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_法律论文

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证券市场论文,经验论文,环境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决定无疑会对我国现有的法律环境产生深远影响。法律的实质在于规范，良好的法律环境对于保证审计质量、减少审计失误、保护审计人员、为审计本身提供可信性等有积极作用[1]。审计环境反映了审计根本属性，决定着审计供给，是整个审计体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具有联结理论与实践的功能[1]。法律环境是审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度环境[2]，法律环境的变化会引起审计环境的变化，进而对审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银广夏、安然等一系列审计失败案件更是凸显了法律环境对一个地区审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自证券市场建立以来，我国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来加强对审计师执业法律环境的建设[3]。那么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对审计供给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具体地说，面对我国法律环境的变化，事务所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呢？现有关于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影响的实证研究多是从审计收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意见购买等视角进行分析，鲜有从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的，本文试图提供这方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将从事务所审计人员配置与审计意见的角度研究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检验我国法律环境的改善是否会显著影响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及审计意见。

      具体来说，本文以2003～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从审计师工作经验的视角，考察法律环境对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行为的影响①。为了降低不同事务所之间审计师规模的差异，本文借鉴Ke等的做法，对同一事务所的审计师按照工作年限进行排序打分，每一名审计师的得分范围为0～100[4-5]。在我国，审计报告必须由两名审计师签字，我们取两名签字审计师的平均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审计师的工作经验越丰富。其次，本文从审计意见的视角考察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发现，法律环境越好的地方，事务所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并非越高。最后，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在大规模事务所中更为显著。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以往研究从审计收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意见购买等视角研究了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本文将这一影响进一步拓展到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审计资源的投入通常不为外界所了解，审计效率也无从观察。审计师的工作经验与审计资源投入及审计效率相联系，而且可以被外界观察到。本文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不同法律环境下事务所的审计资源配置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2)本文为大规模事务所强化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促进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但是实证检验后发现大所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提高。于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开始深入反思“规模—质量”正向关联的环境前提。本文的研究表明，法律环境是“规模—质量”正向关联的重要环境前提，这说明我国政府在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同时，应当加强审计师行业执业法律环境建设。(3)本文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由于缺乏高质量审计供给，法律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质量可能更差。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这些地区企业与事务所的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二、文献回顾

      法律环境可以为审计创造一个好的执业环境[1]，好的执业环境可以提高审计师的审计技能与独立性，还会影响审计师的执业理念，直至提高审计供给质量[5]。审计意见是体现审计供给特征的重要变量，因为其不仅受到客户经营状况、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以及独立性的影响，还受到法律环境的重要影响[6]。通过分析我国审计准则中历次关于审计意见规定的修改以及事务所的应对策略发现，随着审计准则中关于审计意见规定的完善，事务所表现出更高的谨慎性，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7]。法律环境还会影响审计供求，良好的法律环境通过“规范供给，引导需求”，形成高质量审计供给市场、高质量审计需求市场相对应的均衡关系，促进审计行业的健康发展。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更高，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的动机也更强烈，审计意见购买现象显著减少[8]。同时，法律环境制约着审计模式的建立与调整[1]。审计模式一般意义上可以定义为若干审计特征的集合，而且是具有一定性质和组合形式的集合，它的生成和变换会受到法律环境变化的重大影响。法律环境的变化使得旧的审计模式由无组织到有组织地被新的审计模式所替代。新的法律环境要求以降低信息风险为审计目标、不断扩展审计领域、开展网络审计、采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此外，好的法律环境可以加大事务所的诉讼风险，使得事务所利益与社会利益高度相容，降低审计师的道德风险。对社会公众而言，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的行为是不可观测的。因此，审计师在审计中存在着“偷懒”的动机，出现了道德风险。如审计师省略必要审计程序以减少审计成本，允许企业管理当局违反会计核算与披露规则以争取新客户或维持现有客户等。审计师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审计师发现或报告重大错报的可能性降低，最终降低了审计供给质量[9]。而法律环境的完善加大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进而抑制了审计师的道德风险行为。Simunic和Dan认为，法律环境的改善增加了审计失败被发现的概率以及惩罚力度，提高了审计风险给审计师带来的损失。因此，审计师会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应对法律环境的变化与审计风险的提高。一方面，审计师可能加大审计投入避免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审计师可能提高审计收费来弥补审计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这两种行为的最终后果都会带来审计收费的提高[10]。在中国，法律环境越好的地方，审计风险越高，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也越高。另外，由于小所审计失败的概率更高，法律环境越好的地方，小所的法律成本越高，同时小所还会加大审计投入来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两者的力量都会提高小所的审计收费，最终使得大所相对小所的审计收费溢价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消失了[3]。法律环境也会影响审计目标的确立与变化。好的法律环境更加强调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者是审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审计目标自然要满足投资者的需要[2]。

