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价值视域中的红二十五军歌谣探析
杨增强1,2，武永耿1,2，赵彦风3
（1.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2.商洛革命老区暨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商洛 726000；3.商洛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摘 要： 红二十五军从成立到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历经四年。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红军战士和劳苦大众共同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歌谣。这些歌谣从多方面反映了红二十五军革命斗争工作的开展情况，在其文学特性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样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初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史价值、历史学价值和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 红二十五军；歌谣；史学价值
红二十五从1931年10月成立，到1935年9月胜利到达陕北。红军创编了大量的鼓舞士气的军歌、对敌宣传的歌谣。这些歌谣以及劳苦大众自发创编的民歌，对于红二十五军的胜利，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彰显了歌谣这种文艺形式的独特价值。红色歌谣因为其文学的属性，见诸于报刊和学术研究的视野者居多。而以历史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审视的成果并不多见。以“红色歌谣”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得到187条结果。但没有从历史哲学角度专题研究与红二十五军红色歌谣相关的文章。其中马家俊发表于1959年《人文杂志》第四期《谈陕南老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涉及到了一点史学的内容，与本文角度有一定的关系①。同样，检索万方数据，得到278 条结果。其中，与红二十五军红色歌谣本体研究相关的有三篇文章：分别是徐海平的《红军歌谣背后的故事》和《难忘的红军歌谣》②，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桑俊学位论文《红安革命歌谣研究》。前两篇文章以纪实的方式，记录并简要分析评价了所涉及的歌谣，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桑俊的研究主要是以红安县的红色歌谣为研究的地理范围，“通过对红安革命歌谣这一典型个案的描述，探寻革命歌谣这一民间文学形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状况；分析革命歌谣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考察革命歌谣在当今红色旅游与重唱红色经典中的重要作用”。其研究揭示了红色歌谣与当时的革命背景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红色歌谣是“史诗性质的叙事模式……红安的革命歌谣时间跨度大，数量多，而且极大限度地涵盖了历史的容量，这样就使得它的很多歌谣具有了史诗的性质，特别是那些描写革命斗争的叙事歌几乎全是史实的真实记载”[1]38。此外，温旭琼、黄云莉则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红色歌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研究③。总体而言，当前尚没有围绕与红二十五军有关歌谣的专题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哲学角度，运用文献资料和相关的分析方法，对与红二十五军相关的红色歌谣加以研究，探究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
Nation,把词汇知识的分为形式（form）、词义（meaning）和使用（use）三方面。形式知识又进一步分为口语、书写和词性三方面。举“形式”例，接受性的口语形式知识为这个词的发音听起来是...，产出性的口语形式知识为应如何发音。接受性的书写形式知识为这个词长什么样，产出性的书写形式知识为如何拼写。产出性的词性知识为这个词是什么词性，产出性的词性知识为要表达这层含义需用什么词性。
一、红二十五军红色歌谣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建立后，随红四方面军浴血奋战在鄂豫皖的广大地区。在中央的领导和指导下，在鄂豫皖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下，红二十五军战绩卓著。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红二十五军又继续坚守并奋战在根据地，冲破了敌人的一次次围剿，取得了一个个胜利。此后，由于国民党的围剿愈发严重，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根据地严重的形势，不得不开始长征。从1934年11月16日至 1935年 9月 15日，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在此期间，红二十五军先后经过了危机四伏的桐柏山区、险象环生的豫西围寨区、反动势力盘踞的伏牛山区，在进入陕西商洛后，开辟了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从陕西的蓝田县出秦岭，开始了第三阶段的长征，经过西安、安康和汉中，甘肃、宁夏等地，奔赴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迎接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陕南后，在鄂豫陕苏区留下了一些武装力量，组建成为红七十四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完善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大量的红色歌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红二十五军活动和转战的鄂豫陕苏区，包括今天的陕西商洛市一区六县，西安市的蓝田县，安康市的旬阳县、宁陕等县，汉中市的洋县、佛坪县，以及湖北省的郧西县，河南省的卢氏县、西峡县和淅川县的一小部分。