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进路、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的学术制高点上的思考（专题讨论）——4.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方法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制高点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最近关于列宁“伯尔尼笔记”的研究过程中①，为了反对苏联学者对列宁哲学思想实验的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预设，我第一次公开采用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即文本学解读的空间化和立体化拟现和重新建构。我将其命名为思想构境论。
在我的新的方法的研究情境中，列宁这一重要的思想实验呈现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功能性变换的逻辑空间。但是，这种逻辑空间并不是列宁直接据有的，而是由我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思想之境。请注意，这里有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思想的转变：过去的文本学研究无论如何意识到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历史间距性，可最终总会将文本研究者自己的认识结果，视为他所看到的客观的对象性意义场的映现。而在我这里，离开原作者所呈现的当下文本语境，恰恰是文本研究者建立的，此时，当下文本意义场的打开始终是此岸的。我们是绝不可能复原原初文本语境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反对简单反映论的。当我们在研究中指认诸如“马克思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除去复述文字，任何一种表意都是重新建构的新的“我性”思想之境。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是一种无意识的重建，因为我们总会把这种重新建构起来的思想情境说成是文本的客观意义。这在阿尔都塞那里叫“无罪的阅读”。在即将出版的我的《回到列宁》②一书中，我试图进行一种研究方法论上的改变，即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逻辑情境构架。相对于我过去的研究，我将实现一个从字句解义到把捉隐性话语逻辑、从诠释学语境中的文本解读到重构思想情境的转变。我觉得，这将是对传统文本学解读的一个重要超越，或可称之为后文本学的思考。③
这种方法，其实是我的构境存在论在文本解读中的表现。因为构境存在论是我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种哲学观念。要完整地说明和确证它的理论平台和逻辑结构，将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这是我未来自己哲学叙事的基本方式。我会专门讨论它。在这里，我只能在文本解读的层面上，一般地映射我的这种新的思考方式——暂且把它叫做文本构境理论吧。
我以为，任何一种理论学术思想的本质都不是一个凝固的逻辑构架（如同牛顿的实体性的时空构架），而是一种在复杂的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的学术思想场境的历史性建构。这种思想构境其实是非范式的，甚至没有死去或石化了的具体的概念框架，而是一种功能性的提问和思考，常常表现为一个易碎的、随时重构的问题追问和暂时性的立场支点。学术思想场境的建构，通常由思考主体依据手头的自觉的基本理论范式和逻辑回路，在运思中直接激活后，当下运作起来，但主体自身无意识的不同逻辑射线和怀疑性问题，却是思想构境的真正驱动力。
在我最近的认识中，理论逻辑场境又分为下述两种：思想者面对思想史平台进入经典文本内部，以生成不同历史语境的神交构境；直面世界的独创性思考之境。前者，套用冯友兰的话就叫“照着说”，由于任何面对文本的过程都不可能达及与原思想语境的完全重合，所以“照着说”也总是一种历史性的重新成像和意义构境；而后者，又有些接近冯友兰命名为“接着说”的思想情境，也就是作为思想家说自己的话，生成原生学术思想境。关于第二方面的生产性构境理论以后可以专门讨论，此处，我们将思考点聚集于文本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方面，即传统解释学语境中文本解读的不同历史视域之融合问题。我现在认为，其实根本不存在视域融合之类的事情。两种视域或观点的相交相融是一个幻觉，因为在任何一种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新旧视域的接合问题。其真相是，所谓历史性的视域（作者与文本的原初意义场），始终是由读者激活已经死去的文本和文字而重新建构的。这种历史冒牌货和假想性替代物的本质，只能是立足于今天的意义情境。这是由于，文本解读中真正在场的事件，总是读者依据可进入的文本语义层重新建构起来的意义情境。
为此，我可以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即我的《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在国内学术界的遭遇。我已经说过，这本书的思考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写作完成于1998年。当交由出版社时，它已开始生成为对象性文本。对于我本人来说，此时此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观点都已经被锁死，我只能在一校样中作些观点修改；在二校时，就只能改动文字；三校时，连文字也都被锁死。当我第一次拿到《回到马克思》样书时，它已经成为了历史性文本。作为此书作者的我固然还活着（存在着），可是，我与《回到马克思》的关系立即开始有“意思”起来。我突然发现，自己与这本花了十年写作时间的近五十万字的物化思想体处于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关系情境之中。不少重要的段落，只有当我认真读进去的时候，由文字与句段构成的理论观点才被重新激活，自己当初的思考问题域才得以重建，当时的思想情境才能抵达。即使如此，我仍发现这种重现常会出现细微的偏差。