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成因的重新审视与中国的滞胀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中国论文,重新审视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以及通胀可能失控的说法很多，综合起来，就是担心中国会出现滞胀。我们认为，从经济基本面看，中国近期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面临增速放缓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因此，在政策面上要妥善应对，谨防政策不当引致的滞胀风险。
一、滞胀成因的重新审视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胀并存的现象，被称作滞胀。关于滞胀的成因，一直以来多有争论。一般认为，1973年和1978年两次严重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飙升形成总供给冲击，由此，滞胀的主因被归结为负向的总供给冲击，并且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当时对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已有大量质疑，因此，从供给面寻找原因是对凯恩斯经济学强调需求因素的一种“反动”，这也使得供给冲击得到了格外的强调(Bruno & Sachs，1979)。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经济学思潮的演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滞胀的成因。也就是说，除了负面供给冲击之外，又有了很多新的思考。我们认为，滞胀的成因可以从经济基本面与宏观政策面两个角度进行概括。
(一)形成滞胀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分析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滞胀的成因主要有负向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影响以及劳动生产率下滑和实际工资刚性。
1.负向总供给冲击。不可否认，两次石油危机引起的油价攀升，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负向总供给冲击是形成滞胀的导火索。能源价格上涨和与之相伴随的食品价格上涨，直接引发了高通胀(美国1974年、1979年和1980年的通胀率均超过10％)。图1显示，在两次石油冲击之后的年份，就当期来看，核心通胀率要远低于总体通胀率(以1974年为例，二者差距达到4个百分点)；而随后核心通胀率也一路走高，并与总体通胀率的差距在缩小，供给冲击可见一斑。
图1 美国的总体通胀率(headline)与核心通胀率(core)的比较(％)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NIPAs)。
2.关注需求面的影响。负向总供给冲击并不是形成滞胀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需求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供给冲击发生之前，美国的趋势通胀率已经先行上升了一段时间。数据显示，1965-1970年间，美国的通胀率已经明显提高。此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在后面的政策性因素中会详细分析)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越战时期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产生过度需求的重要因素)，也导致总需求的扩大。
因此，油价上涨并不能简单视作供给者的政治图谋，而是反映了整个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甚至可以看作是全球经济过热的一个信号。事实上，在油价大幅上涨之前，西方发达经济体刚刚经历了二战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高增长。如果没有经济高增长所导致的总需求上升，也不会出现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该报告发表于1972年)；同样，OPEC国家的提高油价与石油禁运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张晓晶，2008)。
3.劳动生产率下滑与实际工资刚性。对于实际工资刚性引起滞胀，学者们谈论较多，但往往忽视了与之密切关联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劳动生产率。理论上，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是一致的。说到实际工资刚性，确切地说，应该是劳动力价格不能根据生产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这里，劳动生产率是非常核心的概念。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过去20年平均增长率一个百分点。但实际工资并未下降。从美国劳动收入份额占总收入的比重看(见图2)，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上升，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明显高于上个10年的平均份额(Blinder and Rudd，2008)。正是由于实际工资高于(以生产率来衡量的)均衡水平，导致了大量失业，抑制了供给。
图2 美国非金融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总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NIPAs)。
(二)形成滞胀的政策面因素分析
从宏观政策面来看，引起滞胀的因素则主要有不当的货币政策以及价格管制。
1.货币波动与通胀预期是产生滞胀的重要原因。Delong(1997)认为，趋势通胀率的上升先于供给冲击，这主要是由于：(1)美联储希望利用一条非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过容忍通胀率的提高来减少失业率)；(2)出于对大萧条的心有余悸，因此不敢用高失业的方式来应对通胀。这样就使得高通胀不可避免。而其中，食品与能源价格冲击只是扮演了并不重要的角色。
Barsky & Kilian(2002)指出，正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才导致了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总体通胀水平提高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的扩张和紧缩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其模型显示，不借助于任何外部总供给冲击，货币波动本身就能产生显著的滞胀，而且这个模型还能解释包括石油在内的工业投入品价格上涨。这一结论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如果滞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波动，那么，称职的央行完全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
Knotek(2006)则将滞胀和货币体制变革联系起来。在一个动态随机模型中，货币当局有实施暂时冲击和长久体制变革两种政策手段，由于信息粘性的存在，企业无法立刻区分二者，只能通过解一个信号萃取问题来进行决策。实施货币体制变革的可能性增加了货币波动制造滞胀的能力。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货币体制平均每十年变革一次，那么，滞胀发生的概率为76％。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非常明确：透明的中央银行和稳定的货币体制将杜绝滞胀的发生，相反，不甚明确的货币体制变革会延长经济主体的学习和适应过程，这会导致产出和通胀出现较大波动，从而提高滞胀出现的概率(参见张晓晶、汤铎铎，2008)。