这里地处三省交界地区，明清以来就是一个南方移民聚居的区域。这些移民以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居多[2]。这给红军的存在和转战奠定了良好的地缘亲近基础。同时，这里的民俗恰好与从鄂豫皖转战来的红军战士的生活观念习惯相适应，给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如广泛流行于商洛地区的商洛花鼓、商洛道情、镇安花鼓、镇安渔鼓、柞水渔鼓、洛南静板书等戏曲和曲艺形式[3]。此外，流行于安徽的黄梅戏，湖北的黄梅戏、龙船调，河南的豫剧、梆子戏，陕北的信天游，甘肃的花儿等都与鄂豫皖苏区人民的生活观念习惯、与当地的歌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见这些地方具有产生红色歌谣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同时也拥有广泛的接受这种文学形式的群众。
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是秦岭、巴山、伏牛山相连接的区域。这里崇山峻岭密布，山大沟深，土地极度缺乏且贫瘠，而且多分布在高山坡上。加之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统治压迫、土匪势力林立，广大老百姓穷苦不堪。虽然境内有汉江、丹江、洛河、金钱河、乾佑河、旬河等河流川道，但是，难得的河川土地都被地主和地方势力霸占。因此，这里也为红二十五军打土豪、分田地创造了条件。穷苦百姓在分得土地和粮食后，有了一定的物质生存条件，同时对党和红军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深刻感受，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产生了对党和红军的感激，在行动上拥护红军。在镇安、旬阳、郧西和山阳四县地区，老百姓唱到：“打土豪、斗老财，穷老百姓喜开怀。旧世道，翻过来，庆祝建立苏维埃。”[4]126
红色歌谣是历史时期党和红军建立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的桥梁纽带，是党和红军发展壮大的民间见证，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工作方法。
二、红色歌谣的政治史价值
第三，宣传红军使命的歌谣。在《红二十五军长征歌》里，开宗明义的表明了红军长征的目的：“十一月出师军号响，红二十五军远征忙。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网。”[16]52在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秘书长程坦同志编的《红军三大任务歌》，以气壮山河之势，宣示了红军的革命目标：“红军三大任务，打到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要建立起工农政权，坚决斗争革命到底……”[17]1149在这首歌中，还特别强调了红军的纪律、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对待群众的态度：“红军纪律重要，战士必须牢记，一律没收归公，人人需要调查工作，绝对禁止私人没收。保障最后胜利，服从团体纪律，军事组织系统，丝毫不能忽视，一切命令坚决执行，必须完成各种任务。发动群众斗争，言语态度和平，宣传红军主张，扩大政治影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做一完善红军战士。”[17]1149-1150红军走到哪里，就把这首宣传红军使命的歌唱到哪里，使他们所经过的地区的任何一种势力和穷苦百姓，都能很快了解红军、认识红军，同时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民众心里。
历史是从它当时的现实走来的，是从社会的生产生活劳动中走来的，是从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斗争中走来的。作为历史本体，需要它的创造者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工具和方式，对它加以记录、整理和加工，并且以不同的样式呈现并流传下来。这样，它们就会作为史料，供后来的人们研究。它们的价值也就会得到挖掘和利用。对此，马家骏认为，红色歌谣“就展示生活全貌，与人的精神心理而言，红色歌谣作为总汇，它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宏伟的史诗。”[8]
价值哲学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创造了历史，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人自身。在此历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有价值的。同时，人本身又是价值的根本对象，也即价值本体。人的行为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人的发展是价值结果。以此来观察红二十五军时期的红色歌谣，显而易见，它具有中国革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和鄂豫陕省委以及红军广大指战员，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既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世界，又改造了人自身。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歌谣，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体现。这种历史的真实的价值，自然就在其中。