这也就是说，连我这个文本作者都很难完全还原于原初文本语境，就更不要说，一种他性文本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阻隔之下、特别是在另一种语言文字系统中将遭遇的情形。④阅读者想使自己达及作者文本建构时的原初性，这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之所以说文本原初语境还原的不可能性，还有几个重要原因：首先，是我发表时呈现的文本情况与自己写作完成时的文本情况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删除了一些对马克思进行批评性反思的语句；二是为了使国内学者能够理解我在思考进程中提出的问题和理论意义，我改变了原来大量使用的生僻概念和我自造的东西。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写作中也有体现。青年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书时，正值当时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令”中有一条款规定：凡文字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籍免检。而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部分大部头文本中，有相当多的文字并非他们的理论本意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修改自己的文本时进行过大量的删除，其中有不少并非是他们觉得文字表达有误。删除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政治限制；二是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关系（比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赫斯，当时也在参与此书的写作）。显然，文本中删除的不等于是错误的或是无价值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留下了大量未能发表的、或者中途放弃的笔记和手稿。著名的MEGA2第四部分主要就收录了这些笔记。这些文本的语境与作者真实的思想场境显然会更近一些。关于马克思文本的三种类型及其相互关系，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导言中已经有具体而明确的说明⑤，此不赘述。
其次，在方法论上，我在了解到后现代文本学观念的前提下，仍然坚持了这种在现代性哲学解释学语境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这是一种重要的写作策略，我得让大多数中国读者能接受。在《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第二章中，因为研究对象阿尔都塞的文本学方法——“症候阅读法”仍然是现代性的逻辑基底，所以我不得不专门将一篇评述晚期巴特的后现代文本学思想文章作为附文，以凸显一种新的理论参照系。⑥当然也因此，我在书中很多论述中都没有下绝对的结论，而是将更多的努力放在了为马克思的思想寻求一种走向当时的开放端口。可惜的是，理论如果不彻底，必然会产生逻辑立场上的含糊不清。这使我当时这一思考场景的复现和重新构境变得尤为困难。
有了上述的说明，他人遭遇《回到马克思》时会出现种种有意思的阅读，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先是我的老师辈因为此书中提出了大量不同于他们传统认识的观念和方法而表示了不满，甚至有的老先生当着我的面说：“为什么要说‘语境’呢？而不用大家都懂的‘背景’呢？”包括我的老师孙伯
先生，他对我的那些“历史现象学”、“复调话语”一类的东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显然，老师们有他们自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写理论情境，但是，需要永远用这种逻辑尺度来衡量以后发生的历史情境吗？这是一种从过去对现在的重新构境。其次，一些站在当代理论前沿的学者提出了疑问：与“回到”历史的马克思相对立的，是今天的马克思。他们并不知道，我的所谓“回到”，不过是一个前期的清场过程，目的恰恰是为了让马克思更开放地走向当代。显然，在他们的理论讨论域中，我的思考情境没有得到基本的拟现。再次，有些主观意识很厉害的人，甚至连书都没有读个大概，就开始用自己暴力式的理论构架，简单地把《回到马克思》座架到批判罗网中。这是另一种低层次的理论法西斯主义。⑦最后，我已经注意到一些学者对《回到马克思》作了深入解读和批评⑧，但很容易发现，这些解读无一不是将《回到马克思》中的某一种观点或语境编织进自己的话语链之中，他们所再现的东西，大多是重新建构和诠释的文本思想。尽管如此，这些应当说是十分有益的讨论。
文本作者还在世，同一文化语言情境中的人们面对其文本的基本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如果是面对另一种文字语言系统中的文本呢？解读已经是构境，而并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这是我新得出的看法。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对文本解读的看法接近于巴特晚期的后现代文本观，亦即立足于阅读者的生产性文本观。当然，我没有掉进互文性那种相对主义的陷阱之中。
如果用我这里的构境论观点来理解，传统文本解读的进程又可以细化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符号文本层解释；二是互动性的意义场的理解；三是生产性的思想构境。我已经发现，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对文本学研究方法的说明过于简单，这使人们对其理解较容易产生他性的意义附着。这里当然有我的责任。
