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学科的研究方法论是研究一个学科的科学方法，它主要揭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质、基本规律、文化蕴含以及学术前沿等等，研究方法论以科学的方法为研究一个学科提供整体性思维和基本原则。
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必须掌握研究方法论。我们不能把思想的历史看成是历史上思想资料的简单罗列，也不能把传统的东西看成是已经逝去的东西，传统是过去的构成要素，同时又是现在的土壤和未来的因子，现在承续过去又连接未来，现在是过去的继承者，又是未来的开拓者，传统是现在的根源，未来是传统的信念，现在不能没有根源，也不能没有信念，于现在之中弘扬传统，展望未来，开拓出一条充满哲理的学术思路。作为贯穿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是已经发生过的思想进程，它影响了中国历史上漫长的社会历史阶段，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这种进程虽然成为历史了，但作为观念的东西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没有因为历史过程终结而逝去，它还在继续发生作用，其中积极的成果活生生地在现实社会中发生作用，消极的东西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对未来也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定位
研究一个学科，首先必须对它的科学性给以明确的定位，这是研究的前提。作为贯穿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它的学科定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相统一的，只有把中国政治思想史放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大背景下研究问题，才能确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科学地位。具体地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二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模式，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宗旨。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政治的内含，既包括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又包括对国家的治理，如“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注：《尚书·毕命》。），“掌其政治禁令”（注：《周礼·地官·遂人》。），“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注：贾谊：《新书·大政下》。）。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以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作为一门学科，是具备科学体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沃土中，具有思想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政治思想，而是与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政治，这是一个思想整体，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从整体上讲，是一个完善的学术系统，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这种完善的学术系统，在儒学经典《大学》中已经作了精辟论述，《大学》作为儒家纲领性的政治文献，在儒家学说中占有突出地位，二程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注：《遗书》卷第二上。）朱熹认为：“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程朱之言可备为一说。《大学》中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儒家所谓“八条目”，朱熹讲：“《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又讲：“《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认为《大学》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关于“八条目”的地位和实质，朱熹认为：“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问：‘《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认为“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产质是为了修身问题，可以归结为修身，这样“八条目”又可概括为人们常讲的“修、齐、治、平”，但核心还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三条，因为在中国的古代，家与国家密切相连的，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国是放大了的家，“齐家”包括在“治国”之中，成为治国的必然前提，正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注：《大学》。），认为齐家之后才能治国，讲“齐家”是为了“治国”，“齐家”是“治国”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把国称为国家，“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注：《尚书·立政》。）。明代赵南星在《大学正说》中提到“家国之所同”，《大学》也讲：“一家仁，一国兴仁”，“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所以，经过历史的筛选，思想的锻造，“修身、治国、平天下”三条作为核心条目得以发挥光大，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范畴。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系统进行深入研究，主要是揭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历史背景、社会作用、发展规律、思想联系、价值取向、文化底蕴、历史局限等问题。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模式
作为学科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学科规范化的集中体现，是对文化底蕴的价值认同，是一个学科的精髓。文化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按其价值取向产生、积累、形成和发展，逐步成为一种稳定的形态，这就是文化模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她所著《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模式”这个问题，她说：“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注：［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8页。）她把文化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其中一些文化特质被吸收，逐步走上规范化，另一些文化特质被排除，这种文化整合的过程形成了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模式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古代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自然的力量来决定收成好坏，人们寄希望于自然界，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奉为最高准则和理想目标，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又决定人际和谐和群体和谐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实现人际和谐，才能做到均平，不致于引起争斗，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长治久安。这样，以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经过文化整合过程，从而形成了基本的文化模式，这就是和谐文化模式。和谐文化模式注重和谐，以和谐为纽带，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全人类乃至人类与自然有序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构成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天人和谐，这是人类社会基本的三大和谐。
关于人际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中，称为“君子和而不同”（注：《论语·子路》。）、“人和”（注：《孟子·公孙丑下》。）。中国传统文化科学讲修身，主张人通过修身，实现理想的人格和完善的精神境界，在实现自身修养的基础上，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实现了人际关系和谐，就可以超越人际关系中狭隘的利益交换关系和急功近利倾向，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处在和谐、有序的关系之中，人际和谐不仅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三大和谐的基础。