在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国家石油涨价之前，已经明显出现了其他工业投入品价格上涨的情形，这种上涨并不是任何特定供给冲击的结果，而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繁荣引发的。面对油价攀升，货币当局应对不当，未能控制住通胀预期，导致价格轮番上涨。沃尔克时期的美联储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左右摇摆、走走停停。比如在高通胀的时候采取从紧的政策，而看到一些经济指标的下滑，就慌忙放松，从而公众认为政府难以将通胀控制住，形成通胀预期，最终出现了通胀的螺旋式上升。这表明，应对通胀应把预期因素放在突出的位置；在此方面，央行政策的独立性、连续性、透明度和公信力尤为重要。
2.价格管制恶化了供给，导致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面对油价上涨的态势，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为期3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我向来认为，美国经济在政府尽量少加干预的情况下发展得最好。可是在1971年8月我却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管制和改革措施，甚至使那些长期主张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的人目瞪口呆”(尼克松，2000)。
1973年春，尼克松因食品价格猛涨和“水门事件”的困扰，于6月间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结果是灾难性的：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也，人们排队等着加油。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遇到了短缺。1974年价格管制取消，导致了物价的“报复性”反弹。
价格管制将加剧短缺：短期会造成囤积居奇，中长期会导致供给减少，这二者都会加剧短缺。更重要的是，由于价格管制，使得价格信号不能正确地反映市场供求，从而导致资源的误配置，造成供给面的效率损失，进而削弱供给面的活力。这种损害将是更为长远的。
二、中国的滞胀风险分析
(一)短期看，我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很小
当前，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确实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因为无论是稳定物价的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潜在地具有抑制总需求的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速放缓。一些人根据近期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与物价逐步走高这一现象，认为中国经济已现“滞胀”苗头或已进入“滞胀”期。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有失偏颇。
1.就中国实际而言，胀的压力较大，但滞的可能性很小。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仍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十一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更是达到11.2％，最近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在合理的潜在增长区间内。而且，当前经济增速的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因此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不必担心“滞”的出现。
2.本轮通胀的主因还是需求拉动，而不是负向的供给冲击。尽管中东北非动荡，使得短期内石油供给有所减少，但还远未达到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程度。从全球看，粮食生产、石油供应基本正常，全球粮价油价的上升主要是需求面因素带动的，这和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有很大关系。
图3 世界工业产出与大宗商品价格(2000年1月-2011年4月)
注：世界工业产出与大宗商品价格均为指数，其中：2000年=100。
资料来源：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如图3所示，总体上，能源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与世界工业产出的走势基本一致，这反映出实体经济需求是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主要动因。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与世界工业产出相比，能源价格呈现较大波动，而其他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与之的吻合度则要高得多。首先，从2000年到2005年初，能源价格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趋势一致，而且与世界工业产出高度吻合；其次，2007年初到2008年年中，能源价格存在明显的超调，这中间，可以推测是金融投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能源价格和(以世界工业产出来衡量的)实体经济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偏离。2009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能源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逐步走高，较为正常，这体现出总需求拉动的效应。
就未来而言，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疲软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紧缩政策导致的增速下滑，全球总需求有所回落，油价上涨的压力也有所减弱。
3.从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来看，中国与滞胀时期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异。我们总结滞胀的教训时发现：实际工资刚性，特别是实际工资增速超过了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速是形成滞胀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条件。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即工资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从而降低了滞胀的可能性。
表1展示了2000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水平和两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升，平均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4.3万元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元，增长超过3倍。同期，边际劳动生产率由2.6万元上升到10万元。我们看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同步变化，劳动报酬在8年间增长92％左右，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从每一年的情况上看，劳动报酬的增长都没有快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无论是边际劳动生产率还是平均劳动生产率)(都阳，2010)。
另有数据表明，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根据高盛估算，制造业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6％，基本超过了2001年至2009年的平均工资增速(张茉楠，2010)。
