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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1—0011—07
民主国家的总统制，对于晚清中国人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所以，在近代开头几十年里，对总统制的理解，对President的翻译，出现许多误解、偏差。President的译名就有头人、总理、国主、酋长、民主、统领、伯理玺天德，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整合，最后才比较稳定地以“大总统”来表述。
一
美国在1776年成立，8年以后，中美两国有了民间交往。1784年美国轮船“中国皇后”号来华，是为中美民间交往的开始。以后，中国政府和有关人士开始注意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家。
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蒋攸銛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称美国来华货船较多，亦最为恭顺，并谈到美国没有国主，头人四年一换：
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①
这是迄今所见中文资料中，中国官员第一次注意到美国政体与一般国家不同。其不同有四点，一是没有固定的元首，二是国主由选举产生，三是四年一换，四是经济自由，并非国主统管。
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写的《地理便童略传》，对美国政体有所介绍，内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②
1830年代，在南洋出版的由传教士郭实腊等人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杂志，多次介绍美国的情况，对美国民主政体也有所述及。比如，1837年《北亚米利加合郡》一文写道：“此民自主治国，每三年一次选首领主，以总摄政事。今年有一位称元比林，缵承大统”。③ 所称三年一选不确，但称美国是人民“自主治国”、国家元首通过选举产生，则是准确的。1838年的《北亚默利加办国政之会》一文，比较具体地介绍了美国的政体，区别了美国统领与一般国家“王”的本质不同，说明统领必须获得人民的拥护：
（美国）不立王以为国主，而遴选统领、副统领等大职，连四年承大统，必干民之誉，了然知宰世驭物，发政施仁也。就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此元首统领百臣，以正大位，修各政以安黎民焉。如此政治修举，遍国之地方，亦各立其政，如大统亦然，而各地方之政体皆统为一矣。④
这篇文章较长，对美国各州选举制度、政府构成亦有介绍，特别是国家权力在人民、人民对政府实行监督，介绍得相当准确：
其国之元首为三军诸师船之大元帅，宥罪、宽贷，固执律例矣。力能虽大，不可害无辜者。事权在握，为所得为，惟责任尤重。议会可告且定其罪矣。代办国政之位，必对民述政，而不可瞒也。倘民有紧要之事进呈，详细述其原由，或祈伸冤，或求立新法，以推民之福矣，列位遂斟酌查究辩论，其大众允，遂准行；不然，推辞矣。真可谓该国家恶人之所恶，好人之所好，故取民之志，且民欢载道也。倘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秉政之列位，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也。所说之话，所办之事，十耳所听，十手所指，难逃民之鉴矣。由是观之，其民摄总政，且操权焉。⑤
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新加坡用中文出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各方面的情况，是鸦片战争以前最为系统介绍美国的中文著作。书中介绍美国的官制：美国有都城之官，有各部落之官。各部落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领及土人议事之所。都城内有一统领为主，一副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各人选择。
由这些介绍可以看出，一是介绍者多为外国传教士，个别是清廷官员；二是介绍者均在南洋或广州（蒋攸銛是两广总督）。当时，传教士所出版的中文书刊，均有中国助手；清廷官员的提法，也不是他凭空生造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广州、南洋华人社会对美国政治了解和理解的程度。
二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形势的需要，中国官府和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比以往更为关心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美国的了解也较以前为多。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对美国政治制度，包括总统产生、总统权限、总统任期、选举原则等，均有比较确切的介绍。⑥ 此后，魏源的《海国图志》（50卷本，1844；60卷本，1847；100卷本，1852），梁廷枬的《海国四说》（1844），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8），都对美国政体作了介绍；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1844年、1862年先后在广州、上海修订再版，蒋敦复在1850年AI写作了《华盛顿传》，这些都已经为学术界所熟知，不一一列举。⑦ 此外，1847年随美国商人游历美国的林鍼在《西海纪游草》中，也提到了美国的政体：
士官众选贤良，多签获荐（凡大小官吏，命士民保举，多人荐拔者得售）……统领为尊，四年更代（众见华盛顿有功于国，遂立彼为统领，四年复留一任，今率成例）。⑧
