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维持平衡的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演讲人：Richard Hausmann（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中国的增长能够给整个世界带来很大的变化，从中国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增长是一个空前的奇迹，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25年中获得如此重大的经济成就。中国从1978年到现在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是波斯瓦纳，韩国是第三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在过去25年中国与其它同为世界增长最快国家的差距非常大，在过去25年中中国的增长速度是韩国的三倍，这个三倍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增长速度就更快了。
我们再看一下过去15年当中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然后是越南，爱尔兰等等。排名第一位的国家和第二位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另外，如果我们就是从60年代开始算，对于任何大国来说，中国的增长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一、中国的高增长探源：被排除的因素
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看一下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实现如此大的奇迹呢？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将中国和韩国相比，我们首先考察的是人口结构、教育、城市化、农业生产率等指标，发现这些指标并不能解释中国的高增长。
1.人口结构
在韩国，由于农村地区实现了比较高的生产率的增长，更多的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向了城市地区，这是韩国经济迅速增长的秘密所在，这一点是我们大家公认的，这是韩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比韩国增长得还要快，是不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韩国更好呢？我们试图来做一个比较：
(1)人口结构的变化。下面这张图中较长的线是韩国，时间是从1960年开始；较短的线是中国的情况，时间是从1978年开始。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人口增长率降低的速度，韩国明显要比中国快得多。
图1中国与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变化（单位：百分比）
注：横坐标是年份，韩国：1=1960年，中国：1=1978年；纵坐标是人口增长率。
(2)出生率变化。在60年代的时候，韩国的出生率比中国1978年的出生率要高得多。但是在1960年之后的20多年里，韩国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稳定。相比而言，中国的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要慢得多，在1978年至今的20多年里，只有小幅的变化。
(3)婴儿的死亡率。在韩国死亡率的降低速度也比中国快得多，实际上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1978年到2000年变化的幅度与相比较时期韩国的变化幅度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综合上面的生产率、婴儿死亡率，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中国的生育率的变化幅度比韩国要小得多。
2.教育发展
从图2可以看出，首先，中国受教育年龄的儿童增长速度要比韩国慢得多。在60年代的时候，韩国需要受教育的儿童的数量仍然在增长，年均增长率是28%，然后开始有了降低。而且中国在1978年的时候，育龄儿童的绝对数已经开始在下降了。所以，对中国来说，要为儿童提供教育服务，要比在韩国容易得多。因为在韩国要接受这个教育的儿童的数量在增加，而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儿童绝对数值已经在降低了，所以给儿童提供教育的举措，在中国的难度要小得多。所以，韩国在教育方面发展的要比在中国快。可以说，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发展进步并不是那么引人瞩目的。
图2中韩两国受教育年龄儿童数量（单位：初始年份=100）
注：横坐标是年份，韩国：1=1960年，中国：1=1978年；纵坐标是受教育年龄儿童数量，起始年份=100。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中学入学率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很有意思，尽管中国的增长是引人瞩目的，但是，中国在人力资源投资这方面并不是很出色。中国的中学入学率要比巴西、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泰国都低。虽然中国是一个增长非常快的国家，但是在中学入学率的提高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我们以三级教育为例，中国的三级教育的起点非常低，增长也非常快，但是应该接受三级教育的人口当中仍然有85%没有接受到三级教育。因此，可以认为教育不是导致中国增长奇迹的原因。
3.城市化
韩国的城市化速度比中国快。但是，实际上因为人们有一个印象，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可是，从实际数据来看，你会发现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排不上号的，他的城市化率也很难进入世界排名前列。这就意味着当我把中国跟韩国相比的时候，在中国，生活在农村的人口降低的速度是非常温和的，非常少的，在近25年里的头15年中，农村人口降低速度只有8%，最近有了比较快的降低。
4.农业劳动生产率
有大量的农村人出去，则留在农村的人的土地就更多了，人均的土地量就更大了，这样就会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过去非常低。如果我们把韩国和中国做一个比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在发展的头25年当中，在农业生产率方面，头25年当中只是翻了一番。韩国是1960-1985年的情况，中国是1978年到2004年的情况。在韩国1985年以后15年中，农村农业生产率翻两番，要比头15年的发展速度快得多。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也是经过头25年农业发展之后，可能也会出现农业生产率大幅度的上升。当然，这要取决于具体的政策框架，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论述。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在人口结构、教育发展、城市化和农业生产率方面的增长却不那么令人满意，那么这个奇迹究竟是如何创造的呢？中国之谜如何解开呢？