总之，一方面，尽管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收入分配改革增强了人们对工资增长的预期，但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过剩局面没有根本改观，从而出现实际工资刚性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我国的实际工资率是低于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均衡工资水平的，这可以从以上数据及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占总收入比重下降的事实得到印证。尽管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体现出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问题，是一个坏消息；但从另一个角度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即当前我们还不会因为生产率下降与实际工资刚性问题导致滞胀。
(二)中长期的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
尽管短期而言，中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通货膨胀压力并存的局面。须引起警惕。
从国际看：增长方面，危机后各大经济体都在“修复”和再平衡，都在调整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这使得经济增速下滑；同时，全球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发达经济体找不到新的增长点，这也使得全球增长有所放缓。通胀方面，由于总需求上升受限，总体上通胀压力不大。但考虑到此前各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强劲，因此，未来通胀风险较大。从国内看：中长期增长下滑已成定局，同时，通胀压力在加大。从这个角度，潜在滞胀风险不容忽视。
1.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回落。就未来而言，无论是资本、劳动还是技术，都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我们认为，未来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有：
(1)资本积累方面，高储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
(2)尽管劳动力资源还相当丰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城镇化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人口红利”对增长的积极效应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这将会大大影响经济增速。
(3)技术进步。TFP在过去30年有较大提高且波动较大，我们期待未来TFP仍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这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这要取决于制度变革、研发创新以及全球的技术革命。短期来看，这些改变都是较为缓慢的，而且结构转换，特别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换，往往会带来TFP增长短暂下滑，OECD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4)各类要素成本上升、资源能源价格调整、人民币升值，以及环保成本、社保成本的上升，都会加重企业负担，一定程度上减弱产业竞争力。
(5)改革的边际收益有所递减。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在改革开始推进的时候，改革收益很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小的边际的改革都基本完成，而打破利益集团阻力的更为根本性的改革却又难以推进，这使得改革的边际收益有所递减。
我们的经验分析进一步表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5％，其中，大约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进入新世纪以来，环境消耗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2个百分点。在考虑低碳经济约束、人口转型的条件下，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速度将逐步降低到8％以下。
2.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我国面临着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就国际而言，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推进与全球变暖，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就国内而言，城镇化发展以及要素价格改革，形成中长期成本推动压力。
(1)全球人口增长与全球变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全球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推进导致对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据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将从2010年的69亿增加到2050年的91亿；其中新增人口中近90％将来自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全球城市化也在不断向前推进，2007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膨胀、全球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都在推动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研究表明，未来50年，全球对食物和纤维等农产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
全球变暖的挑战。近40年来全球气候呈现出变暖的总趋势，气温增高增大了地表水的蒸发量，从而加重了粮食作物主产区的干旱、土地沙化、碱化以及草原退化。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形成新的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认为，全球农业GDP会在今后20年由于气候变暖而下降16％。另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全球变暖可能导致2050年包括玉米、小麦和大米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比现在上涨三分之二左右。
(2)国内城镇化进程与要素价格改革，形成成本推动的双重压力。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增长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要从当前的47％左右提高到51.5％。城镇化发展形成物价中长期上升的压力。
一是城镇化导致工资成本特别是农业部门工资成本的上升。表2显示，2003年至2008年间，非农部门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速在10％左右，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速则远高于10％。这体现出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工资在绝对水平上的趋同(因为此前，农业部门工资要比非农部门工资低得多)，但也反映出未来农产品价格在人工成本推动下不断上升的压力。