关于群体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中，称为“同群”（注：《论语·微子》。）、“人能群”（注：《荀子·王制》。）。中国传统文化讲治国，主张通过治国实现群体和谐，群体和谐的含义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国家、社会对民负责，以民为本，把爱民、重民、富民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另一方面是指人生活在群体中，要树立群体意识，人对群体应有责任感、义务观念和奉献精神。一个人只有对群体作出贡献，才能获得群体的认同，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是很难在群体中立足的，是不能合群的，人不合群，整个群体就像一盘散沙，失去了凝聚力。所以说，群体和谐就是指这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个人与群体之间融入和谐的关系中，社会成员协调化，社会运行才能有序化。群体和谐是三大和谐的核心。
关于天人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中，称为“以和天人”（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统和天人”（注：柳宗元：《为王京兆皇帝即位礼毕贺表》。）。中国传统文化讲平天下，主张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天人和谐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人源于自然，人的理想目标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天人和谐的基本思想是讲，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源于古朴的自然再回归到自然的怀抱，与自然融合，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一种更为高级而完善的理想境界。天人和谐要求达到，人道不违天道，人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从而为人类造福，不能盲目地为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而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天人和谐是天下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无论是立足点，还是着眼点都超乎局部的利益。天人和谐必须以人类自身和谐为基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因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实现，是天下全人类的共同行为，天论是合理开发、利用地球上的资源，还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都是天下全人类的共同行为，需要人类的共同行动、齐心协力，这个问题，虽然在中国古代还没有清晰的表述出来，但是平天下的哲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已经盈育着这种思想的萌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和谐是三大和谐的最高理想境界。
在人类社会的三大和谐中，通过修身实现人际和谐，这是三大和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治国实现群体和谐，这是三大和谐的核心，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这是三大和谐的最高境界，和谐文化模式是人类社会三大和谐的凝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文化模式，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模式，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模式经过文化整合而规范化，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模式，概括为和谐文化模式，和谐文化模式是这一学科的精髓。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宗旨
作为一个学科的学术宗旨是指这个学科的历史使命，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宗旨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它概括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树立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参与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
关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走过了几千年艰苦卓绝的历程，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在回应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才能应对各种历史性挑战。
关于树立中华民族文化形象。文化形象是一个民族的基本形象，是一个民族文化素质的综合反映。形象形于外表，而内含是受文化底蕴所制约的，中华民族文化形象是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历史积淀的外在表现，是民族精神的形象化，树立中华民族文化形象，就是要重振中华礼仪之邦的雄风，以良好的文化形象取得世界的认同。
关于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关于文化价值取向的系统观念，既包括文化价值的思想主张，又包括文化价值的心理倾向和行为选择，是具有深层次蕴含的价值观念，是从思想、行为到心理普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受文化传播影响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继承、发展和更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既体现对文化传统的传承性，又体现适应时代步伐的创新性。在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就是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于参与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21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不可能是某一文化统帅全局，既不是西方文化一统天下，也不是东方文化占领世界，呈现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总体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人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诸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是文化问题，需要从深层次的文化领域寻找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答案，它需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参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各民族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互补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是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总体趋势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融入这个大潮中，则将一事无成。应对经济全球化，中华民族不仅要培育经济竞争力，更为根本的是要培育文化融合力，没有文化融合力作为后盾，其经济竞争力是没有后劲的，是没有底气的，也是不能持久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完整的学术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经过文化整合，形成了稳定的和谐文化模式，并且具有目标明确的学术宗旨，表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个具有严谨科学性的学科，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历程
中国政治思想史从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六个时期。
（一）思想形成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殷周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可继承的思想资料，春秋战国时期，在群雄争霸的社会动荡年代，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历史机遇，随着百家争鸣，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学派，出现了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学派，出现了以墨子为主要代表的墨家学派，也出现了以商鞅、韩非为主要代表的法家学派，这些学派的政治思想也开始形成，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政治思想、道家政治思想、墨家政治思想、法家政治思想等等，同时也形成了流传百世的中华文化典籍，如《尚书》、《周礼》、《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在这些典籍中，同时也记载了各学派丰富的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范畴诸如义利之辨、民本、法治、德治、任贤选能、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等，都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从而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
（二）思想发展期