1854年，香港杂志《遐迩贯珍》发表《花旗国政治制度》一文，比较具体地介绍了美国民主制度，并与英国君主制度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各有利弊得失：
国主不能如他国之君，剖符锡封。合郡国人亦无膺爵世袭之事，大小贫富，皆如一律，食力贫民与素封富族无差等异视也。国之黎庶虽于政治官制无甚关涉，惟舆情众意，可以直言置评。自负冤抑者，亦得径达申诉。国政有缺失，亦可禀陈论列……。合郡国主为民庶推举践位，在位限以四年为期。而英国嗣裔继绳，绍传递及，践阼则终身在位，两法各有其善。合郡国法终乃能得长材绝诣之人，英国法似较妥静，免每期推选之时，纷纭更张，人心摇动，变改常度，停搁生计也。⑨
1874年，湖南新学书局翻刻出版了日本学者冈千仞等人编的《米利国志》。1875年，上海《万国公报》发表专文《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全面介绍了美国的代议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
综合鸦片战争以后三十多年间，可以看到，至1870年代，对美国政体有所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分布的面也比较广泛，从沿海到内地都有。他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介绍，不再停留于一般的海外奇谈式的介绍，不再停留于“奇”、“异”的惊诧，而且开始对这种制度表示好感和由衷的欣赏，并开始研究这种制度产生的原因。
徐继畬的评价是人所熟知的，他在《瀛寰志略》的稿本《瀛寰考略》（1844年）中，便对华盛顿大为赞赏：
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⑩
后来在《瀛寰志略》中，他不但保留了这段话，还在另外一处写道：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11)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美国民主政体大为赞赏：
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12)
他认为，美国仅设统领、不设国王、事简政速、令行禁止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垂奕世而无弊”。
梁廷枬在《合省国说》的序言中，集中地讨论了美国民主政体产生的历史背景问题。他说：
六合内外，自中华以迄夫海隅日出之乡，使鹿使犬之地，无虑居国行国，穷涯僻岛，毡帐部落，凡有血气者，莫不奉一君主，柄其赏罚禁令而齐之，其间虽禅继举夺之不同，而君治于上、民听于下则一也。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13)
就是说，他原先以为，君主专制是天经地义、无处不然的，知道美国不行此制以后，他的看法动摇了。他简明地介绍了美国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是民治而不是君治、是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的特点：
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托之。(14)
正因为如此，一切都在法治、民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所以，统领能尽其责，社会能够稳定：“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唯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餗。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15)
更为可贵的是，梁廷枬进一步研究了民主制度为什么会在美国产生、实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的问题。他认为这与美国所处地理环境、民族历史有密切关系：地处荒僻，本非英国所固有，离英既远，鞭长莫及；其地皆民人自为开辟，自理自治，时日既久，与英国关系自然疏离；其人喜谋利，往往耗智巧于制器成物，心无所用，或拥厚资以自奉，便心满意足。他认为美国民主制度之建立，与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其民族重商传统有内在联系，这是很有眼光的，并非仅仅耳食传教士的言论。
三
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需要翻译。翻译的过程就是用已然的语言去对应、理解、转述被译的对象，包括事物、制度、思想。美国民主政体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制度，如何翻译，包括用什么词汇，以什么样的口吻，很能看出译者对这一制度的看法、心态和理解的程度。这在对美国元首President最早的翻译表现得相当清楚。
翻检1870年代以前的中文资料，对President的翻译有以下一些：一、头人；二、总理；三、首领主；四、国主；五、酋、酋长、大酋；六、邦长；七、统领、总统领、大统领、总统。(16)至19世纪70年代，报刊已将President习称为“总统”。(17)
以上七类名称都是意译，其中，“头人”、“酋”明显有轻侮的意味。头人，在传统词汇里，是中原地区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中部分首领人物的称呼。酋，在传统汉语中也是指未开化的少数民族的首领。“首领主”有些贬义，但不明显，容易让人想到梁山泊首领和寨主。总理、国主、邦长、总统都是中性名词，其中“总理”在中国传统官制中并没有这个名称，这里是动词的名词化，取其总理一切之意。“总统”是个老词，在中文里原有二义，一是总管、总揽的意思，是动词。《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二是军官名，在清代是指近卫营长官。近代所用“总统”，显然是取古代“总统”总揽的意思，是动词的名词化，也是“总统领”的简化。“总统”与“总理”两词比较起来，“总理”似有总管家的含义，不如“总统”总揽一切来得庄严和至高无上。从字面上看，“总统”也可以与“总承大统”相联系。