这首歌谣中所提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红军的作为进行了高度概括，其中的人名、地名、时间、路线、事件等，无一不与历史事实相符。歌谣甚至将季节、气象、红军的作为、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领导和红二十五军配合支持中央红军的态度、行动、结果等都详细地予以记述。因此，这首歌谣以其所记录的历史本体，自然也使它本身成为资料本体和研究的媒介，其价值不亚于其他类型的史料。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为人民服务，其价值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推翻反动统治。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始就为自己定下的行为原则。我们今天倡导“不忘初心”，其实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就已经在用行动践行着这个初心了。鄂豫皖省委和鄂豫陕省委以及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就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践行着这一价值追求的英雄群体。在陕西洋县华阳镇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维埃，土豪恶霸一扫光，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开始把家当，吃饭莫忘红廿五，翻身全靠共产党。”[9]481935年3月，红二十五军取得了陕西宁陕和佛坪两个县城，以及华阳镇石塔寺的胜利后，乘胜在华阳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华阳、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和小华阳等七个地方革命政权。
在陕西旬阳县流传着“山高遮不住太阳，黑夜过去天要亮，洪水滚滚掀波浪，潘家河来了共产党，共产党像太阳，他的恩情赛爹娘，潘家河水哗啦啦响，要翻身得靠共产党。”[10]184这首歌谣也与一件历史事实有关。1935年4月，鄂陕第五路游击师摧毁了旬阳县的潘家河乡公所，没收了十二家恶霸地主的财产，分配给了二千多户贫苦农民。上述民歌中的“苏维埃”“分田分地又分粮”“把家当”“黑夜过去天要亮”“共产党像太阳”“要翻身得靠共产党”等，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改天换地，为人民谋幸福的真实写照。民众以歌谣的形式，既揭示了历史真实，表达了劳苦大众的心声，也成为党和红军践行自身价值追求的行动和结果的丰碑。
由此可见，这些红色歌谣中所记述的政治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的发展历程，记录了中国革命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运动轨迹。它一方面是政治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史的研究价值体现。
三、红色歌谣的历史学价值
红色歌谣是党和红军浴血奋战的历史见证，是历史时期宝贵的公众记忆的史料。“陕南老根据地的建立，揭开了陕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新的一页，也揭开了陕南人民口头创作史新的一页。”[8]
本指安定刘氏江山。 汉·刘邦（高祖）病危时对吕后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见《史记·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后因以安刘爲维护王朝的典故。 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五《题四皓庙诗》：“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及是秦桧除太师，彦诗以啓贺之，有曰：‘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桧喜，由是稍复录用。 ”〔2〕44
由黄镇编写的《红二十五军十五个月斗争歌》④，是一首较为完整反映红二十五军经历了十五个月走完长征路的红色歌谣，史料价值极高。这首歌虽然很长，但是为了能说明问题，兹录全文如下：
历史资料的形成，靠的是历史创造者的记录。根据历史学理论，历史资料是在族类记忆、国家记忆、世界记忆和公众记忆的发展演变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史迹遗存、历史文献、口碑史料和民族调查资料[11]。红色歌谣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产生于红军和蒋介石及其他军阀的斗争中，创造于红军干部战士、革命群众和穷苦老百姓，来自于斗争、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中，形成的历史资料丰富多样，红色歌谣就是其中一种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的资料。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处于不断运动状态的战斗。它的生存环境、内外部条件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它的内容也就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因为这方面的歌谣很多，笔者在这里重点以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首歌谣加以证实。
根据搜集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首先运用SPSS分析了标准化处理后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然后本文分别就解释变量与gdp、city、village 3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依次为模型1、2、3，其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四是不断增强流域科技和水利信息化支撑能力。编制《海委水利信息化顶层设计方案》，加快推进流域水利信息化建设步伐。积极实施海委水文基础设施2013—2014年度应急建设工程，建设漳河上游局麻田、西黄漳、故驿水文站。以滦河流域水资源问题为重点的4项2014年科研项目成功申报立项，海河流域下垫面要素变化及对洪水影响等8个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研究成果，水利科技合作交流进展顺利。