      虽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鲜有文献从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审计师个人信息获取的难度较大，但是我国签字审计师信息披露制度的颁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审计师作为审计供给主体，其特征差异将会对审计质量产生重要影响，而事务所在不同法律环境中对不同特征审计师的配置更能体现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因此，本文拟从审计师配置与审计意见的视角研究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法律环境对审计师而言，主要是指一个区域(或国家)内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面临的市场秩序、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等监管制度，它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8]。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不存在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法律体系，关于会计审计欺诈的诉讼直到2001年也没有得到执行。此时，针对审计失败的处罚仅仅是行政处罚，例如公共谴责、警告、罚金、暂停执业[9]，被诉讼或者是受到法院判决的审计师几乎没有[10]。关于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基础法律框架本身就存在问题，民法没有对审计师责任进行持续的定义，对于赔偿规则的设计也是含糊不清，对于集体诉讼存在着抵制[11]。直到1996年，我国才开始进行法律环境改革，在这期间出台了《证券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但是直到2001年，伴随着一系列审计失败案件的出现，这些法规才得到执行。2001年左右，一系列财务丑闻如中天勤、世纪星源、银广夏等曝光，但是这些企业都没有收到非标意见审计报告。与先危机后法律理论相一致(crash-then-law)[12]，我国政府开始致力于法律环境的改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接受关于会计审计欺诈的诉讼案件，2002年、2003年又相继对这些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2006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湖北蓝田案判决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该案是我国第一例判决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13]。同年，我国全面发布48项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执业行为规范、执业检查处罚及执业信息披露规则，同时还引入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颁布。这些法律法规都强调了审计师的民事责任和诉讼风险。

      根据诉讼成本假说，法律环境会直接影响事务所的审计供给行为。法律环境越完善，审计失败被发现的概率越高，受到惩罚以及进行损失赔偿的可能性与严重性越高，事务所承担的法律成本越高，进而导致事务所产生巨大损失。从事务所审计师配置方面来看，事务所可能为了避免或降低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向法律环境好的地方配置更有经验的审计师。行为审计研究表明，审计师工作经验影响审计师判断的准确性。当审计人员做出判断时，他们需要从记忆中搜集与本次审计相关的必要信息[14]，而判断的准确性取决于有多少与本次审计任务相关的可供选择的匹配信息[15]。由于有经验的审计师拥有庞大而复杂的信息储备，他们可以在决策中使用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形成更准确的判断。此外，这些信息储备为他们理解特定风险领域的信息提供了参考，进而影响审计师对特定风险领域任务的选择、理解和反应[16]。工作经验也会影响审计师对审计线索的选择，有经验的审计师拥有丰富的知识结构，这使得他们能够识别特定信息中暗含的线索，进而形成自己的判断[17]。因此，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帮助审计师进行更精确的判断，进而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供给。在我国，审计报告通常由两名审计师签字，签字审计师指导、监督整个审计组成员并对审计过程中做出的关于重大事项的判断负责。项目组的表现受到签字审计师工作经验的显著影响[18]。有经验的签字审计师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指导和监督下属的工作，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提高审计团队绩效。Pratt和Jiambalvo、Steven和Jerry通过研究中国签字审计师工作经验与审计收费、审计质量的关系发现，经验丰富的审计师获得了个人审计收费溢价，这是因为经验丰富的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更高，这为他们赢得了更高的审计收费[19-20]。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审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审计需求，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应运而生。与传统审计模式不同的是，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审计理念与审计技术方法上要求将更多、更好的审计资源配置到高风险的审计领域，以降低审计风险。尤其是项目数量众多的事务所，往往会产生审计师与审计项目的矛盾。对于高风险的审计项目，事务所会委派具有丰富经验的审计师。因此，考虑到诉讼风险、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战略要求以及审计资源的稀缺性，事务所会向法律环境好的地方配置更有经验的审计师。从审计意见方面来看，审计意见是体现审计供给特征的重要变量，因为其不仅受到客户经营状况、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以及独立性的影响，还受到法律环境的重要影响[7]。法律环境越完善，事务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越高，事务所在业务质量控制上越严格，事务所及其人员更能遵守职业准则和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更能出具适合具体情况的审计报告。经验表明，由于与客户“合谋”导致的审计失败使得事务所陷于诉讼和声誉下降等带来的无形损失难以估算和无法弥补。因此，法律环境越好，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越高。在出具审计报告时，相应的内部质量控制复核更严格，事务所对于客户盈余管理的容忍度更低，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门槛也更低。由此可见，较好的法律环境会带来较好的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较好的内部质量控制可以提高事务所及其人员发现并报告错报的可能性，最终体现为事务所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此外，审计意见也是事务所降低自身面临的诉讼风险的重要手段。通过对高风险客户发表非标审计意见，可以降低事后事务所遭受惩罚以及进行损失赔偿的风险。因此，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和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律环境越好的地方，事务所配置的审计师越有经验；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律环境越好的地方，事务所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选取2003～2013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选取2003年是因为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一规定的颁布标志着投资者对审计师发起诉讼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成为可能。另外2003年之前的企业信息缺失值较多。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险业公司、ST、*ST、PT公司、审计人员信息缺失以及财务信息缺失的公司。本文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审计人员工作经验信息来自中注协网站和财务报告并手工搜集整理，法律环境数据来自王小鲁等编制的数据[21]。考虑到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此外，为了克服序列相关与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在所有的回归中按照公司代码进行了聚类处理(cluster(id))。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借鉴KE等的研究[5]，本文构建了以下两个回归分析模型分别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其中模型(1)检验法律环境对审计资源配置的影响，模型(2)检验法律环境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具体如下：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审计师工作经验(EXPERIENCE)与审计意见(OPINION)。其中EXPERIENCE指审计报告中两名签字审计师的平均工作经验。我们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获取签字审计师的姓名，然后进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查阅每一名签字审计师至第t年的工作年限，并按照工作年限长短对同一事务所内所有签字审计师进行排序，工作年限越长的审计师排名越靠前。为了克服不同事务所之间审计师规模差异的影响，我们对该指标利用当年事务所的签字审计师总人数进行了平滑处理。最后计算出每名签字审计师的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工作经验越丰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年报必须由两名审计师签字，因此，本文取两名签字审计师的平均得分作为该公司审计师工作经验的替代变量，取值范围为0～100。