对于将President译为“首领”，有些西方人认为极不恰当。1879年，一位寓居上海的西方人写信给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说是在中文里，“首领”最好的含义是指炮艇上的船长，通常的含义是指强盗头子，而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竟然首创用“首领”翻译President，真是荒唐透顶。(18) 所谓首创这一译法，当是指上文提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称美国元首为“统领”。
此外，President还有几种音译，如勃列西领（见前引《四洲志》）、大伯勒格斯、伯理喜顿、伯理玺天德。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已有“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云云。1850年代帮助慕维廉翻译西书的蒋敦复称：“邦之百姓，推择一人统其众，为伯勒格斯（君民共政之称）。众伯勒格斯中推择一人为大伯勒格斯，军国大事，咸取决焉”。(19) 1868年随使欧美的志刚称：“将国书递与伯理喜顿”、“谒见伯理喜顿”。(20) 1864年出版的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云：美国“有合邦之首领以统行之，首领乃美国之语，所称伯理玺天德者是也”。(21) 《万国公报》亦常有美国“新举伯理玺天德”(22)、“伯理玺天德公举已定”(23) 等报道。
这四个音译名称中，用得最多的是“伯理玺天德”。这大概因为，勃列西领、大伯勒格斯、伯理喜顿这些译名，除了译音以外，在字面上看不出国家元首的意思，(24) 而“伯理玺天德”可以使人产生“掌理玉玺、享有天德之人”的联想，与中国天子、皇帝的意思暗合。
在19世纪出使人员那里，常常是“总统领”与“伯理玺天德”两词一同使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用“伯理玺天德”，一般时候用“总统领”。对此，薛福成有一个解释，说“总统”是俗称：
泰西立国有三类：曰蔼姆派牙（Empire），译言王国，主政者或王或皇帝；曰恺痕特姆（Kingdom），译言侯国，主政者或侯或侯妃；二者皆世及。曰而立泼勃立克（Republic），译言民主国，主政者曰伯理玺天德，俗称总统，民间公举，或七岁或四岁而一易。(25)
President译名筛选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理解的过程。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加深，先前带有轻侮的译名如“头人”、“大酋”逐渐在中文书刊中消失，在1870年代以后的中文书刊中，我没有再见到称美国总统为“头人”、“大酋”的，那不合中国文法的、没有丝毫美感的“大伯勒格斯”也很少有机会出现，既符合英文原义、比较庄严、又符合中文表述习惯的“总统”终于成为通用译名。(26)
四
译名的选择是有情感因素的。对美国首任总统George Washington的译名，在19世纪20至40年代，先后有兀兴腾、瓦乘敦、洼申顿、滑盛顿等许多译名，(27) 最后约定俗成为“华盛顿”。以“华盛顿”译Washington，是按照广东话发音的，如果用北方官话来读，则与Washington发音相差甚远。相反，用“兀兴腾”三字，与Washington发音最为吻合。徐继畲在《瀛寰考略》中，最初用的便是“兀兴腾”，这符合他山西话的发音，但是，他在《瀛寰志略》中，便改用“华盛顿”而不用“兀兴腾”。从字面上看，“华盛顿”庄严崇高，而“兀兴腾”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未开化的部落首领。
翻译讲究对应，如果完全没有对应之词，则附会便不可避免。
晚清中国在对美国总统制进行附会解释时，至少有三个大的偏差。
第一个，是将President附会为“皇帝”、“国君”。这是偏差最大的附会。
裨治文在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称美国元首为“统领”，但1861年经寓居上海的南京学者管嗣复润色的《大美联邦志略》，则将“统领”改译为“国君”，内称：“军务大权，不分邦国，凡水陆之兵将，概归国君节制”；“行法之权，专于国君”(28)。我们知道，国君在中文里是有确定的含义的，经他那么一改，民主国家的元首便变成专制国的君主了。管嗣复这么改，并不是他随心所欲，那时普通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这么称呼美国元首的。比如“美国皇帝传贤不传子”(29)，美国“公举新皇”(30)，“公举新皇嗣位”(31)。翻翻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万国公报》、《西国近事汇编》，称美国总统为“国皇”、“皇帝”的随处可见。
1870年代中期，寓沪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特地在报上刊文，辨析皇、王、总统之间的区别：
外国称皇称王者，皆系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惟称伯理玺天德，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辨，如今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称民主。(32)
但是，一般人仍然弄不清楚其间的差异，甚至在《万国公报》主持笔政的中国文人，也要称美国元首为皇帝，以为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示崇敬之意。(33)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访问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一般华人为了表示尊崇，便尊称其为“国皇”或“皇帝”。华人主持笔政的《万国公报》发表文章的题目便是《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文章中虽然也称格兰忒为“前伯理玺天德”，但同时又称其为“皇”，且所用词汇“践祚”、“禅位”等，均是中国对于皇帝所惯用的那些：
