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重易学哲学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易学论文,注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已故著名哲学史专家、佛学家、教育家石峻教授(1916-1999)生前并不以易学研究鸣世，但他对易学及易学发展史也曾有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其存世的著作中，有三篇直接谈到了易学，一篇是收入《石峻文存》的《中国哲学与佛教》，其中有一节谓之《王弼〈周易注〉之性质及理论》。另一篇是收入《石峻文脉》的《在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第三篇未被收入前两书，是后来发现的两页佚文，笔者暂名之曰《易学哲学史纲》。 《易学哲学史纲》这篇佚文，写在两张活页纸上，与石公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讲授提纲夹在一起。该讲授提纲第1页记有上课时间和地点，据此可知石公在中国人民大学共计讲过四期《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分别是1983年、1984年、1986年、1988年。据此可推断这两页佚文的写作时间当不早于1983年，考虑到佚文中出现了“易学哲学史”这一词语，而该词语为已故著名易学家朱伯崑先生于1986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易学著作时所首用(即书名《易学哲学史》)，所以，这两页佚文的写作时间当不早于1986年。而在《石峻文脉》中，有一篇刘大钧先生的回忆文章：《修德不堕虚拟治经肯彰风要——回忆石峻先生》，该文记载了1988年12月石公赴济南参加易学会议的情况，并转录了石公的致辞，该致辞的核心内容与两页佚文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可推断这两页佚文可能是石公为赴济南参加易学会议草拟的发言提纲，其写作时间当在1987至1988年之间，准确一点说，可能是在1988年。 兹先引述全文如下： 影响之广、之久、之杂，是世界少有的，注解之多，解剖麻雀的话，它是天鹅、是大雁 1.易经成立时代早 文字、社会、宗教、哲学、科学 2.经过多数圣贤的增订 文王、周公、孔子，传说、历代的注释最多 3.从汉以后是六经之首 天人之际、天道—人道 4.汉代阴阳家言、象数之学、谶纬 5.魏晋玄学 王弼解《易》，沟通儒道。 6.宋明理学 程氏《易传》、朱子《易本义》，沟通儒道佛 7.儒道佛三教都奉为经典 甚至看相算命也奉(为)经典、《周易禅解》 8.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莱布尼兹与康熙通信讨论 9.与近代科学的关系 (1)数理逻辑；(2)量子力学；(3)生物遗传学。 清代焦循，沈有鼎用八卦讲逻辑 10.这部书为什么有这么多方面的内容和影响？甚至贯串着全部中国哲学史，它的思想的演变规律、纵的和横的联系是怎样？要注重易学哲学史的研究。怎样将这种演变的规律作出科学的总结？可以吸取什么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批判继承古今中外的哲学遗产，有那些借鉴作用？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那些启发？ 对于发展贯彻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特别是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中，如何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分别本义与衍义，衍的来源与后来的社会与哲学，不能将好或坏的全归之古人。 不难看出，这是一篇简明、全面，系统而又重点突出的易学哲学史大纲。首段文字是对《周易》一书总体评价，可分三个层次：一是讲《周易》的影响久、广、杂，一是讲《周易》的注释多，一是讲《周易》的分量重。 《周易》这部书，就其“影响之久”而言，可以说从先秦诸子一直到近现代，从孔夫子一直到熊十力，历经两三千年，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哲学家，都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就其“影响之‘广’而言，中国传统的儒释道都曾奉《周易》为经典，不但如此，《周易》的思想在近代还远播欧洲，对欧洲的哲学、政治思想乃至科技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详后)。就其“影响之杂”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一个很好的注脚，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算数，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可知举凡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了《周易》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都是在《周易》理论的指导下来加以发展的。至于《周易》的“注解之多”，易学史上，《周易》类的注解、研究性著作，可以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金景芳任顾问，吕绍刚任主编的《周易辞典》中录有历代研《易》著作近三千种①。石公曾讲；“我曾经到过北京一位研究《周易》学者的家，我看到他有两间房子，摆的全是关于《周易》的书，然而这屋子书亦仅是全豹之一斑。