二、中国高增长的真正源泉
在我们进一步考察时，我们发现了制造业发展、投资和出口这个重要因素：
1.制造业发展
在这，我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人均生产率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可以发现生产率在第一产业中上升的速度非常慢，在第三产业中生产率的提高是达到了平均水平，而中国第二产业生产率速度的提高是惊人的，是飞速上升的。所以，从中国的人均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是由制造业生产率上升决定的，是由第二产业决定的。总而言之，工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从农业生产率的四倍上升到了农业生产率的八倍，这是1990年到2003年之间取得的成果。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1990年的时候是农业的四倍，到2003年的时候是农业的八倍。
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农业依然有很大的潜力。在中国，农业和其他的经济部门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仍然非常之大，这就意味着如果进一步加快城市化的话，会带来巨大的成效，因为城市化就意味着我们把劳动力从生产率非常低的部门转移到了生产率非常高的城市部门，与此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生产率，会有极大的效率。
2.投资
创造中国奇迹另一因素就是投资，我把中国的投资和韩国的投资水平做了一个比较，中国的投资率在整个比较期当中总是比韩国高。中国经济的资本密集度一直超过了韩国。而且，中国现在的投资率是韩国在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如果比较一下投资率和储蓄率，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东亚文化的影响，惟一一个储蓄率可以和中国比较的国家就是新加坡，但是新加坡通过高储蓄率，实现了30%的经常项目的顺差。
3.出口
最后要强调的一个源泉就是中国的出口奇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是大踏步地前进的，是世界上最快的，中国的增长率很快，出口的增幅也是很大。除此之外，中国出口的层次也是非常之高，而且中国的出口对象国往往是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三、结论：中国的机遇与必要的政策调整
综合上面的论述，我的结论是中国的增长仍然还有很多潜在的增长点，可以使得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虽然，中国还没有能够充分抓住他所有的机遇，比如说中国的储蓄过高，中国的投资效率不高，中国的组织结构更新的速度不够快，教育和医疗的投入相对不足，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相当低、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而且中国的服务业活力不足。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来说尚未挖掘的潜在的增长点。而且中国也有潜力去升级其出口，这些对于中国来说都意味着机遇。
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充分抓住这些机遇。中国有过高的储蓄，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实现国内导向型的增长，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需求的总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快地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不会以未来的增长为代价，不会牺牲未来的增长。现在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第一，通过财政政策提高国内的投资水平。要用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利用已有的资源，来驾驭我刚才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比如说扩大社会保障的建设。同时我们也可以充分分配国有企业的红利，国有企业的收益。国有企业在没有任何市场导向的情况下做的投资，我们如果能够重新分配国有企业的留存收益的话，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在投资当中有了更多的约束。同时，从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了社保体系的改革。
第二，进一步加快城市化。因为有了城市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率，能够进一步地缩短农村和城市之间生产率的差距。同时，可以进一步地缩减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这一点是我想强调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认为在地区不平衡和发展之间是有一个相互抵消的关系的，这是错误的，实际上解决地区不均衡和进一步的发展之间是一个双赢的关系。
城市化进程加快必须配套的是放松户口制度，而且要划拨更多的中央政府的资源来做城市化的发展。这也是我们额外投资的一个流向。如果有些城市不愿意放松户口制度，但具有额外的资源的话，我们应该给他额外的资源进行城市的开发。因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会比进一步的增加外汇储备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第三，加速国内经济的整合。我们要实现国内经济进一步的整合，有必要进一步的改革服务业，同时我们要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中国国内对服务业的一些流程进行外包（让西部来的人承包）。这样，我们可以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有更多的服务行业去服务于东部沿海地区，当然这个将取决于中国城市化策略的设计。总而言之，这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潜在增长点。
第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在实体资本方面投资过多，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不足，我们需要在两方面实现一流的投资，必须两手都要硬。一个社会并不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比如说鱼不知道水有多么重要，鱼天天生活在水中，你必须让鱼离开水，他才知道水有多重要。所以，以教育为例，有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远远不如中国，但他们在教育方面做出的投入比中国要大，从而他们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所以我们在教育的发展方面也要和其他的国家和全球先进的基准去做一个比较，我们要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来加速增长。