其未践祚之先，曾任总揽兵权之大将军，于南北争衡时，运筹帷幄，决胜疆场，屡著奇功，有战必克。民间爱戴情深，立之为皇。此第一次公举也。践祚之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其最得民心者，尤在永禁买人为奴弊与中国换立和约两事，是以恩周朝野，沐其德者，浃髓沦肌。民间不忍拘禅位之例，于第二次公举时仍复尊之为皇矣。……前伯理玺天德两举皇位，今已退居而安庶之列。(34)
文中还按中国行文格式，遇“皇”字均空两格以示尊崇。
为此，《万国公报》负责人林乐知特发表编者按语予以廓清，说明将伯理玺天德“称之为国皇者，华人尊而重之也”，但是，“皇帝两字，中国以为尊无二上之名，而抑知其名固尊，未必无拂逆民情之处。我泰西除德、俄、奥等国之主自尊为皇帝外，英、美、法诸大国皆不然”。在美、法等国看来，非但不是美称，而且有背民主之义，“民将有不快于心者。故英、法、美诸国主皆不乐居皇帝之称”。(35) 他劝人们务必不要再将伯理玺天德称为皇帝。应当指出，协助林乐知办《万国公报》的华人学者沈毓桂等人，写诗赞颂格兰忒的郑观应，当然知道President与皇帝的原则区别，但原有的思维定式与习惯，原有的语言系统性，使他们觉得不称皇帝便不足以表示崇敬的心意，所以，明知不是皇帝，还要“皇帝”一番，就好像后来人见到领袖要情不自禁山呼“万岁”一样。心有所悟，词不达意，这就是语言的局限和附会造成的误会，在中国以为是尊敬，在美国则以为是侮辱，真是南辕而北辙。
第二个附会的例子，是将美国总统的换届附会为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比如，《教会新报》报道：“美国皇帝传贤不传子，前禅让之君名毕尔思，今薨”。(36) 毋庸多说，换届是制度使然，是被动式，不在乎原任者是否愿意交出权柄，而禅让则是原任者的主动行为，让不让、让给谁、怎么让、让到什么程度，均取决于原任者。梁启超曾作《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辨析禅让与民主国家总统换届的区别，说明禅让的实质是私相授受，说到底还是专制。
五
晚清中国对美国总统，有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称呼，即“民主”。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意为民为主，与Democracy相对应。但是，在中国传统词汇中，民主的含义是“民之主”，实即君主。《尚书》云：“简代夏作民主”；《左传》云：“其语偷不似民主”。这些民主都是民之主。
从“民之主”到“民为主”，从“民主”这个词的字面上都讲得通。晚清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新旧混杂，两种含义截然相反的“民主”都在使用。
1864年，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多次在“民为主”的意义上使用“民主”一词，如：“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37)；“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38)；遣使接使之职，“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39)。其后，中国出使人员在谈到民主政体时，普遍使用这一词语。1870年代，郭嵩焘在日记中多次使用这一词汇：“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40)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称，世界各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41)
但是，“民主”有时也指“民之主”，指国家元首即总统，如《万国公报》多次报道“美国民主易人”、美国“选举民主”(42)。1890年11月，《万国公报》刊载华盛顿像，标题便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这个“民主”，只能作“民之主”解释。这个“民之主”与中国古代“民之主”在词性上是相同的，但含义却不同，名同而实异。在晚清，作“民为主”时，民主的意思是民主政体，作“民之主”，民主意思是总统。
“民主”这个旧词新用，巧妙地利用了汉字构词的灵活性，将传统与现代并不费力地结合在一起。不过，仔细辨析一下，上面第三个等式还是有问题的，因为现代总统并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民与总统的关系是股东与经理的关系，而不是仆主关系。但是，翻译就是意会，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根本没有与Democracy相对应的词汇，怎么办呢，只好用“民主”来抵充一阵。这样，无论从传统还是近代的角度来理解，“民主”都能说得通。至于各人如何理解，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以上，笔者从几个侧面考察了晚清中国对美国总统制的解读，包括中国朝野对陌生的民主制度的理解，总统译名的表达，总统与皇帝的区别，传统“民主”与近代“民主”的异同，传统文化心理对理解异质文化的潜在作用，汉语音意合一的特点与总统译名的筛选，译者情感与译名选择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语言对思想的影响相当大，语言一旦形成，便有相对的稳定性、系统性，也有相对的局限性。在面对不同的思想文化时，语言的这种局限性、系统性便表现出来。所以，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解读是个相当复杂的文化交流过程，也是逐步深入的过程。它需要知识，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
注释：
① 《两广总督蒋攸銛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 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马六甲1819年出版，第17页。