可见中国关于《周易》这方面的著作之多。”②这段话算是石公为自己所谓的“注解之多”下的一个注脚。“解剖麻雀”是一个比喻，源于成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成语主要喻指事物的体积或规模虽小，具备的内容却很齐全。其哲学的引申意义常常是说透过解剖一个典型事物，可以类推相同事物的特征。石公在这里讲“解剖麻雀”，应该有两层意义：一是要“解剖”《周易》，透过《周易》的研究，进而了解中国哲学的整体特征；一是从对比的视角强调，如果用“解剖麻雀”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那一定要意识到《周易》在中国哲学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意义，因为与麻雀比，“它是天鹅，是大雁”。 第二段话和第三段话(提纲中的1和2)是讲《易经》成书的时代、作者和《易经》一书涉及的知识领域。《易经》的成书，传统经学基本认同《汉书》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观点。上个世纪，部分学者又有新的考证，提出了殷周之际说，周初说，东周说等，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石公对此没有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从提纲中“成立时代早”，“经过多数圣贤的增订”，并特别列出“文王、周公、孔子”这一点来推测，石公应该是比较认同传统经学中关于《易经》成书于文王周公父子之手的观点的。需要指出的是，石公在这里没有列出“伏羲”，乃是因为伏羲画八卦只是为《易经》的成书提供了文化资源，伏羲并非《易经》的作者。就讨论《易经》的成书而言，传统经学把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放在一起是不合适的，此可见石公为学之严谨。不止如此，石公在文王、周公、孔子之后，又写有“传说”二字，说明石公虽然比较认同传统经学的观点，但也深知此一观点尚未得到严格的证明，尚需俟诸新材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论证。至于《易经》涉及的内容，石公提到了“文学、宗教、社会、哲学、科学”等五个方面。当然这并不是说《易经》是讲这五个方面的，而是说《易经》作为中华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其内容有史料的价值，其中不乏文学、宗教、社会生活、哲学、科学等方面的材料，是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很好的凭据。这方面，上世纪上半叶，郭沫若、顾颉刚、李镜池等专家学者讨论颇多，石公显然是受到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影响。 提纲中的第四段话和第五段话(提纲中的3、4)是讨论汉代易学的。“汉代以后成为六经之首”，是讲《易经》在汉代地位的提升。《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在六艺的排行榜上，《易》被列为第五。与《天下篇》相同者，还有《春秋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此可知在先秦，《易》与六经地位并列。《易》被提到五经或六经之首的位置，应始于汉武帝时期。《史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把《易》放在第一位。扬雄《法言·寡见》：“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可知汉武帝之后《易》已成为五经之首。所以《汉书·艺文志》列《易经》于众经之首。 《易经》之所以逐渐上升到众经之首的位置，与人们对《周易》性质的认识有关，虽然《易传》系出于孔门之手，对《易经》进行了哲学的改造，但视《易经》为一部讲哲学的书，恐怕还是到了汉代经学家那里才形成共识。《汉书·艺文志》中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这里的“《易》为之原”，实际上是说《易》是其它诸经的理论基础，哲学基础。《易经》作为哲学书，主要讨论的是天人关系问题。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甚可畏也”。汉代易学，包括两汉时期的谶纬之学，主要是围绕着天人关系问题而展开自己的《易经》文本的诠释，并进而完成自己的哲学思考的。 第六段话是讲魏晋玄学家的易学(提纲中的5)，石公着重提到了两点：一是王弼的《周易注》；一是魏晋易学的特点，即“沟通儒道”。这方面石公有专门的论述大纲③，主要透过讨论“王弼《易》之性质”，“王弼《易》与古文学之关系”，“王弼《易》之理论”等对这两点进行了综合的论述。石公认为：“王弼实亦创造性之哲学，其以《老》《庄》解《易》……实以其个人所见之《老》解《易》。一般多以王氏用力于《老》多，于《易》则少，未必然也。实则王氏用其创建解《老》并及于《易》，无所谓轻重于其向也。”④石公考察了“何以王弼之易为古文？王弼何以只注经上下篇？王弼何以加《乾传》《泰传》之字样”等，认为王弼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本诸“以传解经”，“为《易》开一新路，为拒反对者之口实，并及反对章句之学”。⑤至于王弼注《易》的特点，石公认为“王弼用‘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新方法，以廓清‘象数学’之虚妄。重在得意，则‘象数’成下乘矣”。⑥除此之外，石公认为王弼《周易注》的贡献还有“①王氏《易》引用《老子》义。②王弼《易注》重卑弱。③王弼《易注》中之政治理论(以君道言天道)。④王弼《易注》时位承应解”等⑦。石公对王弼易学的理解颇多精彩之处。 