“九月里来菊花清，红军大举向西征。胜利通过平汉线，大打豪绅把粮分。十月里来小阳春，红军猛向襄樊行。英勇的抗日先遣队，击溃了军阀庞炳勋。十一月里来水结冰，杨虎城调兵阻红军。三要一仗消灭干干净，乘胜占领镇安城。十二月里来梅花艳明，抗捐军发展在鄂陕省。回转蔡玉窑消灭一团敌，红旗飘扬柞水城。正月里来是新春，葛牌镇送来拜年情。缴得枪支两千几，武装了陕南广大的穷人。 二月里来气象更新，陕南的革命政权蓬勃生。南征汉中扩大阵地，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三月里来是清明，华阳击溃警备第二旅。一次进攻开头炮，打伤了匪首张飞生。四月里来商洛行，二次再战葛牌镇。一次进攻全粉碎，俘虏敌军一千多人。五月里来天气暖，占领洛南逼潼关。七天训练龙驹寨，学习天才是红军。六月里来热气腾腾，国民党临死不甘心。钢铁红军冒暑征，拖垮了国民党几师兵。七月里来占领荆紫关，回师黑山准备决战。小河口一仗消灭一个旅，生擒了旅长唐嗣桐。八月里来胜利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征。威逼西安包围天水，连占两当秦安隆德城。九月里来遇着回民，党的路线正确执行。 打垮马鸿宾进到陕北，会合了二十六、二十七军。十月里来天气冷，何立中劳山丧了命。无敌的红军百战百胜，榆林桥再消灭四个整营。十一月里来大雪纷纷，三次围剿完在直罗镇。中央正确直接的领导，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12]1171-1174
在红色歌谣中，有反映军民关系的，如徐兴华编写的《军民一家亲》：“劳动人民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军队百姓是一家，鱼水相依不离分。 军民团结一条心，革命友情似海深；吃穿常念庄稼汉，饮水不忘打井人。”[5]49有反映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的，如歌曲《红军抗日先锋》：“我们人民红军，我们抗日先锋，吹起前进号音，奋勇向前进，只见刺刀光芒，只闻炸弹声响……冲锋冲锋，快快冲锋！枪口对准敌人，冲！冲！冲！我们抗日先锋！”[6]48有号召民众闹革命的，如1935年9月中旬，延川县的小孩子们唱着儿歌：“打倒豪绅地主哟，打倒反动派，男女都平等哟，人人闹革命，大人娃娃一条心，革命早成功。”[7]553正如马家骏所言：“红色歌谣不是旧民歌那样的婉转哀鸣的月夜芦笛，而是迎着革命风暴，号召斗争，讴歌胜利的战斗号角。”[8]
此外，对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地区采取大跨度的运动以牵制敌人、摆脱敌人的围剿，并且在运动中采用阵地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红色歌谣中也有真实的反映。“红军一双铁脚板，闯过商州飞群山，炮声隆隆天地动，官兵逃命一溜烟。红军一双铁脚板，打垮民团下镇安，红旗插上闯王寨，土豪财主吓破胆。红军一双铁脚板，踏断流沙蹲破山，号角一声行千里，千里路上凯歌传。”[4]178在蓝田县葛牌镇的苏维埃纪念馆里，有一首《红军来到三要司》的歌谣：“兰草来了老红军，三要司人民喜心中，红军来了杀恶霸，为民除害救穷人。三要司亮了天，红军上了九泉山，消灭陕军一个营，吓得土豪胆颤寒。”这首歌谣反映的就是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洛南县三要司黄家村九泉山消灭杨虎城一个营敌人的历史事实。
根据公式(1)对打分矩阵进行规范化，得到标准化矩阵，限于篇幅，以一级指标中的服务体系建设因素为例进行说明，其标准化矩阵为
四、红色歌谣的方法论价值
在本研究中，部分结构畸形及自然流产胎儿的病例并未行染色体检查分析，而这部分胎儿可能为染色体异常，所以我们把这3种妊娠结局统一归类为不良妊娠结局进行讨论。本研究结果也提示，软指标异常的胎儿不良结局发生率明显高于软指标正常的胎儿。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党的工作的开展、红军的壮大及不断胜利，固然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和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但是，要使这些理论层面的精神落在实处，真正与社会和社会大众水乳交融，形成坚实的社会基础，进而形成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那就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工作的方法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在1934年 1月 22日至 2月 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特别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13]122-127。
红色歌谣来自于生活实际，来自于社会基层，来自于参与当时那种社会巨变的人们。因此，歌谣对于他们而言，是愤怒的控诉，是悲惨的揭露，是喜悦的表达，是感激的心声，是行动的宣言。当来自于红军的歌谣与来自于民众的歌谣发生共振，就会产生心灵的契合；当它与出身贫苦百姓的国民党士兵发生碰撞，就会发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共鸣。这些歌谣的内容，包含的是党的思想、主张。它的形式又是来自于民间并且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民歌，深奥的思想和主义转化为浅显的道理，自然就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这样一来，许多种具有方法论价值的工作方法便应运而生。
这方面的歌谣也很多，概括起来看，大致有以下四种。