③ 《北亚米利加合郡》，《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7页。
④⑤ 《北亚默利加办国政之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第389页。
⑥ 见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60。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
⑦ 参见拙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章。
⑧ 见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⑨ 《花旗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1854年正月第2号。
⑩ 徐继畬：《瀛寰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
(11) 徐继畬：《瀛寰考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12)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59。
(13) 梁廷枬：《合省国说》，《海国四说》，道光年间刻本，序言。
(14) 梁廷枬：《合省国说》，《海国四说》，道光年间刻本，第1页。
(15) 梁廷枬：《合省国说》，《海国四说》，道光年间刻本，第2页。
(16) 资料出处从略，参见拙文：《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
(17) 如1878年1月12日《申报》所载《论泰西国势》一文，多处使用“总统”一词，如华盛顿创立推举之法，“惟以民望所归居总统之任”云云。
(18)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The North—ChinaDaily News.March22,1879.
(19) 蒋敦复：《华盛顿传》，《啸古堂文集》卷5，同治十年刊本，第7页。
(20) 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21) 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卷2，京都崇实馆1864年版，第35页。
(22) 《万国公报》，第414卷。
(23) 《万国公报》，第420卷。
(24) “勃列西领”还有个“领”字，可以让人联想到“西国首领”；“伯里喜顿”有个“喜”字，也有些慈眉善眼的样子；“大伯勒格斯”则有些面目可憎。
(25)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26) 林达对中国人将美国的President译为总统，很有感慨。他写道：“美国是一个历史非常短的崭新的国家。在建国的时候，它相对来说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包袱都更轻一些。但是，它自行其是所搞的一套，也就更难被一些历史悠久而又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所理解。美国建国只有二百多年。我有时想，在二百年前，一个如初生牛犊一样的大洋彼岸的新国家，行事风格面貌作派样样都很摩登，一下子撞上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帝国，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之一了。美国是刚刚从一块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皇帝皇朝一类的东西当然见得很多，但是，对方内涵截然不同的深厚文化积淀，肯定使这个本来一提传统文化就气短的新国家，久久摸不着头脑。从二百年前的清朝政府那一头来说，英国、法国等等的洋人也见得多了，那美国佬还不是一回事。当时，听说那头没有皇上而只有总统的时候，这大清国上上下下，准是觉得这个叫美国的地界，是出了个什么新花样，楞要把他们的皇上叫作总统。除此之外，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理解吗？”见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5页。
(27) 见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滑盛顿”见《西国近事汇编》乙亥年（1875）卷2，第5页。
(28) 裨治文：《建国立政》，《大美联邦志略》，上卷，墨海书馆版。
(29) 《教会新报》，第2册，第144页。
(30) 《万国公报》，第384卷。
(31) 《万国公报》，第401卷。
(32)(33) 《万国公报》，第311卷。
(34) 《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万国公报》1879年第10册。
(35) 《本馆附识》，附《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文后，《万国公报》1879年第10册。
(36) 《教会新报》第2册，第144页。
(37)(38) 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卷2，第13页。
(39) 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卷3，第11页。
(40)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页。
(41)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1。
(42) 《万国公报》第316卷，187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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