      

      2.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法律环境采用的是企业经营法制环境指数[21]，在文中为LAW，该变量为0-1变量。借鉴王鹏、周黎安的研究，当各地经营法制环境指数高于全部样本的平均值时取1，否则取0。他们认为这种算法可以避免计算误差[22]。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引入了事务所规模(BIG10)与法律环境(Law)的交互项(bl10)。BIG10为中注协每年公布的百强排名，当事务所排名前十时取1，否则取0。

      3.控制变量

      SIZE代表企业规模，取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代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OSS为损失变量，当企业当年的净利润小于0时取1，否则取0。ROE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CURRENT代表企业的流动比率。ARINV为企业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衡量审计业务的复杂度。SOE代表企业的产权性质，当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家或相关政府部门时取1，否则取0。CFO为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上期的总资产。MB代表企业的市账比，等于股权的市值除以股权的账面价值。LOP代表企业上期的审计意见，如果上期审计意见为非标，则取1，否则取0。BH表示企业发行A股的同时，也发行B股或H股，若同时发行B股或H股，则取1，否则取0。SEO表示企业是否存在再融资需求，如果存在取1，否则取0。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样本公司数据资料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EXPERIENCE的均值为86.395，但是不同签字审计师的工作经验差距非常大。其中p75为93.732，而p25仅有82.692，这说明了事务所中审计师的工作经验是参差不齐的，而且差距很大。这与Gul和Wu等对个人审计师特征与审计质量的描述一致[23]。由于审计师工作经验差异会显著影响审计质量，且工作经验丰富的审计师比较稀缺。因此，审计师的配置更能体现出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法律环境变量LAW的均值为0.4，标准差为0.49，说明我国只有40%的地区法律环境相对较好，这说明总体来讲，我国各地法律环境仍然有待提高，但不同地区之间法律环境的较大差异为我们研究不同法律环境下的审计供给行为提供了便利。“十大”的审计比例达到了32.6%，与“四大”的市场份额差距逐渐缩小，表明由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产生了积极效应，这与陈艳萍等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竞争态势的描述相一致[14]。关于审计意见，OPINION为非标的企业仅占4%，这说明我国事务所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普遍较低，审计质量总体偏低[26]。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见表3)。从表3可以发现，法律环境LAW与审计师工作经验EXPERIENCE显著正相关，说明法律环境越好的地方，事务所配置的审计师工作经验越丰富。法律环境LAW与非标审计意见负相关，说明法律环境越好的地方，企业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低。法律环境LAW与BIG10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十大”的市场份额更高。“十大”BIG10与审计师工作经验EXPERIENCE正相关，这说明“十大”的审计师工作经验更丰富。“十大”BIG10与非标审计意见OPINION显著负相关，说明“十大”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较低。从控制变量中可以发现，国有企业选择“十大”的可能性更低，国企的审计师经验相对更少，国企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更低。

