚一征蓬。零雨悲王粲，清樽别孔融。徘徊闻夜鹤，怅望待秋鸿。骨肉胡秦外，风尘关塞中。唯余剑锋在，耿耿气如虹。
此诗既是行旅又是送别，已西行而彼南游，两人在征蓬无定的感受与关塞风尘的境遇方面皆完全一致，这样就构成一种遭遇与感受的共通心理，因此，诗中对内心耿耿不平之气的抒发，实则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性的普遍意义。骆宾王写行旅生活尤为真切，如《早发诸暨》“征夫怀远路，夙驾上危峦，薄烟横绝
，轻冻涩回湍，野雾连空暗，山风入曙寒”，《至分水戍》“行役总离忧，复此怆分流，溅石回湍咽，萦丛曲涧幽，阴崖常结晦，宿莽竞含秋，况乃霜晨早，寒风入戍楼”，皆于景物环境的描写中显出人生的苦辛与征途的峻险。
骆宾王曾从军戍边，置身“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夕次蒲类津》的边关景色之中，固然感受到“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在军中赠先还知己》）的苍凉茕独，但却更多地生发出“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边城落日》）、“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宿温城望军营》）、《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在军登城楼》）那样的宏大抱负与功业追求，显出昂扬的气势与壮伟的精神，从而成为唐代最早的边塞佳作乃至其后兴盛一时的边塞诗派的最切近的范型。如其《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之二写道：
君不见玉关尘色暗边庭，铜鞮杂虏寇长城。 天子按剑征余勇，将军受脤事横行。七德龙韬开玉帐，千重龟垒动金钲。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连营去去无穷极，拥旆遥遥过绝国。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龙鳞水上开鱼贯，马首山前振雕翼。长驱万里詟祁连，分麾三命武功宣。百发乌号遥碎柳，七尺龙文迥照莲。
这首诗虽然带有骆宾王惯用的骈文式的修辞特点，但其展现出边塞军容的雄阔场面与壮伟气势，无疑已为岑参、高适边塞歌行开启了先河。
走出宫苑园亭的游览宴集，四杰在漫长的行役之中置身于广袤的山川与自然的景色，他们的山水写景之作也就脱离了宫廷池苑及其程式惯例，而是表现为对大自然雄奇秀丽之美的惊喜发现与醉心沉迷。这种以行役写山水的途径，无疑扩大了山水诗的描绘视野。当然，四杰山水诗风格技巧并未完全脱出齐梁以迄唐初窠臼，如多有花鸟鱼蝶、草树涧泉等细景闲趣以及清浅鲜丽的色彩风调，然而，由于胸中蕴蓄着宏大的抱负与郁抑的意气，四杰山水诗在写景中往往注入强烈的情感意绪，这就不仅体现为对唐初宫廷山水诗的超越，而且实际上将晋宋山水诗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如杨炯的三首写三峡的诗，就兼有写景、行旅、抒怀多重意蕴，其中《巫峡》诗云：
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重岩窅不极，叠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莓苔烂锦章。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
极为明显，这里既是对巫峡壮伟景观的描绘，又是对自身行旅情怀的抒发。另外两首《广溪峡》、《西陵峡》诗中对“乔林百丈偃，飞水千寻瀑，惊浪回高天，盘涡转深谷”、“绝壁耸万仞，长波射千里，盘薄荆之门，滔滔南国纪”的雄峻奇险景象的刻划，也与其同时抒发的“天下有英雄”、“当无贾生哭”的宏阔襟怀志气形成互融、互激与互化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陵峡》的结尾四句：
及余践斯也，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已。
由此可见，诗人对雄峻瑰奇景观的欣赏角度与崇慕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为美”的主体审美趣味与选择的结果，同时，作为审美主体的诗人在与“若有灵”的“江山”的情感交流之中，既体现了大自然雄奇景象对诗人宏阔襟怀与昂扬情思的激发，又显示了意气风发的诗人对雄健壮大之美的自觉追求。
四杰中山水写景诗成就最著的是王勃，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山水诗创作数量上，而且在于其善于通过对情思容量的扩展来开拓诗境的特点。在王勃笔下，山水景物的类型多种多样，审美意象的构成丰富生动。比如，王勃诗中既有“绿齐山叶满，红泄片花销”（《上巳浮江宴韵得址字》）、“芳郊花柳遍，何处不宜春”（《登城春望》）之类的秀美春光，但却不象梁陈以至唐初宫廷诗人那样局限于亭园之中观物眼界愈趋狭小，而是在有限的景色中拓展出无限的春色生机，在对春光的陶醉赞美之中洋溢着诗人对美好前程的热烈期待与追求；又有“野烟含夕渚，山月照秋林”（《夜兴》）、“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山中》）之类的凄寒秋色，但其气象却并不衰
，而是在对澄澈秋景的提炼与净化的同时，或以满林月色临照，或以遍野黄叶纷飞，在诗的境界无限推扩之中，促使旅愁乡思变得如同万里长江与连山秋色那样的浩荡无垠，这无疑也是开阔境界与壮大之美的一种表现方式。特别是那些描绘自然山川雄奇壮传景象的作品，更直接传导出其心理状态与审美趣尚。如《散关晨度》“重门临巨壑，连栋起崇隈、”《重别薛华》，“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无论是旅途晨发，还是与人离别，入目之景皆为崇伟险绝之山川；又如《泥溪》“弭棹凌奔壑，低鞭蹑峻岐，江涛出岸险，峰蹬入云危”，在以“奔壑”、“峻岐”、“险岸”、“危云”的组合所构成的对自然景色的独特观察与摄照之中，使险峻崇丽的山形水势更显出一种立体的状貌与奔涌的动势，而从结句“泛水虽云美，劳歌谁复知”看，这种山水态势无疑也正是诗人心理动态图式的外化与映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勃甚至在游宴场合，也着意于浓烈情感的抒发与壮美意象的构造，如《上巳浮江宴序》有云“寻曲渚，历回溪，榜讴齐引，渔歌互起，飞沙溅石，湍流百势，翠岭丹崖，冈峦万色”，这里不仅脱去游宴场合的应酬描写，而且突破亭台池苑的拘狭范围，以一种旁若无人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雄奇激荡的水自然之中。至若“偃泊山水，遨游风月，樽酒于其外，文墨于其间，则造化之于我得矣，太平之纵我多矣”，则是对内心与造化相沟通的感受的展示，并“于其间”而发为“文墨”，这实际上已经道出了李白“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那样的豪壮襟怀了。
四
当然，四杰诗并非全为豪情壮美的表现，事实上，在四杰诗中，清新鲜丽的风格似乎占有更大的比例，然而，基于昂扬的情感基调，他们在创作中出现的壮美风貌，应该说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与趋向，并且已经形成一种比较自觉的美学追求。如果说，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赞美“长风一振，众萌自偃”，主要用意尚在对“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文坛积弊的抨击与廓清，那么，王勃多次以“气横霜暑”（《上从舅侍郎启》）、“气凌云汉，字挟风霜”（《平台秘略赞·艺文》）为文学评价标准，则是对新的文学体貌的具体描绘，其在《山亭思友人序》中进而云“至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更以凌驾前代典范的气势，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新的思潮与理想。这些虽然仅为一些片言只语，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在创作实践上，其所达到的广度与高度也显见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昂扬的基调与壮大之美的初建，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而在文学艺术的形式中转现出来，这也就为唐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高的起点，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