我对于中国的前景非常激动，我觉得中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使得他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再持续增长25%，我也想活着能看到这一切。▲
评论人：Miehael Lipton（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
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帮助人们能够有竞争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改革市场，要有自由的市场，改革价格，减少人为的干预。不管是在私人行业，还是在公共行业，对价格都要减少干预。另外，还要维护知识产权。
一、市场改革、增长与贫困
中国的市场改革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1977～1984年间发生在农业，实行了家庭责任制，使得中国的农业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二次浪潮是1982～2002年中小的非农经济的发展。第三次浪潮是1986年到现在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贸易额占GDP的比例，从90年代的30%上升到2001年的50%多。
在中国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区域不平衡也大大地恶化了。在中国的有些地区，如甘肃、宁夏、青海、山西、西藏、新疆、云南等地方的农村有很多还处在贫困中。2001年20%的农村贫困地区是低于国家贫困线的，在中国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么高了，他们只是10%低于贫困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平等是加大了，但是这并不是中国独特的现象，我们知道印度的农村贫困人口很多，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同时，在改革方面，这些贫困的人口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收益，不管是农业产业，还是农村的非农产业，以及移民，都是一样的情况。
市场改革下的不平衡还包括：会出现一些经济特区成为富有的地区，这一点不光是中国如此，斯里兰卡也是一样；此外，国有所占的比例大大减少，一些公共货物和其他的货物都不再由国有企业提供了。这些都影响到了关键市场改革的效果，我知道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在肯尼亚，他们没有给农村提供免费的医疗，使得这些地区贫困人口的状况更加恶化了。
二、贫困与改革顺序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从农业开始的，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很少有国家是这么做的，只有前苏联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农业可以减少贫困，因为它能够使人们有平等的土地资产。如果是一个国家想整体地减少贫困，应该先从农业开始。
一般来说，农业改革导致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的非农产业的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因为需求导致了增长，使得农村劳动密集型的非农产业得到了发展，中国在1977-1985年就是这个情况，在早期乡镇企业发展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一些贫困地区的穷人受益了，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因为贫困地区农业发展得不是很顺利。此外，出口和外商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不光取决于劳动的密集度，也取决于这些地区的位置，取决于他是不是有便利的运输，因此可以说农村的贫困地区在这些方面并不占有地利。
三、区域不平衡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区域性的不平衡，目前，中国的区域之间，或者是印度的区域之间，他们有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这些地区增长的潜力很小，也很难使他们的人口移动到其他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有很高的生育率。印度的贫困地区也是如此，因此，我想要缓解这些地区的贫困，降低生育率是一个较好的开始，因为这样的话，人口的转型会出现，但是我们需要有很好的政策。要通过创造更多的工作、受教育机会，特别是为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提供这个机会。这样的话，家庭就不会生很多的孩子，而会讲究其他的质量了，这样贫困地区，比如中部和西部地区就会出现人口的转型，就像中国其他的地区已经发生的一样。但是减少生育率也不是惟一的办法，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很高的回报率，你对道路进行投资，对教育进行投资，它的回报是比较大的。所有的农村地区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印度也有同样的发现，一个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在这方面做很多的投资，但是至少可以逐渐地做一些投资，这是非常值得的、也能够带来一些回报。改变区域不平衡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对落后的地区进行补贴，这一点中国和印度的相似之处，都通过给农民一些水的补贴、电力的补贴，以及农业的研发补贴，来改进农民的利润。
四、城乡不平衡问题
刚才我谈到的是区域的不平衡问题，下面我们再谈一下中国的城乡不平衡问题，以及我们在这方面得出的经验教训。我发现，在修正了价格之后，农村、城市的收入比例的平均值并不是特别高，按照亚洲的标准来讲不是特别高，只是中间的水平。但是在基础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农村和城市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差距，开始并不是很大，但是到80年代中期以后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与对农村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减少有关系。▲
评论人：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
中国近25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Hausmann说这种奇迹主要来自于投资、出口增长和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我想这是事实。但是这其中有几个问题我要补充一下：
第一，我们的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来自于竞争和对外开放（也就是FDI）。这里面隐含的一个机制的变化，就是说我们25年来引入了市场经济，他在整体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作用是非常大的。