首先，符号文本层解释是文本解读的初级层面。这是一般人经过努力都能达及的读书理解水平。这主要是指，文本阅读过程只是以弄清文字语句的基本含义为限，而不能透过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直接意思，达及更深的意义语境。提出这个文本学的层面，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普通人和一般学生在读书进程中，很难进入到一种对经典文本深层意义的理解之中。因此我觉得，即使是传统的解释学问题，对于非学术化的读者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其次，文本解读的第二层面，是理想性的互动意义场，这是基本上与传统的解释学平行的阅读理解过程。这是胡塞尔之后西方文本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例如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的哲学解释学和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语境中的“有罪的阅读”。这种对文本的解读基本上属于现代性的文本理解方式，因为这种解读仍然是二元分立的认知构架，其中死去的文本与活着的读者处在一个不平等的逻辑关系之中。
最后，是我主张的生产性思想构境论。在这里，最重要的实质是：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其实，文本学的真正基础是“关系本体论”。说彻底一些，我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了读者的文本，因此在文本学中，文本与读者的二元分立是虚假的，真正存在的是进入读者视域的文本被重新激活的解读过程，这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客观上始终是以读者为上，真相是人们总将自己的诠释指认为文本的原初语境罢了。文本诠释时唯一发生的，是读者让文本进行当下性的言说的结果，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此时，人们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以自己的理论逻辑建构出某种特定的理解之境，只是人们将这种“我性”的理解重构误认为文本的原初语境罢了。这种思想构境的生成，甚至无意识地表现在历来注重史料客观性的文献学研究中。⑨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思想构境将是后现代文本生产的真正本质，因为这是在打破了神性原初文本观后的一种文本真实。从2000年开始⑩，我已经在自己的文本写作中自觉区分了文本的不同构境层，即对象文本理路、我性诠释理路和互文性文本参照理路的共在。我都用不同印刷字型在文本生产中将其明显标识了。这同样也是一种文本生产中的革命。
注释：
①这一研究是由我主持的“十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部分。本文是此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我的这本新书的全名为：《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
③自从20世纪末我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首先创立文本学解读方法之后，我特别高兴地看到许多青年学者不断加入到这一个方法论变革的实践中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文本深度解读方面出现了大批可喜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也有极少数人在不注明出处的情况下非法挪用“文本学”一语，将其变为一种没有实际解读实践的形而上学空谈。更有甚者，还将解释学语境中的文本解读，混同于版本考证式的文献学或“文本发生学”。
④我的一位朋友是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的专家，当她听说我们的文本研究常常会以中译本为基本文本时，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说：“翻译过来的东西，难道能做研究吗？”我觉得，自己被狠狠地鄙视了。不过，在我的新构境理论中，这种鄙视有可能被化解掉，因为现代性的基础主义还原的旨趣，已经被重新构境的生产性创造顶替了。
⑤有一篇文章竟然说，以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删除的东西”和“他们不愿意发表的手稿”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是不合法的。这显然是过于简单的无反思独断。此文作者还不知道什么叫文本学研究。参见《浙江社会科学》，2005(2)。
⑥参见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种对阿尔都塞的文本学解读》，第二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⑦有人甚至写了一整本书《回到整体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4）来谩骂式地批判我的这一文本。其中，除去思想史上的武断的推论，就是标榜自己的绝对正确。这些人没有想过，在21世纪的今天，谁给了他们操持这种理论唯我论和思想帝国主义的权力？其实，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都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都只能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持有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大家都是相互平等地交流和商榷，目的是共同创造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理论学术环境，共同创造民族精神和文化腾飞的明天。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自以为是的人要读懂《回到马克思》中的基本理论逻辑，恐怕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⑧参见王金福：《南京社会科学》，1999(10)；颜严：《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2)；胡大平：《人文杂志》，2005(5、6)。
⑨例如，德国马克思学学者陶伯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整理中所谓“价值中立”背后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参见《学术月刊》2007年1月号发表的张一兵、夏凡的相关论文。
⑩参见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