第七段话和第八段话是讲宋明理学家的易学，以及儒释道三教都奉《易经》为经典的问题(提纲中的6和7)。宋代易学是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北宋五子都是易学大家。提纲中石公只提到了程氏《易传》和朱子的《周易本义》。之所以只提这两本书，可能是因为在后来的理学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程朱理学被定为一尊之后，这两本书的影响最大。同时，这两部书也确实能基本反映宋代乃至宋明易学的特点，即既重义理又将象数易学发展为图书之学。程颐的易学以发明义理为主；朱熹的易学则兼采宋代图书之学的成果，可以说是冶象数义理于一炉。所以二人的易学基本代表了理学范畴中的易学研究的基本倾向。 宋代理学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产物，但三教融合，是以《易经》为理论基础的⑧，这是石公在这一部分强调“沟通儒道佛”，“儒道佛三教都奉为经典”的原因之一。揆诸史实，《易经》也确曾被三教奉为经典，儒家自不必说，孔子及其弟子做《易传》，透过《周易》讲天人(天命)之学，为后儒确立了典范。道教的始祖老子本来就是易学大家，道教在其理论建构中一直视《周易》为核心经典之一。至于佛教，三国时期就有和尚重视《周易》，中唐以后《周易》的思想也渐渐被佛教学者融入到佛学理论体系之中。石公是佛学大家，同时对于三教合流的历史进行过精深的研究⑨，对于宋儒的佛学研究也有过专门的研究和讨论⑩，所以石公讲理学，有佛道二教的参照，讲二教也有儒学的参照。这里石公举《周易禅解》为例。《周易禅解》是明末高僧智旭的一部冶佛易于一炉的力作。作者以禅解易，从佛法、观心等角度诠释《周易》文本，禅易互证，禅易互发，颇有创意。 在这一段中，石公提到“看相算命也奉(为)经典”的问题，显然是指《火珠林》、《梅花易数》等类著作。前者借用西汉易学家京房的纳甲说讲筮占，托名麻衣道者。后者托名邵雍，实则只是借用了邵雍易学中的一些资源而已。 第九段话是讲《周易》传到欧洲后对欧洲近代哲学，尤其是对莱布尼兹的影响(提纲中的8)。《周易》于17世纪经由来华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传入欧洲，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700年代，深得康熙赏识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把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方位图传入欧洲。当时德国的著名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看到这些图后十分震惊。透过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古老图式的研究，莱布尼兹更加坚信自己已经发现的二进位制有其合理性，于是他撰写发表了《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re，quise sent des seuls caracteres 0 et 1，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lilite，et sur ce quelle dcnne le sens des aneiennes figures chinoises Fchy)(11)。仅从论文的题目便不难看出《周易》的这些图式对莱布尼兹的影响。由于对这些图式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化的钦慕，莱布尼兹对康熙皇帝也十分尊崇。而由于莱布尼兹在欧洲世界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了《周易》在欧洲的影响。 第十段讲的是《周易》与近代科学的关系(提纲中的9)。严格说来，《周易》与近代科学的产生、发展并无关系。《周易》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仅仅表现在有不少学者用近代科学的成果解释(附会)《周易》。而这种解释之所以可能，乃是由于《周易》自身的符号系统极具解释的空间。例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排列有其内在的结构，便于人们从数理逻辑的视角演绎其规律。易学史上的一些易图，如太极图负阴抱阳，便于人们联想起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12)。而六十四卦，64这个数字本身，也很容易让一些粗通生物遗传学的易学爱好者把64个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对应起来加以考察。 石公在此提出相关问题，目的可能是为了澄清《周易》与近代科学的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传统易学，尤其是其中的象数易学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十分紧密。可以说象数易学就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象数易学与它的关系应该怎样认识，很值得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从人体科学、量子力学，以及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研究《周易》蔚然成风。但多属附会，有质量、有见解的成果很少。石公提倡科学的研究，所以特别举出焦循和沈有鼎为例。焦循系清代著名易学家，著有《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等。焦循精通天文历算之学，受近代西方数学的影响很大(13)，其易学研究追求严格性、规范性和内在逻辑性，方法自觉的意识十分明显。