第二，中国出口增长非常快，但中国的增长基本上还是以内需为主的。中国并不是外需导向的一个经济。在1996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很多年是贸易逆差的，我们最低的年份，外汇储备只剩100亿美元左右，我们1996年以后最近十年出口增长，贸易顺差积累得比较快。从现在看，我们最近几年每年国际收支顺差的一半可以用贸易顺差来解释，其他的都不能用贸易顺差来解释。因此，中国贸易上的进出口基本是平衡的，这几年略有顺差。因此，我们的增长基本上还是内需导向的增长，但是我们依靠外部市场过重，就是无论是进口和出口，都依赖外部市场过重，我们贸易占整个经济比重太大，这是另一个特征。
关于中国持续增长的问题，我想，如果我们进一步转向内需需求导向，采取更好的财政政策，加快解决城市化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奇迹还可以再继续持久，我是非常坚信这一点的。下面我分别说一下关系到中国持续增长的几个问题。
一、城市化
我是觉得城市化确实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火车头。但是，目前的数据实际是把中国城市化的效应低估了，主要是因为目前用到的数据都是说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但是，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我们每年差不多有两亿左右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半年以上就业的农村人口，我们叫农民工。其中有一亿或者一亿多一点在沿海地区，有将近一亿在中西部城市就地就业。这些人由于我们城乡的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还没有转成城市人口，但是他们实际产生了城市化的效应，这也是我说的我们还是内需为主的增长的一个证据。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出现一个更为有效的、减少社会矛盾的城市化，而不是说大量的带有城市化效应的长期的在城里打工的这些农民工，这是第一步。在形成一个有效而产生较少社会矛盾的城市化过程中，关系到多个方面的问题：
1.户口制度至关重要。
户口是很重要的一步，目前户口制度解决不了，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城乡之间在福利政策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有什么样一种机制使得引入农民工的城市愿意向这些移民提供福利服务？第二，有什么样一种办法使得新进入的移民逐渐融入我们城市的服务制度？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都重视到了，也都注意到了，我们现在一个是讲和谐社会，另外一个是加强对农村的义务教育，在这方面财政资源的分配，我们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把农村的义务教育公共财政化，已经都做出了安排，这些都在做。而且我们现在要求引入外地民工的这些引入地城市要提供服务，过去是争执输送地还是引入地来提供服务，现在决定责任在引入地上，引入地城市要给他们提供中小学的教育，要给他们提供医疗，责任放在这一边，这个是很清楚的。
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责任，还在于以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实施。首先，我们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城市和农村的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差距非常大。而且就是在城市我们的福利制度也没有覆盖全部的城市人口，比如说城市的社会养老保险这部分，只覆盖了不到三亿人口的水平。而享受医疗保险的人口比养老保险人口还要低。就是这样一种低覆盖的福利水平，也要远远超过在农村所提供的福利水平。如果说我们要达到目前在城市这样的一些福利，当然社会保险只是福利的一部分，就是达到这种福利水平的话，我们财政是没有办法承担的。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机制，使得逐步让农村，特别是到城市来的这些外来的农民工，能够长期居住在城市，能够融合在城市，对他们的福利制度是能跟现有的城市制度融合的，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途径，是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机制。比如说养老保险，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养老保险制度可能是比较适合的。这里面我比较推崇的是记账式的个人账户制度。如果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一个配套的调整，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保险不仅仅是养老保险，包括医疗保险也一样，都是地方来管的，所谓地方，就是省管，但是实际上是市和县一级在管，省还是做协调的，这也是全世界惟一的一个现象。如果能够由中央来管，更需要一种机制，使得个人能够负责任，和公共适当的支持结合起来，不然就出现中国传统的吃大锅饭。但是，如果没有中央管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使得进城务工的这些农民工逐渐脱离原来所在地，逐渐能融入他所到的城市中，而且逐渐使他的福利标准和城市接近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改革我们社会保险的管理制度，一个是社会保险的模式，一个是行政管理的制度。医疗也是这样，还有其他福利方面的制度。这是城市化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2.城市化中的粮食安全。
这是中央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城市一般来说同时也是谷物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我们看到大量占用土地，这些土地使得粮食生产，特别是城市周围粮食生产在减少。我们到北京市周围可以看一看，十年之前还是有种粮食的，现在已经没有了，都是搞房地产和苗圃。
但是，如果我们做深入的分析，我们是感到城市化过程中是使得粮食安全有保障的，因为它是节约土地的一个过程。因为在农村的时候，一个农民占用的住房等等方面，或者说他们要达到和城里接近的基础设施条件，他需要用的土地更多，到城里来是节约土地的。我们看到，我们在城市周围留下大片的土地，希望他们种粮食，但是实际上农民是不会再种了，因为他干什么事情都比种粮食赚钱。因此，就是说这些地不让他搞城市化，城市周围土地不让他搞城市化的话，也不可能有粮食种的。所以，这个问题要进行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城市化过程对粮食安全不会有过大影响，甚至是节约出更多的土地来，能够使得粮食的供应不会有问题。我觉得要做一个分析，因为粮食安全对中国太重要了，13亿人口，粮食如果不能保证的话，我说不但我们担忧，全世界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当然，这里面需要大量的公共工程，因为中国是缺水的一个国家，特别是降水非常不均衡，我们可能需要很多的工程来解决用水问题。
3.城市化中的土地制度。