      

      

      

      (三)单变量分析

      表4是单变量分析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在法律环境较好地区，EXPERIENCE、OPINION与BIG10的均值分别为87.99、0.02、0.42，中位数分别是0.00、90.76、0.00。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EXPERIENCE、OPINION与BIG10的均值分别为86.03、0.04、0.27，中位数分别是0.00、88.78、0.00。均值t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都表明，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审计师的经验也显著高于法律环境差的地区，法律环境好的地区企业得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更低。法律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选择“十大”进行审计的比例显著高于法律环境差的地区。所有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除了再融资需求、企业现金流量充足程度的差异不显著之外，其他的控制变量在两组中均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单变量分析并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下面还需要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四)多元回归分析

      表5是基于全样本考察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影响的回归结果。首先，从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方面来看，事务所向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分配了更有经验的审计师，验证了假设H1。这说明，法律环境越好的地区，事务所因审计失败而遭受诉讼以及进行损失赔偿的可能性越高，相应的审计风险也越高。为了降低法律风险，事务所会向法律环境好的地区配置更优秀的审计资源，以提高审计质量。而经验丰富的审计师更能提供高质量审计供给。这一结论无论在大规模事务所还是小规模事务所中都成立。因此，假设H[，1]验证了所有事务所都存在着向法律环境好的地区配置更好的审计资源的动机，这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其次，从审计意见方面来看，法律环境好的地区，事务所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并不显著更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审计市场主要是由政府管制形成，市场的各项制度安排不仅不会诱发高质量的审计，还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能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的只有法律责任，而我国低风险的法律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总体偏低[24]。这也可能是因为不同事务所对法律环境的敏感度不同，将所有的事务所纳入同一样本中进行研究可能忽视了不同规模事务所之间审计供给行为的差异，进而影响最终的结果。因此，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区分不同规模事务所，考察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从控制变量来看，规模越大、现金流越充足、市账比越高、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企业越可能选择“十大”进行审计。资产负债率越高、国有企业、存在再融资需求的企业聘用“十大”的可能性更低。企业规模越大、现金流量越充足、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存在再融资需求的企业，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发生亏损的企业、上期审计意见为非标的企业本期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高。这些与之前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六、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法律环境、事务所规模与审计供给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那么，在大规模事务所中，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正向影响是否更为显著呢？声誉理论认为，大规模事务所拥有更昂贵的声誉，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供给。因为相比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拥有更多的客户“准租”，当被发现欺诈时，将损失更多的客户。因此，大规模事务所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供给[25]。“深口袋”理论认为，大规模事务所相比于小规模事务所拥有更多的财富。当发生诉讼时，大所的赔付能力更强，会被索取更多的赔偿。因此，大规模事务所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供给，以避免被起诉[26]。在较好的法律环境中，审计失败被发现以及被惩罚的可能性及严重性更高，审计师承担的诉讼风险更高。根据“声誉理论”与“深口袋”理论，大所会因为审计失败而失去更多的潜在“准租”，还需更高的诉讼赔偿金额，这使得其更不可能为了单个客户而牺牲独立性，提供高质量审计供给的可能性更高。本文认为，考虑到法律环境的潜在风险，大所在进行审计师配置的时候，会向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分配更有经验的审计师，以降低诉讼风险。同时，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大所的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会更加谨慎，与客户“合谋”的概率更低，以避免审计失败导致的诉讼风险。因此，相比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大所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高。基于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事务所规模与法律环境的交互项对审计供给的影响。

      