《松绑》这部戏是有一定思想深度、有一定的艺术魅力、能够吸引人的一部作品。这部戏里讲的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以后的改革仍然如此，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突破原来旧的思维，就是要发展新的发展思路，就是要不断地前进、突破自己，才能赶超别人。另外一点，改革不是等来的，而是闯出来的，就是工人在那么一种状态下，他们敢于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能够帮助私营企业搞科技改革开始，逐渐认识到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怎么改革自己，让我们工业产业整体发展这个思路，这个大方向仍然适合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对我们技术封锁和各种挤压的大背景下，更应该发扬这种改革开放的精神，自力更生，壮大自己，超越别人。
第一，对敌军官兵开展宣传分化的歌谣。其中，有表明红军身份、避免冲突的歌谣。红二十五军长征通过豫西围寨时，时不时遇到围寨里那些被反动势力裹挟的、不明真相的民众的冷枪冷炮的攻击。红军便唱起由吴焕先创作的歌谣，宣传自己的主张、说明情况：“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14]137当老百姓误以为红军是奉军时，红军又唱起了歌谣：“奉军奉军，没有良心。只打红军，无家可奔。不抗日本，丢了东北。呜呼哀哉，国民伤心……红军红军，炎黄子孙。北上抗日，意志坚贞。出发宣言，宗旨在先。收复失地，还我河山。”[14]139就这样，红军队伍在军事力量保障的前提下，发挥了歌谣强大的感化力量，化解减轻了危机，使红军顺利通过豫西围寨地区。
第二，阵前分化瓦解敌军的歌谣。1935年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对东北军的官兵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东北军的绝大部分官兵，都是穷苦家庭出身。本着“一家人不打一家人的精神”，红二十五军对他们先采取阵前的说服劝降工作。“对寨子来个围而不攻，组织起一支五六十人的宣传队，拉到与敌人山寨对峙的山头上的安全地带，唱起《瓦解敌军歌》”，配上《孟姜女哭长城》的调子，唱起来如泣如诉。这首歌从正月一直编唱到十二月。歌中历数国民党官员花天酒地、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不打日本反打自己同胞的种种罪恶以及士兵遭遇的种种非人的待遇。最后鼓动他们“当红军”[15]1131-1133。
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维和贡献的需求和肯定不断增加，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也将面临更大挑战。我们应以更加务实和积极的姿态，以符合国家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方式在多个方面做出努力，以使我们的维和行动在未来更加富有建设性。
红色歌谣是党和红军为人民谋幸福的民声丰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体现了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初心。
第四，对工农兵和妇女进行宣传鼓动的歌谣。《工农兵和妇女解放歌》中唱到：做工的“工厂去谋生，时间增加工资减少到如今”，耕田的遭受“地主剥削豪绅压迫到如今”，妇女更是“数百年痛苦都受尽，深锁闺阁中好似犯罪人，教育没受经济莫管到如今”[17]1143-1145。
从上述所举歌谣及其产生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方法论等。同时也产生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红军经过调查了解得知，由东北军调来围剿红军的奉军，大多是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所以产生了对敌工作方法。另外还有针对广大农村受苦受难的妇女的工作方法；针对农村的农村工作方法；针对红军战士的士兵工作方法等等。这些对敌、对工农兵群众的工作方法，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佐证了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方法论，丰富了具体的工作方法。这些方法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建立在包括鄂豫皖、鄂豫陕省委领导和红二十五军的干部战士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其中，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吴焕先是一个调查研究和亲自编写歌谣的模范。
五、结语
孤军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以灵活有效的战略战术和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手段，取得了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战绩，达到了消灭敌人、壮大红军、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这些胜利是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在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调查了解，深入群众，结合所经各地不同的社会民情和斗争实际，灵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着想而取得的。因而，这些斗争经历和成效，除过相应的文档记载外，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便以歌谣的形式被反映出来。这些都是当时的历史本体。在这个本体基础上产生的红色歌谣，是对这个本体的一种表达，使我们能透过这种表达，探究历史的本来样貌。同时，这些红色歌谣，也真实、生动地反映和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样貌，所以它本身也就成为这个本体的一部分，彰显了它丰富而多层面的历史价值。
注释：
微藻细胞微小，悬浮于水体中，浓度较低，细胞表面带有负电荷。用于收获、脱水的设备耗能大约占整个生物质获取过程的90%[26]。用于微藻采收的方法主要有沉降、离心、过滤、浮选和絮凝法，絮凝法包括物理絮凝、化学絮凝、生物絮凝以及电解絮凝[27-28]。各种微藻采收方法的优缺点如表2所示。为了进一步提高微藻采收率和降低能量消耗，通常将几种收获技术耦联使用，如在离心和过滤之前将微藻培养液进行沉降。进行微藻采收时要合理选择采收方法，充分考虑到微藻生物质的含水量、盐含量、细胞损伤程度等方面，保证微藻生物质的进一步利用。未来还需根据微藻特性进一步探究无毒无害、经济有效的方法以促进微藻产业的发展。