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另外是维持现有的土地制度，加强对土地用途上的流转的监管，就是用途转换，以及给予原有的农民以合理的补偿。我个人觉得土地是天然带有公共性的一种资源，特别是像中国土地这么稀缺，如果少一块地就少了一块中国人休养生息的地方。所以土地天生就带有准公共性，对它进行私有化是要非常小心的。其中，怎么样建立一种非常好的土地的利用制度，并保证那些失地农民能更好的生活，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也是我们的一种选择。
我是觉得城市化的问题可能要解决这么三个大的问题，这些大的问题在中国，我是觉得还没有都找到答案，都在探索。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增长潜力、继续创造中国奇迹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二、技术创新
除了城市化之外，我觉得中国的技术创新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力。刚才Hausmann已经分析到了中国的出口层次非常高，就是相比中国的发展水平比较高，你看我们什么样发达的东西，除了飞机没有出口，其他的东西什么都在搞。但是，里面的技术含量大部分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中国主要是加工。尽管这是我们的弱点，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在装备生产过程中，中国的工人、中国的工程师看到这个东西了，摸到这个东西了，知道用什么样的原材料和部件、设备去生产了，如果我们能有一定的机制，使得他自主创新能力提上来之后，我是说我们给他一个适当的环境，要给予竞争，包括人民币升值等等，压迫他提高出口产品的结构和竞争力，他会技术创新的。这里面也是这些企业和工程师们、工人们都会技术创新的。那么我们的增长潜力在这方面也是很大的。
三、环境问题
最后，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并减少一些贸易上的摩擦，我觉得环境上的友好非常重要，中国现在在国际贸易上的一些摩擦和矛盾，固然有一些进口国的问题，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成本不完全，比如说对环境污染没有治理，我们必须使得我们成本完全，就是把这些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必须修复的因素全要计入成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四、中国持续增长的潜力
所有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做好的话，中国经济增长再有一个10年、20年的高速增长都是非常可能的。要追求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有几个导向性问题需要强调一下：
第一，市场因素、市场机制对于中国奇迹的造成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追求持续增长必须继续坚持的方向。
第二，城市化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增长推动力，但是我刚才讲了我们可能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这里面公共财政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已经在采取很多措施来想办法补偿我们公共财政安排不足的方面，在公共财政安排资金的同时，我们也重视一些机制的改善。今后，在这些方面中国财政将继续付出努力。▲
评论人：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它充满了启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我赞成他的乐观主义的观点，能有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观点，将会成为我们发展的实实在在的一个动力。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点。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的方向的话，这样有可能进一步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我认为至少在下一个10年当中，中国能够保持9%的年增长率，不说今后25年，至少今后10年。我也是同意他们提出的一些政策上的建议。特别是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地从事，要渐进，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作为一个学术人士，我可能也要挑出一些瑕疵。我对这个论文的内容是没有异议的，我主要是对方法论提出一些异议：
1.关于增长核算。我想您在这个论文中提出了您使用增长核算的一些方法的理论框架，我想知道您建立这些模型的基本的基础的经济理论是什么？以及您在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您是计算了一些因素，可能与此同时也忽略了另外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东西进行实证性的测验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您刚才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有很高的生产率，有没有一些实证性的要素来加以实证性的说明。
2.分析高增长来源使用的方法论。您指出了一些在追踪、分析中国高增长的来源的时候，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但是我们想更加具体的知道你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论，采用了什么样的机制。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增长速度很快，是怎么样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这个具体的相关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希望您在今后的研究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对中国的决策层来说会更具有参考价值。
3.关于中国出口层次很高的问题。最后一点，您也在您的论文中提及中国的出口层次很高，我听到以后觉得非常骄傲。但是，实际情况是，虽然中国生产出了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但是中国主要还是做一些非增值性的出口。比如说我们出口的一些电子产品，可能最多是像做半导体的时候的一个螺丝刀，让你能把螺丝拧紧的一些简单的工具，或者是加工前的原始的产品，增值的作用是非常之小的。所以，我希望您在这方面研究，以及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衡量，能够进一步地提高，同时，您在这方面提出的政策建议也会更加切合实际。
演讲人：Richard Hausmann，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评论人：Miehael Lipton，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