沈有鼎是现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1936年沈先生在《哲学评论》上发表《周易卦序分析》一文，“用八卦讲逻辑”，该文虽然连标点在内不足200字，但影响十分之大。 焦循、沈有鼎等学者的易学研究都是试图揭示《周易》的内在逻辑，因而都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石公写这段话的目的也正在于呼吁人们端正易学研究的态度，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探寻《周易》对近现代科学可能具有的启示意义。石公说： 我们可以从《易经》的象数及卦爻辞中得到启发和启示，但绝不是最后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是来自《易经》。像莱布尼兹的“二进制”，首先他是一个数学家，从数理的角度上发现了二进制，并不是像有人宣传的那样，他因为看到了《易经》才创立了二进制。一个启发与启示与达到的成果有很大的区别，就像看鸟飞鱼游与造出飞机潜艇就有很大的差距，但现在有人把这些易理的启迪当成了科学。科学的“述”与“作”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以“作”为“述”，何况有些东西连“述”的程度还大大不够。有人把现代的研究成果强加于古人，强加于《易经》。目前由民族虚无主义又走到了盲目崇拜过去了，因此我们应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周易》，由于人们缺乏现代科学训练，因而大加赞扬《周易》，这样容易走偏。(14) 应该说石公的观点是十分中肯的，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 最后一段是立足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审视《周易》的价值，及研究《周易》与中国哲学应遵循的原则等(提纲中的10)。在这里石公提出了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1)《周易》这部书内容丰富，影响面广，贯串着全部中国哲学史。 (2)要搞清楚它的思想的演变规律、纵的和横的联系是怎样的。 (3)要注重易学哲学史的研究。 (4)要对易学及中国哲学演变的规律作出科学的总结，找出可以吸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期对于批判继承古今中外的哲学遗产有所借鉴，以期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所启发，以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提高中国哲学的影响。 (5)在研究方法上要分别本义与衍义，搞清楚衍的来源及衍的时代背景。要用分析的眼光，要同情地理解古人。 上述五方面问题，都是易学和中国哲学研究中非常本质，非常核心的问题。如第一点是涉及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整体反思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学科创建于上世纪之初，受西方哲学框架体系的影响颇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点。其结果是对于中国哲学立足于经学讲哲学的特点认识不足，导致真正属于哲学史料的材料如易学文献被忽视等。朱伯崑先生的四卷本《易学哲学史》正是为了弥补上述不足。石公在这里把《周易》提高到“贯穿着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来认识，也正是基于对中国哲学史的全面理解，和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需要。与第一点相关的是第三点：“要注重易学哲学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然成为老一辈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们的共识。如冯友兰先生在临终前也曾语重心长地警示后人：“要注意《周易》哲学!”(15)很可惜，前辈学者的呼吁，尚未引起后辈学者的重视! 总之，石公的《易学哲学史纲》这篇遗文，内涵极丰富，思路极清晰，提出的问题极富启发意义。但非常遗憾的是，石公虽然一生深研《周易》，却慎言《周易》，留下的相关资料很少。原因是什么？1987年8月石公曾对来访的刘大均先生说： 《周易》有天道，又有人道，但文字难懂。王国维、梁启超说《易传》可以看看，言外之意是《易经》经文不好懂；胡适开了“国学必读”，但无《易经》，梁启超批评说，可能是他胡适也不懂；陈独秀对《易经》不表态。(16) 石公之“慎”与这些国学大家们的谨慎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慎”概括为一句话当为：研《易》当深入，言《易》需谨慎!不过，从石公的对《周易》影响之广、之久、之杂，注释之多，分量之重的基本认识不难看出，在石公的理解中，研究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周易》是绕不过，也不应该绕过，且必须重视的一部经典。 石峻先生手稿图
标签：易经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易经六十四卦论文; 哲学史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周易禅解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玄学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