①马家俊先生的文章从红色歌谣的史料性、文学性、艺术性、艺术格调、情感特征等方面论述了陕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是在当时所见的出版物，以及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57-61年级陕南民间民间文学工作队收集的歌谣的基础上撰著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②徐海平是安徽六安籍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徐兴华的女儿。徐兴华曾经担任宣传员、文书等工作，并参加了长征。并于1961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参加了“红二十五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徐海平的这两篇文章（见《党史博览》2007年第5 期和《党史纵览》2006年10期），就是从他父亲徐兴华的笔记中摘录整理出来的。
③温旭琼、黄云莉的《红色歌谣研究综述》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红色歌谣研究。该文认为“历史类研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为指导，探寻红色歌谣产生、发展和传播的逻辑脉络。此类研究以收集、整理、集合出版为主要形式，尤其以党史文化研究为基础与核心……对于保存红色歌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④根据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文印科科长的陈鹤桥回忆，《红二十五军十五个月斗争歌》是1936年由黄镇同志根据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斗争事迹而编写。黄镇逝世以后，夫人朱霖同志建议将此歌收集到黄镇文集中。据徐海平《难忘的红军歌谣》，此歌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徐海平从其父亲徐兴华日记本中发现的，该日记记于1935年10月，其“作者不详”。两个版本差异较大。黄镇版除了纠正了个别史实如歼敌人数、唐嗣桐（徐兴华版本误写为唐嗣同）外，其余改动之处无论是从表达的准确性、描述的文学性、语言的简炼性、诗歌的音韵性、独特的历史性以及诗歌体裁要求等方面，都不如徐兴华版本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究竟哪个版本最接近事实的原貌，究竟这首歌谣的作者是谁？因本文所限，不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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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ongs of Twenty-fifth Red Ar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ical Value
YANG Zeng-qiang1,2，WU Yong-geng1,2，ZHAO Yan-feng3
(1.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o 726000, Shaanxi; 2.Shangluo Old Revolutionary District and Re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hangluo 726000, Shaanxi;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o 726000, Shaanxi)
Abstract: Since its founding, The Twenty-fifth Red Army, through four years, arrived northern Shaanxi during the Long March.A large number of red songs were produced in the hard and remarkable revolutionary struggle.From different aspects, these songs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enty-fifth Red Army revolutionary struggle.In addition to its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these red songs contains a rich historical appearance, embodies the initial heart of the early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has important value in politics, historiography, and methodology.
Key words: Twenty-fifth Red Army; songs; historiographical value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033（2019）03-0063-06
doi: 10.13440/j.slxy.1674-0033.2019.03.014
收稿日期： 2019-03-07
基金项目： 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6SKY-FWDF011）
作者简介： 杨增强，男，陕西临潼人，教授
（责任编辑：耶磊）
标签：红二十五军论文; 歌谣论文; 史学价值论文;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论文; 商洛革命老区暨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商洛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