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秦汉随唐时期。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制进一步确立的时期，到了随唐时期，中国封建制有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各学派的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的作用是不同的，其发展程度也是有区别的，进入汉代以后，出现了“儒道传而墨法废”（注：《论衡·案书篇》。）的局面，因此，先秦时期形成的各派政治思想，其中法家政治思想只在秦代有了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在秦代的社会中发生作用，后来墨家消亡了，法家政治思想一部分被儒家所吸收。这一时期，儒家和道家政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汉初黄老学派作为道家政治思想在汉初的表现形式，在汉初的与民休息中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汉武帝时，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思想文化的统一也提到了日程上来，儒家政治思想倍受尊崇，这时，出现了研究、注释儒家经典的汉代经学，置《书》、《诗》、《礼》、《易》、《春秋》五经博士，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董仲舒以儒为主，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作《春秋繁露》，促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唐武德年间，京都立国子监，以儒家经典作为入仕必读经书，贞观初，令颜师古考定《五经》，命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唐太宗尤重儒学，他讲道：“联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礼之教”（注：《贞观政要》卷六。），为儒家政治思想在唐代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思想完善期
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宋明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的封建制更加完善的历史时期，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相适应，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处于完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突出了两条思想发展线索，一是与宋明时期的社会特点相适应，出现了以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为主要代表的宋明理学政治思想，宋明理学是宋明时期新儒家融合儒释道，建立了更为精深的官方哲学，它把儒家所主张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政治思想理论化、系统化，提出了更为完备的治国方略，从而使政治思想完善化；二是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出现了以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完备的宋代功利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反对空谈性命义理，并针对社会积弊提出一系列注重功利的治国主张，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思想完善化的重要标志。
（四）思想反思潮
反谓反思期，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处于自我反思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末清初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问题，一是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进入衰落时期，二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以后的出现，与这种社会现实状况相适应，一些进步思想家首先表现出时代的觉悟意识，出现了一批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等别开生面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领域，他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反思，出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儒学营垒中进步思想家适应时代的发展、针对君主专制的积弊而提出的政治主张，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仅仅是对传统政治思想进步反思而已，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阶段，随着时代发展而反思自身，这是思想进步的表现，它为思想转型奠定了基础。
（五）思想转型期
所谓转型期，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近代社会处于转型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处于没落的时期，这时的社会现实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突出特点就是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在中国产生很深影响，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形成中西文化冲撞的局面，同时，近代西方民主制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与这种现实状况相适应，出现了以西方宗教文化为武器、反对中国封建专制的太平天国政治思想，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改革派、洋务派、戊戌变法政治思想，这些政治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开始转型。在中国近代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生了从传统型到近代型的转换，所谓传统型，是指以儒家为主、融会各家思想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思想形态，所谓近代型，是指身处封建社会营垒的思想家，虽然满腹经伦、国学功底深厚，但却不以儒家学派的面目出现，他们是在应对近代西方文明中出现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类型，近代型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步入近代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历程的特殊发展阶段，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没有转型就没有下一步的变革，实际上转型是为变革奠定基础。思想转型期面对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西文化比较、冲突与融合问题，就是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借鉴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因素问题，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进入思想转型期深刻的历史启示。
（六）思想变革期
所谓思想变革期，是指中国社会处于变革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也处于思想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变革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变革，在思想变革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以各学派面目出现的政治思想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了，它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终结，出现了反映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思想，即辛亥革命政治思想，但思想变革不等于传统思想的消灭，变革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发展课题。思想变革期在蕴酿着一个宏伟的文化工程，变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主题。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六个时期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它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历史的兴替中留下思想印迹，成为中华民族荣辱兴衰的真实写照，对于这样历史悠久而内容丰富的思想史，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它的发展规律。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创新