      如表6所示，法律环境与事务所规模的交互项(bl10)无论在审计资源配置方面还是审计意见方面都显著为正。这说明事务所规模强化了法律环境对高质量审计供给的促进效应。大所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配置了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且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这与“声誉理论”与“深口袋”理论的结论相符。说明法律环境对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行为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考虑到较高的法律风险会带来较多潜在“准租”的丢失以及较高的损失赔偿，大所强化了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促进效应。这也是在全样本审计意见回归结果中总体审计意见表现并不显著的原因，验证了我国事务所审计质量总体偏低的观点[27]。同时，这也说明大规模事务所存在着“相机”提供高质量审计供给的行为。一般来讲，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信息不对称更严重，投资者保护更不健全，客户经营风险更高，应该向这些地区配置更有经验的审计师，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供给。但是，“十大”却向这些地区分配了经验更少的审计师，这与其一直宣称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提供标准统一的审计服务”理念相悖。由此可见，与客户经营风险相比，法律风险更能影响审计供给。

      (二)稳健性分析

      在大规模事务所样本中，可能存在着由于审计师自选择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对该问题进行控制[28]。在第一阶段，先构建审计师选择的Probit模型。模型(3)中的自变量，分别是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流动比率CURRENT、速动比率QUICK、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周转率ATURN、企业当年是否亏损LOSS、行业与年度变量。然后，运用以上的Probit估计模型，对模型(3)进行预测，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系数(lambda)。在第二阶段，将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系数(lambda)加入到含有事务所规模与法律环境交互项的模型中，控制可能的样本选择偏误，解决内生性问题。

      

      Heckman两阶段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逆米尔斯比系数lambda在回归检验中结果非常显著，说明模型中存在一定的自选择偏误，两阶段回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控制。但是解释变量法律环境与“十大”的交乘项在考虑自选择之后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十大”配置了更有经验的审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高，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供给。原回归与Heckman两阶段回归结果都支持本文的假设，本文将法律环境变量按照连续变量进行处理，得到的结论不变(见表7)。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以往关于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影响的研究多是从审计收费、审计意见等视角进行分析的。本文利用我国特有的审计师个人信息数据，从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了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法律环境越好的地方，事务所配置的审计师越有经验，但是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并不显著更高。这说明我国事务所审计质量总体偏低。对所有事务所进行研究可能掩盖不同规模事务所之间审计供给行为的异质性，使得最终的结果包含噪音。于是，本文进一步区分事务所规模，考察事务所规模是否强化了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促进效应。结果发现，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十大”配置了更有经验的审计师，且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更高。审计意见由不显著变显著，说明对所有事务所进行研究确实掩盖了不同规模事务所应对法律环境变化的差异性，进而影响了最终结果，同时也说明事务所规模强化了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促进效应。

      本文的启示和研究意义：(1)法律环境的变化会引起审计环境的变化。而审计环境影响着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和由此确立的审计基本理论、审计规范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审计系统中的一切理论问题都是由审计环境展开的。在审计环境中，对审计目标起主要作用的是法律环境对审计的约束。由此可见，研究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不仅可以丰富有关审计环境的理论研究，还能够为提高审计质量、减少审计失误、保护审计人员、为审计本身提供可信性等提供经验支持。(2)事务所的行为通常不易被外界直接观察到，审计资源的投入通常也不为外界所了解，审计效率更是无从观察。审计师作为事务所最重要的资源，事务所对不同经验审计师的配置体现了其对法律环境变化的应对策略。因此，从审计师配置的视角研究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更能直接、有效的体现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3)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许多学者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但结果发现我国事务所在做大的同时并没有做强，大所的审计质量并未得到显著提高。这说明“规模—质量”正向关联存在着环境前提。本文的研究表明，法律环境是“规模—质量”正向关联的重要环境前提。本文的研究为支持我国政府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同时，加强法律环境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本文的研究表明，事务所存在着相机提供高质量审计供给的行为，这与其一直宣传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提供标准统一的审计服务”相悖。法律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质量可能更差。因此，事务所应该向其宣称的那样，提供统一标准的高质量审计供给。此外，监管部门更应该加大对法律环境较差地区企业与事务所的监管，并加强这些地区的法律环境建设与严格执法。文中审计师工作经验的计量可能存在如下局限性：如果审计师具有国外工作经验，或者审计师在事务所执业之前，有过在中注协、企业或相关单位从事审计工作的经历，这些均会影响审计师经验的计量。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未对上述因素予以考虑。

      ①关于审计师工作经验信息，本文是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获得签字审计师名单，然后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查阅签字审计师的工作年限获得。

      ②当模型中存在类别变量的时候，使用Sperman相关系数分析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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