二是城镇化发展导致粮食成本的中长期上升。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成本包括：土地承包费、劳工成本和物资投入成本。以2010年为例，土地成本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20％；主要农产品亩均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稻谷为37.1％，小麦为28.0％，玉米为39.9％，大豆为30.6％，棉花为54.8％；物资投入成本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40％～50％，其中很大一部分如化肥、农用膜、农用机械燃料等，都与石油价格相关。这些成本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有逐步上升的趋势。因此，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就是可期的。
三是城镇化发展导致居住成本上升。居住类价格主要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房屋维修费、物业费、自有住房贷款利息、水电燃气以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服务等的支出。随着城镇化推进，居住类价格的各组成部分如房租、房贷利率、水电燃气等都处于上升趋势。
要素价格改革形成的成本推动压力。中国经济曾出于赶超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压低了要素价格，以使中国获得了较长时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随着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应逐步纠正原来的价格扭曲，推动要素价格领域的改革。这会使得一系列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能源等价格趋于上升，中长期通胀的压力十分显著。比如，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幅的逐步下降与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短缺，劳动力价格将逐步攀升；城镇化的推进导致土地更加稀缺，推动土地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来临使得中国的储蓄供应逐步减少，这会推动资金成本上升；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原先压低的资源能源价格将会逐步走高。
三、防止政策不当引致的滞胀风险
虽然从基本面看，我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特别是注意防止政策不当可能引致的滞胀风险。因此，我们认为，当前抑制通胀的政策措施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总需求管理非常必要，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动摇。在治理通胀上要有决心，不能走走停停，要给公众可置信的承诺，从而稳定预期，防止出现加速通胀的预期。现在国内市场上有悲观情绪，认为可能出现滞胀，呼吁放松货币政策，这恐怕是南辕北辙。因为一个忽紧忽松的政策只会丧失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让市场对控制通胀失去信心，从而重蹈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覆辙。一个稳定的、一致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锚定百姓的通胀预期，避免滞胀。就中长期看，由于通胀压力的持续存在，因此，货币政策基本上应保持偏紧态势。
2.对于要素成本上升要因势利导，“容忍”相对价格的调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各类要素成本出现上升趋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由此形成的通胀压力不应过度压制，否则将使要素价格发生扭曲，难以发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达不到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因此，要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需要正确处理好抑通胀与保增长、调结构的关系，对于有效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要素成本上升只能因势利导，充分依靠和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管理等创新形成“倒逼机制”。惟有如此，才能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改善供给，逐步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且从中长期看，让企业面临真实的成本压力，恰恰会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延扩张，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
3.更多采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干预的办法来治理通胀。从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看，价格管制是形成“滞胀”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对当前的高通胀，要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来解决。价格干预有很强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会在微观上减弱企业生产的激励，从而在宏观上恶化总供给。因此，在抑制通胀压力时，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活力。
4.仅仅需求管理是不够的，还要在供给上做文章。一方面，要稳住粮价及相关食品价格；另一方面，面对国内企业利润水平的下滑，要有意识地减轻企业负担，防止多重因素交叠(这包括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以及税负较重等)导致微观企业活力减弱和劳动生产率的下滑。在这方面，供应学派强调结构性减税、放松管制以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值得我们借鉴。一是结构性减税。无论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还是从各国数据的描述性对比，我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并不算高。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1995-2009年政府收入的平均宏观税负为18.73％；若将国内外债务收入和体制外收入算入，该数值会有显著增大，据估算近两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超过了30％，并且由于政府收入以显著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也导致宏观税负水平不断上升。尽管我国宏观税负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并不算高，特别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要低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发达经济体承担了很多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还未能承担很多的社会保障责任，从这个角度，中国的宏观税负有所偏高。因此，可以通过结构性减税，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二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放松行业管制与准入政策，可以给予微观主体以正向激励，提高供给效率。“新三十六条”旨在打破国有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与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医疗等现代服务业，是非常积极的政策变化，需要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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