学术创新是一个学科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学术活动的革新，包括观念、方法和行为的更新。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开拓学科新领域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是以梁启超、萧公权为代表，二是以吕振羽为代表。梁启超(1873-1929)在20世纪初致力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1922年春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讲先秦政治思想，后编为讲义，初名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其中“后论”是“自汉迄今”，因病而停，后改名为《先秦政治思想史》（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当时本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出现了学术气氛活跃的局面，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又激发了学术界人士的忧患意识。萧公权(1897-1981)年这一时期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成于1940年，于194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开拓这一学科领域的代表作，他对政治思想与其他思想的联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特别是他将“时代的研究法”和“宗派的研究法”相结合，为后世开启了研究方法上的先河。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将“时代的研究法”和“问题的研究法”相结合，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作了系统分析。吕振羽(1900-1980)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于1937年6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这部书针对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将历史分为三段的提法，即商为神权时代，西周——春秋为贵族统治时代，战国——清为王权时代，吕振羽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两段，一段是关于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二段是关于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注：《我的学术思想》，第8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吕振羽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新领域。
第二阶段是开创研究新局面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发展处于相对停滞阶段。进入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时期。由于政治学学科日益发展，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中国掀起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热”，80年代的“文化热”，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面前的时代课题，就是在政治学领域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反对全盘西化论，又反对儒学复兴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因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开创研究新局面的迫切需要。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界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和学术专著，系统地回应了这种时代课题，开创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
第三阶段是实现学术创新阶段。在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面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任务，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进入第三阶段，即实现学术创新阶段，学术创新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学术观念创新，二是学术方法创新，三是学术规范创新。
（一）学术观念创新
学术创新必须以学术观念创新为先导，它包括学术责任的明确、思维范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阔。
第一，明确学术责任。任何一个科学严谨的学科，都必须具有明确的学术责任，学术责任是指一个学科在一定发展阶段中的学术使命，以及学人反应具备的责任意识，其学术活动都要服从这种学术责任，以社会责任感唤起自己的学术良知。这种学术责任不是纯属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民族行为，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21世纪的学术责任，就是在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中，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弘扬超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阐发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树立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积极参与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文明进程。
第二，转变思维范式。所谓转变思维范式，是指思维范式从两极绝对化到多元融合化的转变。思维范式是研究一个学科的典型思维模式，也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采取什么样的思维范式，关系到研究方向的把握，也关系到研究水平的提高。中国政治思想史思维范式是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范式相一致的。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被打开了封闭的大门，也被动遭遇了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出现了所谓中西体用之争，以及延续到30年代的文化论争，其中既有全盘西化论，也有传统复兴论，这时明显暴露出思维范式的局限，即中西关系的局限，这种局限就是两极绝对化思维，把丰富多彩的文化问题归为中西对立的两极，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两极绝对化思维，对西方文化讲排斥就是绝对的排斥，讲吸收就是绝对的吸收，不是用中国文化否定西方文化，就是用西方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缺乏辩证分析。近代社会，由于文化准备不足，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没有来得及系统整理，结果出现了两个极端，不是主张全面复兴传统，就是主张激进反传统，而对西方的东西也缺乏全面认识，不能做出符合中国特点的识别和选择。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也大量进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继续成为当时的中心议题，有人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性的东西，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抛弃它，从而主张西化，而一些新儒家则主张在当代复兴儒学，这时的思维范式仍然没有摆脱两极绝对化倾向。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清理，哪些是优秀的东西应当弘扬，哪些是封建的东西应当抛弃，都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样，社会上出现的往往正是需要抛弃的封建性东西，而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东西则往往丢掉了，另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出缺乏清醒认识，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盲目排外的情绪掩盖了理性的思考，结果狭隘民族主义作怪，失去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二是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掩盖了辩证的分析，结果民族虚无主义抬头，滋长了崇洋媚外的倾向。进入21世纪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仅是中西方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展现各民族文化间的交融与碰撞，即出现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总体趋势，时代向前发展，必须引发思维范式的变化，应从两极绝对化思维转为多元文化融合的视角下进行思维，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大思路，按照这种思维式，应主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开阔研究视野。研究视野是研究一个学科的着眼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开阔研究视野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把握住两个问题，一是着眼点，着眼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二是立足点，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世界。所谓着眼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就是以世界为着眼点看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追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前沿性课题，从世界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清理优秀传统和历史局限，只有这样，才能参与世界文明进程。所谓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世界，就是以中国基本为立足点，看世界多元文化融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是任何时候也抹杀不掉的，承认它也好，不承认它也好，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是在现实中起作用的，中国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基本国情，尊重国情就是尊重客观现实，不尊重国情就是不尊重客观现实。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中，必须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出发点进行评价、选择和取舍，看一看哪些东西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哪些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符合中国特点的文化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我所用。
（二）学术方法创新
在21世纪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在学术方法上要有相应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的结合，即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与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相结合。
所谓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对优秀传统的弘扬和消极因素的清理，目的是不能让优秀的传统丢掉，也不能让腐朽的东西在社会上流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超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继承性。弘扬就是不割断历史，是将历史上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使之代代相传，发挥光大，弘扬是尊重历史、尊重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它充分体现出民族的历史继承关系，二是选择性。内容丰富而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制度发展得相当充分而完善，具有典型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相适应也具有典型性，这种典型性就在于，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正因为这样，弘扬不是全面复兴，是对优秀传统的弘扬，哪些应当弘扬，哪些不应当弘扬，一定要有所选择，不能让封建腐朽的东西在社会上流行，也不能让优秀文化传统丢掉；三是时代性。弘扬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是将传统中的优秀成果为新的时代所用，要结合时代特点，对优秀传统做一番改造创新的工夫，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东西，一定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
所谓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在21世纪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总体趋势下，主动参与这种文化融合的进程，这种文化融合进程既不是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也不是民族文化中心论占领上风，融合的过程是双向选择的互动过程，对外国进步文化实现借鉴融合，就是有所借鉴，有所识别，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在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中得到充实，获得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向世界展现自身的文化融合力。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融合性，即融入结合，只有通过鉴别和选择，才能谈得上融合，融合是指进步的外来文化融入结合，自外融入主体，与主体结合为一体，变为主体的一部分，融合的过程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机械的二合一，是一种融洽的自然结合，同时还要独立自主，指的是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不与外来进步文化融合，必须出现落后的趋势，最终要导致民族文化的丧失，从另一角度来看，民族文化在与外来进步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融合外来进步文化不是主体性的丧失，通过消化吸收外来进步文化而更加充满生机；二者导向性，即引导方向，在融合过程中，加强引导、明确方向尤为重要，世界多元文化并存，良莠不齐是一种现实，在借鉴融合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哪些是先进的东西，哪些是腐朽的东西，要加强引导，明确方向，防止全盘西化。
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与借鉴外国进步文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只讲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不讲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不行，只讲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不讲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行，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这是学术方法上的重要创新。
（三）学术规范创新
所谓学术规范，就是一门科学由学术对象、学术成果、学术评价以及学术风气等构成的标准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在历史上就是一门规范化的严谨科学，它造就了一代一代的中华学人，出现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随着世纪变革，对学术规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学术规范必须适应新的历史特点而有所创新。
第一，关于学术对象。要在进入21世纪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站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不仅要研究如何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还要研究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中，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
第二，关于学术成果。中国传统文化这门科学，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代一代潜心钻研国学的学者，他们的成果已成为传世之作。在进入21世纪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学术成果的创新应注重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学术成果，注重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的学术成果，注重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的学术成果，要求学人要有自己的新思想，要有自己潜心所得和真知灼见。
第三，关于学术评价。在进入21世纪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要在充实民族文化底蕴方面取得国人的认同，同时要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中取得世界的认同，这是更高的学术评价标准。
第四，关于学术风气。学术风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恢复优良传统是创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恢复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有所前进。据《左传·襄公二十四》所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中“立言”与“立德”，后世引申为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是一门以身示范的学问，要有大家风范，这是学风的优良传统。在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做学问与做人统一的优良传统，并且要有所前进，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项志在民族复兴的薪火传递工程，它不是一门急功近利之学，需要几代人辛苦耕耘，来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学人应追求学问与信仰理念的一致，不能因一己之私利而自断前程。
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展现新的生机和活力，必须进行学术创新，在学术创新中，学术观念创新奠定思想基础，学术方法创新提供基本思路，学术规范创新确立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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